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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华:记忆的政治学
来源: 作者: 点击:1186次 时间:2009-03-04

  如今,“竹内好”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扩散到欧美和东亚。二○○四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曾举办题为“竹内好——思考亚洲另一种近代化的思想家?”的研讨会,随后两年里,中国上海大学和日本爱知大学也相继召开了“鲁迅与竹内好”和“日本、中国、世界——重估竹内好及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等学术会议。与此相伴随的是近几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在日本国外被翻译,并在日本国内重印。这与竹内好一九七七年辞世后一段时间里被边缘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实际上,“竹内好问题”的升温还有一段前史。一九八七年美国康奈尔大学日裔学者酒井直树发表《近代批判:中断的计划——后现代诸问题》,从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一语境出发,在竹内好去世十年后重提其“亚洲的抵抗”命题。一九八九年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出版《作为方法的中国》,试图在中国研究上摆脱竹内好形成于战后的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架构,将中国视为具有独立于西方近代化经验的历史实体,以思考走向多元化世界的思想方法论。而“作为方法的中国”无疑受到了竹内好“亚洲的抵抗”、“作为方法的亚洲”等概念的启发,两者构成明显的批判性继承关系。随后,沟口雄三与东京大学同行合编七卷本丛书《在亚洲思考》,更将上述问题意识推向整体的亚洲研究,倡导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近代化模式的“亚洲论述”,得到了北京、首尔、台北一些学人的积极呼应。而这新一轮“亚洲论述”背后,则隐含着一个作为思想资源和话题原点的呼之欲出的“竹内好”。
  然而,竹内好有关“亚洲近代”的思想话语,决非可以直接作为透明的知识架构和概念工具而应用于当今的。例如,他在五十年代依据鲁迅的“抵抗”和革命中国的近代化经验对日本乃至西方近代性的批判,通过战后日本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民族主义的重估,包括通过“近代的超克”论对大东亚战争“二重性”的解读,以及六十年代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命题等等。对于深深烙有日本昭和时期意识形态色调而又颇有思想深度和批判性的竹内好上述一系列思想话语,有必要从那段包含着帝国主义殖民战争暴力的“昭和时代”历史总体上加以清理和解构。这不单单是为了“政治正确”,更不是要纠缠历史问题以掩盖竹内好的光辉,而恰恰在于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搭救出他那独特的思想遗产。不如此,人们便难以从被帝国主义殖民逻辑严重污染过的“解放亚洲”、“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意识形态话语中,剥离出“亚洲原理”、“作为方法的亚洲”等带有歧义性的思想概念而为今天所用,更无法消除当今讨论东亚问题时常碰到的质疑∶你讲的是谁的亚洲?“东亚共同体”构想会不会是历史亡灵的再现?
  二○○八年五月,以思想批判尖锐著称的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出版了新著《何谓“近代的超克”》。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对上述“竹内好问题”及其“亚洲论述”给出最有力的批判性解读的一部著作。该书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同构关系入手,通过引入“世界史的立场”和“大陆政策十年之检讨”两个同时期的座谈会,以及诗人保田与重郎“文学的反叛”和哲学家三木清对“东亚协同体”的理论建构,力图整体呈现“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特征和问题所在。全书的主旨在于“昭和意识形态批判”,而讨论的核心则是“竹内好问题”。归纳起来,我认为子安宣邦通过对昭和时代的整体把握,对“竹内好问题”的以下三个方面给出了独自的解读。第一,竹内好战后的思想话语与日本浪漫派反讽式的近代批判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的哲学”之逻辑具有同构性,反映了“昭和日本”意识形态上的基本特征。第二,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论是一种大东亚战争论,其“战争二重性”说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而将“二重性”说推至日本近代史的整个过程,由此构筑起来的“亚洲原理”等,则是竹内好对抗“欧洲原理”而画出的一条抵抗线。第三,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也是一个无法实体化的思想抵抗线,即在世界史上持续地画出一条抵抗的亚洲线,立足亚洲转守为攻去革新和发展源自欧洲的近代价值。这是最值得我们今天作为思想资源来继承和重构的遗产。
  日本纪年上的“昭和”指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八九年的时期,同时,依据一九四五年的“战败”,又有“昭和前期”和“昭和后期”或者战前与战后的划分方法。但是,子安宣邦不赞同以一九四五年“战败”来划分时代的做法,在他看来,日本帝国的消亡虽然引发了国家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和知识话语的转向,但从三十年代就由日本帝国所建立起来的对世界和亚洲的“认识图式”,并没有因“战败”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个相当于霍布斯鲍姆所谓“短暂的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时期里,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国家都没有放弃作为“世界史”的积极参与者和“世界秩序”的重要成员而要求“重构”世界的立场,昭和前期那种帝国主义式的观察世界和亚洲的认识图式也没有因为战败得到清算(《亚洲是如何被叙述的》,东京∶藤原书店)。
  “昭和日本”知识者思想话语的基本特征,首先在“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会者以及日本浪漫派诗人保田与重郎身上得到了集中典型的反映。那就是反讽式的近代主义否定:在不断从根本上谋求“本真的近代”的同时,坚持否定那种仅在表层实现的“虚假的近代”。或者说,在要克服的“欧洲近代”之对立面上设定“亚洲近代”的绝对价值。子安宣邦通过对保田与重郎《近代的终结》、《蒙疆》等文本的分析,并将其与竹内好战后所著《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等重要文章进行比较,不仅发现了两者之间在“话语姿态”即反讽式的表述方式上的同构性,而且注意到是竹内好在战后不久首先提出要对因赞美战争而声名狼藉的“日本浪漫派”进行重估的。当他在《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中将“近代”与“民族”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来规定时,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思考逻辑:当日本的“近代”作为外来之物其外来性受到批判的时候,另一面的“民族”必将作为本真之物被构筑起来。如果说这个外来之物的“近代”指称的是欧洲近代,那么,作为另一面的“民族”则必然是要到亚洲的深层去发现的某种本真之物。在此,外来与本真、近代与民族、西洋与亚洲构成了一系列对抗的二元关系。如果说,竹内好对日本浪漫派思想话语的共有和继承证实了前面子安宣邦强调的“昭和日本”认识世界和亚洲的“图式”并没有因“战败”而改变的观点,那么,竹内好战后的思想言论更给我们提供了解读“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的钥匙。
而“世界史的立场”座谈会及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则反映了“昭和日本“知识者思想话语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循环论证式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肯定,并把大东亚战争视为“永久战争”即“思想战”。子安宣邦在解读该座谈会时,通过与已被忘却的另一个座谈会“大陆政策十年之检讨”的比较,发现京都学派这些理论家们高雅的哲学漫谈中根本没有对于“中国问题”——经过“满洲事变”到“支那事变”再到座谈会召开之际的一九四一年,日本对大陆的侵略战争已经深深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而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体于抵抗中已然形成——的现实分析,对日本当时所面临的内外危机和国际环境也没有详细的阐明。不仅没有分析和阐明,座谈会的参加者们根本就没有表示出对这些现实问题的任何兴趣来。危机的只是欧洲的世界史,他们所要论证的则是日本如今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高坂正显认为,日本的历史哲学如今已经达致“世界史哲学”的第三阶段,欧洲化的世界秩序出现巨大破绽,而此刻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登上世界舞台的乃是日本帝国。这就是日本之“世界史的立场”。子安宣邦发现京都学派战争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特征为:日本强调自己当下的世界史立场是正当的,因为日本正处于世界史的位置之上。这是一种循环论证,一个主观信念的表明而已,其绝对前提则是帝国日本的存在。
这种“循环论证”与日本浪漫派“反讽式的近代主义否定”在逻辑结构上是一致的。如果以此来谈论一个不痛不痒的哲学问题那也罢了,但当这种哲学漫谈讨论的是一个现实中的帝国主义战争时,它只能成为赋予“大东亚战争”以正当理由而具有煽动性的战争意识形态话语。然而,京都学派的哲学漫谈并没有到此为止,在连续召开三场的最后一场座谈会“总体战的哲学”上,高山岩男明确指出:由于这次战争是一场秩序转换战、世界观转换战,而所谓世界观属于思想的范畴,因此,这次的总体战争当然在根底上具有“思想战”的性格。高坂正显则强调:这是一场永久的战争,是扬弃战争与和平相互对立观念的、引导我们走向创造性、建设性战争这一新理念的战争。这个将“大东亚战争”视为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从而获得东亚乃至世界“永久和平”之思想战的看法,不仅是日本帝国殖民战争的意识形态化托辞,而且也是“昭和日本”知识者思想话语的构成要素之一。而子安宣邦在解读“近代的超克”论时,更注意到竹内好不仅对京都学派上述“世界史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他将“大东亚战争”视为“永久战争”的观念就直接来自于对京都学派“总体战”观的重构。
  当然,指出竹内好战后的一系列思想言论与战前“近代的超克”论乃至京都学派“世界史的立场”之战争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同构性,并不意味着前者只是复制了后者,如果是那样的话,竹内好就根本没有在今天重新加以讨论的意义了。子安宣邦说竹内好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昭和日本”意识形态话语的钥匙,我理解其含义如下:竹内好在战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战争期间提出却没有得到解决的思想课题如“近代”、“亚洲”、“战争”等接受过来,进行了不免有失败和偏颇但颇具思想史意义的探索。他对日本浪漫派的“反近代主义”和京都学派“世界史的哲学”有赞同和共鸣,但同时又对其进行了重构,由此形成自己新的思想课题和方法论,值得我们关注。也正是在这里,子安宣邦对竹内好的解读工作进入了最复杂繁难的境地,需要通过“知识考古学”式的解构挖掘到历史的深层,以打开思想话语复杂缠绕的多个层面,从而给出思想史上的判断。例如,我们应当如何正视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论所隐含的“大东亚战争”论的性格?如何在指出其“战争二重性”说之判断错误的同时,理解竹内好潜在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批判的意图?日本近代以来的“亚洲主义”明显具有掩盖殖民战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特征,而竹内好强调“亚洲原理”并重构日本近代“亚洲主义”的谱系,具有怎样的思想方法论意义?
  在岸信介内阁正与美国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将自愿加入到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一九五九年,竹内好写了《近代的超克》一文。文章开篇便直言:“‘近代的超克’作为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作为思想还没有成为历史。”这无疑表现了论文的前提和主旨。而在子安宣邦看来,如果考虑到“大东亚战争”乃是负载着“近代的超克”之理念的战争,那么,这将意味着战争在“思想战”的意义上还没有结束,或者说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国家也确实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署,日本的战争问题得到了处理而结束了被占领状态,国家主权也得以恢复。然而,《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问题引起了日本内部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其战争的处理方法受到了质疑。《旧金山和约》是在没有中国、韩国等众多亚洲受害国参与的情况下签署的与欧美单方面的媾和协议,所处理的只是太平洋战争即日本帝国发动的那场战争的后半部分,而作为前半部分的“支那事变”、“满洲事变”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子安宣邦在此提出一个判断: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因此不能不具有“大东亚战争”论的性格,或者说讨论“大东亚战争”正是其核心所在。
  这个判断十分重要。我们重新翻检竹内好的这篇论文,也确实得到了验证。该文共有五个部分,而最核心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则通篇讨论的是“十二月八日的意味”和“总体战争的思想”。这提醒我们注意,竹内好在战后讨论“近代的超克”问题,其宗旨和根本目的在于重新认识“大东亚战争”。他提出的“二重性”说也决非次要附属性的论题,或一时政治判断上的失误。我们今天讨论竹内好的思想,这个核心问题不能回避。关于“战争二重性”,竹内好是这样表述的:“龟井(胜一郎)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即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
  必须指出,竹内好这个与战时日本帝国对于侵略战争的辩解之辞乃至今天右翼历史修正主义否定大东亚战争侵略性之观点如出一辙的“二重性”说,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逻辑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子安宣邦对此也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乃是霸权之间的对立,是围绕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及其重组的争斗,要想由此排除掉侵略战争的性质,那是不可能的。日本侵攻菲律宾,对美国/菲律宾来说乃是侵略,攻占新加坡,在英国/新加坡来看无疑也是侵略。说日本对这些地区的战争与对中国的侵略不同,这种说法即使可以进一步确认日本对中国负有更大的罪责,也绝对无法改变日本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更不能使其具有双重的结构性格。强调那场战争的二重性,除了将引导人们走向自我辩解式的靖国神社史观之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靖国神社史观不是就强调日本的对帝国主义战争开启了亚洲殖民地各国走向独立的道路吗!”
  当然,批评竹内好的“战争二重性”说与靖国神社史观如出一辙,并不意味着两者完全等同。实际上,细读《近代的超克》文本,我们可以知道竹内好并没有止于“战争二重性”说的提出,也不是要刻意加以宣扬。他追究的是一个更大的逻辑推演过程,即推动日本近代史发展的双重原理——欧洲原理与亚洲原理的矛盾所导致的历史紧张,而“战争二重性”说乃是这一逻辑推演的步骤之一。竹内好说∶“大东亚战争的确具有双重结构”,“这就是一方面对东亚要求统领权,另一方面通过驱逐欧美而称霸世界,两者既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又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因为,东亚统领权之理论根据正是导源于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这样一种欧洲式原理……同时,为了使欧美承认日本为‘亚洲的盟主’,不得不依据亚洲的原理,可是日本本身在亚洲政策上却放弃了亚洲的原理”。“这种分而用之的勉为其难造出不断的紧张,因而只能依靠无限地扩大战争,不断地拖延真正的解决,才能掩盖真正的问题所在。”
  到此,竹内好宏大的逻辑推演的真正目的才得以呈现出来,那就是批判日本国家在亚洲政策上放弃了亚洲的原理,仅依据“欧洲原理”即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逻辑,导致战争的无限扩大而走向不能自拔的毁灭深渊。而在面对《日美安保条约》即将修改签订,日本仍将处在从属于美国的殖民地状态下的一九五九年,竹内好作出上述批判的意图无疑在于重构日本的亚洲主义和那个足以抵抗欧美的“亚洲原理”。那么,重构这个“亚洲原理”在当时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子安宣邦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对抗欧洲原理所需要的非实体的消极性原理”,或者说“是由竹内好构建起来的亚洲概念之杰出的非实体化构成。因此,也是由日本近代史上少数非主流人士所肩负着的抵抗的原理”。
  
  将这个“非实体化的亚洲原理”进一步理论化是一九六○年竹内好所做的一个讲演,后取名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竹内好说∶为使西洋优秀的文化价值获得更广阔的实现,有必要从东洋的角度重构西洋,即从东洋来变革西洋本身,这种文化上的或者价值上的转守为攻,将用东洋的力量来提升源自西洋的普遍性价值,已成为今天东方与西方关系的关键所在。但是,当转守为攻之际,在我们自己的内部必须具备独特性的东西。这个独特性是什么呢?想来,这不可能是实体性的。不过,作为方法即主体形成的过程还是有可能的,我将此称为“作为方法的亚洲”(《日本与亚洲》)。这里竹内好清楚地表明,从“东洋的角度”重构西洋近代的普遍性价值,是当今处理东西方关系的关键。所谓“东洋的角度”,不是以实体性的东洋来否定或代替作为文明实体的西洋,而是作为一种立场或方法去实现源自西洋的普遍性价值,即构成近代社会基础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但这些“文化价值在从西欧渗透到世界的过程中,如泰戈尔所言是伴随着武力——马克思主义则称之为帝国主义,即通过殖民侵略而实现的,因此,其价值本身遭到了削弱”。据此,有学者甚至指出,竹内好并非人们印象中的那种“亚洲主义者”,他所谓“亚洲的近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划分概念,同时也是与西方构成对立统一的非西方的空间概念。而从不曾放弃全人类之解放这一理念的角度看,他依然是一个地道的近代主义者。竹内好通过“抵抗”概念要拒绝的是西方关于解放的那套意识形态,而不是解放本身(酒井直树:《胎死腹中的日本语、日本人》)。子安宣邦则首先注意到,竹内好这个讲演延续了他战后通过与中国近代化的比较来质疑日本近代化的思想主题。在战后不久的时期里,这种以“鲁迅的中国”为视角的日本近代化批判,对于眼前是一片战败废墟同时又切实听到了人民中国即将诞生的脚步声的日本人来说,是有其坚实的基础的。但是,到了这个讲演的一九六○年前后,竹内好的批判话语变成了日中近代化类型比较研究,结果失去了批判的坚实基础。他所追问的不再是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而是其结构上的类型。“落后亚洲内发性的近代”这样一种类型一旦构筑起来,其类型理论本身就要求一个亚洲的实体出现,而不管竹内好本身的愿望如何。这给他的后继者们造成了可以将“亚洲”概念实体化的幻觉。因此,我们解读竹内好这个“作为方法的亚洲”,必须首先确认其非实体性的方法论意义。
  在此,子安宣邦给出了一个意象深刻的解读:从竹内战后言论的上下文来思考“作为方法的亚洲”其内涵应该是在强调,从不断抵抗的自立的亚洲立场出发转守为攻,将重新找回欧洲近代的自由和平等等价值,并焕发其已经失去的光辉。然而,所谓自立的亚洲并非作为抵抗实体的民族主体,更不是亚洲式的国家。实体化的亚洲一旦被设定为对抗性的存在,立刻就会开始对自身问题和弊端的隐蔽,而那个超克的逻辑也将成为自我辩解的欺骗性修辞。竹内好所谓“作为方法的亚洲”应该是于世界史上持续不断地划出一条亚洲抵抗线的斗争过程,是转守为攻从亚洲出发不断变革欧洲近代的持久的思想战。
  我理解,子安宣邦这个意味深长的解读,强调必须看清楚竹内好的“亚洲”论与“昭和日本”知识者自我认识话语乃至帝国战争意识形态之间的同构性,同时积极地剥离出同构性背后隐含着的特有的抵抗精神和民族自我批判的姿态。而剥离的方法就在于不能把作为思想斗争抵抗线的“亚洲”实体化。因为,日本近代史上知识者的“亚洲”想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被帝国日本实体化而成为殖民侵略和称霸世界的战场。
  “近代的超克”反映了日本“昭和意识形态”的基本逻辑,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和解构。因为它并没有随着昭和时代的终结而完全消亡,新的“近代的超克”论式的反近代主义乃至“亚洲论述”在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依然有再生和复活的迹象。为了拒绝对昭和历史的忘却,子安宣邦说他不能不写此书。我们知道,“忘却的政治”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刻意的抹消,例如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往往根据权力的需要,肆意地切割“记忆”编织“叙事”。另一个是有意无意间的忘却,特别是那些对于民族或个人来说属于不道德的历史。汉娜·阿伦特面对二十世纪“战争与革命”的巨大暴力性,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用“忘却的洞穴”概念隐喻极权主义统治的不同以往的特征。而在《人的条件》中,她仿佛要抗拒人类将消失于“忘却的洞穴”中一般,坚持把所谓“公共空间”的本质定义为“人对人表象的空间”,强调将这种“表象”留在记忆里的“故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称之为“记忆的政治学”。同样,我想借用这个概念来概括子安宣邦以上的解读工作。这样一种“记忆的政治学”将提醒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要重复失败的历史。
  (《“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子安宣邦著,东京,青土社二○○八年五月出版)

本文转自《读书》2009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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