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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局变迁与宗教发展--以教会大学史研究为视角世局变迁与宗教发展--以教会大学史研究为视角
新世纪的发端并非都是欢乐的盛大节日，二十世纪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以八国联军侵占京师并签订屈辱和约而揭开历史第一页的。也正因为如此，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便自然而然地被国人视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并且成为民族抗争情绪宣泄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多年，反基督教运动遂成为反帝斗争洪流的组成部分之一。五四启蒙运动反对传统权威的过激行动，不仅要打倒本土的孔家店，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外来的基督教的排拒。
整个二十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因应民族主义运动的强大挑战并作自我调适以谋求生存与成长的过程，国民革命时期，一部分基督徒努力把基督教义与三民主义调和起来，甚至把基督教革命化；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众多教会人士与国家采取合作态度，共同谋求社会改良并加强世俗服务，都可以作如是观。抗日战争期间，教会人士与中国人民共同承受了民族的苦难，并且作了大量不畏艰险的救济、医疗工作，因而建立了比较和谐的共处关系。
1949年以后在大陆蓬勃兴起的"三自爱国运动"，并非简单的历史重演，既有承续性也有新的变异，国家的较多直接干预乃是新的特点，其结果便是与外国差会的断绝关系，中国教会的泛政治化。尽管许多教会人士努力调适自己，力图在新的环境中谋求应有的发展，但基督教的萎缩乃是不争的事实，直到开放改革以后，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是"三自"教会自身的反省与改进，一方面是民间自发灵性生活兴起，基督教又复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
教会大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曾经长期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在90年代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
所谓教会大学，指的是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新教创办的13所和天主教创办的3所。①就地区分布而言，两所在华北、三所在华南、七所在华东、一所在华西、一所在华中、一所在东北，其幅射力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国。②但这些学校规模一般不大，在校学生只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0%至15%。③
无可讳言，早期的教会学校曾与西方殖民主义以及所谓"基督教征服中国"（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的宗教狂热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还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日益增涨。
由"五四"揭开序幕的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非基督教运动伴随着反帝斗争迅速蔓延全国，教会大学也就相应成为群众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应该指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定性词语，并非毛泽东的发明，而是在当时已经流行。由于教会大学完全隶属于外国差会，于是又衍生出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教会大学更加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历史并未成为上一世纪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重演，"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理性精神，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教会内部都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对教会与外国传教士的攻击是有限度的，而且很快得到遏止。对教会大学则采取比较合乎情理的管理方针，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颁布经过修订的私立学校注册规则。除坚持必须由中国人管理学校以外，特别强调不得将宗教列为必修课程，不得在课堂宣传宗教，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等等。④这对于外国教会创办学校的原先宗旨当然是一次强有力的挑战，但毕竟还是为教会大学的存在和发展留下并非很小的空间。
教会和教会大学对于这种挑战的反应也是比较理智的，他们或多或少地顺应历史潮流。早在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中即已有少数人主张海外教会的自养（Self-supporting）、自治（Self-governing）、自传（Self-propagating），让基督精神渗透于周围社区，以区别于外国商人来华谋利、外国军人来华征服、列强外交人员来华谋求本国利益。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理念随着民族主义挑战的增强而日益赢得在华基督教会许多中外有识之士的赞同。当然，中国基督徒精英群体的形成与崛起，则是这种理念得以逐步实现的前提。
多数教会大学对新政府持比较合作的态度，接受按照注册条件改组学校的要求，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迅速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限制课堂以内的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对教会大学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外国差会和董事会对于这一急剧变革亦持温和态度，顶多是稍微推迟表示同意的回复，或附加"为学校的基督教性质提供保障"之类条件。注册以后，教会大学与政府之间逐步形成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因为这标志着基督教徒依附不平等条约转向中国政府给予的合法权利，或可称之为基督教的合法本土化（legally indigenous），也就是教育主权的回归。①
注册以后，教会大学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一部分。在经费方面逐渐减少了对外国教会的依赖，如金陵大学的经费原先由美国创办人会承担65%，中国董事会承担35%；注册以后则在学费收入与政府补助两方面都逐年有所增加，仅1934年建筑图书馆，政府一次即拨款10万元。②此外在发展农科教育与推展农业革新方面，也得到政府经常性的有效资助。此外，中国教职员人数也迅速增加。1923-1924年教会大学的中外教职员人数大体相等，1932年中外人数之比改变为2：1，1936年更改变为4：1。同时，教会大学为适应本土化要求，还加强了中国语文与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如燕京的哈佛燕京社、金陵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先后设立等等。
因此，2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不仅没有严重损害教会大学的元气，反而促进了教会大学的自我调适与革新，走上比较健康的稳定发展道路。1922年教会大学在校学生总数不过2，000人，1926年增至3，520人。③到1936年，教会大学在校学生总数已达7，000人，比10年前增加一倍。④与规模扩大相并行的则是教学与学术水平的明显提高，不仅在医学与妇女教育方面继续保持传统优势，而且在农、法、商、新闻、社会学、图书馆学和电化教育方面，一些教会大学也分别处于全国领先地位。⑤
抗战爆发以后，教会大学进入所谓"流亡时期"（The refugee period），多数学校迁往云南，在漫长的岁月中与整个中华民族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芳威廉博士曾简括地回忆这段往事："两千里难以置信的艰苦跋涉，经过湍急河流，越过高山峻岭，坐船、乘车乃至步行，需要非比寻常的决心与勇气。急速移动，缺少给养，更谈不上营养，持续不断的危险考验着信仰与耐力，他们幸存的事实便是对他们学校精神的感人的诠释?quot;⑥
教会和教会大学分担了祖国的苦难，参与了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也投入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工作。贝德士回忆说："基督教的作用在战时变得重要起来，作为外国帝国主义被反对的情绪平息了。1943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基督徒担任救援任务受到注意，特别是帮助伤兵和数量极大的难民。因此，中国的基督徒和传教士，有理由期望战后新的基督教工作热潮，而现在的内部条件如此有利。唯一的危险则是过分认同这个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家与政府，但这种认同与合作此后仍旧可以看到。"①
贝德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给中国带来和平与安定，尽管教会人士与教会大学大多都拟定了雄心勃勃的战后发展计划，但内战的炮火却使这些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蒋介石政权的崩溃与新中国的建立，这一切都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出人意料。"失去中国"的叹息不仅来自美国政界和商界人士，而且也是许多美国教会和传教士们的共同感觉。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中成为敌国，教会大学终于在中国大陆画上历史的句号。
从总体上来看，在二十世纪前50年，中国教会大学曾经努力耕耘，硕果累累。与同一时期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它处于较高的教育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比较，它量虽少而质较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比较，它对公立大学具有更多的竞争力，因为它在医、农、法、商、新闻乃至图书馆等学科确已占有相当的优势。但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却是最悲惨的。因为，在别的有些地区，尽管境遇也逐渐困难，但教会学校毕竟仍然存在，依然或多或少有所发展，它们还有未来和希望。可是，在中国大陆，教会大学却永远绝迹。
当然，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及其业绩则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正如对中国教会大学极为熟悉的芳威廉博士所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quot;②他还具体指出："教会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是培养了一大批有良好训练且在社会各层面有很大影响的男性与女性，而这正是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中国教会大学对中国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和外国教职员，引进了西方许多好的东西。同时，也通过他们，中国的知识被翻译和示范而介绍到西方。他们担任精神和文化的使节，协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虽然受到帝国主义的牵连与外洋性格的妨碍。作为西方文化的介绍者，他们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府的伟大革命?quot;①
也许，一位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宋子文，为教会大学作了更为肯定的评价："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Too few have realized the really important part that missionary schools, among the foremost of which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y be counted, have playe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②我想，这样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燕京、圣约翰、东吴等名校。
（二）
但是，在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间，中国教会大学的名字却逐渐为人们淡忘，它的历史也成为学术研究被遗忘的角落。其主要原因显然属于政治性质，20年代初提出的"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这一论点，由于毛泽东著作的反复重申而更加成为话语权势，而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反美情绪的急剧增长，更使这一论点家喻户晓并为大多数人所盲目接受。
只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少数学者才开始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因为上述传统结论的毛病在于：没有将教会大学的正常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区别开来，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渐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同时更没有将教会大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别开来。早在80年代初，已有若干学者对教会大学有所论述。1986年徐以骅发表《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③比较全面地提出重新评价和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问题，可以说是揭开中国大陆这一研究的序幕。
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合作性质，二是它虽然起步晚于海外数十年，但一经发展则比较迅速。
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James T.C. Liu）教授专程来到武汉，与时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章开沅认真讨论合作研究教会大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如何起步。1987年春，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蔚教授与来自华中师大、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复旦大学、杭州大学的21位中国学者在成都举行工作会议。这些学校的前身与教会大学都有或多或少的历史联系，因而都具有较高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作为此次工作会议的具体成果，便是1989年6月1日至3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办的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并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重新探讨了教会大学史的许多层面。正如有的海外学者所说，这是中国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第一块里程碑。
此后，尽管有若干政治风波的干扰，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仍能持续发展，而且把合作范围扩大到两岸三地。1990年和1991年北美学者和部分中国访问学者先后两次在耶鲁大学举行小型教会大学史研习会，并且考察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保存的大量中国教会大学珍贵档案。1991年6月，第二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较为集中地讨论教会大学的办学环境与办学特点等。1992年10月台湾中原大学和宇宙光传播中心举办了"基督教大学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会后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台北，1992）。1993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主办了"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国际研讨会"，专门就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的分布、整理、利用、研究等问题进行讨论，会后也出版了《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香港，1995）。1993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为纪念90周年校庆，举办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对这位前华中大学老校长的哲学、宗教、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探讨，会后出版了《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1995）。1994年5月，四川大学主办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除讨论教会大学与中国政治、经济、文教的现代化关系等问题外，一些学者还对教会大学的建筑、教会大学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并出版会议论文集《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1994）。1995年10月，在华中师大召开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研讨会上，教会大学与文化变迁乃是会议的主要论题之一，约有20余名中庋д咛峤宦畚模平袒岽笱в胫泄缁嶙汀⒔袒岽笱У墓驶卣鳌⒔袒岽笱в肱咏逃⒔袒岽笱в牍а芯康任侍饨辛松钊胩致邸?996年4月，台湾中原大学为纪念创校40周年举办的全人教育国际研讨会，其中不少学者也通过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来探讨全人教育或通识教育，会后也出版了论文集（台北，1996）。1999年8月，华中师范大学举办西方科技传播的小型国际研讨会，有些学者着重探讨了教会大学与外国传教士在传播现代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会后还专程去庐山图书馆参观了外国传教士遗留的丰富藏书。
综计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标题，已分别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召开了10次规模不等的国际研讨会，编辑出版了6本学术会议论文集。1994年初，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在美国鲁斯基金会、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和其它有关机构的支持下，专门致力于协调和推动海内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迄今为止，该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合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已经出版到第15期。该中心自行编辑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三辑：《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此外，该中心编辑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第一辑共10本已于1999年秋天由珠海出版社付梓问世，包括3本专著--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6本译著，即早先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组织出版的《华中大学》、《之江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东吴大学》（尚有3本有待翻译）。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在内地学者的通力合作下，也出版了《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吴梓明、梁元生主编，包括综览及南京二档、华中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文献目录共5册。该院还成立了"基督教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了相关丛书与其他学术专著。浸会大学也成立了中华基督教研究中心，并举办《基督宗教研究与大学》学术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机构也正在迅速增加。到2001年为止，除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较早成立外，又增加了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此外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宗教系均有基督教研究。可以说，基督教研究现今在中国大陆已然蔚成风气。
在这十多年并非很长的时间，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发展得如此迅速，并且带动了基督教的整体研究。我们除为此感到欣慰以外，也进行了某些较深层次的思考。
第一，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培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外连绵不绝的异质文化的碰撞、磨合与融合，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较大与较深远。这样丰富的学术内容，又有中外档案馆、图书馆保存的大量原始文献，一经提倡自然会引起众多学者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第二，教会大学史研究，与这些年基督教史与基督教文化研究的迅速发展，也有密切关连，可以说是相互促进，形成当前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而这种学术现象与这些年大陆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也有相当关系，在商业化与金钱追逐浪潮强力冲击下，基督教反而日趋复兴，学术界必然要对它的历史与现状给以关注；而基督教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也迫切需要学术界给以适当回应。
第三，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之所以进展显著，除海内外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以外，还在于中国目前的急剧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提出许多新的课题。教会大学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有些比较好的经验仍然可以借鉴，如重视人格培养，教学管理之严格，学分制的灵活性，乃至以比较有限的资源创造学校优势等等。总结教会大学的历史经验和办学特色，以回应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文化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这一领域研究的客观驱动力。同时，1978年以来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这又为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使学者可以排除既往的政治成见与民族情绪的干扰，较为客观、全面地深入进行探讨。
（三）
我的前辈，华中大学老校长韦卓民博士，1945年曾受聘为亨利·鲁斯世界基督教客座教授。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用另外一种文化来解释基督的教义和组织，重要的事情就是首先必须进入这种文化?quot;（In interpreting the Christian teaching and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another cultur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first of all to enter into the spirit of the culture.）
我认为，韦卓民在这篇演说中所提出的口号："让基督教会植根于中国土壤"（Rooting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ese Soil），以及此前罗林森博士（Dr. Rowlinson）在1937年提出的"基督教植根于中国"（Christian Settles Down in China），都比本世纪20年代"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那个响亮口号要高明得多，至少对于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如此。因为后面两个口号具有较多平等交流的友善精神，从而淡化了原先某些遗存的殖民主义倨傲心态。
如同世界上其他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向全球逐渐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基督教在这些地区的本土化。正常的文化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即使是先进文化与落后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互动，只不过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从我们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普世性，不仅是在于它的神学内核，而且也是千百年来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文化的诠释、发挥，逐步磨合、融通而形成的。
对于中国来说，基督教早先诚然是外来的宗教，但经过明清以来，特别是本世纪20和30年代，许多中外基督徒的不懈努力，基督教在教会与神学两方面的本土化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尽管国内外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学者，特别是宗派林立的外国教会，对本土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态度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对于存在如此长久，信徒如此众多而且影响如此深远的基督教，再也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外来宗教了。在历经磨难数十年之后，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城乡各地得到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转型期许多迷茫的人们寻求精神家园的需要，弥补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感与漂零感，当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因此，我们现今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当然它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整合依然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宗教自由与其自身的独立自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的政治干扰都会妨碍宗教的健康发展。时至今日，如果仍然把基督教简单地看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那必然会伤害众多真诚基督徒的感情。同样，如果有任何外在势力出于政治目的，蓄意挑动基督徒与本国政府的对立，那也会把基督教引入危险的歧途。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了。许多人都曾热衷于鼓吹新的千禧年的光明前景，我倒是更为深切地浸沉于世纪末的隐忧。当今人类文明（包括西方与东方）的最大缺失，就是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而道德沦落与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失序，乃是弥漫全球的严重灾害。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固然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但金钱追逐与利己主义的泛滥，包括个人、集团、国家等不同层次，也为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例如战争残杀、环境破坏、资源浪费、毒品流行、犯罪率增高、贪污腐化成风等等。许多高科技的成就正在被某些人用以作恶多端，乃至威协整个人类的生存。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应该迅速奋起，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寻求合作，发掘包括基督教与其他优秀宗教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文化，共同挽救整个人类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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