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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成主页 >> 文章 >> 论著 >> 浏览信息《“中国哲学”是什么?》

    论著 | 评论(1) | 阅读(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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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晴天 
    主题 “中国哲学”是什么?

    陈嘉映的《从移植词看当代中国哲学》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西方概念的汉译名下思什么与如何思?文章指出:一方面,当代国人在revolution的汉译“革命”名下多半不会想起“汤武革命”,在economy的汉译“经济”名下多半也不会想起“经国济世”;另一方面,当代国人在culture的汉译“文化”名下很可能会想到“学历文凭”,在democracy的汉译“民主”名下很可能会想到“为民作主”。概言之,西方概念的汉语译名——文章称之为“移植词”,并形象地喻之为“鹊巢鸠占”——其命运如龙生九子,各各不同。文章的重点在后半部分,作者近似于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哲学是论理的,但与一般论理复有不同,哲学通过对论理概念进行考察的方式来论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哲学是对概念的考察。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是概念的自我考察。”估计国朝哲学教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同意文章中给出的哲学定义。并且,一定会有人引海德格尔的话为援军——不能说哲学“是什么”,只能说哲学“不是什么”;一如不能说上帝“是什么”,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悬置“哲学是什么”或“哲学不是什么”的争议,仅从文章中给出的哲学定义出发,我们是否能够回答“中国哲学”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问题呢?是否能够回答所谓“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不对称”问题呢?(1)假定“中国哲学”就是在西方哲学概念的汉译名下考察西方哲学的概念,如在“现象”名下考察phenomena,在“本质”名下考察essence。在此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大致上应该是对称的,因为中国人用汉语,德国人用德语,考察的却是同一类东西。前人称此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为“中国的哲学”(冯友兰)或“哲学在中国”(金岳霖)。(2)假定“中国哲学”就是在西方哲学的汉译名下考察中国传统经学(取广义,含经、史、子、集)名相,如在“辩证法”(dialectic)名下考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名下考察“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此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显然是不对称的。前人称此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为“中国底哲学”(冯友兰)。 (3)假定“中国哲学”就是在中国传统经学名下考察中国传统经学名相,如在“阴”、“阳”、“道”、“器”、“仁”、“义”、“色”、“空”名下考察“阴”、“阳”、“道”、“器”、“仁”、“义”、“色”、“空”。在此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之最佳栖居地应是中国传统的书院,而非国立大学的哲学系;其与“德国哲学”的关系亦如黄河与莱茵河的关系,不存在对称与否的问题。(4)假定“中国哲学”就是在中国传统经学名下考察西方哲学的概念,如在“道”的名下考察海德格尔的das Sein(“是”或“本是”,通译“存在”)。在此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不仅在分庭抗礼的意义上与“德国哲学”颇具对称性,而且大有“老子化胡”之意趣。换成国人熟悉的说法:第(1)款“中国哲学”可谓之“以彼之道,还治其身”;第(2)款“中国哲学”可谓之“以彼之道,专治己身”;第(3)款“中国哲学”可谓之“以己之道,还治己身”;第(4)类“中国哲学”可谓之“以己之道,通治彼身”。可以说,上述四款“中国哲学”都以汉语进行写作,并且都符合以概念(或名相)考察概念(或名相)的条件,所以都是既“中国”、且“哲学”的。当我们面向中国哲学的实情,发觉问题并不如套用定义那样简单。正如文章作者所喟叹的,治第(1)款“中国哲学”的往往被断定是在搞西方哲学、而非“中国哲学”。治第(2)款“中国哲学”的虽然仍占踞国立大学哲学系的主流,但其“以彼之道,专治己身”的合法性却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治第(3)款“中国哲学”的(如陈少明)被公认是在搞真正的“中国哲学”,可他们偏偏困惑于自己的工作“和通常意义上的philosophizing[哲学研究]却似乎隔了一层”。治第(4)款“中国哲学”的(如赵汀阳)矢志于“推出关于人类共同永恒问题或人类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则不满于“中国哲学”一词所蕴涵的地域意义或“地方特色”。为此,文章强调,哲学虽然是用概念考察概念,却离不开现代人的日常语言;中国哲学离不开现代汉语,一如德国哲学离不开现代德语。并且,哲学用以考察、用以诠释的概念比起被哲学考察、被哲学诠释的概念来,其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显得更重要;只有用与现代汉语关系密切的概念(名相)进行的哲学考察,“才能让我们现在的人听得清楚、听得真切”,“才成其为philosophizing,才能成就上述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根据文章作者上述看法,不难推断:第(1)和第(2)款“中国哲学”不但很“中国”、而且更“哲学”;相比之下,第(3)和第(4)款“中国哲学”虽然很“中国”,却不那么“哲学”。反对者很可能抬出尼采的话来:“哲学就是在冰雪之间和高山之巅自由自在地生活”,因此中国哲学完全没有必要向现代汉语献媚,第(3)和第(4)款“中国哲学”不但很“中国”,而且很“哲学”。到此为止,我们仍无法就“中国哲学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注]那么,试试探讨“中国哲学不是什么”又如何?为此,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基本立足点,这就是同意文章作者所说的,哲学是一种论理(讲道理)的活动,那么,中国哲学也必须是一种论理的活动。首先,我们可以断言,类似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古代或现代汉语诗不是中国哲学;尽管“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却不是一种论理的活动。至于当代汉语中特产的所谓“诗性哲学”则是一种蹩脚比兴和空洞概念的混合物,更谈不上是一种论理的活动。如果有人因为海德格尔说过:“无论就诗之为语言的广义而言,还是就诗之为歌的狭义而言,诗根本上就是思”,强为之辩。(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译文版)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第一,你不是海德格尔,第二,海德格尔自己并不做诗、只是解诗,而解诗依然离不开概念(包括海氏独创的概念),仍然是一种论理的活动,因为“词语破碎处,一无所是”。其次,我们可以断言,类似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的独断论不是中国哲学;因为采用同样的论理形式,相反的结论“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也是成立的。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中国古代是一个逻辑推理不甚发达的时代,故孟子有权这样想和这样说。当逻辑推理已成为现代汉语思想的一种根本论理形式时,若有人依旧采用独断的言说形式,更可能被视之为一种政治鼓动或自言自语、而非一种哲学。如果有人因为海德格尔说过:本质性思想的“真理是任何‘逻辑’都不能把握的”,强为之辩。(参见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版)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告诉他,第一,你不是海德格尔,第二,海德格尔反对的是逻辑主义(Logistik)、而非逻辑,海氏一生关于das Sein的言说是论理的、而非独断的,更非禅宗式的机锋。[注]:全文写完后,发觉自己立论伊始,已经悄悄偷换了陈嘉映在《从移植词看当代中国哲学》所下的哲学定义,将“以概念考察概念”换成“以概念(名相)考察概念(名相)”,在两个括号中运进了富于“中国特色”的东西。但若严格按照陈文的定义,则“中国哲学”真的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严格的“概念”原是西语concept或idea的对应译名,中国传统义理之学中并没有一个叫做“概念”的东西。
    杨国成 发表于:2006-12-27 9: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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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客:1 发表于:2007-12-13 22:1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