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平生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这部梁氏自承“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的“政治小说”，最初刊载在由其本人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虽是未完稿，却一向被视为体现晚清“小说界革命”宗旨的代表作。诸如此类，早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常识。而自从最早倾注心力于晚清文学研究的阿英先生，从《新小说》第7号上发现了从未入集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并与前四回合为全帙，一并收录在1960年行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中，此第五回即一直作为梁启超的作品，为学界所接受。

　　斗换星移，30多年后，其时正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余立新君来京访学，与我有一面之缘。交谈中他提到，其博士论文系以梁启超的文学活动为对象。已经完成的最得意的部分，即是考证《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并非梁启超所作。因当时仅凭余君口说，未见文章，故不及深辨。余文发表在《古籍研究》1997年第2期上，而我孤陋寡闻，且怠惰成性，竟也不曾查阅，照样我行我素地将第五回作为梁启超佚文，收入个人编校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

　　再次勾起我对《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作者归属权兴趣的，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承她远道相询，告知因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先生的文章也谈及此事，并有学生据以申论，我这才觉得“第五回非出梁手”说已大有在学界信为确论之势。于是，赶忙翻出山田先生的《围绕〈新中国未来记〉所见梁启超革命与变革的思想》一文，认真拜读。应该向山田教授抱歉的是，还在此文收入狭间直树先生主编的《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一书前，山田先生已慨然以抽印本见赠。限于鄙人日文阅读水平不高，当时只能大致了解其意。这回有了一卷友人刚刚寄赠的中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在手，便可顺畅、透彻地理会山田教授的论述脉络，从而生发为梁启超著作维权之心，这应该不会被指为多事吧。

　　山田之文直接引证了余立新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不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并认为余文所举5条根据极具说服力，已“无反论的余地”。其概括亦堪称精当，故照录于下：第一点，这第五回在《新小说》杂志上，是未记作者名的唯一的小说；第二点，梁廷灿编《饮冰室文集》、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无论谁都未将第五回收录的事实；第三点，访美中的梁无执笔写此的时间余暇，这已由当时与《新民丛报》的编辑负责人蒋观云等的书函中指出；第四点，在表现手法上，唯独第五回不具备梁启超“新文体”的特征；第五点，对于革命派的丑恶描写在梁的思想实际中是没有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根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启超自1903年2月20日（阴历正月二十三日）从日本启程赴北美，同年12月11日（十月二十三日）返抵横滨。游美期间，梁曾一再写信给蒋智由（观云），言及“在外无寸晷暇，一字之文不能作”，恳请蒋等人设法维持《新民丛报》的编辑出版（4月13日函）。而《新中国未来记》的刊登情况是，前四回连载于1902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新小说》第1－3号，第五回则直到标记出刊时间为1903年9月的第7号上才现身。因此，余文五条否定性的理由中，最关键的是第二、三点。

　　先说第二点。此条也可换用另一种提问方式，即没有收入《（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与《饮冰室合集》中的同一作品片段，是否就表明二书编者“显然是没有把它看成是梁启超的作品”（余文），或“梁启超不想承认为己作”（山田文）。因为编辑前书的梁廷灿乃梁启超之侄，《文集》刊行的1926年梁本人亦在世；梁逝后，受托汇编其著作的林志钧又为任公先生至交。二人作为编者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很容易让人赞同上说。然而，问题的答案却应当是否定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初刊《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梁、林所编二书均只收录至1905年底为止，尚余1906－07年发表的30条诗话未入集。而这些漏收的部分在杂志刊载时，同样署了“饮冰”之名，毫无疑问是出自梁启超之手。如果稍微逸出范围来讨论，梁氏断弦重续的事例也不止一二。即如《新罗马传奇》，先于《新民丛报》陆续刊载六出，整整两年之后，第七出才孤零零地见报，由此也造成了《合集》本的残缺。以此类推，《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失收于二集，并不足以成为排除梁启超为作者的切实根据。

　　更重要的是，旅美途中的梁启超有无余暇为《新小说》撰稿？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倒是与余立新及山田敬三二位看法一致。既然梁氏对更为看重的《新民丛报》也哀叹分身乏术，无暇执笔著论，自然更不会有闲情逸致构思小说。实际上，《新小说》自梁启超出游后，马上便由头三期的按月出刊变成延期出版，第4期起码隔了5个月才姗姗登场，已与《新民丛报》在此期间一直维持着表面上的连续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只是，肯定出访在外的任公先生没有执笔写作《新中国未来记》的机缘，并不表示取消了其对于第五回的著作权。这就有必要进一步追究《新小说》第7号确实的发行时间。

　　从该杂志所提供的日期看，似乎编者已足够诚实，第3号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刊行后，第4号的出版时间已写作“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以后则是每月阴历中秋日发刊一册，轮到第7号面世，恰是七月十五（本年闰五月），即西历9月6日。很明显，依据现有的日程表，梁启超其时尚远在美利坚。不过，刊物上标记的果真就是实在的印行日期吗？具有按时出刊表象的《新民丛报》，在梁启超游美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无法摆脱脱期的困扰，这已是研究界公认的事实。而从《新小说》第7号内寻找内证，倒可以使我们明了，该册的出版实际是在梁启超远游归来之后。

　　最过硬的证据是同期开始刊登的《小说丛话》。这一由多人合作的小说批评新体裁，原本起因于梁启超的数则札记。在开场的“识语”中，梁氏曾详述写作缘起：“余今春航海时，箧中挟《桃花扇》一部，藉以消遣，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很显然，此处说的是其年初的赴美航程。而“一昨平子、蜕庵、王瑟斋、慧广、均历、曼殊集余所，出示之”，能与狄葆贤、麦孟华、麦仲华、梁启勋等一众相聚，自然是梁启超回到日本后的情景。以下所录诸人言，“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盍多为数十条，成一帙焉”，以及各人乘兴“遂命纸笔，一夕而得百数十条，畀新小说社次第刊之”，则是近代文学史上为人熟知的佳话。上述引言已表明，《新小说》第7号编成系在梁启超重返日本之后。而此节“饮冰识”所题署的写作日期“癸卯初腊”，更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梁氏兄弟、友朋合力撰写《小说丛话》，乃是时届1904年1月中旬的事情。也就是说，《新小说》第7号的印行时间，最早也在1904年1月17日（十二月初一）以后；那时，饮冰室主人返抵横滨已逾一月。

　　剩下的推论也很清楚，梁启超既然有时间编撰《小说丛话》，当然也可以抽空续写《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

　　此外，余文提出的“语言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别”，在我看来，也很难作为否认梁作此回的凭据。所谓“新文体”特征，本是就文章而言，小说别为一体，容有不同。前四回多议论，此回重白描，既可说是依据情节进展而变化笔墨，也可说是接受了黄遵宪对《新中国未来记》短少“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彻为佳）、之趣味（必以曲折为佳）”（1902年12月10日《与饮冰室主人书》）的批评所作的改正。何况，搁笔近一年，重叙前缘，行文风格略有调整也不希奇。即或以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标榜的“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衡量，第五回虽少了大段演说与往来辩难，却仍保留了一节郑伯才与黄克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争论，其力道也要令郑氏“细想几天，再拿笔札商量”。而末后一篇带有籍贯、履历及评点的26人“同志名单”，更非寻常小说体裁所能有，倒与梁氏检讨的“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相近。如此说来，文体问题本是“存乎一心”，在余君可能是越看越不像，我则恰好相反。

　　1903年的游美经历在梁启超思想中引起的巨变，也早为学界所认知。其由鼓吹“革命”、“破坏”转向“开明专制论”的思想之旅，被梁本人形象地表述为“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而其与共和政体告别的原因，即是判定国人性质尚不具备共和国民资格，由此，暴力革命的后果很可能带来长久的动乱而非自由幸福。令梁启超下此判断的一大诱因，实为对革命党人道德品格的失望。余文中已经引录的梁启超1903年8月19日《致蒋观云先生书》，便有“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的话，原是为章太炎指吴稚晖在“苏报案”中向清廷官员告密、致章与邹容下狱事而发。返日后，梁撰《答和事人》一文，又揭举“香港某报，每三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认列强为第三敌，认满洲政府为第二敌，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其所以相唾骂相攻讦者，亦云至矣”。虽然在此公开信中，梁氏表示“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若夫轧轹女曼骂之言，吾固断不以加诸人；其有加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甘愿忍气吞声，不做回应。

　　其实，接连在1904年的《新民丛报》上出现的梁启超“辨妄”广告，针对的便都是革命派在香港发行的《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等报刊的攻击。记为1904年9月2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53号，更刊登了一则梁氏具名的《忠告香港〈中国日报〉及其日本访事员》的长篇告白。显然已忍无可忍的任公先生上来即痛斥：“贵报日以造谣诽谤为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矣。”尤为可恶的是，该报竟以其“不屑与辩”为得计，“如狂犬吠人，人不之校，则益昂首摇尾自鸣得意”。这样激愤的语言，谓之恶声，亦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还有其中指斥革命派人品的如下言辞：

　　贵党人日日以自由、平等、革命诸口头禅为护身符，然除家庭革命外，无他能革者。贵报访事人以大义灭亲之举动，加于其父，尽人所同知矣。

　　说的是曾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受教于梁启超、后倾向革命痛斥乃师的冯自由的故事，这里暂且按下不表。而此语和《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中言必称“革命”的留学生宗明的高论倒好有一比：“今日革命，便要从家庭革命做起。我们朋友里头，有一句通行的话，说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王八蛋’。为甚么这样恨他呢？因为他们造出甚么三纲五伦，束缚我支那几千年。这四万万奴隶，都是他们造出来的。”宗明的留日，便自称“是家庭革命出来”的；又说，他有一位也是留学生的好友，干脆“做了一部书，叫做《父母必读》”。梁启超对革命派品德的恶感，写政论文或许不便尽情发泄；但在“不知成何种文体”的小说中，倒不妨倾箱倒箧，一吐为快。虽然以后事证前事不符合考论的常规，而此处不过是想说明，着眼于人情，在梁说来未必是“丑化”的文学描写，并非绝无可能流于其笔端。

　　最后还应谈到的问题，即余文列为头条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没有如其它三次刊出时署“饮冰室主人著”，作者认为，“这不可能是杂志编者粗心的疏漏”。我想提出一点反证，尽管在《新小说》中这确是唯一的一例无署名，但若将查证的范围扩大到《新民丛报》，则梁启超发表于该刊的佚名之作却非绝无仅有。如同是1903年揭载的《说独立》、《说希望》、《服从释义》三文，初刊虽未署名，却照样收入各种《饮冰室文集》中。而写作此回小说的仓促与付印的匆忙，从梁氏返日后的时间表（一月余）及撰稿量（须尽快弥补《新民丛报》所脱各期）已可见出。忙中出错，有所疏漏，正有可能。何况，虽未署名的作品，按照发表惯例，也应属于同一作者。即使退一步说，承认余文的推断有理，鉴于此回小说对革命派的描写有余氏所说“极尽丑化”之嫌，梁启超为避争端计，也正该将此节文字的作者底细含糊隐去。

　　至于山田敬三先生又进而推论第五回作者为罗普，已属节外生枝，故此处不再分说。综上所述，假如没有确凿的证据剥夺梁启超对于《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的著作权，我觉得研究者还是谨慎一些为好。依我浅见，起码到目前为止，此回文字仍应列入梁启超名下，虽然这是他为其短暂的小说创作生涯画下的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