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4月《火与冰》出版，余杰的名字即在中国读书界不胫而走，其众多杂文随笔集也如急风暴雨，横扫全国。以杂文而不是学术论文开始其研究生学习，在余杰既似乎是一个意外，又多少带有必然性。而无论如何，第一本书的热销决定了余杰此后的人生走向，其学术兴趣也必然随之发生转移。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余杰为钱理群的学生；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从学籍管理上说，他本来是我指导的硕士生。这样的误会确实有相当的道理，除了课堂内外的交流，在精神塑造的层面上，老钱（这是我们朋友圈私下对钱理群的称呼）对余杰的影响无疑更大。二人对现实社会弊病的密切关注与尖锐揭发，可谓一脉相承。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老钱赞同余杰的所有观点，我想强调的只是其间共同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火与冰》及紧随其后的《铁屋中的呐喊》里，此一特质因其激烈的言说方式而成为余杰写作的徽记。而这种社会批判的视野，显然是以学院派自囿的我所欠缺的。
　　还在1997年夏，余杰大学毕业前夕，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对其入读研究生后的学习，曾有从晚明文学做起的考虑，虽然我的招生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这显示出，其时余杰尚有致力于学术研究、从长计议的打算。不过，闭门读书显然并非其志趣所在，已在抽屉中积有大量文稿并已从中选辑自印出四册的创作冲动，使余杰的眼光无法遏止地越过学院，投向社会。《火与冰》所引起的轰动效应，适时地印证了余杰在学术研究之外极大的写作潜力与社会认可度，由此也坚定了其放弃成为学者而更想做斗士的人生选择。
　　研究生三年，给了余杰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间，也为他的社会批评提供了更为丰厚的知识土壤。我自信不是一个十分专断的导师，也并不认为只有从事学术研究方成正果。我所希望于学生的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所长。因此，余杰在专业以外的发展，我是乐观其成；只不过提醒他，切勿操之过急，每本书都应该更上一级。而在专业研究的范围内，我还是要求他中规中矩，甚至因为他的资质本来不错，而有更高的期待。这也许对余杰造成了某种压抑。在《〈知新报〉研究·后记》中，他曾提到：“三年来，我获得赞扬的时候少，遭遇批评的时候多。”尽管他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表示这样才使他能够“不断地发现自己的问题和弱点，在良好的学术训练和浓郁的学术熏陶中成长”，我仍然明白，他确实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的肯定。
　　现在，余杰把他自大学学年论文以来有关近现代文史的论作集为一编，其学术特色也因此一集中而得到彰显。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最具有学院色彩的是下卷所收的《〈知新报〉研究》。这篇长文是余杰硕士学位论文的改订稿。中卷以文本内部结构的讨论为中心，大致一半写于在学期间，一半作于毕业之后。上卷则专注于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考察，多半是今年完成的新作。写作时序与编排次序的相互颠倒颇有意味，它表明，即使在编辑学术文集时，余杰看重的仍是其间思想的分量。
　　这也使得余杰的论文集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集，我们不能指望从中有很多新资料的发现与考辨（下卷例外），甚至某些重要的论点亦非其原创，但思考的锐利与写作的自由状态，赋予其论说以内在的魅力与气势。这是许多写了一辈子学术论文的研究者，从来不曾达到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余杰是成功的。
　　因此，我更愿意用“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思考”来概括余杰论文的特色。在《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一文中，余杰表示认同这样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即“‘关心社会枯荣’乃是知识分子与文人或专业人士之间的根本差异”。对现实社会人群生存状态的关心，应该是余杰入读研究生后毅然舍弃晚明、直接从晚清入手的根本原因。因为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引发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震荡，至今仍未消歇。讨论晚清的话题，便很容易延伸到当下。余杰读书兴趣的“向下走”，正是兼顾了学术研究与社会批判的二重身份而做出的明智抉择。这种出乎杂文、入乎论文的文体转换，也使得历史与现实在余杰笔下少有隔膜。比如，以“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为副题的《二千年皆秦政》，以及正题为《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尽管一论思想，一说文章，但即使从题目上也可分明见出，其关切点始终在当代。
　　这种看重思想、指向当下的学术旨趣，也可以用来解释余杰论文写作中的某些局限。透过注释我们可以知道，余杰读书相当广博，但显然，他更重视的是那些思想含量丰厚的论著与作品，而并不在广泛搜集与考察对象相关的原始资料上花费太多精力。讲论文本的思想内涵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意兴遄飞，不乏深刻与老练；而一旦论题转向艺术的剖析，则多少留下了若干不够深入与稍嫌稚嫩的遗憾。这固然与本书中卷的论文写作时间相对较早有关，也是其文字往往从文学的讨论很快滑向思想的阐发的原因，余杰无疑在后一层面更觉游刃有余。
　　本来，鱼与熊掌便很难兼得。假如说上面的一段话太过苛求，那也仍然是由于我对余杰实在有太高的期望。
　　 2005年7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简介]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