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蜂地重型化有什么坏处呢？我认为会引发七个问题。
　　问题一、扬短避长，降低效率
　　１９８３年，国务院通过一个决定，叫“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是符合经济学道理的。那么我们的资源禀赋状况又如何呢？我们最长的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非常脆弱。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发展经济、提高效率，就要扬长避短。但是用投资、用重化工业去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恰好是一个扬短避长的选择。
　　比如说，这几年我们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发展得很快，这就是扬短避长。以电解铝为例：２００３年我国出口铝锭１２５万吨，增加收入６．９亿美元；同年原料增加及价格上涨、海运费上涨等因素导致全行业成本增加６亿美元，这样，账面盈利为０．９亿美元，还不包括：资源投入的机会成本、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以及资源紧张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损失
　　看起来是赚钱了，但如果按市场价格，其实是亏损。因为不但是低电价，而且是优惠电价，实际是国民财富的损失，且污染的成本没有算进去。
　　问题二、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
　　要素价格扭曲和政策向重化工业、加工业倾斜使不少企业放松了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的努力。
　　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科研成果和专利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因为目前我们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支持发展那些高投入、高产值、低附加值、低盈利的企业，因为这些条件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出口，所以就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提高效率的努力。
　　现在沿海地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都发生了一些困难。比如绍兴，法国人还没有制裁他就已经出现困难了，平均利润率（毛利）只有３％。有些企业看着很强大，但也是说垮就垮，越来越困难。现在，只要人民币升值超过３％（现在还没到），利润就全没了。所以，要让企业有压力，不断地提高产品附加值，用“十六大”的说法就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它的附加值。
　　问题三、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经济的整体效益
　　２００１年我国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为３３．６％，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４５％）；而且近年来不升反降。
　　在改革开放之初，世界银行的第一个中国研究报告就指出，中国的服务业太低，结构不好。后来有些改进，但是别人发展比我们更快，所以我们还是很低。比如２００１年，我们的服务业比印度低得多，比韩国、台湾低得更多。更奇怪的是，到了２１世纪的这几年，不但没有升还降了，还不是因为重化工嘛！
　　这就形成一种状况。在施振荣那个微笑曲线里，我们就是处在最下边，是附加值最低、盈利率最低的那部分。美国耶鲁大学和北大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就说了，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就是“卖硬苦力”的。《华尔街日报》发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巩固美国的霸权”，意思就是“中国替我们‘卖硬苦力’，我们得益很大。
”
　　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叫罗技鼠标（Ｌｏｇｉｔｅｃｈ）。瑞士－美国合资的罗技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２０００万个在中国苏州制造的鼠标，每个鼠标售价约４０美元，其中，罗技得８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１５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得１４美元，中国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它经常开支得３美元。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罗技公司就是当前全世界经济的缩影。
　　问题四、造成煤电油运及其它资源的高度紧张
　　本来我们人均资源占有量就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可是我们还发展高投资高耗费的产业，耗费资源的产业，所以发改委马凯主任在去年说：２００３年我们ＧＤＰ占世界４％，可是资源消耗情况却是，石油消耗了７．４％、原煤３１％、铁矿３０％、钢材２１％、氧化铝２５％、水泥４０％，这样一来就变得严重资源紧缺。
　资源当然可以到外国去买，但是我们因为不是扬长避短，结果是自己的耗费很大，而人家赚了很多钱。
　　问题五、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比如说，华北平原是最缺水的一个地区，但是这个地区却摆了１亿吨的钢铁生产能力，单一个河北省就６０００万吨。有报告说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已经打光了，现在开采深层地下水，而深层地下水是不能够采的，因为它不能回补，你开采的话就会把地表打漏，打漏了地表跟水接不上了。这个地区又是我们小麦的主要产区，所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去年锦涛同志在政协环资委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改变的话，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待、无法向人民交待，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
　　问题六、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主张用大量投资去发展重化工业、用它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人，有一个理由，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其实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知道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重化工业没有什么创造能力，而要主要依靠服务业、靠小企业，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的就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降低得非常的快，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问题七、隐含着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金融风险
　　发改委马凯主任曾讲到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ＧＤＰ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占１０％～２０％，我国为４０％～４５％。
　　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重严重扭曲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投资回报递减，投资收益递减。上述国家每增加１亿元ＧＤＰ需要投资１亿～２亿元，我国最近３年约为５亿元。就是说，我们投５块钱下去，增加１块钱，而别的国家只要投１－２块钱，就能增加１块钱。投资效率低就会蕴藏着金融风险，
　　我看到一些企业家表示，说不要紧，现在都是我们企业投资，跟过去不一样，国家投资会有风险，自己负责了，国家没风险。这跟我所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

　据我了解，包括我们的私营企业的投资主要靠的还是银行贷款，所以这个风险不在这些企业身上而在银行。如果说这些企业家是自掏腰包，将来投资失败跳楼他去跳，那就算了，那可以，我也主张投资不要审批，你自己负责嘛，不用审批，审批他干什么？问题现在是在银行。而银行给钱的时候，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党政领导意图。　
     
     据我所知不但是企业，地方政府也在累积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大规模地建设，它是指望地价涨，地价涨了以后卖了地，就还银行的钱。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不良资产，就是逼使国家买单。不管是从财政出、外汇管理出，还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归根到底还是纳税人掏钱。这个问题很大。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１０年前预言东亚会发生金融危机。他后来讲了他为什么预言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从投资分析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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