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会哲学组专家成员，全国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哲学组成员，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等十余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学术》、《新哲学》、《孔子研究》、《文化中国》等20多家海内外学术杂志学术编委；研究方向:西方现代伦理学、西方哲学等；主要著作:《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18部；翻译《政治自由主义》等16部，迄今用中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邀请，万俊人教授从北京来到郑州做题为“公共哲学与现代媒体”的学术演讲。这是一位兴趣广泛又专注学术的哲人，围棋、西方古典音乐、足球、NBA、与友人谈(C　o　f　f　e　e　H　o　u　r　s　)等广泛涉猎，不求专精，但求乐在其中。尽管才下飞机，面对记者，万教授从先秦到古希腊，从河南到欧美，从安乐死到克隆人，从金岳霖到罗尔斯，从公共哲学到普世伦理，思接八极，神驰千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

　　记者:您是重建清华哲学系的负责人，清华为什么要开设哲学系？

　　万俊人:首先我想说，在上世纪20年代～50年代，清华哲学系有过辉煌的学统，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就长期躬耕清华，他是河南的骄傲，也是清华的骄傲。如果说北大哲学重史，那么清华哲学则重论，其学术特点十分鲜明，要不怎会有“清华学派”？其次，重建哲学系，是因为清华不能没有人文精神，哲学是人文经典学科，如同数学作为经典理科一样不可或缺。

　　记者:据我所知，您32岁时出版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一书，在北大工作期间，还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34岁就被破格晋升，同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能谈谈您的治学之道吗？

　　万俊人:我的经验是，从事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对人文科学知识、文献资料知识、语言阅读能力和思维方法都有一定要求。此外，还要具备四项硬工夫:一是外语能力。研究西方哲学却不涉及翻译，令人奇怪。一所大学的繁荣，靠一个人不行，必须要有一批人。学术者天下公器，通过翻译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之。所以，我1994年从哈佛回国后，专门花了三四年时间做翻译；二是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时刻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很快，要在此领域有所作为，需要始终把握学术前沿信息，如此才能开阔视野，参与国际学术；三是要做一名思考型学者。出色的学者不能只会翻译，只当知识“进口商”，而要善于思考，会再加工，做知识的再生产者和“出口商”。现在，纯粹的西学学者已很少了，研究西学的，也要考虑中国的语境，懂得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此所谓“先入其中，超乎其外”；四是要敢于“存疑”，善于钻研问题。突破往往从问题质疑开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都很重要。

　　记者:作为伦理学学者，您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道德问题？

　　万俊人:应该看到，在社会转型期，确实存在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现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抱着积极的心态去看待这些问题。人文精神、思想道德既有很强的绵延性、传统性，又如同黄河之水，有丰沛期，亦有枯水期。现在出现的问题，根源有二:一是目前我们走的是“跨越式”发展、“赶超型”发展之路，这一路径使得我们即使意识到了问题，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资源等条件一下子解决；二是当代中国的道德伦理问题，实质上仍是古今中西矛盾冲撞的结果。找准契合点和平衡点，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才是解决之道。我还想说，无论过去、现在、将来，一个国家都不能只靠物质财富立于民族之林，没有人文道德精神，国家不可能走向强大。

　　记者:您曾认为公共性(化)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为什么？

　　万俊人: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明显公共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化加速，公共领域不断扩大，私人领域则不断受到挤压。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的圈子很小，而现代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一个人从上幼儿园直到退休，主要就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之中，这是一个开放的、可被中介化的、透明的公共社会。在“陌生人社会”里，扩大影响力的有力手段是把个体事件符号化、公共化。所以，现代社会也是一个符号的社会，学会制造符号，是对现代传媒人的基本要求。就河南而言，拥有自己标志性的大学、报纸、刊物，以此为平台，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普适性知识，符合社会的迫切要求。

　　记者:在日益公共化的社会中，媒体扮演着何种角色？

　　万俊人:从积极方面看，一是现代公共媒体可以对公共权力起到制约作用，二是可做市场经济中公正的“判官”，三是推动文化的公共传播，四是可使信息资源发挥出最大的共享效益；从消极方面看，现代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有过度关注之虞，以致有时会危及公民个体的隐私权，同时，文化的公共化、世俗化，甚至快餐化，有可能对经典文化的创造产生抑制作用。

　　传媒人应是彻底的“公共人”，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一方面要加强自律，防止公共信息私有化，另一方面要懂得学习，努力做一名会看、会听、会说、会写也会思想的人。

　　记者:如您所知，目前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崭新理念，您如何理解“公共社会”与“和谐社会”这两个概念？媒体和媒体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能够或者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万俊人:这个问题好。一个健全的现代公共社会，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诸要素——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伦理等基本社会要素，也包括社会心理、社会信仰、社会精神气质，以及社会公民个体之内在德行与心性，还包括人与自然等——“和而不同”、互相协调的良性发展状态。它应该是社会普遍公正且秩序良好、人民精神舒畅且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诸要素的和谐互动与良性发展是现代公共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由于现代媒体和媒体人在现代公共社会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特殊工作方式，决定了现代媒体或媒体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担负着特殊而重要的责任。面对公共社会里出现的各种事件或人物，如何观察？如何将之报道给公共社会？或者，媒体和媒体人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参与、解释，甚至干预社会公共生活？的确大有讲究，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和研究。

　　我个人依然认为，在现代公共社会里，媒体乃至媒体人仍然是公共信息或符号的传播者，我衷心期望，现代公共媒体和媒体人能够坚守这一职责，倘若还能成为公共信息和社会文化符号的解释主体和创造主体，引领社会先进文化发展和社会精神和谐，那将是社会的幸运、民族的幸运，当然，这首先是现代中国媒体和媒体人自身的荣耀。是所望焉！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