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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友脚印
星期三 
史晋川：浙江经济应该如何面对新现实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丰：本报驻沪记者
王丰：经济学家用自己的或自己信奉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期往往出现冲突。为了便于理解，在我们对话之前，请您先把您的理论或观察方法摆出来。
史晋川：我的研究方法是着重把握三个变量：制度，行为，经济现象。制度决定行为，而行为决定着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生。
但在观察经济世界的时候，就要反过来：看到经济现象，要考虑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然后研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王丰：也就是说，把制度作为一个变量考察，而不是像有些经济学理论那样，假设制度不变。
史晋川：对，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经济体，制度与经济主体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互动，因此，中国的现实是大规模制度变迁下的现实。
国家整体政策环境制约浙江经济升级
由于市场准入问题没有解决，浙江大部分企业只能在允许进入的产业中做平面运动
浙江经济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在同一个政策平台上运行，显然要产生冲突
王丰：好了，我们就按照您的逻辑，进入浙江的经济故事吧。浙江的故事是一系列令人振奋的中国经济故事之一，浙江较早进行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70%以上，这使得浙江经济充满活力，形成了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城市化发展相互推动的“三位一体”结构。
凡此种种，现在的浙江经济让很多人感到踏实，您的看法如何？
史晋川：从发展阶段，浙江经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而中国从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阶段，浙江的人均GDP目前已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
再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浙江已经成为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有机成分，而且，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也找得比较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我想这是令大家感到踏实的原因之一。但现在有不踏实的因素出来了，比如资本大量外流、产业升级缓慢等。
王丰：我也注意到了一个信息：2003年1—9月，温州的服装、皮革、塑料制品、食品等大多数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导致同期温州GDP的增长速度居于浙江省各市的末位。
史晋川：这说明温州区域内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势头已经开始明显放缓，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准入问题是其中之一。有很多领域国家管理严格，进不去，一旦进去了，投资需求和效益就会迸发出来。比如高等教育(大专)和职业教育，1998年之前政策不许民间资本进入，1998年政策放开，当年浙江就出现36家民营教育机构，几十个亿的资金一下子进去了。几年时间，宁波万里学院、上海剑桥学院等民资教育机构已经非常有号召力了。
所以，受制于国家的大的政策环境，大部分企业只能在允许进入的产业中做平面运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基地迁往成本更低的内地，但温州本地的生产却得不到迅速升级。
王丰：很显然，挑战来了，这个挑战的核心是政策的转变与区域经济现实情况的转变要相得益彰。否则，浙江经济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在同一个政策平台上运行，显然要产生冲突。
我注意到了两个有趣的例子：春节前夕，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召开了一次经济座谈会，他向智囊们抛出一个棘手的问题：浙江资本为什么大量外流？另一件事发生在此次座谈之后，浙江省长吕祖善在“香港·浙江周”上说：“香港是浙江企业最重要的融资地”———请注意，吕省长没有用“最重要的融资地之一”这个词。
我想说的是，对于浙江这样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已经对国家统一的金融政策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方面，民资富庶，东冲西撞，集群式地在地产市场、外汇市场甚至期货市场活动，另一方面，庞大的中小民企仍然在银行门前发呆。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浙江如何向前走，对当地政府提出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这个难度甚至不亚于东北振兴战略下的东三省各级政府。
史晋川：确实如此，解决好由此带来的冲突，关键而且困难。中国是一个改革式的经济，非均衡是其基本特征，区域经济体的制度变迁快，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相对慢，于是冲突出现了。这种情况下的冲突有三种体现：方向上的冲突，进程中的冲突，步骤上的冲突。
1992之前，发展方向不明，目标模式没有确定，冲突非常强，那是大冲突。1992年以后至十六大，主要冲突存在于改革推进的进程当中，也就是围绕“何时做”而产生的冲突。
十六大后，主要冲突则体现在步骤上。在步骤上产生的冲突，也就在“怎样做”方面的冲突，就要挑战政策层面存在的旧习惯。
王丰：据说您在这方面总结成了“三个优于”的说法。
史晋川：是的，具体而言：对外国资本的保护优于对国内资本的保护；对大资本的保护优于中小资本的保护；对资本所有者的保护优于对土地所有者、劳动所有者的保护。目前我国正执行两个区域战略：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我想提醒各地政府，一定要将“三个优于”的观念丢进垃圾箱。
温州模式的内在困顿
热火朝天的“配套经济”前途究竟如何，1980年代日本电影《阿西们的街》或许是一个警示
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成就了温州经济，但温州的未来取决于法治和规则的营造
王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放过一部日本电影《阿西们的街》，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阿西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老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他的企业为丰田、三菱、马自达等大汽车公司做配套，阿西的生意起步、兴盛于配套，又由于渐渐放弃了技术创新从而在不自觉中将自身导入了来样看图加工的经济当中，越来越受制于配套，受到大公司的价格剥削，最后破产。
这让我联想到近几年在中国长三角演绎得热火朝天的为外资作配套的“配套经济”，以及温州模式下集群式企业的配套模式，配套企业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阿西呢？
史晋川：这部电影当时我看了五遍，印象非常深，我要问，阿西是企业家吗？阿西开始是企业家，后来就不是了，后来已经有点像中国计划经济下的车间主任了。
阿西在创业时要面对市场，找客户，后来一旦傍上大公司，便过上接订单的日子了，阿西的企业慢慢变成了拿订单来做的车间，只与生产管理有关，不清楚市场了。(未完)
史晋川 发表于：2006-11-29 上午 11: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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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1 发表于：2007-12-13 下午 03: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