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研究的十个课题

主讲人：清华大学 李学勤 教授

主持人：刘晓力 教授

时  间：2006年3月6日

李学勤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有一个机会能来到北师大和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讨论关于先秦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内容，我有一篇提纲式的小文章发表在《文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上。

我想首先要有一个序言，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关于先秦时期研究的问题，以及这时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先秦研究看起来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而我们常说的四大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古中国文明，实际上这只是起源于欧亚大陆上的文明，而新大陆上也有三个古代文明，要比这四大文明远。之所以说到独立起源，是因为有的文明并不是独立起源，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可以认为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但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并不是独立起源的文明，是在北非埃及等文明影响之下产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文明之间有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中华文明则是独立起源的，这里提一下中国文明周边的日本文明，我们不能走极端，要认识到日本文明是在中国文明影响下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的文明。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对于研究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很重要作用的，这是从整个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一样很重要。我们常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必须要追随到先秦时期。我曾与人讨论过“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这样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时间上这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在实际上这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这就算是我今天的一个引言吧。

大家都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课题已经于2000年得到了验收，现在已经有了可以在各个领域应用的成果。那么夏商周这三代古老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在座的各位不知能否背诵中国的历史朝代歌，从唐尧虞舜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琴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朝代是非常多的。我们也就认为夏商周只是很少的三个朝代而已，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夏商周与其他的朝代比不是三与十几相比。因为夏商周三代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夏代有470年左右，商代600年左右，周代800年左右，所以三代至少要有1800年左右。除了说三代，还有人称四代，唐虞夏商周，所以如果加上虞，至少要有2000年的历史，所以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的历史中，三代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文明，从三代形成发祥到春秋战国的繁荣阶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这2000年的文明历史是对中国文明研究不可跨越的阶段。

今天我们要研究哪些问题呢？一般来说，我们或者从学科发展考虑，或者从当前的需要开始。从各个学科看，每个学科都有自己需要研究的问题，今天我们就看学科本身发展来讨论先秦研究的问题，而这之前的五帝我们就不讨论了。

现在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有十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关于唐、虞的探索。

1956年杨向奎先生在《文史哲》发表文章提出《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现有看来应该说是正确的，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并没有构成一定的规模。今天我们回顾来看，可以看到杨先生是很有见解的。《尚书·尧典》等文献中的唐、虞，不完全是托古或神话，做为其历史北京的史实正逐渐被揭示出来。

近些年在山西襄汾陶寺发掘的古城遗址，使人们联想到尧舜的史事。这座城址规模宏大，有宫室遗址，也有大型墓群，出土了陶器石器等，还有精美的的玉器、铜器，甚至还有文字的出现。与在河南的尧舜时期的遗址相比还是很有意义的，目前，河南就在筹建中国第一个文字博物馆。最近揭露的一处特殊的建筑基址尤其令人惊异，根据天文学史主专家的意见，非常可能同天象观测有关，这便和《尧典》的观象授时联系起来了。因此，在怎么样看待历代关于唐虞问题的争论上，我们很有必要进行重新的看待。

二、关于夏朝。

和唐虞一样，夏在历史上是否存在，很多学者怀疑，尤其时国外的学者为多。他们认为夏仅仅是个神话，但是国内的学者基本上承认夏是存在的，以前曾称为“商周考古”，现在也称为“夏商周考古”了。但是想要夏朝和商朝那样得到证明，恐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商王世系的证明，是通过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商朝后期的王室和贵族，有用甲骨占卜并在甲骨上刻文字的习惯，这是今天我们所能清楚地看待的实例。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蕴涵着大量史料的卜辞文字就得以通过坚固的甲骨质地流传下来，而同一时期的竹木简就无法保存下来了。所以整个夏和商的前期的历史是不可能像商代历史那样寻找到甲骨的证据的。

所以在看待夏朝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需要放大一点，这就需要对与夏代历史相关的文化加以考察。文献中与夏代史事相关的地区比如山东，就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夏与商的关系也值得研究，按照古本《竹书记年》，夏朝与九夷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这两种文化包含了一些可能与东南地区相关的因素，也是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过的。

三、关于商代，甲骨文仍然是取之不尽的史料来源。

我觉得，甲骨文的系统整理研究现在正处于新的关键阶段。整理甲骨文，必须以分期工作为其基础，而殷墟甲骨的分期，这些年才基本弄清了眉目。现在我们认识了甲骨文王卜辞和非王卜辞的区分及其间的关系，也了解到王卜辞两个系统并存的演变，已经有可能更有条理、有步骤地把当时历史复原起来，从多角度、多层面加以观察。

一项很需要展开的工作，是详细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历史地理。卜辞中涉及的地名近千，这就不会像我们过去设想的那样是限制在中原一块地带之内，必须逐次考订，才能使有关史事的空间背景得以清楚。像目前这样，连一些主要方国的地理位置都很难确定，是很难讲情商代历史的。不过地理的考证很不容易，古代地名重复、类似的太多，切忌牵强比附，即使有一串地名看似相关，也并不一定就能确定。只有将史事与地名的考察结合在一起，才能避免臆测。

四、关于西周王畿内外诸侯的形式，值得深入研究。

周朝建立之后的分封，《左传》等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昭穆以下，由于可供分封的土地已经很少，新诸侯不多，但是宣王中兴，仍有封郑、封杨的事迹。同时，在周朝治下还有若干古国及蛮夷戎狄之属。

西周列国的构成，很大程度商可以从春秋列国上推。根据西周金文的研究，灭亡于西周时期，但春秋已然不见的诸侯国，为数颇为有限，比较重要的列国大都延续到春秋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和讨论，概见于陈槃先生的《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和《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两书。这两部书很有价值，惟其论述每每平列众说，少有新裁，不过多采用地名迁徙的观点。今天最好在陈书的基础上，吸收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问题进行重新的辨析和推断。

五、西周的年代学。

近年，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论证和论著，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课题之一就是西周金文历谱的编排，其阶段性成果已于2000年发表。在这以后，又有几件历日四要素（年、月、月相、日）俱可供推算的金文发现，如士山盘、师酉鼎、伯吕父盨、四十二年及四十三年佐鼎，除一件外，均能与历谱相合。由此可见，这一历谱固然有不如人意之初，但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还是可以的。

历谱的用途不仅在于年代学方面，还可由之将西周大量的金文珍贵材料更好地联系起来。从郭沫若先生《西周金文辞大系》开始，有不少位学者致力于此，然而对多数金文的王世有许多争议，而且分歧很大，以至妨碍了金文作为史料的应用。我们不妨暂以现有谱系为核心，尽可能联系有关青铜器和金文，能设定王世的排出王世，不能确定的也推知范围，这样会有益于西周历史的研究，对历谱是否合理也将是重要的检验。

六、西周经济制度的研究。

在文革以前，历史学界热衷于社会经济性质的讨论，同时因为社会分期问题成为各家论争的焦点，不少学者力主西周封建论，从而许多论作都集中于西周的经济制度方面。近些年时过境迁，这方面的论争已经淡出，很少受人注意了，然而过去提出的好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其重要性也没有消失，仍是我们现在值得探讨的。

尽管大家对西周的社会经济的兴趣减少了，可是对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包括文献很出土金文的理解却加深了许多。比如大家不知引用了多少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认为是土地和奴隶国有的明证的，现在则逐渐弄清楚这讲的是国家的主权，而并不是什么所有权。若干新金文的出现，如裘卫的一组青铜器，使大家看到当时的土地转让、交换的事实，由之类推，又找出不少类似的实例。金文内一些关键字词，以前不识或误识的，现在得到释读，这也在较大程度删转变了我们对西周经济的认识。最近还有足以把臣仆和庶人明确区分开来的材料。这些新的发现都在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西周社会经济问题。

七、楚国的历史和文化。

大家知道，在古代各种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楚国的研究虽然不是开始的最早，却是致力的学者最多、成果最多的一个朝代。这是因为对楚国的研究有两个优越条件。一个是有关的文献比较多，涵盖额由历史到文学的各个方面，另一个是地下保存的环境好，使得大量在其他地区无法存留的文物得以重现于世。很多人惊异于楚国文物的丰富多彩，其实同时期的其他列国文物也是各有特色的，只是不能很好的保存，不为我们所见罢了。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竹简、帛书、帛画，现已发现的全部属楚或者楚国文化范围内的小国，是别的地区难于相比的。因此，深入研究楚国的历史文化今天正是时机。

具有本身明显特点的战国楚国文字的考释，当前在整个古文字学理念处于优先的地位，这是由于楚国文字的资料特别丰富，而且有不少是可以与传世文献对照的，易于作出准确的解读。同时，通过楚文字保留了商、西周文字的因素，又可以由之上溯前代的文字，所以这方面的工作的效益还不限于楚国历史文化。

八、春秋战国学术思想史的重新考量。

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竹简开始，这三十年来已经出土了大量富于学术意义的帛书竹简。对这些资料的讨论，又带来了重新审查种种传世文献的潮流。观点的转变，导致许许多多新的研究成果。不少过去学者们公认为伪的古书，现已证明为真，或者部分为真。当然有一些伪书也被鉴定出来了。受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关于早期儒家和道家的认识。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主要内容是儒道著作，这使人们得以了解所谓孔孟之间和老庄之间的思想链环。传世文献中的有关部分，由此也得到确认。由此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钱穆先生早年的名著《先秦诸子年系》，学术界已经用了好几十年。这部书以战国史事的考辨为背景，将诸子百家融括其中，规模之宏大，成就之明显，世所公认。不过在今天看来，作为其基础的一系列古书材料，其真伪估价已有所变，有关工作有必要重新考虑。

以上谈的，大都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其实虞夏商周的2000多年的历史，关系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而中国文明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必然联系大有理论意义的各种问题，在此不能详说，只能再提到下面的两点。

九、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历史作用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再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凸现出来。长时期的传统观点，是所谓的中原中心论，近二三十年，这种观点逐渐被否定，中原以外的地区，例如长江流域，以及离中原更远的所谓边远地区，都进入了考察的视野。大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在三代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范围相当广阔的王朝？有的外国学者不理解这一点，总以为三代王朝不是那样存在的，甚至说直到秦时期中国才有了真正统一的国家。这么说，三代就没有统一的局面了。三代王朝的统一，当然不是象秦汉中央集权那样，但王朝与地方的联系，还是存在而且相对巩固的。当时国家的构成和机制，很多地方需要论证研究。我们既要进一步阐述过去遭到忽视的中原以外地区的作用，也不可反过来抹杀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毕竟虞夏商周的中心是在中原。中原和边远地区互相影响，其间也有主次大小之分。对此，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十、中国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

近几年，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探索，已经排上了日程。关于文明起源，也就是从野蛮原始过渡到文明的研究，从来是同理论的认识相关的，在国内外都有很多讨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所说，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不同的说法很多，比如有学者讲到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是进入文明的标志，这就比国家的出现要古远的多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过去国际上关于文明起源发展的研究没有援引到中国，或者只有很少有关中国的材料。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成果应该对人类文明历史的理论研究有所贡献。不少学者，例如张光直先生已经提出了这一点。

因此，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协作，进行虞夏商周与古埃及、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是非常可行的。这方面的工作，将会开阔大家的研究，取得有益的效果。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

讨论：

学生问：我是文学院的学生，《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其反映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时候？

答：《山海经》成书比较晚，其中有些部分也许比战国还晚，我们可以证明山海经反映的内容有一部分很早，但是我们不要把古人的传流能力估计的过于低，有些很晚的书要包括很早的东西，更要明确辨别。

学生问：汉字没有发展成拼音形式，您认为汉字可以拼音化吗？另外，请您谈一下您怎样看陕西岐山周公庙。

答：关于拼音化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古埃及文字并不是完全的拼音文字，至于说中国文字为什么没有拼音化，我认为这是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涉及到神经生理学，需要长时期的研究之后才能说明，今天我无法给一个正面的回答。我们应看到，语言与文字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我反对语言与文字必须是一一对应的。我们知道日本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进行拼音化，但是也没有完全施行，至于说我们是否走拼音化的问题，我想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虽然我今天与这些学者并不站在一起，我们应该尊重那些提倡拼音化的学者，因为提倡世界语运动的学者是为了使我们更能够现代化。

关于岐山遗址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周公一家的遗址，岐山的墓葬群可以认为是周公旦族的一个墓群。

学生问：在文明的演进中，陶术、铁器、语言产生、货币、交换等哪些因素的作用更大？

答：这些问题与文明产生都有关系。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有一个因素必然与文明的产生有关系，这一个因素就是文字的产生。

学生问：对于“共和执政”的解释《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是不同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个人赞成《史记》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