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友脚印
《李学勤文集》作者自序《李学勤文集》作者自序
李学勤
1952年，我离开读书的清华大学，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就是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荏苒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
我这些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的历史文化。在大学和考古所的几年，努力学习的是甲骨文和战国文字。来历史所后，由于作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生的助手，长一段时间在他指导下做思想史的研究，但先秦还是重点。“文革”后，我转到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又到先秦史研究室，便完全回到秦一段。
先秦历史文研究特点，是必须涉及多种学科。在狭义的历史学以外，还得综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等方面，为了进行较研究，甚至需要外国古代的知识。我曾经建议，用“中国古代研究”或“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来称呼这一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历年写的小文也显得相当驳杂，大家很容易在这本集子里看到这一点。
前些年，我应安徽教育出版社之约，曾经编过一本自选集，1999年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为题出版。那本书共选辑了70篇，现在这本集子也收入70篇，与安徽教育的那本没有重复，都是从我以往的书和集子以及报刊上另选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以这两本自选集合看。
这本新的集子，在选目上尽力包括我历年着力过的各种学术方向和问题。其编排的次序．首先是带有通论性的作品，然后按时代先后，史前与传说时期和夏代在前面，殷商、西周、东周至秦在后面，随之是关于典籍文献和关于简牍帛书的部分。和安徽教育那本自选集一样，没有收我早年写的现在看来错误已多的文章，论古文字因而难于排印的论作也基本不选。
我在先秦历史文化这个领域里摸索前进的步，是踯躅曲折的。如上文所说，起初由甲骨文和殷商考古着手，又辑集整理战国文字。六十年代，因深感积累不足，转而侧重金文以及青铜器的研究。七十年代，有机会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工作，又跨入新的学科范围。出于一连串主观、客观的原因，对于许多重要问题只能浅尝即止，给自己留下不少遗憾。今天这个领域有关的各学科或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化，信息量迅速增长，要想在一个科中保持前沿位置都是非常困难的，像我这样“横通”的经历自然不足为训。谈到我曾涉足的一些学科，想乘这一机会，对其在新世纪的发展说几点个人的想法，向读者请教。
甲骨文的研究早已扩充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学，即甲学。一般把甲骨学的诞生到发展的历程分为三阶段：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鉴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算起，到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以前，是第一阶段，殷墟甲骨大量私掘和流传，学者通过甲骨文的研究，认识了甲骨对殷商研究的重要：卷义，推定了殷墟的性质和时代。殷墟发掘开始后，到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二段，考古的重大收获给甲骨的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各方面研究扩大了甲骨学的影响。建国之后，是第三阶段，甲骨获得更大进展，特别是《甲骨文合集》等书的完成出版，将材料系统集中，分期研究更是成果频出，这为今后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释字仍然是殷墟甲骨研究的一项基本课题，还有相当一批很关键的字没有得到辨识，或者没有充分解说。我想，应该进行有计划的考释工作，优先解决那些对理解整个内容有较大意义的字。甲骨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限于殷墟甲骨了。其实早在1953年，郑州二里岗就出过字骨，有一片上面是卜辞；2003，济南大辛庄也发现和殷墟非常接近的卜甲，文字较多。这些仍是商代的，1954年，洪洞坊堆出土了字骨，1956年被鉴定为西周的。此后，各地发现的西周甲骨颇多，近岐山周公庙出土的几批，更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看来，西周甲骨的研究正渐成为甲骨学的一个分支。
甲骨学当然不是只研究卜辞文字，而且卜辞的文例等问题要依靠对甲骨形制、卜法等等的认识。以后的学者要突破看拓本、读文字的限制，对甲骨本身做更多的考察。
同样的，金文的研究应作为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青铜器研究早该被视为独立的学科，要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综合研．或者还可以把艺术的分析赏鉴也列为一种角度。
与甲骨一样，青铜器是考古遗物．因而需要而首先应当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整理。分期和分域，是这种整理的中心要求，也只有做好分期、分域，才有利于使用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中的历史材料。
过去许多学者对青铜器分期有重要贡献，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但多数是由金文的释读和系联出发的，因为各家对方面的见解容易分歧，分期的结果便大有差异。最近我有一篇题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的小文，建议：“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强调以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继之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同时，当了解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
西周的金文最为丰富典重，与《诗》、《书》等文献又有密切联系，影响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最为重大。2000年通过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排的西周金文历谱，在以往各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当然也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讨论和修正。近期有几件很重要的与历谱相关的器物出现，在这样的趋势下，解决久成悬疑的“月相”问题，进一步确定金文历谱，可能为期不远。
1926年秋天，王国维先生作《桐乡徐氏印谱序》，指出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六l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不能以六书求之者，实际是那时当地的通用文字，与《说文》和正始石经的古文相同，这一真知灼见，开启了战国文字研究的肇端。五十年代以来，包括六国文字同秦文字在内的战国文字研究逐步开展，到七十年代后竟成为古文字学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中国的古文字，从萌生到殷商、西周一脉相承，进入春秋，随着国家的走向分裂，出现了西土(秦)与东土的差异，后者到战国时又区别为三晋、燕、齐、楚等系．造成《说文叙》讲的“文字异形”的局面。及至秦兼并六国，在文字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后世的文字，真草隶篆，皆出于秦文字，六国文字于是废绝。过去学者论述文字源流，每每空缺了战国一段，只是在战国文字研究作为学科分支成熟之后，空白才得以填补。
战国文字研究兴起不久，从事的学者不多，虽然有较多可喜的成果，值得深人讨论的问题还是不少。不难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多学人对此投入精力，将已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归纳出更多规律性的认识。
在六国文字的几系里，蓬文字的研究成果最多，这是因为楚文字出土材料非常丰富，特别是楚帛书、楚简，不但字多，且有上下文可寻，有些更能与传世文献对照，因而备受学者重视，现在已成为六国文字研究的前沿。另外，秦文字材料的发现也日渐繁多，尤其是最近西安相家巷秦封泥、龙山里约秦简的出土，数量之大出人意料，使大家对秦文字(战国时秦国和秦代的文字)的眼界一新，有关研究的扩也是可以预期的。
这里已经说到了简帛。简帛学同样是近年勃兴的一门学科，并且已经分划出研究简牍文书和研究简帛书籍这样两个分支。前可溯源到二十世纪初西陲简牍的发现，关系材料以汉晋更多，从而和先秦的工作联系较少；后者则多属战国到汉初，最引人注目的是荆门郭店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再有长沙马堆发现的汉墓帛书等等，吸引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诸多方面的学者，正在形成研索讨论的热潮。
简帛书籍使我们目见古代著作的本来面目，其中不少佚书是连司马迁、刘向、刘歆也没有看到。一系列的发现，促使学者对长期以来对古书的看产生改变，不少久被怀疑否定的“伪书”得以昭雪，也有一些确凿的“伪书”进一步定论。还有不少重要典籍，其时代由此明确，重为学者放心使用。大家逐渐认识到，历史上若干方面，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已经有了重写的机会。
应该说，目前我们对这大量空前的发现尚来不及仔细估量、充分消化。太急于导出术思想史高度的结论，恐怕还失之过早。有必要避免一种新材料出现，就随以“一阵风”式研究的倾向还有不少已出土的简没有整理，没有发表，同时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新的材料出土，深入踏实的工作是当前最需要的。
以上讲的意见，限于我识力的狭陋，都不够成熟，确实是“只供参考”。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我个人学习的，虽然主要是这些“”的学科，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对于先秦历史文化研究已经够了。想真正揭示历史文化的真，除了“实”的研究，还必须有“虚”的指引，这便是理论。回顾上个世纪，先秦一段历史研究之昕以变革发展，最重要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才使研究具有现代的特色。相信在世纪中，理论的不断创新将对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起重大的促进作用。
请允许我把安徽教育那本自选集序言的最末一句话再写在这里：“重读这70篇小文，瑕疵满目，为之汗下。读者如尚以为可教，何幸如之!”
李学勤
2005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