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

　　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以当事人胡适晚年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1〕这个误解,到今天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对文学革命的成功一面,似乎都有偏高的评估。对于这一点,我在讨论别的相关问题时已提出不同的看法〔2〕,这篇小文只是顺沿以前的思路,略作进一步的补证。

　　胡适早年曾说:文学革命“之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3〕。的确,《新青年》已使人“不能不睬”这个历史事实揭示着世风的明显转移。而世风的转移,又与清季废除科举以后的社会变化,特别是读书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大调整有关。这一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是理解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途径。反之,对文学革命这一层面的了解也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与思想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全面考察文学革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反响,非一篇短文所能为,本文仅试从思想史的社会学层面着手,对当时的立说者和接收者进行简单考察分析,希望能藉此对这一运动有深入一步的理解。

　　总的来说,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正如胡适后来总结的,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4〕。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说,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5〕。而在接收者一面,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那时更多的大众恐怕不看小说)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文学革命无疑给看新小说的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立说接受两面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

　　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文学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与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是分不开的。余先生指出:“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同时,两人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也颇能互补。胡适原本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所以当年他的态度十分平和持重。胡适自我保护的心态甚强,鉴于在美国提倡白话诗遭大家反对的经验,在发表其主张时,故意委婉出之,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而陈独秀则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气概。胡适自己说:若没有陈氏这种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6〕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但是,胡陈合作的意义远不止此。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去考察立说者与接收者的关系,胡陈合作更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论说(discourse)的衔接。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精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而且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论说的疏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由此生出种种弊端,“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从这一点看,过去的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7〕这当然说的是晚清的现象。民国以后,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显然比前增多。不过,虽然参加,也多是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就是与国内的知识精英阶层,也没有多少沟通。

　　留学生胡适其实早就认识到梁所指出的弊病。他知道,要“输入新知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但留美学生中许多人“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胡适以为,这就是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的根本原因。东洋留学生的学问并不见得高于西洋留学生,实际上就西学言肯定还要差许多,但东洋留学生都能“著书立说”,所以有影响;而不能“著书立说”的西洋留学生在中国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中,就只能“寂然无闻”了。问题在于,像胡适这样有意要参与的西洋留学生,也常常参与无由。他曾深有感慨地指出:“美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8〕

　　其实杂志不是完全没有,但印数少而流传不广。胡适与朋友们的讨论多在书信中,即使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上,也只有留学生他们自己看。从这个角度看,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无意中起到了使胡适和其他学人“能出所学以饷国人”的作用,从而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从此留美学生就成了中国思想论说中的一支生力军。新文化运动时胡陈合作的一个重要社会学意义正在于此。

　　前引胡适关于文学革命之所以为“革命”的观念,主要是从立说者一面看问题。在接收者的一面,立说者的鞭子打得再猛,他们也不见得就要理睬。为什么胡适、陈独秀一提倡,举国就能和之?陈独秀在当时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9〕这就提示了一个从接收者一面考察以认识文学革命的重要路径。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后颇得“轰动效应”,于是一举成名。对国内的人来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应是陈独秀提出的,但陈既然将胡适许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许多人也认同于这一观念。在胡适归国前,南社的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已说胡适“创文学革命”〔10〕。这个认知出自不太喜欢胡适的人,可知他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播了。但胡适同时一稿两投,也将文章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却几乎无人理睬。这最能说明接收一面对文学革命兴衰的重要。

　　当然,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论说的疏离并未完全弥合。到1926年,留美学者汤茂如仍在说:“中国的学者有一种共同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所有。不识字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他们的言论;即一般所谓智识阶级,亦不能完全明白领会。”其原因,就在“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结果,“学者自为学者,很难与社会交换意见。”〔11〕这里区别于“一般智识阶级”的“中国学者”,实即留学生,那种疏离感仍清晰可见。而更重要的,仍是西化知识精英与“没有资格”作听众的老百姓之间的疏离。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12〕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其原因,恰蕴涵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13〕

　　的确,以前的人提倡白话,是为引车卖浆者流说法,是要去“启”别人的“蒙”。启蒙者自身,既然不“蒙”,自然可不用白话。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被“启”的“蒙者”一边,自己是否承认被“蒙”,或其承认的“蒙”是怎样一种“蒙”(很可能只承认不识字而被“蒙”却并非缺少新知识那种“蒙”),及其是否想要或愿意其“蒙”被“启”,恐怕都是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的。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能讨论的问题。〔14〕今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是为士大夫自身说法,是要“启蒙”者先启自己的“蒙”,这就与以前有根本的区别了。可以作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部分留学生,当然不会赞成;后者尤其反对得非常厉害。正因为如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在美国留学生圈内才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后来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即是留学生唱主角的《学衡》派。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整合“他们”与“我们”而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实际上,胡适不过是依其认知中的“一般人”的标准(实即他自定的标准)来做出判断,他那以白话文学为活文学的主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真正老百姓的认可。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15〕

　　就连新文化人周作人,对胡适的“活文学观”也颇有保留,并从影射攻击发展到点名批评。周作人对胡适白话文学主张的批驳,当然不完全是就文学主张而论,大约与新文化人中“英美派”与“留日派”的内斗,具体地说就是周氏兄弟和陈源的争战相关(此事已为多人讨论,此不赘)。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出版后,周作人在1925年说,“近年来国语文学的呼声很是热闹,就是国语文学史也曾见过两册,但国语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终于没有能够明了。”因为“国语普通又多当做白话解”,所以,“凡非白话文即非国语文学,然而一方面界限仍不能划得这样严整,照寻常说法应该算是文言文的东西里边也不少好文章,有点舍不得,于是硬把他拉过来,说他本来是白话;这样一来,国语文学的界限实在弄得有点糊涂,令我觉得莫名其妙。”这里语气不像周氏通常文章那么平和,显然是在攻击胡适。周作人自己说他洗手不谈文学已两年,写这篇文章是“不得已攘臂下车”,信非虚言。〔16〕

　　周氏更进而论证说:“古文作品中之缺少很有价值的东西已是一件不可动移的事实。其理由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未必是由于古文是死的,是贵族的文学。”实际上,“古文所用的字十之八九是很普通,在白话中也是常用的字面,你说他死,他实在还是活着的。或者有人说所谓死的就是那形式——文体,但是同一形式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好的,有些东西很为大家所爱,这样舍不得地爱,至于硬说他是古白话,收入(狭义的)国语文学史里去了。那么这种文体也似乎还有一口气。”这虽未点名,已明确是专门针对胡适而言了。

　　在文章最后,周作人用一句话“警告做白话文的朋友们”,要大家“紧防模拟”。并进一步点出了攻击胡适的主题。他说:“白话文的生命是在独创,并不在他是活的或平民的,一传染上模拟病也就没了他的命了。模仿杜子美或模仿胡适之,模仿柳子厚或模仿徐志摩,都是一样的毛病。”的确是“攘臂下车”了。〔17〕到1932年,周作人在其系列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正式就以上诸点提出不同意胡适的看法,反较平和,盖那时已事过境迁,与胡适的关系也改善了。〔18〕

　　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之一,周作人也面临与胡适相同的“我们”与“他们”问题。在有意的层面,他像胡适一样强调新文化人与清季人的区别。他指出:清季的“白话运动是主张知识阶级仍用古文,专以白话供给不懂古文的民众;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在下意识中,周作人自己也仍有明显的“我们”与“他们”之分。他说:对于国语,一方面要“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作为艺术学问的工具;一方面再依这个标准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国民能够理解及运用这国语”。这意思,也就是先由“我们”来提高,再普及给“他们”。〔19〕

　　普及与提高孰先孰后,是文学革命发展到更具建设性的国语运动后越来越受到注意的问题。主要的趋势显然是先要普及。周作人在1922年观察到:那时已有人认为民初的白话文仍“过于高深复杂”。他认为,国语运动中这种专重普及的趋势看上去似乎更大众化,其实正体现了清季白话运动由精英面向大众这一取向的遗绪。那种“准了现在大多数的民众智识的程度去定国语的形式的内容”的态度,恰是仍在分“我们”与“他们”的心态,以为国语也不过是“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训与知识”。用一句我们一二十年前通行的话说,就是“形左实右”。

　　周提出,国语更主要是作为“建设文化之用,当然非求完备不可”。而民初白话文的缺点正“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要建设,就要改造,而改造的主要方向仍是提高。他说:“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语言,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简单,不能叙复杂的事情,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因此,“民间的俗语,正如明清小说的白话一样,是现代国语的资料,是其分子而非全体。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除民间现代语外,还要“采纳古代的以及外国的分子”。

　　到1925年,周作人的心态仍徘徊于既想要不分而实则仍在分“我们”与“他们”之间。他说:“我相信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国里当然只应有一种国语,但可以也是应当有两种语体,一是口语,一是文章语,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这当然全以口语为基本,但是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使其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之用,这在一般的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不过,周氏强调,文章语要“长保其生命的活力”,其“根本的结构是跟着口语的发展而定”。〔20〕

　　观此可知,胡适、周作人那辈新文化人一方面非常认同于“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观点(这里仍有我们与他们),一方面又要保留裁定什么是“活文学”或“国语文学”这个裁判的社会角色。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这实际上成为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努力面向大众的知识精英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新文化人中一个看上去比较统一而实则岐异甚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更因新文学作品的实际读者群即处于大众与精英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更趋复杂。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余英时先生在讨论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之时,已引用陈独秀所说“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一段话,对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考察分析。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21〕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的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买。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22〕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胡适指出的外界对文学革命一个误解是说他本人“发明了一种简单化的中国语”(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不过这误解其实只在“发明”二字,使中国语言“简单化”,恐怕正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力量之所在。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很容易取得成功,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能使用它了。”〔23〕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大致在同一起跑线竞争者。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也就是就业机会,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分 子才是西向知识精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随者。蔡和森在1920年夏天就曾观察到:他“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24〕蔡氏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见的“高明一点的青年”,大致不出边缘知识分子范畴。这些人“多带有中产阶级眼光”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他们本身未必就是、也并不自视为“中产阶 级”(这一点遍观《新民学会资料》中的通信随处可见),正由于其有意追随精英,所以才“思出其位”,具有与其实际地位不那么相当的“眼光”。

　　这样,在知识精英面前,边缘知识分子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有时也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但其所传布的已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在大众面前,他们又代精英施行士的传统的社会领导作用。这样的中介功用可能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很明显,关于文学革命“成功”的认知,从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开始,就已有些迷思(myth)的成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隐然可见了。

　　注释:

　　〔1〕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简作《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周作人:《看云集·论八股文》,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2页。

　　〔2〕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3〕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7页。

　　〔4〕《口述自传》,第229页。

　　〔5〕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24页。

　　〔6〕同上,第13—14页;胡适日记,1921年6月2日(本文所用胡适日记为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的《藏晖室札记》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的18册《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以下只注年月日);《口述自传》,第149、164页。

　　〔7〕本文所用的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8〕胡适:《非留学篇》(此文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三期,原报难觅,本文所用,是王汛森先生所赠之手抄本,特此致谢);胡适日记,1914年6月29日。

　　〔9〕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5页。

　　〔10〕胡适日记,1917年6月所附“归国记”。

　　〔11〕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之使命》,1927年1月25日《晨报副刊》。

　　〔12〕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卷二,第164—165页。

　　〔13〕同上,第192页。

　　〔14〕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2年版。

　　〔15〕说详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

　　〔16〕本段及下两段引文均自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1—128页。

　　〔17〕这里说到徐志摩,提示了周作人不满的出处,显然是在继续与所谓“东吉祥胡同”诸人战。不过胡、徐二位恰都是“英美派”中与他关系较佳者,所以也的确是有点“不得已”。

　　〔1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8、55—56页。

　　〔19〕本段及以下两段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第107—115页。

　　〔2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第123—124页。

　　〔2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5页。我在《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1995年)中,对边缘知识分子社群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有更详细的探讨。

　　〔22〕邓广铭:《我与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3〕《口述自传》,第166、229、163页。应该指出,胡适的“最重要”是数个并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之“最”。

　　〔24〕蔡和森本人并不认同于这些青年,所以他“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参见蔡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5)

(转载自学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