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刚才记者问我来到这里有什么感受，我说如果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我们也许可以说是来到了我国儒教文化圈的最后一个“耕读人家”。

刚刚孙教授谈到“士”，对“士”和“知识分子”的意义进行阐释，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各个文化圈都有他们的知识分子，那么，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土壤里面，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士”，才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呢？我觉得这确实很值得思考。尽管儒教文化不断在衰落，到了我们如今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流动化的时代，但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再叩问，什么是“知识分子”？每当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联想到源远流长的儒教文化。在儒教文化这个圈里，我们有特定含义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弘道先生他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来到这个书院，终于领悟到他气势磅礴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质，不象我这样的，只是山野村夫（笑声），有时候还和孙教授一样面带羞涩之情，比较腼腆，这是不自在的。当然对于孙老师这是好的，而对我就是不好的。（笑声）为什么不好呢？套用朱苏力教授的话来说，制度好不好源于这个制度适合不适合它的对应物，我比较腼腆就不适合我自己这个对应物，因为我也想豪放起来。我这个身高啊、体魄啊比较适合豪放的，可偏偏精神气质就不行。孙教授就比较适合腼腆，腼腆使他更富有魅力，更富有感染力（笑声）。那么弘道先生呢？你确实可以看到他性格中的那种宏大的东西，他的话语、神情、气韵都是很宏大的。来到书院我才知道，原来他的这种精神气质正是发端于此。发端于弘道书院的这种场境，并且他还仍然把他自己的志趣、情怀寄托在这样一个书院里，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就像我们赞叹墙上这幅朱熹老先生亲笔书写的对联：“明月虚寒处，和风静养时。”这文辞和这书法，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写出来的，也是中国五千年来其他所有知识人无法写出来的。因为他有独到的个性，而且，你看它的筋骨、章法，以及从中传达出来的那种意韵，都是非常难得的，好像是参透了武夷山上的树根，恰似有禅那种意味的“根雕”。我觉得，弘道先生他就也有他独特的意韵。

该讲些什么呢？刚刚孙教授讲了知识分子的意义，我想承接他的话题，谈谈我们知识分子的困窘，我们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险。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到底有什么风险，好像悟出了几点。我最近老是从梦中惊醒，就是因为悟出了这么这几点（笑声）。为什么会悟出呢，就像孙老师刚才讲的：四十而不惑。事实上并不是无惑，而是不惑。并不是我没有惑，而是我有了惑以后还能不惑，能看透一些东西。我最近看透了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士，在特定语境下的三个风险。所以，我这个话题可以命名为“从学者的梦中惊醒”。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有三个风险，在中国这个文化圈里有这三个风险，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中，这三个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有能力避免这三个风险，那么你反而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

哪三个呢？第一，我觉得是我们学得越多，就会感到自己懂得越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联想起爱因斯坦所讲的：人的智识就好象一个圆圈，所掌握的知识就是圆圈里面的内藏，而圆圈外面则无知的部分，当圆圈越大的时候，实际上你所接触到的无知的部分就越大。因此，当我们懂得越多，就会感到自己越迷惑。这种规律非常有意思，它经常使我们感到痛苦不堪，并且鞭策着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去扩大自己的圆圈。我记得当年我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刚进去的时候还踌躇满志，非常得意。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现代化的图书馆，有很多藏书，就感到非常震撼。几年过去后到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感到空虚了。记得我离开那个学校的时候，在门前等待我的导师，想跟他见一面，心中感到无比的虚脱。这是离开自身母体的那种虚脱，就感觉自己像风筝飘出去了。就学了这么一点点东西，然后就要开始出去“弘道”了（笑声）。这种对风险的体悟，确实非常深刻地，像烙印一样铭刻在我心中。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风险：懂得越多，我们就越发感到恐惧。所以我说我们读书人首先必须具有一些精神，有了这些精神才能支撑着我们去做学问，这就是对学问的真诚和敬畏。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仍然坚持这种看法，如果我们对学问、对知识没有一种敬畏的话，那么就很可能无法进入学术之堂奥，达到做学问的那种境界。这就是第一个风险。

做知识分子的第二个风险，我觉得是……（陷入思考。孙笑侠插问：不得不讲真话？）不得不讲真话这是可以回避的，很多知识分子为了回避作为知识分子所可能遭受的命运，会选择不讲真话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所的风险往往是无法回避的。我想起这第二个了（笑声）。这第二个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险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学说注定要过时，这是任何一个学者所无法回避的。只要你是学者，哪怕是真正的学者，也是这样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我想起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学者，他们的学说曾经非常有力，甚至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曾一度居于通说的地位，但是这些学说都注定要过时。比如说日本公法学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即日本立宪主义学派的开山鼻祖美浓部达吉，虽然是个小巧玲珑的小老头，但却非常权威。他曾受过德国耶利内克的影响，建立了当时最新的宪法理论体系，这就和日本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公法学家穗积八束的学说产生了学术上的争议，穗积八束是师从德国拉班德的，但他的学说在当时开始过时，他的学生上杉出来跟美浓部一争论，就败阵下去了。这使美浓部先生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即帝国时代，占据了通说的地位，甚至当时连东大培养出去的官僚，都服膺于他的理论。但美浓部的学说也是注定要过时的。美浓部达吉一生中写过一百多本书。但我们今天看这一百多本书，基本上都只具有学说史的意义，因为他的学说已大大过时了。美浓部先生是怎么过时的呢？有一个事例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了日本，准备给日本重新制定一部宪法，但美浓部老先生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认为我们可以不要制订一部新的宪法，就运用宪法解释学，照样可以使明治宪法脱胎换骨，得以新生。如果我们用不敬的话来说，这个说法可以说是非常迂腐的，当然不会被急剧转型的时代所接受。他最后真正退出了学术舞台，而他真正的意义在于，一是使他的学说在学说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第二则是培养了新一代的宪法学家，比如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后来就成为二战之后日本公法学的名家。但是，宫泽俊义的学说一样也要过时的，现在就基本上要过时了，他传承的弟子芦部信喜前几年都已经作古了。我最近正在翻译他的体系书《宪法》，北大出版社马上就要出版了。但这也要过时的。总之，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注定的命运是：他的学说无法幸免必然要过时的这一风险。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前面所讲第一个的风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的学说注定要过时，或者说，我们所确立哪怕是所谓重要学说、通说的学说都是注定要过时的，我们对待学问就应该有真诚和敬畏，而不要固执自己的学说，而不要陷入绝对主义的堡垒，甚至负隅顽抗，而从这里我们则可以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精神。

但说到这里，我们也可能会陷入新康德主义二元论方法。这就引出了我所讲的第三点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放逐于价值的汪洋大海之中。

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呢？我同意孙老师的观点。根据我的理解，他的意思也许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参与人类社会价值观念、价值体系的塑造，知识分子必须为这个社会、为人类提供某种价值观。如果只是分享人家的价值观，或是弘扬人家的价值观，这也可能是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你都不涉及到价值观，不为人类提供或弘扬价值观，那么就不叫知识分子，只算是我们所讲的“匠”。我经常跟学生讲，我们法律人必须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如果你没有价值立场，那就不是法律人，那只是“法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法官，一个真正的法官，就应当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并且把价值理念贯彻到自己的审判之中去，而如果没有价值理念，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呵护和敬畏，只是一味单纯地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审案，这充其量只是“法匠”而已。

做老师也是这样。比如说做中学老师，如果只是想把学生培养成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教书匠”。大家想一想，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社会里，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和资源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限量的。他把一个班上的同学都培养成大学生，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的学生因为他的工作成果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他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没什么贡献，他的贡献只是为他班上的同学而已。但是他如果能够把自己读书做人的价值观教会给他的学生，即使这个班上的学生没有考上大学，没有考上硕士、博士，我觉得这对人类社会也是有贡献的。因为他把一种“道”弘扬出去了，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所以，我觉得价值观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要创设价值观念，为人类社会提供某种尽量可靠的价值判断，虽然这种价值观有可能是错误的，但从新康德主义的二元方法论而言，某种价值观是否错误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因此，我为什么说这第三种风险是“把自己放逐于价值的汪洋大海中”，含义就在这里。知识分子本身的角色要求其必须涉及或者说不得不涉及价值判断，这是他的立身之本。刚才孙老师引用了《论语》中的“游于艺”一说，记得这一共有四句，第一是“志于道”，第二是“ 据于德”，第三是“依于仁”，第四是“游于艺”。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士”。而这四个方面几乎无不涉及价值理念的思考。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涉及价值判断是他的宿命。但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价值判断也往往会遇到问题，因为人类只能对客观的现象进行正确的认识，可是对于价值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就难以存在是否达到正确的认识，或者用新康德主义的话来说，某一种价值观是否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用科学能够分析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必拘泥于新康德主义的二元方法论，我也跟同学说过，新康德主义的二元方法论也已经被反思，被力图超越，比如说哈贝马斯，他的学说在我看来也是为了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的，他的哲学体系非常宏大，但我认为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价值主体如何进行交往、对话或商谈，以产生出一种更加可靠的价值观。而我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一般风险就在这里，一方面他被迫必须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自己所创造所确立的那种价值观点，自己所拥护的价值体系，也许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说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被自我放逐到价值的汪洋大海中去了，旁边可能有孤岛，底下可能有暗礁，远处则是茫茫无边的彼岸。知识分子就是这样陷入这种茫茫无边的大海中去的。这其实是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风险，而有些人为了明哲保身，克服这第三种风险，为此不做反思，不做批判，不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社会，对知识分子共同体，乃至对自己进行批判，而有些人则坚持批判，我觉得这种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讲了知识分子的三大风险，同学们不要被吓倒。我讲的目的是我们要反思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这种立场，明确我们的使命，以更高的境界去解决我们知识分子的宿命问题。这就引出我们弘道老师的“弘道”问题，“弘道”的意义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谢谢大家。（掌声）

附：

弘道书院里的三种调和

孙笑侠：大家的发言很好，意犹未尽，但是要每个人都发言，我们就得在这住上两天了。我看接下来还是请林老师做最后的点评，大家欢迎！（掌声）

林来梵：今天我们来到这里，领略了这个弘道书院的精神风貌，领略了它的内涵实质，同时也听到了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发言，我本人真是深有感佩。首先使我想到的是：有一种境界也许是我们很难达到的。比如弘道先生有这样一个书院，在这其中他寄托着自己的情怀和志趣，这就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一般人首先很难会拥有这样一个书院，一般的学者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资力，何况这个书院还是奠基在自己家园里，拥有根基。而像白斌，*** 虽然也想建一个书院，但你的书院恐怕会一直面临着一个问题：要拆迁。（笑声）所以说，一般的学者很难达到这样弘道这样一种的境界。

但我觉得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可以领略这种境界中的精神，比如领略这个书院的精神。对于这个书院的这种精神，今天我们孙老师传达地很好，他首先对我们弘道老师作了高度的评价，接下来自然而然地谈到什么是知识分子这样一个话题。我想他这都是在这里有感而发的，许多的观点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所以我才会谈到从知识分子的梦中惊醒这样的话题，谈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三种风险。而弘道老师则接着谈到知识分子的使命。他总是铿锵有力的，（笑声）这种精神气质也只有在这样的弘道书院里才能涵养出来。许多同学也是围绕这样的话题展开思考，并且有感而发，我觉得非常谐调。

而弘道书院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符号，本身是既有冲突也有谐调的。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弘道书院是把自己无法选择的那个“家”和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二者调和起来；二是弘道书院把“耕”与“读”调和起来了。“耕读”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形态的一种文化，（孙笑侠：“耕晴读雨”，晴天去耕地，下雨天在家读书。）是的，将“耕”和“读”调和起来。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一种生活方式。来到弘道书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书，也有菜园子，力图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把耕与读调和起来。这在外国知识分子看来可能是奇异的，而在当今，这种“耕读”精神也渐渐远离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了。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当代很浮躁，找不到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但在弘道书院这里，我们可以说领略到了这种乡愁。

三是弘道书院同时还把“出世”和“入世”结合起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弘道老师这里有很多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比较别致，其中也有跟中央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挂在这里，这可能就体现了弘道老师入世的精神。但同时这里又体现了一种出世的精神，因为摆放了很多书。我并不是批判入世精神，我觉得同学们应该胸怀大志，面向未来，走向社会，该入世的就应该入世，也不要害怕去当官，我们法学这个学科要培养就是治国人才。但我们偶尔也应该有一种“出世”的精神，一种坐而论道的精神。我们觉得，弘道书院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符号，的确力图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也调和起来了。

总之，弘道书院将很难统一的三种精神调和起来，这是我们深为感佩的原因。为什么当我们面对弘道书院时会突然有感而发？为什么我们能感到一种精神的震撼？原因就在于这里，因为它调和了三对不同的方式，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精神。弘道书院寄寓了这三种精神，这就是“弘道书院精神”，也可以说就是“弘道精神”。这恰好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相吻合的，这就是“读书论道”。究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甚至解决人类根本出路问题的“道”在哪里？我想这是我们或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的主题。我的点评就拉拉杂杂就谈到这里。我想如果我们要继续领略弘道书院的精神，还可以扩大搜索范围，看看弘道书院所置身的宏大环境，到山上去！（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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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1月3日，作者与浙大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孙笑侠教授应邀来到新同事钱弘道教授的老家做客。名曰“老家”，实为主人少时度过类似于“江神见怪惊我顽”、此后并为个人出身而苦读生活的农家故居，虽地处浙地天目山南麓偏僻之一脉，但现已被改建为山间毫宅，置入之以文籍书画等其他各色文宝，冠名为“弘道书院”；而名曰“做客”，实则被邀给同时来访的浙大硕、博研究生二十余人各做一场短时间的即兴讲话，作为书院开坛讲座的主题之一。此文稿即为当时讲话的录音，由时为浙大研究生杜官磊等君有心整理而成，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