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质文化交汇处我们为什么失去了声音

蒋荣昌

近代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 如李鸿章、张之
洞、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几乎异口同声地指认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遭遇为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历
史变局。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
“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 如
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 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
土, 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 曾不因之以动摇
者, 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 故
犹能籍之以为寄命之地也。”(《陈寅恪诗集》)
当此“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 作为“此文
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王观堂先生(王国维) 确乎
已到了“不得不死”处。陈寅恪在文中表露的“极
哀而深惜”之情, 实则不仅寄于中国“文化精神所
凝聚之”一“人”, 更深寄于“劫尽穷变”之中国
文化。陈先生看到了释教北来不足以动摇历世“纲
纪之说”, 而西学东渐使中国文化“劫尽变穷”的
根本原因, 在于文化“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是
否已根本改变。
问题在于, 象王国维先生那样为文化殉节而不
是为某一王朝殉节者, 不见于中国历史上金人挥鞭
南下, 蒙古尽掩中国和满人入主中原的任何世代,
而独见于圆明园早已烧尽, 宣统退位过去十六年,
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节? 而象两次鸦片战争或中
国与八国联军之战、中日之战、中法之战这样的战
事,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不能算是什么悲壮的战事,
由此造成的“山河破碎”和民族危亡之险也远不及

   上述异族饮马黄河所造成的伤害, 但在这种甚至王
朝尚未易帜而只是沿海沿江的几处口岸遭到象征性
打击的情况下, 中国人有关救亡图存、种族不保的
焦虑何以从此会成为百年来挥之不去的焦虑? 问题
还在于, 中西之间的战争并未带来《扬州十日》所
记满人南下之初那种“种族”灭绝的惨烈景象, 以
中国之大, 其“社会经济制度”何以不得不作“根
本变迁”?
纵观百年来困扰中国思想界的问题, 自“师夷
长技以制夷”这一战略思想提出始, “中体西用”
论式便成为中国思想社会各界试图援引“西学”来
保卫中国文化之“体”一再面临的困局, 而甚嚣尘
上的“救亡图存”论, 也从来不真是对“无以自
存, 无以遗种” (严复) 这一“种族”性命之忧的
焦虑, 而是对如何“取西人器数之学, 以卫吾尧舜
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薛福成) 的焦虑。在“四千
年声明文物”有“不终日之虑” (严复) 这一其
“道”将失的时刻, “求形下之器, 以卫形上之道”
(汤震) , 甚至放弃为“历世”所误执的“民贼”专
制体制这一“中学”之“体”以存续中国文明体制
据以建立的至上根据, 亦即此一文明体制据以成立
的正义论根据, 是百年来汉语思想界依循其历史经
验一步一步展开的思想历程。
   在“本末绝异” (康有为) 的中、西学或中、
西文化之争中, 汉语思想界原来以为持有不易之
“圣道”的“中学”在与“西学”对局中壁垒尽失。
从认识到“中学”“渐失其所谓器”(汤震) 到痛感
中国之积贫、积弱、积愚在于其“教化学术非也”
(严复) , 中国思想界走到了批判“一王之制”这一
“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梁启超) 关键处。“中学”
从原来的所谓“体”处彻底崩溃, 而“西学”则从
最初的“长技”、“器数之学”等“用”处向政教法
度、“民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
等“体”处扩展, 直至“以中学为体, 以西学为
用”论根基动摇, “中学”之“体”被“西学”之
“体”彻底取代。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汉语思想界
“失语”和汉语生活世界失去“传统”的过程。然
而,“中学”在这一过程中之被证伪, 确乎已经历
了漫长的论争和历史经验之“试错”。在“长技”
被视为“夷技”,“中学”信心尚固的时代, 历史把
视“夷夏之防”为“中体”所在的保守思想界的强
烈反应平息于杳无声息之中。“师夷”并没有“变
而从夷”。而以“夷夏之防”这一“体”处的考虑
来阻挡向西方学习, 终于被历史生活本身的进展证
明为迂阔之论。然而,“体”的确已在此受到损害,
“夷夏之防”在原来那个地方已不复存在。在保守
思想界提出“体”实际上正在溃决之类问题时, 洋
务派思想家显然从未正面作答, 他们的论证方式
是,“天朝文物制度”远在西人之上, 而西人术数
制器之学则有长于中土且可为我“天朝文物制度”
所“用”(李鸿章) 的重大好处。因此, “以中学为
体, 以西学为用”, 在保守派眼里一直就是开门揖
盗之论, 不外乎放弃某些“体”处的坚持换取另一
些被宣称更为核心的“体”的稳固。在坚持“体
用”、“本末”、“道器”两分的各派思想家那里, 保
守派坚称受到损害和洋务派宣称此处与“体”并不
内在相关的“用”的改进实际上更有利于“中体”
之永固, 总是各执一端、互为对手的谬论。“中学”
显然正在从“器数”之学开始一点点被证伪, 而且
西人“器术之学”在突破“夷夏大防”之际已是
“中学”相应的“器术之学”在“体”处的转换
———这是保守派对“变而从夷”、“以夷变夏”忧心
忡忡的真相所在; 而西学在“用”处向洋务派所显
示出来的“富国强兵”的巨大好处则是强调“西学
为用”的洋务派所看到的西人“器术之学”在“洋
务”这一“事务”层面“保国”、“保教”的“用”
途。这当然又是西人“器术之学”所显露出来的真
相之一端。两派的争论迁延不决恐怕是因为他们从
未正面交锋。而他们各执一辞而又言之凿凿的争论
之所以得以延续数十年, 乃在于他们一直在共守传
统形上学“体用”、“本末”、“道器”“撅为两截”,
以“体”、“用”各为一“物”的根本立场。
而“用”的真伪作为真、伪得以成立, 总是
“体”的真伪, 在“体”、“用”“撅为两截”的传统
形而上学这里已被预先歪曲为“体”、“用”自有其
真伪———而自有“真伪”之“体”、“用”, 当然可
以在完全外在的情况下相须为用。洋务派与保守派
的争论方式被其后各个对立派别的思想论争所继
承, 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形上学所固有的逻辑表述形
式在中、西学或中、西文化近代遭遇战中的延续。

    中国思想界不能从“用”上溯到“体”, 进而在
“体”处深切洞明地反思中、西文明根据之真伪,
其误失固在传统形上学理路之误, 而其根本的误失
则在, 饱受历史创伤的思想界从未在中国文明的既
成体制及“中学”所述种种历史经验背后, 回溯所
有这些历史经验得以产生的先验形式, 亦即中国文
化的“公”、“私”观或中国历史之正义论。
中国思想界在此几乎从未进入反思之思, 而是
汲汲于以自身生于其间的历史体制及其学理表述为
不可改易和必须捍卫的“圣道”、“本”、“体”。
“本”、“体”、“圣道”的“本”“体”性何在, 亦即
此一“本”、“体”在其“本”“体”性处的真、伪,
却从未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提问之域。在被视为
“本”、“体”的历史性体制及其学理表述不断被经
验证伪, 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体制及其学理表述
已获相当明证之际, 汉族思想界在尚无历史经验可
以验证的以“理想”和“主义”昭示的尚待制作的
“历史经验”处失去了追问这一“经验”的先验形
式, 亦即其正义论根据的能力———而这是与汉语思
想界从不以反思之思思及中、西学或中、西文明体
制据以成立的历史正义并在此处寻取此一历史性正
义形式真、伪之明证的一个必然结局。
传统“公”、“私”观或中国历史的正义论根据
作为未经反思的“中体”, 仍然是中国人或中国历
史据以“看见”中学、西学和中、西文明体制的
“成见”或“前见”, 是这种历史追求“理想”和
“正义”所“见”、所“及”的种种历史经验据此
“见”、此“及”得以创制的先验形式, 是中国人成
“人”理想或其人权观念, 亦即其历史正义的最终
表述形式。在历史上的经验和体制这些“流传物”
已在经验处不断被证伪, 西方文明的“流传物”在
经验足以证明处光华毕现, 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
理”已是大势所趋。中国文明体制的历史“流传
物”自近代以来日渐深入的被证伪, 终于使二千来
的“帝制”走到了终点, 而以此“社会经济制度”
为“寄命之地”的“中学”已失去抗衡“西学”的
能力,“中学”的全面“失语”和西学话语的长驱
直入渐成定局。更要紧的似乎是, 在“中学”的传
统话语如潮退去之际,“中学”之“体”并未退场,
这就使得百年来经由引进“西学”和西方文明体制
植入的所谓“现代性”一直是以“中学”之“体”
为“体”, 中国社会各界执此“体”所见之“西
学”、“西方文明”显然已不可能是西“体”之下原
本的“西学”和“西方文明”。
汉语思想界此处的尴尬在于, 它所看见的历史
生活是尚在转型中的历史生活。作为异质文化的发
言人, 汉语思想界既未能在西学的原本处洞见西学
之真相, 因而无力就西学之“学”赞一辞, 又不能
对本土历史经验的转进历程及“中学”和传统体制
何以会退出历史作出在学理上具有洞察力的说明。
“中学”之学的合法性已随着传统体制合法性的消
失一道退出了历史, 中国历史以“现代化”为自身
进取目标的进程已循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
命”或“工业化”等等社会宏图渐次展开。“中学”
原有的为社会体制和历史生活标示形上之基并以此
照彻当下生活经验的原创性已原原本本地从“生活
世界”脱落, 而百年来经历史经验层层证伪不断还
原到其先验根据处的“中学”之“体”的先验合法
性之明证却从未由汉语思想界作出。引进的“西
学”话语在不断被空洞地复述。汉语思想界已失去
原来的“中学”在原有的历史生活处为此一生活持
守形上之基的角色。而在这同时, 引入的“西学”
并未在如“西学”所生处生根, 思想界不去在根处
为“西学”寻找地基, 并由此为生活世界的种种混
乱寻解, 却在空洞的转述中把从未清理的地基向更
深处掩埋。西方思想界从根处发出的西学的声音,
经由汉语思想界无根的转播已变得面目全非。不愿
意对本文明历史体制之形上本源作出返本溯源的先
验性反思的汉语思想界, 已从根本处无力洞见生活
世界的真相和以此向世界提供原创的思想, 标示出
汉语思想界独特的声音。在古老文明体制去世未
久, 挽歌仍在唱响之际, 我们却对这一“文明之
死”的死因懵然不知, 任由“生活世界”从掩蔽走
向掩蔽, 把本该由思想界担负的历史生活的先验根
据及生活世界意义证明这一工作推给“生活世界”,
让其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以苦难作证和以苦难一点
点回到意义澄明之世界, 确乎是百年来汉语思想界
必须正视的渎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