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要建立把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系，这是二十多年来，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上的重大突破。它对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更有深远的影响。

 
　　从管人到管资产

　　企业改革千头万绪，从何入手，核心抓什么？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明确。在实践中，我们事实上还是沿用了计划经济和政治挂帅年代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做法，把企业和党政机关一并对待，把管人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没有人权其它权力都是空的，管住了人，也就管住了企业。但是，随着企业的外部环境即宏观环境日益市场化，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和复杂, 企业的行政级别逐步淡化，企业经理人市场初现雏形，一方面管人的难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传统的组织部门只管人，不懂也不管资产、财务、经营的模式也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短期行为。结果以管人为核心的企业管理体制，实际上越来越管不住人，特别是很难管出、留住和用好真正的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企业家。

　　在市场经济中，以管人为核心的管理体制的主要缺陷是它混淆和扭曲了不同的用人标准。好的党政一把手不一定是好的经理人，好的经理人未必做得了党政一把手。这是两类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考核标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的干部标准是要讲政治、讲大局，上能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下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所谓德才兼备。但在企业里，德主要是有职业道德，不欺骗投资人和利益相关者，才就是能使企业盈利，资产增值最大化。因为企业是以出资为基础、以盈利为目的的财团法人。资产的安全和增值，是企业生存发展的依托，也是出资人的全部利益所在。对投资人来说，离开了资产的增值，谈不上人的好坏。只有抓住资产这个牛鼻子，企业管理才可以提纲契领，纲举目张，企业的内部人也好，社会人也好，就都可以为我所用，为资产增值的最大化服务。所谓政企不分，就是还把企业当成行政单位来管理，当成过去无产阶级政权的基层单位来管理，把经理人当成党政干部来管理。因此，以资产为主线，把管人、管事隶属于管资产，避免政府各部门九龙治水，大家争权，牵制企业的局面，是政企分开的关健一步。这个方向抓准了，企业改革就真正破了题。

　　从政企分开到政资分开

　　实际上从经济体制改革伊始，政企分开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企业改革历时二十多年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也就在于政企分开的问题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政企不分，政领导企，官员又是企业家，当然搞不好企业。但政企分家，让企业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人控制，掏空搞垮企业的也比比皆是。以至有人说，国有企业政企不可能分开，从而也不可能搞好。熟谙产权理论的专家说，国有企业代理层次太多，因而必然效率低下。因此政企到底能不能分开，怎样才能分开，成为多年来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出资人制度的提出，点破了长期以来在政企关系上的那层迷雾。企业都是有出资人的。所谓企业治理结构，就是指出资人、经理人和职工之间的关系结构。因此，政企可以分开，但出资人与企业是不能分开的，分开了企业治理结构就会失去平衡，失去灵魂。在政府同时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和资产所有者双重职能的时候，政企确实很难分开。因为政府管理企业，难免政企不分，经常越位；政府不管企业，导致大权旁落，内部人控制，又变成了缺位。有了出资人制度，政府管理的是属于面向社会各类企业的行政管理部分，并无权干涉企业内政。而出资人作为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核心一环，是自然要参与企业内部治理与监控的。

　　正因为出资人天然具有参与企业内部治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涉及到国有资产的地方，政资分开就成了关键。因为如果政资不分就会通过出资人这个中介又搞成了政企不分，而且可能是更严重和更名正言顺的政企不分。所谓政资分开就是要让出资人真正和仅仅作为出资人履行职责。出资人不一定按照行政区划设立，不应受同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应当没有行政管理职能，有自己不同于政府行政预算的独立资本预算，作为所有权的代表唯一和仅仅对资产的保值、增值和经营好坏负责。出资人不应列入公务员序列，而应按照市场经济中资产管理人和委托人的方式组建，按照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经营。

　　公有财产的这种资产管理和委托人制度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虚拟出资人会象私有财产的终极出资人那样行事吗？会不会又是一匹只是身上画了几个斑点的假斑马呢？一切都有可能。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完成下一个关键性的飞跃。

　　从资产管理到资本管理

　　几百年前，当股份制刚刚出现的时候，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对这种管理他人钱财的企业形式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他担心管理他人钱财的人永远不会像管理自己的东西那样尽心尽力。就是在这样的怀疑声中，股份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现代跨国公司甚至超越了国有制的边界，发展出了世界范围内的委托和代理链条，而把私人直接占有的私有制排挤到边缘化的角落。但是，财产的委托管理，无论是公众的，如多在西方；还是公共的，如多在我国，都面临着一个实际的难题，就是资产的难以计量。现期利润只是衡量资产经营的一个不全面的指标。对于亲力亲为的小企业主来说，扣了雇员的，剩下就是自己的，没有精确计量资产增值的需要。但对代理经济来说，委托人主要依据经营成果来决定对代理人的奖惩，这就远远不够了。因为资产的一大缺陷或曰其魅力，就是它不能简单用会计的财务方法来反映。一块经营有方的优质资产，可以卖出比它帐面净资产高许多倍的价格。反之，一块不良资产，打折出售也可能无人问津。人们知道，困扰我国乃至世界银行业的最大麻烦就是不良资产问题。幸运的是银行界经营的是单纯的货币资产，尚可依据还贷付息的不同情况给资产优劣分类，而对于一般产业型的经营性资产则没有这样的运气。代理经济中资产管理的最大问题就是由于人们不能区分资产的质量，从而难以搞清资产是否真的保值增值，还是已经大大缩水。仅仅按照帐面净资产去考核代理人是会出问题，有时甚至会出笑话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资产的资本化。诚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的价值，要在交换中才能显现出来。资产的真正价值，也要通过交换和流动，在资本形态上才能体现。因此，股份公司出现后股票交易市场的发展，产生于客观的经济需要，而资产管理也必须过渡到资本管理，才能完成国有制、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我们现在相当多的国有企业集团，帐面资产有几十亿、上百亿之巨，但真正能够用于营运的资本，几亿也拿不出来，相反，货币形态实实在在的帐务，堆积如山。资产的资本化，就是要使资产转化为有市场价格的资本，可以转让，可以交易，可以有进有退。在资本管理形态上，代理经济中的计量问题，考核问题，激励问题，现代代理经济的发展都已经创造了和还在发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和货币一样，资本没有排异性，没有不变的标记或烙印。私人资本也好，公众资本（如向社会发行的投资基金，大众的养老基金，社会的保险基金等）也好，公共资本（如国有的，或社区所有的，团体或单位所有的）也好，都可以通过竞争性的多种管理或委托代理形式，找到安全性最好或收益最高的管理形式和管理人、经营人。只有在这个形态上，它才能最终摆脱任何行政的干预或各种所有制的局限，实现社会化资本与社会化生产的最佳融合。

　　证券市场的枢纽作用

　　资产的资本化，从而企业改革的攻坚，显然离不开证券市场。银行直接金融比重过大的金融风险的化解，也要靠证券市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证券市场在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在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和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金融风险中，起着画龙点睛的枢纽作用。拟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出资人到位，一方面对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市场监管者可以借此契机，真正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国家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实现裁判员和运动员角色的分离，从而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履行自己市场组织者和监管者的职能和义务。另一方面，这又是对证券市场改革发展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因为证券市场本来是提供债券和股份资本化评价和流动的场所，从而发挥其对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的枢纽作用。但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公司债凤毛麟角，上市公司的股份又大部分不能流通，股权分裂，比价扭曲，本来就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提速对证券市场本身的改革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如何在保证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出一个切合国情的改革方案，化解证券市场本身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不是阻碍和滞后于而是能反过来促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动企业改革这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根本性突破，适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