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自己的哲学的阐述，他是用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代替了黑格尔以体系建构为特征的思辩哲学，这种哲学名叫“实践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和特定的时代实践、特别是实践中心工作或任务相结合则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形态。在和平发展的时代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中，经济哲学必然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关键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哲学形态、经济哲学

一、将实践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

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必由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路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些关系哲学能否走出“贫困”的根本问题，迄今已经争论10多年，目前尚无主流性的共识形成，以至造成了今天早已落后于和平发展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源于苏联计划体制模式和仅适应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教科书哲学”仍居主流状态的不正常局面。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的统一性基础上，实现在经济哲学引领时代精神潮头基础上的哲学形态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高清海教授提出了用实践唯物主义纠正“教科书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院化曲解，引来了中国哲学在创新中发展的曙光，其方向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实践唯物主义”确实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也应看到，从那以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因在于把实践唯物主义看作是取代“教科书哲学”的新形态，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当成了具体的哲学形态。当前问题的关键，仍然需要在于对“实践”范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理解上取得突破。马克思的哲学应该径直被称为“实践主义”,所谓“主义”，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即一种区别于传统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思辩哲学的哲学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哲学形态是特定时代、实践的产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有可能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的僵局，才可能改变中国哲学今天的“论文繁荣，教材贫困”的局面。

　　为什么说如果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可以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创新的路径呢？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观或“哲学理念”的变革出发，去看待和评价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去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发展史。对于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的实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把握应该这样去理解：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宣告了黑格尔式的思辨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及其所体现的哲学观的终结。哲学所努力的，不再是构造臆想的联系，而是"发现现实的联系"；哲学所追求的，也不再是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而是要"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统一性、稳定性与结合时代、实践形态不断创新、嬗变的统一，这难道不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个开放性、与时俱进的学说么？！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未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传统教科书依然雄霸着各大学的哲学“公共课”、甚至专业课的讲坛。原因是什么呢？在于对传统教科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哪些方面不符合、或有哪些缺陷，则见解不一，而这恰恰是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迟迟未能建构起来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中，如何正确、科学的认识、评价“教科书哲学”，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以为，如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哲学形态应该随着时代、实践特别是实践中心不断创新的观点，那么我们是可以比较正确、科学地回答至今仍然不合时宜地雄踞我国讲坛的苏联“教科书”哲学到底错在什么地方的，我们也可以回答将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基础上创立什么样的反映和平发展时代精神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形态哲学的问题。

　　苏联“教科书”哲学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其一、教科书哲学把哲学形态等同于哲学观，因人为把自己的地位神圣化而自我封闭了创新或嬗变的路径。正如著名哲学学者李德顺教授指出的，多年来我们缺少比较系统一贯的哲学观研究，因此有许多问题还不是很明确、很自觉的。沿用多年的教科书基本采用了前苏联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固定模式，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主义”的分立和并列为框架的；同时也就大体上接受了它的哲学观－－其主要特点是高度强调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和工具性意义。也就是说，事实上教科书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模式宣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一种哲学观是对自己哲学性质、域界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界定，若果如此，教科书哲学岂有不走向自我封闭、缺乏创新活力与空间的地步？人们怎么不会对这种过了时的哲学模式持“不愿学”的态度？如果能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实践唯物主义，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特定条件、时代的哲学模式，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阻力或许小得多。这样，我们可以承认教科书哲学在战争与革命时代、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夺取政权是实践中心的历史上地位;但是，今天时代、条件、实践中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有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的新的哲学模式、形态来取代它，也是必然的。其二、教科书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已经落后于和平发展的时代、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历史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马克思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都知道，作为实践具体形态化的时代决不会停滞和一成不变的，那么，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必然不断产生反映变化了的新时代的、表现为新形态的哲学。教科书哲学企图使自己这种哲学模式“成仙”，永远不需要创新变革，可以对任何变化了的实践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回答，显然是办不到的。落后于实践、时代的理论是无法回答发展了的实践问题的，唯有创新了的理论才能适应与推动新的实践，这个问题的真理性应该说是早已证实了的。今天若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贫困”的窘境，唯一出路是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牵引下，进行哲学形态和模式的创新。其三、教科书哲学模式的本身问题，关键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的范式。教科书哲学不是按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视域建构其理论框架与内部逻辑关系，而是按照一个完整的所谓“世界观”的思辩体系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与内部逻辑关系。由于教科书哲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内容按思辩哲学进行了再改造，所以，人们总感到教科书哲学讲的内容不少是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但是，总体哲学倾向似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原著又有很大出入。所以，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在中国哲学界率先发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呐喊后，在中国哲学界引起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者们巨大反响及其回应。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向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这个问题目前已经逐步引起了哲学界的广泛重视，一些有影响的关于哲学形态的研究成果已经相继问世。事实上，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地区国情的差异，具体科学研究的进展，新的哲学思潮流派的产生和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的变化等多种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和特征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形态。

　　笔者还认为，弄清哲学观与哲学形态在表现方式与存在模式上的区别也是重要的。从哲学的发展实践来看，哲学观的变革周期是很长的，有人指出，文明社会以来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可以看作是不同的哲学观的变革。而同一哲学观麾下的哲学形态的变化则周期较短，一旦时代、实践特别是实践中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可能产生新形态的哲学。即或是同一时代，因实践领域的复杂性，也应该允许在同一哲学观内存在和产生多元化的哲学形态。当然，在同一或不同一哲学观基础上产生的多元化哲学形态家族中，必然有的哲学形态最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主流与精华，与实践中心对应性最强，因而这种哲学形态应该、可以引领时代精神的潮流。

二、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创新性嬗变，

其新形态为什么是经济哲学？

　　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创新性嬗变，其新形态为什么是经济哲学？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创新性嬗变其新形态所以是经济哲学，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本来路径。唐正东在《斯密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论研究专著中指出，马克思的哲学的产生绝不是象教科书说的那样，是德国古典哲学继承基础上的逻辑发展，而是现实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哲学升华。《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在《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一文中刊登了当今中国哲学界一批最有学术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实现创新的观点。北京大学王东就文本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关系发言中指出，长期以来，学界先后流行了三种解读模式：一是“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以20世纪20—50年代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在这种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往往被简化为自然主义存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则被简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简单推广。这种解读模式适应了战争与革命时代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却很难适应新时代、新体制的需要。二是“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通过研究19世纪后期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论战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这是当时初学者不可或缺的通俗入门之路，却不是今天研究者的深入堂奥之道。当时这种情况难以避免，是因为在整个19世纪，马克思逝世后他本人的哲学著作只发表过一个短篇，即1888年作为恩格斯《费尔巴哈论》附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三是“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即主要按照西方哲学模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过去主要着眼于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传统，近年来则主要着眼于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这种解读方式有助于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与现代意义，却不能真正澄清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实质。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实质，必须采取“以马解马”的新方式，直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提琴手”本人的文本，直指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真正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在人类哲学史、认识史上引起的划时代变革。在阐述“以马解马”的观点中，王东提出了“马克思哲学创新四部曲”的观点。所谓“马克思哲学创新四部曲”主要指的是：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起点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萌芽的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雏形的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升华、蕴涵在《资本论》和晚年笔记中的辩证法体系构想。很明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起奠基作用的著作份量最大的是经济哲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经济实践问题的分析中脱颖而出的逻辑起点，《资本论》是马克思将经济学和哲学融为一炉的博大精深著作。2004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在题为《带着问题出场——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学旨趣》的文章中发表了南京大会张一兵教授对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文本研究成果的观点，张一兵在研究中注意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从184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学的内容在马克思的学术研究中便占到了70％以上的主要内容，到了晚年，这一比例更达到90％。1846年以后，在马克思那里，纯粹的哲学在独立的意义上甚至从来没有存在过。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是一个完整的始终不曾分离的整体。他创立新世界观的实际进程表明，他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便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在经济学话语之上建立的新哲学话语。可见，说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创新性嬗变其新形态所以是经济哲学，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本来路径，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创新性嬗变其新形态所以是经济哲学，这是变化了的时代、历史条件、实践中心的哲学要求。首先，和平发展时代的精神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精神指向相比较，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与革命时代全部的实践诉求是砸碎一个旧世界，用战争与革命的手段开创一个新世界。适应这种实践诉求的时代哲学精神的基调必然是批判精神，突出斗争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全部实践诉求的主旋律是在建设中求富求强，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精神的基调是建设精神，突出寻求共同利益和妥协点的同一性及其珍视统一体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建设性的求富求强的时代精神只有以经济哲学的形态才能被确认与存在，而不可能存在于以强调批判和斗争性的阶级斗争政治底蕴的哲学形态中。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要适应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新的历史条件，必然要求其哲学视域发生根本性位移，唯有经济哲学才能适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后新的哲学视域的要求。共产党在作为革命党的历史条件下，她是一个政治组织，其任务是组织革命阶级进行夺取政权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革命党的使命概括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与党的这种政治使命及其活动视野的条件相适应的哲学必然是以夺取政权和变革旧制度的革命政治哲学。现行的至今仍占据主流形态的教科书哲学，不管它号称是多么全面、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其全部内容只是为政治革命提供哲学理论根据的哲学形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后，她固然从本质上讲还存在政治属性，但是，执政党的政治属性的实现就不能直接以政治手段、政治目标、政治组织来进行了，执政党的政治功能将通过国家形式和经济建设的方式来进行。经济建设成为了执政党的中心视野，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更是如此。在革命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内容是阶级斗争，在执政党条件下政治的内容是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建设称为“最大的政治”，就说明了革命党和执政党政治内容变革引起的视野的位移。与之相适应，哲学视域也必然要求从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社会制度变革为基本范式的政治哲学创新为适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哲学。最后，实践中心的变化是哲学形态变化的直接动力。为什么会产生特定形态的哲学？笔者认为，哲学形态直接是由实践中心决定的。在原始社会，人们的实践中心是广阔的自然界，在自然界去打猎或采集果实，那时的哲学形态是以自然物崇拜为范式的原始哲学;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直至工业革命，人们的实践中心是以经验主义为主导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其哲学形态是各种以“本体论”为哲学观的认识之树上的“思想花朵”;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实践的中心是日益扩大的财富创造体系及其机制，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现状及趋向，归根到底是服从、服务于财富创造与人的自身发展的互动，围绕如何认识和处理财富创造与人自身发展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观及其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并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或哲学平台上创新与弘扬了这种人文精神，把它创新为关于建立在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理想。同时，马克思主义还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科学地分析和解剖了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的财富创造机制与方式的文明性和野蛮性，对其文明进步性（理论概括为“资本动力学”---过去称之为“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充分肯定，对其野蛮性（理论概括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集中都反映在《资本论》中。在以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的现实形态）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时代，我们在理论上突出宣传“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并以此为逻辑根据建立了以“教科书哲学”形态为存在方式的革命哲学。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资本动力学”---过去称之为“再生产理论”的理论显然才能适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在这种理论逻辑基础上建立的哲学形态肯定会创新为经济哲学。

三、经济哲学凭籍什么企图

引领21世纪时代精神的潮流？

　　在教科书哲学因落后于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实践中心而不可避免地将被新的哲学形态取代的大势下，中国哲学界已经呈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生存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问题哲学等旗号进行新的哲学形态建构的创新活动此起彼伏。虽然各种旗号的哲学形态或许都有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哲学随着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解体，与之相适应的一本哲学教科书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代之的必然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麾下的哲学形态多元化局面。但是笔者认为，经济哲学或许将引领21世纪时代精神的潮流。

　　经济哲学凭籍什么企图引领21世纪时代精神的潮流呢？笔者以为，其根据是哲学自身的发展实践和经济哲学的“理论硬核”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从历史上看，任何时代的哲学形态都是多元化的，象计划体制下那种一本教科书一统天下的局面是阶级斗争为纲政治高压下的特有现象。在哲学多元化的情况下，必然有一哲学形态引领时代精神的潮流，最能反映时代和实践中心的哲学要求。引领时代精神潮流的哲学形态脱颖而出的实践条件是和实践中心紧密对应，因其与实践中心紧密对应这种形态的哲学能够形成对时代精神更好把握的“理论硬核”。教科书哲学一统天下是不正常的，但是，教科书哲学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引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潮流是必然的。因为，教科书哲学的全部理论是论证“革命有理”、“社会制度变革必然”、“阶级斗争正义”等实践理念与行动。在中国凭借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活力而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哲学，在中国今天的已呈多元化发展的哲学生态中，又明显具有与和平发展时代主题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对应的优势与特征，它可以为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建设直接提供所需要的理念。2004年10月由中国经济哲学的学术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发起、在上海成功地召开了“21世纪经济哲学的发展”学术座谈会，在会上，中国“海派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作了报告的程恩富教授同与会学者共同探讨了经济哲学的发展问题;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刘奔教授作了以主旨为“在解读现实的基础及其逻辑中发展经济哲学”的主题发言。“十年磨一剑”，中国经济哲学经过十多年在“长三角”经济活力与上海财大、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等一大批颇具影响及学术创新能力的中青年学者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反映时代精神潮头的“三大理论硬核”。这三大理论硬核是：资本动力学为核心的生产力理论、哲学智慧对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贯注、人文关怀。资本动力学为核心的生产力理论，从理论上直接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建设性内核和邓小平的一贯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内核联系起来了，从实践上提供了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现代化建设实践所需要的哲学理念。谁说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理论，而不同时也是建设的理论？《资本论》中对资本文明面即促进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方面的肯定，及其资本动力学理论的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时是建设理论的哲学根据。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动力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市场机制形式，更要看到蕴含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动力；不能只搞市场经济，而不重视资本的动力作用。上海财大的中国哲学界著名学者鲁品越教授说得好，没有资本动力的市场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有资本动力作用的市场经济才是现代市场经济。资本是人类创造财富能力跃上社会化、国际化水平新台阶的重要文明成果。在资本被发现以前，人类创造财富的动力主要是个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了文明社会财富创造的初始动力是发挥个体力量的观点）或个体在家庭至多是小地域范围的分工协作，自从资本这一财富创造的新的动力机制被发现以后，人类则进入了在资本平台上在社会化和国际化范围内集聚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新能力，从此生产力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与广度发展，给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带来福音与福祉。当然，资本为动力的生产力发展也有野蛮的一面，这种野蛮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带来的以经济危机为主要形式社会破坏性是严重的，给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带来的苦难是深重的，对此，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一贯是持批判态度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本动力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建设的财富增长目标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也可能减轻资本野蛮面的破坏性和给人带来的痛苦，为此，就要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注入哲学智慧及其弘扬人文关怀。哲学智慧对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注入，它的作用是改变原有的“游戏规则”。毛泽东同志过去把哲学智慧注入军事战争中，创造了以人民战争为主要特色的军事哲学思想，不是改变了战争的游戏规则吗？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运用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既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了“跨越式”态势，又避免了过去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曲折与苦难，这不是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原有“游戏规则”么？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事实沿着邓小平开创的建设道路，继续着把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贯注到经济建设中去的创造性活动，又创造了新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实践与新成功，这个问题说来有些玄在实践中又是简单易懂的事情，其创新空间是无限的。人文关怀是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个性在法制与民主制度架构内的自由与权利成果的哲学弘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建设实践中的运用。无论中国世界经济都是依托市场机制运转的，市场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眼里是“人对物的依赖”阶段，在这个阶段弘扬人文精神、实践人文关怀显得具有特殊重要性，否则，人在物面前的异化、人欲危害人类个体乃至群体的现象就难以避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的弘扬与人文关怀的实践，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社会性关怀与通过个体自身努力实现自我超越而实现的关怀的辩证统一。在财富面前弘扬个体与群体的能动性，自我超越实现关怀，常常是弘扬人文精神，实践人文关怀有决定意义的方面。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简单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哲学与时代、实践中心特殊的耦合关系，因而具有广阔的学术创新动力与空间。同时，经济哲学己有的“理论硬核”的理论张力与实践价值为其引领时代精神的潮流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当代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已经超越了体系化时代，进入了共同范式基础上的理论硬核阶段。所谓一门学科，不过是共同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学者群观点的集合而已。在这些观点集合中，理论硬核的作用又具有特殊作用，理论硬核是一门学科的标识，它具有广阔的实践概括力和张力，在理论硬核基础上可以开放式创新出各种具体的理论观点乃至内部派别。看一门理论是否已经成立、成熟，不是看其有无体系乃至“统编教材”，关键是看其有无共同的研究范式、学者群的观点集合、理论硬核。用这些理论标识看待经济哲学，笔者认为，经济哲学已经初步具备了引领21世纪时代精神潮流的理论准备。

主要参考资料：

（1）李文阁著《走近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月刊》2000年11期。

（2）杨学功著《马克思哲学观的合理总结和当代确认》《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杨学功著《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光明日报》2004年7月6日。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4）《唐正东著《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5）王东等《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