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关银文集
    何关银(男),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1953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2年至今,先后在中共四川宜宾地委党校、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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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设时间:2007-1-26
  • 更新时间:20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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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关银主页 >> 文章 >> 经济哲学 >> 浏览信息《经济哲学的逻辑主线:哲学智慧、人文关怀》

    经济哲学 | 评论(0) | 阅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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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   晴天 
    主题 经济哲学的逻辑主线:哲学智慧、人文关怀

      内容摘要: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应该成为经济哲学的逻辑主线,这样可以使经济哲学既永葆学术创新活力和空间,又有自己明确的标识。哲学智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人文关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学和经济实践都存在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缺失,所以要加强以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为逻辑主线的经济哲学建设; 经济实践和经济哲学发展的要求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成为经济哲学的逻辑主线; 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发展路径有三个。

      关键词:经济哲学哲学智慧人文关怀

      什么是经济哲学?经济哲学既不是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不是仅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问题,更不是把现有哲学体系向经济“贴标签”式的“推广和应用”。“经济哲学的理论生长点应在经济理论和市场实践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它的外面。”[1]在经济学繁荣的学术帝国和风云变幻的市场实践中能生长出什么样的经济哲学呢?笔者以为,就是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 这是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目前亟须注入的新鲜活力。但是,经济哲学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是什么?它在经济哲学中的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此,笔者就这些问题谈些管见。

    经济的哲学智慧与人文关怀

    概念和基本内容的分析

      经济的人文关怀的内涵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要从经济客观和主观两个视角去解读人文关怀的内涵。从客观方面讲,经济的人文关怀应该是经济实践的全过程都应该体现“以人为本”。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充分重视。笔者认为,快乐、努力、认真应该是人文关怀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德国学者卡尔. 雅斯贝斯说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认为:人文关怀可以理解为一种主体快乐的感觉。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之一是:“克尽职守,努力工作。”[2]中国社科院学者周国召在2004年1月19日的“凤凰卫视”演讲中直接把人文精神等于“认真”。

      经济的哲学智慧的内涵总的说来是通过对客体、实践的把握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宏扬。

      笔者以为,经济的哲学智慧的基本内容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财富的智慧。经济实践是创造和增长财富的过程,经济理论则有人定义为是关于财富增长的学问。财富是什么?怎样才能致富?这里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财富从表象上看是各类有用的物质实体的概括,从关系视角看是价值的集合,从过程视角看财富是资源和资本要素的无限转换。但是,财富无论从理性和实践的本质讲是人的能动性的外化或物化。离开了人财富的产生、价值、意义都是不存在。所以,在财富的理论和实践中高扬人性、人道主义的大旗,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证明是正确的、可持续的“生财之道”。从古到今都既有人在财富的逐鹿中成功了,也有人飞蛾扑火似的因在财富面前缺乏智慧而毁灭了,细品其财富的盛衰存亡之道,对财富的中人的理解与运用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洛克认为,财富从广义上讲是人类利益欲望的广阔领域,从狭义讲是物质货品,从过程讲是稀缺物经过劳动的可交换的自然权利。[3]在经济实践中在财富的认识、创造和运用的任何一个维度关于人的智慧如果缺失,其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第二、关于经济过程稳定性的智慧。无论是个体经济利益的谋取、还是国民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讲都存在着稳定性即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同时微观和宏观都总可能存在各种“一锄挖个金娃娃”的短期行为与机会主义行为。如果缺失哲学智慧,人们是难以逾越和规避短期行为与机会主义行为的“陷阱”的。沃尔德提出了“大道定理”,要求人们从不同的增长路径中去寻找最大的稳定增长路径。

      第三、关于经济过程的主客体协调的智慧。经济过程的客体方面的诸因素的协调问题,与经济的稳定性是互解和互为因果的关系。解决了经济过程的稳定性,也就解决了经济客体要素的协调问题,因为稳定的经济必然是协调的。沃尔德同时又提出了“黄金增长均衡”的理论,他认为经济过程的协调可以看作是一切经济投入与产出按相等的比例扩张。[4]经济过程主体方面的协调问题从经济实践经验来看,微观上讲是一个个体理性化水平问题,宏观上讲是一个发展观正确与否的问题。赫拉克利斯. 泡勒马尔凯科斯指出,“理性被认为与个体的机会选择关系的完善和改变是同一体,并且具有不可观察性。”经济实践中的微观的各种不协调,常常源于个体因理性缺失或理性水平低而导致机会选择失误。宏观方面的不协调,常常也是源于宏观指导理论不正确而产生的发展观错误。

      第四、经济主体不断自我超越的智慧。无论是经济理论或经济实践,其发展或增长都是和一次次理论或实践的超越相关联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实践的历史性超越其原动力常常来自哲学。配第在经济学上的突出贡献是超越了重商主义,为经济学发展开拓出了数量化统计的道路。但是,配第经济学上的成就来源于他的哲学方法的突破。配第受了当时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加入伦敦哲学学会,研究培根的实验哲学,并同霍布斯等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交往密切。在中国,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哲学大讨论提供的动力,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这都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笔者认为,经济的人文关怀的基本内容也是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实践中的文化退化的徂击。经济发展和人类精神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长河的基本关系是,经济发展是人们精神文化进步的基础、前提和动力。但是,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经济发展都可以立竿见影地推进人的精神文化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积累”时期,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常常伴随的是“文化断裂”(即传统文化崩溃而新的文化秩序尚未建立起来)而引发的“强大的败德旋涡”。陈章亮和袁恩桢教授主编的《哲学与经济学的世纪对话》中指出,文化的大败德带来的实践结果是经济生活的无序竞争和混乱不堪的局面,优质产品竞然斗不过假冒伪劣,“理性与现实的矛盾”把经济主体推入两难选择的困境。[6]只有经济哲学的哲学智慧引导和经济伦理的重建与市场法制的结合,才能徂击“大败德旋涡”的扩散并减少其破坏力。

      其二、促进“精英经济”向“环境经济”的转化。简. 博丁曾经提出过关于经济发展的两个互成对照的观点,即英雄式创造理论和系统化创造理论。[7]后来,熊彼特把博丁的英雄经济理论发展成为了以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精英经济”理论,这个理论今天的影响仍占主导地位。但是,以强调环境为特征的系统创造理论人们对它的重视是不够的。经济发展应该尽快从精英经济阶段跃上系统环境创造阶段,这样经济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精英经济和系统创造经济的区别,如同栽树与森林中每年自然生长出无数小树苗的差别一样。显然,完成精英经济向系统创造经济的转变,既不是经济实践可以自然发生的,也不是经济学能够独立承担起的责任,经济哲学则可以通过促进经济主体的个体理性建设、素质提高、可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促成和实现系统创造经济逐步取代精英经济。

      其三、通过“解释心灵”产生的激励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积极性”的主体动力。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主客体复合动力。客体动力主要源于技术和体制创新,主体动力主要源于利益激励和心顺而积极性高涨。经济哲学的人文关怀之光可以辐射到经济动力机制的方方面面,但是,“解释心灵”的积极性焕发作用是特别明显与无可替代的。休厄尔认为,哲学的重要功能是可以“用来解释人的心灵”。[8]在经济实践中任何参与主体都因为主客体矛盾困扰存在心灵困惑, 都需要解释的。如果心灵之“结”解不开,会因心灵痛苦而积极性丧失,行动也会因此茫然而陷于行动停止或行动失误。如果经济哲学能充分发挥其人文关怀的功能,及时解开各类经济主体的心灵之“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经济的智慧和人文的双重缺失

    与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哲学智慧的缺失是由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的。众所周知,经济学是一门实证性的学科,这种实证性一方面给经济学带来了“可操作性”的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也给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必然受具体“实证”局限,而缺失理性智慧的弊端。经济学却无法解决实证变动不居本性与经济学已有理论成果相对滞后性的矛盾,解决经济学实证性成果和不断变化与多样化实证矛盾的路径不在于告别理性,而在于把经济学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与哲学理性相结合。经济学应该立足实证,但又借助哲学理性超越实证。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则是由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所决定了的。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明确说,“稀缺和效率:经济学的双重主题”。[9]既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效率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问题。自然,人的研究、人文关怀就不可能被摆在经济学的突出位置。哲学自古以来实质上是一门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新形态更加科学地肯定与弘扬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总趋势是建立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人文关怀对经济学的渗透,将大大强化和放量经济学的实证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经济实践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缺失,也是由经济实践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的。经济实践的两个局限是:一是非理性的残缺,二是“见物不见人”的片面。这两个局限性就注定了经济实践自身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缺失。中国学者陈彩虹指出: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是“不完美和不一致的真实存在”,所以,它是残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无一方面或角落不可以批判的,亚当.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就是给经济的日常生活注入一种趋利避害的建设性理性。[10]众所周知,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远未达到哲学智慧水平、仅是一种“自利”性行为方式的设计,以致后来按斯密的扩张自利性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导致的危机震荡的灾难性后果就是必然的了。几百年的西方市场实践,始终在“自由放任”和“政府管制”的二难选择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经济实践中的哲学智慧的缺失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了。亚当. 斯密的自利性经济人假设,虽然在宏观领域经凯恩斯主义的修正向哲学理性的智慧自觉不自觉地靠近了一些,西方经济的实践的宏观领域由于缺乏自觉理性,仍未达到哲学智慧的水平。尽管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增添了经济人文关怀客观方面的色彩,却因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使西方这个号称“富裕社会”里仍然存在众多的“无根人”、存在为数不少的过不上“体面生活”的人。正因为存在上述问题,建立经济哲学的呼声会才首先从西方经济学者那里发出。

      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正处于初步建立阶段,经济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缺失状况也是不需讳言的。反复“交学费”,不是说明我们各方面、各层次的智慧性的选择能力亟需改变与完善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和经济实践中很容易看到的需要与应该强化的努力、认真及追求的快乐感觉,也说明我们的经济实现人文关怀同样任重道远。

      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为什么能够产生以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为逻辑主线的创新性的哲学成果呢?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式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哲学相比较,发生了根本变革。现存的教科书哲学是一个由抽象的最高范畴构成的一个概念王国,它与实践、特别是正在进行着的实践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即或可以进行某种联系也只能通过“仁者见仁”的主观性和差异性极大的自己“理论联系实际”去解决。由于现存的教科书哲学自身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无法证伪”的经院化弊端,使它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实际要求提供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经济哲学的将抛弃教科书哲学的那种建立概念王国互相演绎、互相证明的哲学范式,以经济问题的研究为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发展平台。通过对经济实践的不断反思,不断发现其中蕴藏的智慧之金矿与人文的元素,并把它纯化为哲学智慧的黄金。有人可能会问,经济哲学走以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研究为核心的学科发展道路走得通吗?海德格尔说:“问题本身就是一条道路。”[11]二是经济哲学通过对经济过程中人的行为研究来实现哲学智慧与人文关怀的效用。程恩富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著文说:“要充分认识哲学对经济行为分析的积极效应”。经济哲学突出对人的行为研究,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都是很大的。从理论意义讲,研究经济行为使经济哲学就可能克服传统的“教科书哲学”的“看不见人(特别是个人)、看不见正干的实际”的弊端。经济哲学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始终同正在干着的实际保持了一致; 经济哲学通过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实现了人在经济中的主体性。经济哲学以研究经济主体的行为则同经济学研究财富增长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在学科分工上划清了界限。

    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何以是经济

    哲学成立与发展的逻辑主线

      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所以是经济哲学自己成立和发展的逻辑主线,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实践与经济哲学自己的发展要求所决定的。

      如果经济哲学能够以其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成果弥补经济实践的缺失,就与经济学理论形成了犄角之势, 必然有利于经济实践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从理论指导上讲,经济实践可谓“左右逢源”,经济实践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可以解决“怎么干”(主要靠市场加技术)的问题;经济实践在经济哲学的指导下可以解决“怎么干得更好”(主要靠理性加道德)的问题,这不是左右逢源么?可见,经济哲学只有围绕经济实践亟须解决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成立、存在的合法性和价值性问题。如果经济哲学能够围绕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其学术成果又不断有益于经济实践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其学科的社会影力也就会与时俱增,它在经济学王国的强大阵容面前也能够逐步赢得“一席之地”。

      为什么说经济哲学应该在研究经济实践中、以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为逻辑主线才能推进自己的学科建设呢?其原因有三:首先,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可以实现经济哲学解决自身建设中的学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问题。任何学术创新都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扬弃性地继承中去实现创新。经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经济学理论之间都存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问题。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从理论架构上讲可以成为滋养经济哲学的肥田沃土。但是,也绝不是照搬实践唯物主义就可以拼凑成经济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时的实践指向是政治革命、改造旧世界,与我们今天进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建设的指向性差异甚大。今天的经济哲学的指向是经济领域,基调不是破坏、革命,而是建设与发展。我们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精神的指导下,去实现经济哲学的创新性发展。经济哲学在发展中、特别是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从经济学理论那里直接去吸收发展的材料是正常而不可避免的,如同人成长中必然经历从小孩的摹仿阶段到成年的创新阶段一样。我们只有努力从经济学已有成果中不断提炼出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我们才能早日把经济哲学同经济学的关系从学习阶段提高为学科相互渗透的阶段。其次、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可以实现经济哲学研究同“教科书哲学”相比较的范式转换。1998年7月6日,张雄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访谈中指出,经济哲学的研究必将实现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可能推动经济学研究范式结构的转换。教科书哲学过去至多能“联系实际”,它本身并不是正在进行着的实际的产物。而经济哲学是源于正在进行的经济实际并又可以直接再融入实际; 教科书哲学的学术成果归根到底体现为“体系”, 任何再有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哲学研究成果,只要无法直接纳入原体系框架,都事实上不被承认乃至是被排斥排除的。经济哲学则不同,只要研究成果对经济实践有价值,能够属于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的视阀,就有经济哲学的学术价值。最后、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可以成为经济哲学的学术“硬核”,使经济哲学既永葆学术的开放性和学术创造的广阔空间,同时,又存在确定的、明显的学术标识。邓肯. 福莱说, 凡是称得上可以成立的科学的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内核”。这个原则内核应该充满了学术张力即学术包容性。比如,力学中的守恒定理,就可以包容性的囊括力学、光学、场许多物理现象及其具体的物理学研究新成果。[12]如果确立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为经济哲学的逻辑主线,实际上就是以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为经济哲学的原则内核,或学科标识。很明显,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都是十分大。人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就把哲学称之为是关于智慧的学问,马克思把哲学称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而把哲学智慧具体化了; 凡是称得上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学术成果,那有不是以理性形式存在并达到了新的理性高度呢?所以,以哲学智慧为经济哲学的原则内核之一,不会使经济哲学变成宽泛无比、说不清楚的大杂烩,况且还有正在进行的经济实践不断地对已有敢说是经济哲学成果的东西进行大浪淘沙般的筛选更新哩!人文关怀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精神文化超越种族、制度的共同趋向。马克思主义的人文观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讲人文关怀、个性自由,而在于是用什么基础、条件、方法论去实现人文关怀的问题。可见,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是今天各种文化的共同发源地,如同长江和黄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一样。也就是说,人文关怀可以看作今天仍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它为经济哲学的原则内核和学科标识,从那个角度看都是合适的。

    寻找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路径探析

      笔者认为,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成败系于能否以经济实践为研究对象并从中取得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学术成果。研究对象的转换应该说不是太难,难就难在如何取得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学术成果。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关键又在于寻找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路径。从总体上看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寻找的路径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从时代、时势即形势、大局和大事中去寻找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今天的世界无论从国际到国内都是一个建设的时代、发展为核心的时代,建设和发展又是在国家主体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个时代的内容与核心构成了大局并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千变万化的形势和各类大事。但是,时代的内容展开和发展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际霸权主义政治和国内各种影响稳定的政治因素,都无时不以各种形式对时代内容与核心形成了二难选择的矛盾。这里既是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生长点,也是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嵌入点。世界和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与政治的矛盾,从总体上讲都是可能被很好解决的,因为复杂的实践中蕴藏着解决它的基因,这就是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 同样,也只有找到了蕴藏在这些复杂的时代内容与核心、时势和形势、大局和大事中的哲学智慧与人文关怀并再加以自觉运用及嵌入,也才能解决好我们面临的复杂矛盾与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比如,当今世界政治的现实格局是美国独强、政治多极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现实的政治格局固然给国际政治增添了变数,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的建设国际环境的形势增加了复杂性,但是,由于经济的力量始终强于政治,国际和平仍是主要的政治形势,只要中国能够不断发展自己增强经济实力,我们的国际环境的总趋势仍是越来越宽松,我们在国际上的政治份量仍越来越重。又比如,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20多年的实践已经使13亿人普遍得到了实惠,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了中国内部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是,现代化建设中历史积累和现实仍然存在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表现多种多样,大都与经济利益的区别化、阶层化相关。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人们利益的阶层化是必然的,但是,利益的区别或差别化又有一个“基尼系数”边界,并且同时需要反对因腐败和假冒伪劣等非法原因产生的分配不公。目前中国是正当的利益分化与非法利益分化交织在一起,既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压力与风险,又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当然,可以通过加强反对腐败的制度和力度及法制来缓解这些问题,但是,哲学智慧告诉我们:降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压力和经济风险的根本路径在于发展。因为,马克思早就指出,不发展的贫穷会使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
      第二、重点是寻找经济建设中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政治领域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资源相对较丰富,问题是结合变化了的时代与环境与时俱进地加以运用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这些著作在分析中国的政治方向上表现了高超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统一。关于经济中的哲学智慧与人文关怀,邓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遗产。我们不仅要继承邓小平关于经济中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内容,更要继承他寻找经济中的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的路径。从总体上看,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思维方式和内容是根本不同的。在政治领域哲学智慧的思维方式主要突出辩证法的矛盾斗争性、争取主要矛盾方面地位;经济领域的哲学智慧的思维方式则要求特别注重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共同体的建构及嬗变,才能在经济主体的矛盾中找到妥协点,才能保证财富的创造和经济主体“多赢”结果的形成。政治领域的人文关怀的主要表达方式是理念灌输和政策策略,经济领域的人文关怀的主要表达方式则是利益满足与发展和体制创新及能力发展。当然,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也有共同的方面,这就是思维方式提倡宽广思维反对片面性和突出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提高对外开放条件下做好工作的能力”。[13]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曾经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片面性,反对“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或者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片面性,反对把军事战争看作双方军队的力量对比、更要看到国际环境和人心向背,这些哲学智慧都具有辩证思维的宽广特点。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作出了“好得很”的著名论断,这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在政治实践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今天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也要继承关于哲学智慧的宽广思维方式和人文关怀的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观点,才能寻找到经济中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哲学智慧要求我们反对就经济谈经济的各种片面性,反对只把人在经济中看作被动主体(即生产要素和被管理对象)、更要看到人在经济实践中更是能动的主体。

      第三、要在实践的理性趋向性和实践的阶段工具操作性两个维度去研究和实现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经济哲学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本身就是反对黑格尔哲学以建立庞大体系为目标而缺乏实践指导性的弊端的,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就明确指出,他的哲学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解释世界,全部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经济哲学的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要实现操作性,关键是研究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定环境中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从理性形态向操作形式转化的范式、模式、方法、策略、政策等具体设计问题。

    主要参考资料:

    [1]《光明日报》1997年1月25日《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视阀》

    [2]马克斯. 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49页,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3][4][7]亨利. 威廉. 斯皮格尔著《经济思想史的成长》(上、下册)140页,558页,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5][8][12]石磊主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212页,29页,30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6]陈章亮、袁恩桢主编《哲学与经济学世纪对话》187-188页,华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9]萨缪尔森著《经济学》2页,华夏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10]陈彩虹著《经济学的视界》185-186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11]章忠民著《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198-200页,上海财大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3]《人民日报》2004年2月25日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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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关银 发表于:2007-1-26 下午 08: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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