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哲学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追问和对经济世界的人文关怀为已任的宏大抱负，凭借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强大活力的滋养，在中国哲学界已经异军突起了。但是，经济哲学还需要走向成熟。经济问题是经济哲学走向成熟的范式平台。如果确立经济问题为经济哲学的共同范式平台，可以解决经济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正常滲透关系、经济哲学和经济实践的开放式互动关系、经济哲学自身发展的动力等目前影响经济哲学走向成熟的“四大难题”。

　　关键词：经济哲学; 经济问题; 范式; 平台

　　经济学在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一直是哲学家的研究领域之一。美国学者亨利. 威廉. 斯皮格尔著的《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追溯经济学的起源时指出，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也同时是经济学的理论奠基人。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 斯密当时主要是一位哲学家。经济学与哲学同源而本有亲缘关系，确实是学术史实。十九世纪后期，自从经济学界发生了“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便抛弃了与哲学的联合，转向了同数学方法的结合。经济学与数学结合推动了经济的定量化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是好事。但是，经济完全抛弃同哲学本来应有的关系，其理论和实践的负效应都是明显的。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者开始提出了重新恢复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经济哲学”范畴。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一批中青年学者为了摆脱“哲学贫困”，开始了对经济哲学的持续研究。“十年磨一剑”, 经济哲学目前在中国已经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中发挥作用了。

　　但是，由于经济哲学存在先天不足,在西方被提出是一些经济学者的“附产物”而存在，在中国的发展是哲学界的单边努力为主，所以，从总体上看目前经济哲学仍是一门不成熟的学科。经济哲学的成熟的含义，笔者以为绝不能再走现在的“苏联教科书”式的学阀垄断的体系化道路，而要在共同的研究范式基础上永葆学术创新活力与开放性。目前经济哲学共同的研究范式平台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这是说它需要走向成熟的所指。如果经济哲学共同的范式平台不能尽管建立，这门学科的已有成果向什么地方整合，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往何处去，始终都存在疑问。笔者以为，经济哲学共同的范式平台建构目前第一步是定向问题，即把经济哲学建设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还是把经济哲学建立成为一门经济学附庸性的学科？在经济哲学界笔者认为存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倾向，在经济哲学同经济学的关系上生怕攀缘不上的心态，所以，有人主张“经济哲学要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笔者以为，如果确立经济问题为经济哲学的共同范式平台，可以解决经济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关系、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正常滲透关系、经济哲学和经济实践的开放式互动关系、经济哲学自身发展的动力等目前影响经济哲学走向成熟的“四大难题”。下面，笔者就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些管见。

从哲学问题到经济问题是

实践唯物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它的科学名称应该叫“实践唯物主义”，这在哲学界至少在目前学术队伍居主流的中青年学者中已经成了共识。马克思在宣布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经典性文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研究“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精髓所在。怎么才能改变世界呢？人们在改变世界中至始自终都是在同问题打交道，看不到问题、回避问题、或者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个体与群体，都是不能正确地改变世界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历看古今有影响的哲学，并不一定取决于自身体系如何完整庞大，却往往取决于能否有助于人们认识各类重大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如果有于为人们认识解决问题的“智慧”提高，则就是哲学。古希腊和中国孔子，都常用问题讨论式提高人们的“智慧”，虽不甚体系，其哲学内涵的生命力竞可历经千年仍在。马克思在用短短的篇幅（《提纲》和《序言》）介绍了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的主要哲学观点后，主要精力却转向了研究现实问题,写作《资本论》。马克思这样做使他的哲学失去了亲手“体系化”的机会，我们（或许包括恩格斯）都似乎认为是缺陷，以后的人们（特别是斯大林及苏联学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攻方向都是使之“体系化”，而不是研究改变世界。改变世界被简为“自己去联系实际”！其结果是越“体系化” ,我们讲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跟马克思本人讲的哲学差异愈明显，我们的哲学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今天回头来看，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与群众的吸引力，唯有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演进之路，抛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放在“体系化”而回到了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老路，面对急需改变的世界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哲学怎么会有前途呢！

　　当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分成了两支：一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面。是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这一支的哲学特点是走向非体系化，哲学成果主要表现为解决时代、实践问题的哲学观点及这些观点的运用。列宁和毛泽东哲学观点主要是辩证法与认识论，他们的哲学主要存在于解决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经常涉及的哲学观点就那么几个，但是，邓小平同志把哲学观点运用于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却是博大精深的。另一支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及其一批长期追随者、甚至今天也难以自拔的哲学“权威”，他们至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事实上回归了黑格尔哲学。

　　改变世界为什么会产生以问题为核心的哲学形态呢？因为，人们不能现实的改变整个世界，只能改变由历史与现实、普遍与特殊、主体与客体、期望与可能多维座标的聚焦构成的“人化自然”的世界，这个被改变的世界既不同于非人化自然，也不可能预设或用什么抽象的哲学范畴所无遗地包括进来。被改变的、现实的世界无论从那个视野看，只要它还没有真正被改变，它都披着似乎是神秘的面纱，总是作为问题呈现和层出不穷地横在我们面前。问题是什么？笔者以为，哲学含义的“问题”是指一切人化自然实践中的要素、方面、环节、关系。问题是范式，不是范畴，因为无法给问题规定内涵，它的内涵可以指向客体、主体、实践关系与过程等实践唯物主义的任何内容。只有在问题的平台上，哲学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什么“两极对立”、“难以把握”，只存在于经院哲学家们的头脑中。一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浑然一体、变动不居、又是可以认识与把握的。无怪马克思要把改变世界与问题相联系。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重心从解释世界转向了围绕改变世界而产生的问题平台上，不仅使古老的哲学真正找到了焕发生机的路径，也给哲学指出了一条全新的永葆活力和不断实现创新的路径。160年后，才更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创新魅力与因精深而博大，而不是因博大而精深！

　　南京大学唐正东博士通过研究指出，哲学“教科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创新后的嬗变，事实并非如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批判大纲》等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有重大影响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来源于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的哲学升华。如果马克思不研究“异化”问题，就形不成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提纲; 如果马克思不研究“林木盗窃案”问题，就形不成关于历史观的《序言》。由此看来，研究经济哲学，以经济问题为共同的范式平台，这就是在真正恢复、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时异则事异。问题从来是和特定的历史时间、空间、条件相联系的。马克思当时面对的是一个亟待批判、摧毁的旧世界，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急需加强建设的新世界和棘手的风云变幻的内外建设环境。所以，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是批判精神的色调，是无产阶级首先要掌握的“精神武器”。在今天的建设性的新世界面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必须要与时俱进地换上积极建设性的色调，哲学如果能有以新世界智慧宝库中的一席之地位就当知足了，最要防止的是被“边缘化”。经济学以研究资源配置优化、促进财富增长的理论力量为新世界的建设大显身手，经济哲学则可以对“经济问题”智慧与之构成犄角之势，那就也算功德无量了。不管称经济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发展也好，还是说经济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嬗变也好，笔者以为都是言之有据的。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以经济哲学的形态的存在，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

经济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哲学

实现学科间互动的范式平台

　　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笔者认为，迄今仍未完全解决。所以，目前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虽已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还谈不上有根本性的奠基性成绩，以至经济哲学的自身特色、理论形态、社会功能与价值等一门学科安身立命的要件还处在亟待建构之中。

　　笔者以为，我国经济哲学十年学科建设走的是一条对经济学“追问----发展”的模式的道路。在追问经济学中能形成经济哲学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的经济哲学吗？笔者表示怀疑。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实证性学科，哲学永远难以在实证中得到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哲学发展史证明了的。哲学只能在帮助人解决社会、时代重大问题中才能发展，才能凸现出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设想在“追问”中发展经济哲学，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哲学发展引入实证化道路，此路上会使哲学之长无法发挥，而哲学却在自身短处的困境中难以自拔。这是其一。同时，无论怎么“追问”，其总结果是促进经济学的完善，难以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哲学的。这是其二。当然，“追问”，作为一种和经济学学科间相互渗透的研究方法，是可以成立的。笔者只是不赞成以“追问”为经济哲学学科建设的主流路径，而主张在经济问题的平台上实现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

　　笔者认为，在经济问题的平台对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有三重意义：

　　第一、使经济哲学和经济学有了共同的逻辑起点，为两门学科的互动奠定了可“对话”又可相互区别的基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都说，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在于，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资源“稀缺”的问题;亚当. 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通过“经济人”的假设,解决微观（个人）效益最大化的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通过一系列“均衡”模型的建立，解决效益最大化或福利最大化的量化问题。如果经济哲学把学科建设的立足点置于在经济问题的平台上了，就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根本创新。人们都知道，现在以“教科书”为代表的现行哲学是以抽象、整体性的哲学范畴为逻辑起点的。在经济问题的平台上，经济哲学应该按照“哲学智慧”、“人文关怀”的方向，把经济问题上升为经济哲学，这叫做“膏药一张, 各有各的熬制。”同样是经济问题，经济哲学可以得出和经济学不同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成果又是可以互相渗透的，因为同样都是研究的经济问题。如果这样，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自然就如旭日东升、大江东去一样尽管曲折与困难仍在, 但却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经济问题的平台上经济哲学和经济学各自学科的区别的标志被凸现了出来。学科的标志是什么？学科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一门学科和另一门学科相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当今国际经济学权威美国学者保罗. 萨森缪尔和威廉. 诺德豪斯在《经济学》导言中指出，“稀缺与效率：经济学的双重主题”。［2］中国经济哲学的学科建设的主要推进者之一、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雄博士，1999年11月13日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访谈时指出：有了经济哲学“我们可以随时廓清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迷雾，诸如进步与代价、前进性与曲折性、表象与本质等问题上，提出科学而智慧的理念和判断”; “经济哲学对经济世界的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哲学对经济世界的人文关怀，回答以人为本的问题。”［3］从张雄博士的话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他是把经济哲学的主题确定为研究经济智慧和人文关怀的; 二是他是主张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去发现和表现经济哲学的主题的。的确，经济哲学的哲学智慧与人文关怀的主题，只有在经济问题中才能发现和表现出来; 在经济学中由于它的主题始终要以解决效率为主，要同等重要地表现哲学理念或人文精神事实上则比较困难。因为，经济学是以实证方式研究稀缺问题和效率问题的学问，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至多是应该注意的问题，而不可能成为主要问题。所以，在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经济哲学力图要表现的主题是难以凸现出来的。但是，在处理一切经济问题中，确实有不仅要注意稀缺和效率问题，也要注意哲学智慧的运用和人文关还问题，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和同等重要。这样做才能真正把经济工作搞好。就象当年革命战争中一样，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在革命战争中运用人民战争、军事辯证法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才能真正驾驭和赢得战争。今天在现代化建设中所以要积极推进经济哲学建设，也是一个道理：现代化建设中不仅要注重解决稀缺与效率，也要注意经济哲学智慧的运用和人文关怀问题，这样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搞好，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与找到适合国情的建设道路。

　　第三、在经济问题平台上可以找到经济哲学和经济学之间互动的载体。经济学和经济哲学之间的互动，主要应该在对现实的经济问题的发现、概括、研究上表现出合作精神、攻关精神和取长补短精神。马克思曾经认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历史的客观要求转变成为人们认识到了的历史任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实践证明，从历史现象的自为的存在转化为历史主体对本质和规律的自觉认识，再发展到历史任务的提出与解决，每前进一步都是战胜挑战和解决问题的“惊险跳跃”！列宁也在《论策略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不是教条的含义是：布尔什维克党要有能力在及时、正确地分析时局（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任务及提出新的任务（任务与问题的指向可以同一与置换）。［4］经济实践中的经济问题的提出，从来是一个艰苦曲折的研究过程。比如，我们的经济在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历经起落曲折，党和领袖们主观愿望都是想把经济搞上去的，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与代价，结果却弄出了个“短缺经济”。这样的经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不是难么？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小看了对经济问题研究的难度与意义。同时，经济问题本身也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研究经济问题“没有多少搞头与前景”。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总体上找到了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经济问题的方向与方针，但是，至今我们还面临着不少新旧经济问题的困扰，亟待攻关解决。不少重大经济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同时需要理论建构与创新作支持。中国的经济学的20多年从读《政治经济学》单一教材到今天经济学王国飞跃式的发展，不正是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的么？哲学主流形态始终抱着“教科书模式”不放，对经济问题现实用“联系实际”（实是“旧理论套新例子”）应付，其结果不是造成了经济学的大发展和“哲学贫困”的学术两极分化么？难道打倒“四人帮”时，哲学与经济学不都是在同样一本教材的同一“起跑线”上么？哲学界分化出来的部分中青年学者，敢于冲破“学阀”设置的种种禁区，直面经济问题，不是才草创了经济哲学么，让哲学有了绝处逢生的希望。实践证明，经济问题是哲学和经济学共同的肥田沃土！

经济问题是链接经济哲学

和经济实践的平台

　　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找到和概括出从横向和纵向、从普遍和特殊、从主体和客体、从方面和环节等多维度视阀中都足以推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来，并用理论特有的力量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从而从根本上加快经济的发展。这种体现人类能动性的实践路径，至少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可以成功的。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 诺思指出，“在西欧，人口增长而总收益下降在12世纪就已出现。相关的要素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劳动的价值下降了，而土地的价值上升了。”从15世纪到17世纪的两百年间，在西方大范围的探险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实现了西欧与世界成为一体，实现了靠市场分工和扩大贸易来增加获利机会。在经济实践的推动下，经济理论的发展速度也呈加速度，在16世纪象哈佛大学的克莱斯图书馆，在其中的目录写于16世纪的经济文献约200种，在17世纪则增加了10倍。1615年终于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范畴，并在15世纪到16世纪间形成了英国威廉. 斯泰福和法国蒙克莱田为代表的早期重商主义的第一个经济学理论。在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主义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理论新动力的推动下，经济实践水平又跃上了新台阶，按诺思的说法，主要是确立了一套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和确立了提高创新发明人私人收益率的理念，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社会环境。［5］

　　经济哲学和经济实践的互动，要回答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哲学用什么东西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反思？二是经济问题上升为经济哲学成果后它能对经济实践产生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不可或缺的影响。

　　关于经济哲学用什么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反思，笔者认为，就是用哲学智慧。古希腊人就指出，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智慧是什么？这个问题听来很玄。其实，哲学智慧是可以有明确含义的，马克思用“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语言说明了哲学智慧是什么，毛泽东用哲学与军事的结合给我们典型范式的具体说明了哲学智慧是什么。比如，军事战争就军事学本身来看, 只是两支军队之间实力的较量，如果从哲学视野看军事胜负首先不是两支军队之间孤立的实力较量，首先是战争与政治、战争与时代、战争与国情、战争与人心、战争客观性与能动性多维度的博弈。军事科学基础上加入哲学智慧以后，战争的状态、面貌、过程、认识、战略战木，都将改变面貌与改变“游戏规则”。这就是哲学智慧的奥妙与力量！比如，从单纯军事观点看，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中数百万美式装备的“国军”只是一堆“纸老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哲学观点看却是可以成立并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在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己经用自己的哲学智慧加经济创新精神改变着原有的经济发展规则、面貌。比如，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都存在“羊吃人”、“原始积累”等血腥纪录，中国则用“联产承包制”避免了农民受破产之苦以及将引起的社会混乱，中国则用公有制为主体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减轻了经济发展早期的阵痛。又比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外向依存度的负效应（“金融危机”、经济冲击政治文化等）、国内贫富差距与通货膨胀压力与通货紧缩同在，等等，大家知道，中国己经创造了不少解决这些问题和迎接这些挑战的成功经验。

　　只要经济哲学有能力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反思，它必然形成经济哲学不断发展的新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就能够对经济实践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有人说，过去共产党是靠“军事+哲学”打败了国民党。今天，我们如果再用“经济+哲学”创造性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辉煌。从总体上看，经济哲学是靠哲学智慧和人文关怀对经济实践产生积极影响的。哲学智慧的具大作用是产生实践认识水平的极大提高和实践过程及方面“游戏规则”的非常规性改变，从而促进实践以创新的状态进行。在实践的主要形式军事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人文关怀是哲学智慧的更高层次的凝聚与提升，人文关怀对实践主体能动性现实力量的活化与组织、对主体潜力的培育与挖掘，其作用是非常具大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通过民主（比如红军内部的“三大民主”和外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思想政治工作把先进理想、英雄主义精神灌输到了战争的主体中，弥补了战争物质因素的巨大不足，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经济建设是不能把战争中的人文关怀的内容照搬进来的。但是，经济建设的实践是需要和可以发挥人文关怀的作用的。只不过是要从经济实践本身去提炼不同于战争的人文精神内容而己。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十多年的建设实践来看，吃苦耐劳、“三老四严”、“鞍钢宪法”、“铁人精神”，这些人文精神对于取得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成就的取得，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实践来看，爱国主义、社会责任、共同富裕、艰苦创业、科学创新，这些人文精神对现代化建设来讲，仍如布帠粟菽，须臾不可离开！

经济问题是促进经济哲学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说经济问题是经济哲学发展的动力，立论基础应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经济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实践的集中的、有本质意义的、对经济现实的发展存在重大影响的因素的集合。

　　经济问题是经济哲学发展的动力，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问题是使经济哲学始终扎根于经济实践，防止被经院化的保证。恩格斯认为，哲学是社会意识形式中最具抽象思维的学科。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的确是它的特征之一，正是这个特征使哲学成了最容易被经院化的学科。怎样防止被经院化呢？马克思主张通过保持哲学同时代的紧密联系、马克思干脆主张把哲学的内容确定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毛泽东则主张用“实践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把经济哲学的发展始终同经济问题相联系，经济哲学的“根”就始终在经济实践中，经济哲学就可以防止被经院化的可悲结局。

　　其二、经济问题将使经济哲学始终充满了创新压力与动力。一门学科能否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与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理论本身的研究范式是否具有开放性，这是创新的内在动力问题; 二是理论有无同实际联系的可靠路径或“管道”，这是创新的压力问题。如果保持了经济哲学同经济问题的联系，就“一石二鸟”地同步解决了经济哲学发展的动力与压力问题。只要经济哲学同经济问题保持联系，经济哲学在拒斥经院化中必然具有学科的开放性，它就有创新的活力; 同时, 经济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哲学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在经济哲学内部持久地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基础。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章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要在思想自由和博采众说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毛泽东同志则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界思想自由的实践始终存在障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学术问题政治化和政治运动的“由头”始终拿学术问题开刀，阻碍了学术思想自由和“双百方针”的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思想自由的政治、社会环境形成了，学术思想自由的障碍主要来自学术界内部的学阀把持不许学术思想自由，只要由权威一言定音，不许同一学科内部有不同观点与流派存在。这个问题尤以哲学界为甚。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人还能事实上阻碍着学术自由的实现呢？原因固然不少，其中重要的是既成的“本本”、“教材”（包括教材钦定权）还能成为定学术是非胜负的武器。如果学术是非胜负的重点移向了经济问题，同一问题允许不同观点与流派的存在就势在必行了，学术思想自由的客观保证就容易实现了。

　　从经济哲学界的引领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也是赞同把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经济哲学发展的动力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章亮和袁恩桢指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有一些具体的经济哲学问题值得认真探索。”“有的论者指出，经济哲学应当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6］张雄教授也指出，经济哲学的出路在于“融入经济世界”; 经济哲学“研究的切入点：重大实际问题的探讨”。［7］笔者以为，全部难点在于通过经济问题的研究，得出经济哲学成果。因为，经济学通过经济问题研究，不断得到了创新了的经济学成果。

　　Summary:The economic philosophy cross-examines to be concerned with with humanities towards economic world with the reasonableness to develop to economy societies for already term nourishing of strong and big vitality for of great ambition, rely onning borrowing the economic tur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field already 异 soldier the 突 have.But,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return the demand to head for the maturity.The economic philosophy that economic problem is a 范 type head fors the mature terrace.If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establishment is the terrace of common 范 type of the economy philosophy, can resolve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同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the relation, motive and definite direction etc. that the normal 滲透 of course of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relation, economic philosophy with what economy practice open type interaction the relation, economic philosophy oneself develop to now affect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to head for mature of “ four greatest hard nut to crack".

　　Key phrase:Economic philosophy; economic problem; 范 type; terrace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2］（保罗. 萨森缪尔和威廉. 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2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3］（张雄、鲁品越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第5-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1--85页;《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23---35页）

［5］（［美］道格拉斯.c. 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67---1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6］（陈章亮、袁恩桢主编《哲学与经济学世纪对话》第27页、第60页, 华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7］（张雄、陈章亮主编《经济哲学》第61页、1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