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编者，就有什么样的读者

――评《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

世界上有两种报刊，一种把自己降得更低，迎合读者的，一种是把自己拔高，也提升读者的。《纽约时报书评》大致是前者，《纽约书评》属于后一种。中国的读者和出版者大都知道《纽约时报书评》，但是，大多数人不一定知道《纽约书评》。新世界出版社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们把《纽约书评》三十年论文选翻译出版了。

让我们看看这本书的选文：汉娜·阿伦特《关于暴力的思考》、以赛亚·伯林《爱因斯坦和以色列》、安德列·萨哈罗夫《我为什么不屈服于权力》等等。这些是书评？是，它们中许多是从一本书开始谈起的，但是，同时又不是，它们还是独立的思想性著作。我喜欢这种写作方式，依赖一个有形的线索，但是又不局限于它，谈论的问题很具体，但是，又超越这些具体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纽约书评》它关心的是人类的问题，是超越国界的战争、暴力、和平、历史等问题。

这样的书评杂志，是可以把读者引向更高远的境界的。

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一些书评杂志、报纸呢？他们只是评论那些鸡毛蒜皮、蝇营狗苟的书，他们只推介教人如何烧菜、如何吃饭、如何炒股的书，在它们的版面上，只有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东西，只有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滋润的东西。

当然，也许你会说，这也不能怪他们，中国读者的水平就是这样。经常遇到这样的编辑：在约稿信中一再强调稿子要浅一点再浅一点，要适合大众的趣味。可是，这“大众”到底是谁？这大众的“趣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由谁决定的呢？

它是由我们的编辑先生在它们的脑海中虚构的那个“大众幻象”决定的，我们的编辑先生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看不懂，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听不懂，觉得这个叫“大众”的人因而也不愿意看，不愿意听，最终是不愿意买严肃的、认真的东西，所以他们针对他们心中虚构的这个“大众”而编辑他们版面、出版书籍，他们的编辑策略被他们自己虚构的大众左右了，而不是真实中的大众。

但是事实是他们的影响力大。他们通过上面的程序将自己粗俗的、可鄙的趣味强加给了读者，──其实是他们将大众培养成了今天这种趣味的读者，可是在这过程中大众渐渐地被天然地看成了这样的人，我们以为大众本来就是这样的。

谁来对大众的趣味负责？写者到底应当适应“大众”的趣味还是应当提升“大众”的趣味？编者到底应当为大众送去低于他们欣赏水平的东西还是高于他们欣赏水平的东西？书店到底应当承当提升大众阅读趣味、审美水准的工作，还是相反承担迎合他们的趣味和水平的工作？如果真的有一个趣味已经定型了的“大众”，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

我在想，读者（喜欢读书、读报、读杂志甚至连街边的海报也要一一看过去的人）总是那些不读什么就感到空虚的人，“读”对于他们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因此，“读”首先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此外才涉及他们的阅读趣味，我的意见是，他们的趣味大多来自他们的读物。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我进了大学，如果不是我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他引导我接触梭罗、那博科夫、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那么也许我今天的阅读趣味只能是由那些报纸和杂志决定的，如果真是如此，我希望那些报纸和杂志，不要将就我这个“大众”的趣味，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阅读趣味可言。我希望它们以提升我的趣味为己任，将我培养成一个真正的读者。

我希望像《纽约书评》这样的杂志在中国多起来，如果我们的报刊杂志上的书评是那样的话，我们的读者的水平也会高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