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做不同的犹太人 
 

 
 
 
　　朱学勤先生在《为什么生活在表层》一文中，提醒人们注意除了一般所说的伯林的三大背景（犹太、俄罗斯、英国）之外，还有他的德语背景--他小时候所居住的里嘉地区通行的是德语。由此他想到了汉娜·阿伦特，将他们并列起来--同为犹太人，\"汉娜这一生所目击的历史事件，伯林都未漏过，而伯林的另一些经历，汉娜则无缘亲历\"。朱先生不无遗憾说：\"那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是由既听懂德语、又目击俄罗斯革命、还见证犹太命运的伯林写出，或许能写得更有力度。\"当然，与阿伦特的比较只是该文中非常其次的一小点，是用来支持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的：伯林是如此生活在表层，因为种种原因回避了他本该承担的沉重的生活和历史。但在读完同一本书（《他乡--以撒·伯林传》，迈克·伊格纳蒂夫著，高毅、高煜译）后，我深感书中另外一些富有意义的信息不应该被忽略；尤其在\"承担\"与否的问题上，伯林只是采取了自己不同的方式，他的表现，并非一个\"表面\"或一个\"轻\"字所能概括。这一点，在如何做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和更具有挑战性。

　　伯林的父亲十岁时被选做家族事业的继承人来到里嘉，在这里他所受的是德国式的世俗教育，在生意上所用的语言是德语和俄语，他从来不和儿子说自己小时候在家时所用的意第绪语，不熟悉犹太经典，是位比较典型的同化了的犹太商人。比较起来，伯林母亲身上的犹太色彩更加浓厚，此女子出生在一个严守犹太习俗的家庭里，在东沛西颠的流浪生涯中一有可能，便立即恢复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尽管不一定信教，但这个家庭始终遵守着犹太教的重要节日，如逾越节和赎罪日。伯林作为一个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也继承了这样的习俗，在伦敦将这样的习惯保持终生。在他看来，遵守犹太教规与是否有信仰没有任何关系。
　　1914年，比作为有钱人受到苏维埃政府贬斥早几个年头，这个家庭作为犹太人经历了一次不小的尴尬。该年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沙俄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立刻陷入紧张状态，这使得住在伯林家族所处里嘉地区的犹太人马上跌入两面夹攻、左右为难的境地。他们平时说的是德语，而身份却是俄国公民，俄国军队撤离时，因担心他们会投靠德国人，下令把他们驱赶到别的地方。里嘉的犹太人靠着贿赂才没有被赶走。这种复杂缠绕的境遇就像是一张纸被对摺了好几次，处于其中的人被裹挟在最里层。六岁的小伯林被保姆牵着在街上散步看到的一幕是：其他犹太人定居点的人们被赶到里嘉，他们沿街乞讨，其中有两位老人，一男一女，伯林将手中的饼干递给老爷爷，却被老奶奶一把抢走。\"他每天只要吃一顿\"，说着她自己就狼吞虎咽起来。对一个自己没有挨过饿的孩子来说，这种情况造成的刺激肯定比挨过饿的孩子要深。次年伯林的父亲门德尔的贮木场被一把大火烧毁，他指控贮木场的德国场主故意纵火，这时德国人却反咬一口，说他是为索取保险金而放火。面临这场带有反犹色彩的纠纷，门德尔决定让妻儿躲到一个叫安德烈亚波尔的小镇，在这里伯林开始了他最早的上学经历：他与伐木工人的孩子们在一起坐在板凳上，接受犹太宗教教育。他从一位老拉比那里学会了希伯来字母。有一回，拉比上完课后，对幼小的听众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后将会体会到，这些字母个个都是犹太人的血和泪?quot;八十年后，当他和年轻的传记作者迈克·伊格纳蒂夫提及此事时，一度激动得难以自己，过了一会儿说，\"那是犹太人的历史。\"
　　对柏林这样极度敏感、善于换到别人的位置上去体验对方的人来说，不一定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才有深刻的体会，不一定自己的悲剧才是悲剧。直接落到他们家头上的事情有：1920年他们全家离开彼得格勒回里嘉的途中，于夜行火车上碰到了几个拉脱维亚人，他们一坐下就起劲说起仇犹的话，以为周围的人听不懂。可是伯林的母亲玛丽听懂了并立刻发表尖锐的批评。于是这些拉脱维亚人就指控玛丽是共产党间谍，警察上车要带走玛丽。门德尔又一次付了贿金，这才使得玛丽脱身。这件事更是帮助伯林确立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后来回忆这件事时，他说了如下的话：\"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拉脱维亚人，我们是另外一类人。我们得有个国家。没有道理我们要永远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道理要否认它、隐藏它，这样做有失尊严，也不会奏效，这就是我母亲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母亲们的做法很是相似：当小阿伦特在学校里听到来自老师的反犹言论时，她的母亲立即写信给有关方面予以反击，阿伦特于是可以理直气壮地逃学。尽管这两人年岁相仿（出身于1906年的阿伦特年长三岁），从童年的情况来看，还是伯林卷入犹太人的身份更深一些。
　　每一个流亡的犹太人其身份都是双重的：犹太人和所离开的那个国家。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伯林在英国迅速的同化天赋，试想象看如果不同化又能怎么样？他在英国是继续做犹太人呢还是继续做俄国人？进一步来说，是否存在允许他们这些一再失去了家园的人不同化的可能性？至少此时还看不出这种前景，等到形势继续发展甚至恶化之后或许有可能，当然也并非必然。

　　三十年代牛津分析哲学时期，伯林与同行爱尔之间关于犹太人的分歧不可忽略。他们同属于一个聪明、爱嘲弄的、才高八斗的年轻学人圈子。爱尔这位后来成为逻辑实证论重要代表人物有一半犹太人血统。在爱尔看来，犹太特性是一种返祖现象，有理性头脑的人都应该摒弃这种原始的东西；然而伯林却坚持这是一种民族的个性，可以对它进行研究分析，但决不可以摒弃它或超越它。
1938年秋天开始，伯林在伦敦拜访了从纳粹暴行下逃出来的一些名望卓著的难民，其中包括七旬以上的老人弗洛伊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查姆·魏兹曼。伯林很快被后者所吸引，与魏兹曼的会面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1年1月伯林作为英国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启程前往纽约。4月份，阿伦特和她的丈夫海因利希流亡逃到了此地。42年伯林和阿伦特见过一面，阿伦特正在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做救济工作。恰好一桩有关犹太军队的相关话题，令他们在不同的场所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虽然不是针锋相对。阿伦特在流亡者的杂志《建设》上发表文章，响应她的老朋友布鲁门费尔德（此人把犹太人的视角引进阿伦特的生活）的主张，呼吁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军队，\"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须以犹太人的身份还击。\"她认为犹太人需要自己武装起来参与战争，还击希特勒的军队，才能最终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捍卫自己尊严。而此时为英国官方服务的伯林，针对在巴勒斯坦是否建立犹太军队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建立犹太军队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前者是说犹太人可以作为个人加入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军队；后者的意思是武装起来的犹太人会加剧巴勒斯坦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阿拉伯人对英国人持敌对态度。还有一条柏林不能公开说出来，那就是如果把武器交给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调转枪口用来反对英国人自己。事实上当时由英国人托管的巴勒斯坦境内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矛盾已经很深。当越来越多的难民前往巴勒斯坦避难时，英国政府下令限制移民人数，英国人自己的算盘只是想让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这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艘名叫斯特鲁玛的流亡船只在巴勒斯坦港口停靠数日又被拖回公海，听任其自生自灭。结果由于载员太多而无法灵活行使的这只船终于如某些人的意愿那样沉没了，除了两名逃生者外，其余七百多名乘客沉入大海，其中有一半妇女和儿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巴勒斯坦境内出现了像\"伊尔贡\"这样的犹太地下军队组织，目标在于打击英国机构和人员，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反感的恐怖活动。伯林起先的担心得到证实。阿伦特马上抨击这些恐怖主义者为\"炸弹庸人\"，追随一种完全陈旧的敌友模式，不负责任地胡作非为。她驳斥流行的\"反犹主义不可避免\"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从中可能引向将犹太人看作上帝的选民而处于一个敌对的世界当中。继而阿伦特调整了自己原先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她放弃了这个立场并转而批评它。相比之下，越到后来，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却变得越加明晰和坚定。
　　阿伦特不主张视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为面对反犹主义时唯一去处。她的主要理由是巴勒斯坦已经是一块热土，是被阿拉伯居民所包围的，而要在犹太人和阿拉伯居民之间达成谅解是很难的。如果是在一个犹太人的国家里，与作为少数的非犹太人达成谅解则更难，因为这些非犹太人只能享有少数的权利。再者，一个新建的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不免要受到某个大国的控制。由于和周边邻居的紧张关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很可能成为一个斯巴达那样的武夫部落，不得不牺牲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把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花在军事防御方面。阿伦特的结论是，只有放弃所有民族国家的计划，哪怕诸如\"双边国家\"之类都是不彻底的。1942年4月，在华盛顿比尔摩尔饭店犹太人组织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一位叫做班·古里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此人激烈地主张建立犹太军队）占了上风，阿伦特就此退出了这项运动。阿伦特的这些思路和她后来成熟地表达出来的立场是一致的，即从根本上说，阿伦特认为犹太人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犹太人的处境中所暴露的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缺陷--将一些人放逐到社会政治生活之外，取消了他们的公民参与权利。她推荐的是古典共和主义的解决途径。
　　此时的伯林处于不止一种夹缝当中。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伯林憎恨那份限制移民巴勒斯坦的白皮书；但是作为一名英国官员，他不得不为那个东西辩护。并且，在42年犹太人会议上，已经成为他的亲密朋友的魏兹曼输给了前面说的那个班·古里安，尽管同样持有犹太复国主义立场，魏兹曼的观点更加温和。伯林于是面临着忠诚心的双重考验。他没有背弃老朋友魏兹曼，也没有背弃他所服务的英国外交部，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艰难地对付着，在不同的人们之间穿梭引线。其间还遇到了一件需要?quot;亮牌\"的事情：有人提议罗斯福和邱吉尔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骚动。伯林马上断定这对犹太人不利。为了阻止这个声明的出笼，他把事情先给捅出去了，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他的忠诚心最终要求他站在犹太人一边。某种深刻道德上的困扰体现在--直到临终之前，他才把这件事的真相说出来。在以后的战争年代里，伯林成了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事务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期间他作为英国外交部新闻官员给邱吉尔写的新闻摘要很受邱吉尔的赏识，此事传出，使得伯林在英国和美国的政界、外交界及社会上的知名度大大提高，深受欢迎，说?quot;左右逢源、老练世故\"也主要指的这段期间。但这并没有使得伯林在战争结束之后，免除作为一个犹太人所受的屈辱待遇：1950年，有人提议圣詹姆斯俱乐部接纳柏林为会员，但其他有人提出\"决意不要俱乐部接纳有犹太血统的人\"，柏林无奈撤回了自己的申请。也只是在战后，柏林才得知早年在里嘉的亲人的下落：1941年底，拉脱维亚的法西斯分子和德国警察把里嘉的犹太人集中起来，集体枪杀之后抛入了万人坑，其中包括伯林的外祖父和祖父家人。
犹太人身份和英国人身份的冲突在战争结束之后也愈突出。犹太人纷纷从难民营出来，涌向巴勒斯坦，犹太地下组织又开始攻击那里的英国托管当局，恐怖事件有增无减。伯林在为魏兹曼准备的一次重要发言中严厉地谴责了犹太恐怖活动：\"恐怖主义亵渎了我们的历史；嘲弄了犹太社会必须主张的理想；玷污了我们的旗帜；摒弃了我们对于世界自由的道德心的诉求。\"47年夏天，巴勒斯坦的犹太地下组织和英国政府的冲突进一步白热化，已经到达那里魏兹曼希望能够见伯林一面，伯林欣然前往。在船舱中，他经常和犹太移民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抵达港口时，同船的犹太人发现他们的一位同胞受到荷枪实弹的卫兵簇拥着的英国官员迎接，不免大吃一惊；但他们若是知道这位英国犹太人前往何处，他们吃惊的程度不会减少：大名鼎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魏兹曼家。在这次谈话中，魏兹曼甚至恳求伯林离开牛津，不要再为非犹太人教书了，来此地接任他本人领导的班子，因为他已经足够老了。伯林当然知道自己?quot;根\"在什么地方。当地各种犹太人力量之间的种种分裂也使得伯林清醒地意识到：尽管始终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在锡安山却没有什么立足之地。告别了魏兹曼，他又走访了来这里安家的亲戚。其中有一名叫伊扎克·萨德的姨夫正积极投身于独立战争之中，是犹太地下武装的精锐部?quot;帕尔马其\"的缔造者之一，正被英国人所通缉。他们约在特拉维夫的一条偏僻的街道上见面。1948年5月，那位班·古里安宣布以色列独立。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军队纷纷发动进攻。正当耶路撒冷危在旦夕之际，伯林写信给魏兹曼，致贺他当选为以色列首任总统，愤怒抨击英国人参与攻击这个新的国家。这回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英国政府立场一边，当然，他的身份又回到了大学教授。知道自己不能为这个新建的国家做什么，伯林一次又一次感到内疚。1948年，他又一次写信给魏兹曼，向他表明，自己决不会背弃以色列，还强调他本人和魏兹曼底关系比其他一切关系都更令他骄傲。他写道：\"在自己的同胞处于危难时刻选择了牛津，似乎是不可原谅的自私行为，甚至是一种轻浮行为\"，但是，如果他不定下心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也将\"瞧不起自己\"。在此后几年内，其他的以色列国高级领导人包括古里安，都再三请求伯林去以色列工作。50年底，这位持强硬立场的古里安隐名埋姓来到伦敦（此时他已经是以色列总理，）由伯林陪同在书店、旅馆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次年古里安欲和英国人商议联合行动夺取埃及的西奈，想让伯林牵线担任他和邱吉尔之间的联系人。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现，但可见伯林在以色列领导人眼中得到信任的程度。
　　花这么多篇幅来讲述伯林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者之间的关系，是想用事实表明：这位以\"消极自由\"（甚至被理解为鼓吹\"政治上的寂静主义\"）而脍炙人口的思想家，在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热情；以\"免于……\"这种负面的句式为人们所熟悉的哲学教授，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和句式始终是肯定的和承担的。在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上，他不是回避的，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卷入的，甚至是涉足很深的。50年代初他第二次见到阿伦特，此时阿伦特早已放弃了她原先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而伯林对此深感不满。一个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是错误的\"，尽管他本人同样担忧将巴勒斯坦地区当作无人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同样反对针对英国人或阿拉伯人的恐怖暴力。1962年，阿伦特出版了《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他对阿伦特在书中表达的欧洲犹太人本来是可以更有效地阻止大屠杀感到愤怒。他的角度完全是个人的：他想到了自己在里嘉的亲戚，父亲和母亲家族里那些善良、仁慈、胆怯的人们；由于没有抵抗党卫军，竟然受到远在纽约的人的批评，这种指责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自负。在伯林看来，处在安全境地的人决不可能对处于危险地区的人作出任何合乎道德的判断--甚至他们积极与敌人合作，都不能断然受到批评。这样的比较对笔者来说，显然决不是要决出一个是非善恶，也不是要\"扬\"谁\"抑\"谁，只是想清楚地表明，完全可以做不同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有道德和有所承担的。而这正是伯林的观点，即使是真问题，也未必只有一个真的答案。\"消极自由\"和\"积极生活\"远非像在字面上显示的那样简单。

　　钱永祥先生在他《我总生活在表层》一文中，指出伯林\"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这两个对比的概念，并非伯林所创；在他分析两种自由以及\"刺猬\"和\"狐狸\"这些区分的前提（\"母题\"）时，钱先生指出这与韦伯的价值多元论同属一条思路，而韦伯在前，伯林并没有提到过他，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想法和韦伯的区别何在。关于后者，本人的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是--在关于价值多元论这一点上，与其说伯林和韦伯相近，年轻的那一位可能受年长的那一位影响，不如说伯林受他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同胞的影响，尽管他声称不喜欢此人的著作--陀斯妥也夫斯基。因为就伯林给出的论证过程来说，他的关于多元选择的立场，不是基于人的理性，而是人性中那些不可测的因素；不是基于理性价值的合理性，他反复强调的是人自身的矛盾、冲突、分裂，是它们导致了选择造成的损失和成为悲剧的根源，这些表述都可以在陀斯妥也夫斯基那里找到更加激烈、狂乱的形式。1如此说来什么东西是伯林自己的呢？他本人到底提供了什么与他生前死后所享有的巨大声誉相匹配？从某些角度看来，那仿佛是一个误会。但至少别人如何恭维伯林，那不是他本人的错。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柏林涉猎面广，深谙艺术，他本人身上艺术色彩很浓厚。而如果我们就他多次涉猎的音乐艺术来打个比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思想领域中和在艺术领域中一样，有人是作曲家，有人是演奏家；不能说比如李赫特、奥伊斯特拉赫不重要。没有这些人，没有他们出色的演绎，巴赫、帕格尼尼就不可能走到一代代不同的听众面前。而伯林正是这样演奏型的思想家。正如别人所形容的，他能用最少、最精炼的语言，阐述了在当时是最富有意义的思想。这样的工作难道没有意义吗？在社会的大动荡、大分裂面前，在时代突然裂开的深渊面前，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加深这分裂，而是以演奏日常生活背景音乐的方式去弥补、去缝和、去安置？难道生活中能够没有巴赫？没有那些不同年代、不同民族之间都要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我阅读伯林既有点失望同时又觉得值得信赖的那种感觉。而如果说，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一个演奏家的工作，那么关于犹太人问题这一块，用艺术界?quot;行话\"来说，他做了一件\"作品\"，尽管这作品看上去不够宏伟，但的确是他的原创。对于我们这些同样经受了太多磨难的人们来说，在磨难中同样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的人们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启示。
　　1951年5月，一名叫亚瑟·凯斯特勒的反共作家接受了《犹太记事报》的采访，他认为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不同化，摒弃犹太特性；要不迁居以色列，过完全的犹太生活。除此而外的任何选择都是假的。伯林立即予以还击。这年秋季，在同样的报纸上，他发表《犹太人的奴役和解放》一文，完整地阐释了以色列建国对于若干世纪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的意义，同时也是对自己所持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一个解释。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没有哪个犹太人能够自由地过着纯粹的犹太人的生活，不被非犹太人所监视、压迫和扭曲，以色列国的建立之所以是争取自由的胜利，就是因为这\"不仅仅让犹太人恢复了人的尊严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她还让犹太人恢复了选择未来生活方式的个人权利。\"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过上了自由的生活。所谓要不同化、要不迁居的二元论，在伯林看来，是一种思想上的专横。\"世上不以在两种方式之间作出选择的人太多了，我们并不因此就谴责他们。一个大哲学家说过，\'用人性这块弯曲的木材，从未造出过笔直的东西。\'犹太人应该与其他民族一样有权改变他们的生活，去选择同化、迁居、隔离以及任何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伯林看来，以色列并不是犹太人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是犹太人自由生活的必要条件。
　　1953年，伯林在英国-以色列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赞扬这个新诞生的国家，因为她让犹太人摆脱了他们的历史，摆脱了他们一向如此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必再做\'老于世故、下棋聊天的知识分子\'了。在经过了一段苦难的历程之后，他们获得了\'作正常人\'、\'保持身心健康\'、甚至\'让自己懒散\'的权利。如果以色列人\'不愿终生为六百万死难的犹太人哀悼\'，那也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不会忘记大屠杀，但也不必像\'一场黑色悲剧的沮丧的继承者\'那样生活。\"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得犹太民族步入了和其他民族相同的轨道，确保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和富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伯林的复国主义观念不仅是停留在一个主权国家所带来的政治方面的满足。他同时更加深刻地触及了在一个主权国家背后，存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在这个共同形式中--民族的历史、信仰、语言、艺术、风俗、生活方式等，个人的身份、感情、价值观才有所归属，而这种归属或得到确认是一个人幸福和尊严的不可忽却的重要方面。如果一个人仅仅享?quot;免于……\"的自由，却不能在所属的文化形式中得到辨认和体现，他仍然是不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主权国家不仅是一个民族政治上的保证，而且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的保证。但这并不等于说，主权国家的概念与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恰恰踩在同一条线上；实际的情况是--前者是后者的保证，却并非是后者的直接体现。造就一种悠久的民族文化与造成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同日而语。由此，民族的问题就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及其归属的问题。关于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及其差异的种种表述，体现了伯林承担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更为深入的视角。 注1：陀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明确表达了对于人的理性能力的怀疑--即使是对人们有益的事情他们也未必去做。--\"是谁第一个声明，是谁第一个宣告，说人们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才做坏事的；又说如果给他以启蒙，让他看到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么他便停止干坏事，便会立即成为善良的和高尚的人……请问：在所有这几千年内，到底哪个时候曾有人只凭本身的利益而行动的？无数事实表明，人们明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却把它们置之脑后，反而奔上另一条道路去冒险、去碰运气，既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强迫他们这样做，却仿佛正是因为不愿走指明的道路而顽固地、任性地去闯另一条艰难的、愚蠢的、几乎是暗中摸索的道路。对这些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可见这种固执和任性的确对他们比一切利益更加愉快……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不能完全正确地负责肯定说，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甚至还应当在有的情况下为的正是宁愿希望坏的而不愿希望有利的，假如碰到这种情况，那该怎么样？但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只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一切规律就将化为乌有
　　\"……你们瞧，先生们，理性是个好东西，这用不着争辩，但理性终究不过是理性，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智能力，但意愿却是整个生活的表现，即整个人的生活连同理性、连同一切内心的骚动的表现。虽然我们的生活在这种表现里常常表现得很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活，而不单纯是开开平方而已。譬如拿我来说，我完全自然地想为我满足我的全部生活能力而生活，可并不是为了仅仅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即我的生活能力的一个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呢？理性只能知道它所能知道的东西，（有的东西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这虽然并不令人欣慰，但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呢？）而人的本性是尽其所有，充分地活动的，有意识也罢，无意识也罢，即便是说谎。但毕竟是存在着.
　　《地下室手记》伊信译，薇乾注，商务印书馆1995年6月第1版，P37－38；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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