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宪政

我愿意重申我心中的一个早年已经生根发芽的信念：那就是希望美国式的宪政在中国实现，让中国人进入幸福国度中，尽可能少面对苦难。或许是什么机缘，我对美国宪政的一切，有一种本能的直觉，任何关于美国宪政的思想，我一点就通。美国宪政就是我梦中虚无缥缈的家园，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我不只一次恍惚地想，我的上辈子就在美国。当我沉浸入美国建国先贤的理想中，我汹涌澎湃，心中觉得是他们的转世，我知道他们的内心的秘密，仿佛我就是美国建国先贤：我懂他们要干什么。美国宪政是我的心中极乐世界，它不仅仅是美国的，是全世界的，更是中国的。

我愿意一辈子面对这个无尽的宝藏，不时刹那间我看到美国宪政的无限奥秘，古今往来所有政治哲学政治科学结晶出来自由明珠，所有有志于让人类进入幸福国度中尽可能少面对苦难的先知、学者的心血所共同铸造。而且我相信，美国宪政的无限奥秘，也深深隐藏我在灵魂深处，美国宪政，不过是我的一座桥梁，通往我灵魂深处的桥梁。

托克维尔　　

我的先驱是1888欧洲来自法国的精神贵族托克维尔，我进入托克维尔的灵魂去游历独立战争后的美国。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法国人和美国人都以为法国大革命才是楷模，是世界性影响的，是重开天地的历史开端，而美国革命是被法国大革命超越的，局域性的，为什么托克维尔不与德国康德黑格尔一样，去参透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的奥秘，反而去小姐妹美国哪里呢？法国的托克维尔与德国康德黑格尔同样是基督教普世精神在欧洲大陆的遗腹子，为什么相去如此甚远。托克维尔前往美国，是为了“研究法国革命的真正教训”，看来墙里开花墙外香，做诗歌的功夫在诗歌外，法国革命的真正教训要到美国这欧洲的化外之地去找。

还有托克维尔为什么不步武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去英国呢？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第四章谈到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他说，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彼此相似的制度，都源于同一种精神，而且第四章赞扬了英国的自由走在欧洲的最前列，那托克维尔为什么不往英国呢

甘阳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说到了托克维尔的理由。甘阳说，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

独立战争后美洲大陆已经是基督教普世帝国的希望之地，而欧洲大陆包括英国已经古老沉沦腐败。美国是基督教普世帝国的长子，在大家庭瓦解由紧密型变成松散型，分家成为民族国家兄弟之后父亲的继承者，精神领袖。有德者居之，被上帝赐福膏立的国家才是上帝在世间掌钥匙的人，被上帝赐福膏立是不可知的恩典，不可能坐等，所以各大民族国家都要竞争，祈求上帝的赐福膏立（中华民族也要做世间掌钥匙的人）。

托克维尔认为，欧洲正朝着美国一样的历史方向发展，不久也变得同美国一样。从最寻常的观点来说，美国仅仅欧洲基督教精神的惠及泽披之地，应该进一步接受熏陶，如何反而成为精神领袖？难道鹿失于野，礼失于野？与香港澳门深圳成为特区，内地学习的楷模，他们是中国的窗口，要从窗口输入西方先进文明。而美国是输入地，哪里来的超越欧洲大陆的力量？

看来美国是一次新的创世纪，新的“无中生有”，是上帝在犹太人之后，再次挑选了一个混合的民族作为新的“选民民族”，去为上帝创造美好的世界。托克维尔去美国，是为了“了解在平等这种前所未有的条件的基础上，人和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经彻彻底底用血腥运动进行“平等和自由”宗教革命的法国，为什么看不到这种变化呢？

是不是说，能否得到上帝的赐福膏立，不取决于人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再卖力，但是上帝不喜欢也白搭？能否成为上帝的长子，依赖于上帝的救赎，不依赖于人们的努力。上帝的准则是如何的呢，托克维尔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是不是坐等上帝的救赎？也不是，《圣经》中已经说得清楚，出埃及在沙漠中的以色列人不能坐等天赐食物玛哪，只有遵照上帝的旨意，去祈求才有机会和资格，要不然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托克维尔为了有一天法兰西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去了美国，于是有了美国宪政的《圣经》——《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说美国是个例外，肯定有千万般无法言说的秘密在其中。《圣经》建筑巴别塔的人类共同体被上帝用不同的语言解散以后，形成各大民族，上帝挑选了以色列人做选民。但是上帝在圣经的历史中，就把以色列人做选民的资格不时地要废掉。后来欧罗巴整个民族都信仰上帝，但是欧洲从罗马后期到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都没把上帝是否挑选自己为选民这个问题没有认真想过，直到德国新教具有德意志福音的气息，和英国清教切断罗马教皇的维系开始，才开始懵懂初醒。也就是天主教这个世界帝国中，只有罗马教皇是世界领袖，是受到上帝委托掌钥匙的人，没有民族站出来僭越。那只有到了基督教世界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崛起之时，“掌钥匙的人”才极端尖锐起来，成为政治的首要问题。每个民族国家都蠢蠢欲动，都明地里或者暗地里宣布自我肯定，自我认同为基督教世界的老大。

法国拿破仑和德国哲人的地球领导权昙花一现，或者没现就完蛋了。日不落帝国英国看起来更像文明的北欧海盗，或者店小二，是个商业性帝国，对基督教世界的世界领袖位置似乎不感兴趣。只有美国这个例外，才被上帝挑选了，膏立为基督教世界的世界领袖和天选民族。

这个挑选极具匠心。以色列作为选民是一个民族，是建立在血缘、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性意义上的民族。而美利坚这个民族是虚拟血缘的混合民族，他的边界是民族国家，用于界定美利坚这个民族的是政治认同，对自由和民主的认同。于是这里就是爱与平等的天堂，上帝许诺的“流奶与蜜”的地方。按照乔?韦尔斯的说法，“耶稣的宗教是宗教的宗教，它揭示了所有宗教的本义，即人类原本是一体的，爱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本源”。那么基督教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这个美洲这块土地上实现了。托克维尔说，平等和自由的理念原本起源于欧洲，在美国，通过共和国的建立，这种观念才得以变为政治现实。

这里没有外邦人和选民的区别，没有特权，都是上帝的子女一律看待，毫无区别。在这里上帝终于切断了和以色列之间一直将断未断暧昧不明的圣约，与美国人又订了新的圣约，于是欧洲大陆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契约，在美国真的出现了。施特劳斯最异端，也是最得真传的弟子，西部派的雅法在1978年说，与古代希伯来人不同，美国人自选为上帝选民，并制定与《独立宣言》的社会契约原则一致的法律。

美国宪政隐含着上帝的祝福。上帝的阳光照耀圣人，也照耀罪人，把共同体建立在超越善与恶的彼岸，这里洋溢着上帝的博爱和和平。美国是圣奥古斯丁所表达的基督和平遍及全球这个非常崇高的思想已经实现的地方。美国宪政中的非基督徒和其他异端，是将来的基督徒，上帝尚未召唤的迷失羔羊。他们在等待上帝的救赎，他们不是敌人。必须把他们看作潜在的兄弟，而不是看成无法改造的异端和魔鬼，从肉体消灭，或者加以限制。

雅法写道，1790年华盛顿担任总统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元首把犹太人当作平等公民来看待（这个与上帝和犹太人之间的圣约有关系么？）宗教迫害是欧洲从古罗马以来就是欧洲政治的沉疴，而到了美国宪政这里，上帝把平等降临美国，“人权法案”就把宗教迫害从美国政治中排除出去了。美国建国先贤的宗教自由原则使得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共同生活在和谐之中。

阿伦特

当代政治哲学大师沃格林的诊断，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免疫于极权主义运动，是因为其残留着西方基督教传统最浓厚。作为受到纳粹德国迫害于1941年逃到美国的阿伦特，对德国的极权主义命运铭刻在心，于是肯定要研究为什么美国能幸免于难。阿伦特认为，美国避免了极权主义运动的冲击，与英国一样，都是20世纪之谜。阿伦特把美国宪政看作应付20世纪的人类精神的败落—极权主义所带来的危机的保护伞，而这正是她如此强调美国宪政的原因，直到她生命的晚年，美国宪政还都是阿伦特的诺亚方舟，尽管她感觉到美国宪政的腐烂，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国宪政的信赖和信仰。

美国的特殊性在于，美国不是基于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共同体，而根本就是一个大众社会。在美国，早在1 8、19世纪就已经完成了不以民族和阶级社会为根据的政治认同实验。也就是美利坚是基督教普世帝国在美洲大陆的实现。在这里民族国家和基督教普世帝国合并为一，进而由民族国家对外延伸，对外传播，覆盖全世界，欲形成以美国作为世界精神领袖的基督教普世帝国。像大乘佛教中修行者得道后必须整个世界拯救，才能成佛一样，而且当只有将自由民主扩展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整个世界成为基督教世界帝国，美国这个世界精神才真正成就，完成了上帝委托给他们的使命。

1954年，阿伦特在杂志上连续发表《梦想与恶梦》、《欧洲与原子弹》和《划一主义的威胁》等三篇论文。她在这三篇论文中关注了美国的特殊性。阿伦特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而托克维尔是去游历。阿伦特步武托克维尔，希望联结美国的特殊性与欧洲，把二者编织为一体。托克维尔自觉地将美国看作欧洲基督教共同体的产物，并以此为前提，期望在美国看到欧洲基督教共同体的精神遗产民主、自由和平等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地发展。对于托克维尔将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归结为同一种文明的看法，阿伦特举双手赞成。在她看来，美国是欧洲人所进行的最大的冒险，是产生于欧洲的理念所培育出来的政治体和社会。美国的问题，就是全世界普遍性的问题。阿伦特和托克维尔一样，希望在美国看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托克维尔用于给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下药，阿伦特则用于给德国打针。

极权主义是基督教共同体精神的梅毒，不仅在欧洲有，而且在基督教共同体洞穴最顶端的美国也有。因为本身就是基督教共同体精神的象征，美国人自信满满以为极权主义不会在美国发生，但是阿伦特认为也可能在美国发生现极权主义现象。阿伦特认为之所以可以免疫，是因为美国拥有以联邦宪法为核心的各种自由制度，相反，如果宪法不健全，各种自由制度的功能不完善，那么美国也就不可能避免极权主义。

施特劳斯的“阻挡者”

“阻挡者”是尼采哪里来的。就像热力学中熵一样，有序总是趋于无序，阻挡者是阻止或克制政体和人类精神腐败和堕落下去的东西，使政体和人类精神永存的东西。

雅法认为，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动机，与其说是哲学的，还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政治动机就是阻止和逆转西方的衰退。雅法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施特劳斯的延续，他认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核心，主要是通过林肯来恢复正确理解《宪法》与《独立宣言》之间的关系。对雅法来说，对美国原则的恢复是西方道德和政治重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施特劳斯为什么上帝与政治问题当作一生的问题？是不是施特劳斯在作与托克维尔和阿伦特一样的工作？托克维尔、阿伦特、施特劳斯三者之前存在什么的血缘关系？

当我读到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的《托克维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载《公民社会与俄罗斯现代化》新华出版社），我非常惊讶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托克维尔的衣钵传人。米格拉尼扬1988年在列宁格勒举行的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报告会上，列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思想和托克维尔的名著，例如《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之间的相同之处。他说俄罗斯天才的远见卓识，他对“大革命”的另一面，对群魔之风，对“希加廖夫”现象的悲观预言，以及对宗教大法官的坦率陈词，某种程度上是对托克维尔思想所作的一种艺术上的诠释。

米格拉尼扬肯定地说，我以为有足够理由，认为托克维尔的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者对托克维尔很了解。于是我就开始连阿伦特、施特劳斯和海德格，连上尼采，由尼采再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连上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就进入了美国宪政。我因此捉摸国内政治哲学思潮中海德格分出来的两枝，一枝是众所周知的施特劳斯，另一枝是阿伦特影响的米尼奇克。而且我读崔卫平先生的《谁是亚当.米尼奇克》，就设想米尼奇克是东欧的托克维尔，米尼奇克想探索的是，在东欧如何实现美国宪政。施特劳斯关注“上帝与政治”，而米尼奇克关注公民社会，我想把二者在托克维尔那里揉成一体。

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就是美国的危机。阿伦特和施特劳斯都是海德格尔的弟子，他们的任务不是海德格尔传给他们，去阻挡西方的现代性危机？难道施特劳斯呼吁“对体面宪政以及宪政事业的坚定忠诚”，用天眼去看美国宪政“遥远而黑暗的一面”，不是为了阻止和逆转西方的衰退？施特劳斯本身的“西方的危机”，就是其美国弟子的“美国的危机”。就像药物研究一样，如果在美国这个实验结果中能找到抵抗美国危机的抗生素，那么这种抗生素也必然是西方危机的良药。这难道还不能说施特劳斯在美国，想做的事情和阿伦特一样？

施特劳斯把“上帝与政治问题”当作其内心政治动机的支点，其他的，例如古今之争和哲学与城邦等其他重大问题，都是副产品，对“上帝与政治”众星拱月。雅法认为，我们不应该通过施特劳斯著名的“古今之争”来理解美国，相反他通过上帝与政治问题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施特劳斯的“上帝与政治”，也就是托克维尔的人民。托克维尔的眼里，在美国，“我们人民”是美国宪政中的上帝。在政治洞穴中，天听民听天视民视，人民的声音，也就是上帝的声音，古今往来莫能例外。古典时代，人民的声音隐藏在上帝的背后，可到了现代，就直接走了出来，并且宣布自己就是上帝。作为“阻挡者”，施特劳斯的阻挡方式是政治回归到上帝，回归犹太教政治服从于宗教的格局内。必须看到回到苏格拉底仅仅是施特劳斯的直白之说（把回到苏格拉底当无上圭臬的那些人很显然又是受骗上当了），施特劳斯说，他的目的是要复兴圣经信仰，而复兴政治哲学对完成这一任务是必要的。作为“阻挡者”，托克维尔的阻挡方式是政治回归到人民，人民成为一切的源头。

施密特和美国宪政在我眼中

施特劳斯说，没有谁主张把对美国的信仰和期望建立在明确的神的承诺上。很少有政治哲人体会到美国人民把自己确立为选民民族，是以色列之后而与上帝再次缔结圣约。美国是自由主义的，不仅它建立在社会契约上，还因为它的根基本质是基督教的。也就是说美国作为政治统一体，它的存在就是基督教的。社会契约本身就是基督教的自然产物。

谁为美国这一政治统一体作出这一政治决断，决定其政治存在形式，是谁？是美国宪政中的上帝，我们人民。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如果把施密特的政治决断论用来考察美国宪政的话。

要应对施密特对自由主义和宪政的攻击，既要找回美国宪政中直面政治的自由主义。施特劳斯在《政治的概念》中说，我们需要以“另一种体系”取代这种在自由主义政治学中无法自圆其说却有“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这“另一种体系”就是那种不否定政治，反倒使人们理解政治的体系。也就是把自由主义当作立宪政治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而自由主义本身必须服从于立宪政治。这么看来，施特劳斯的知己施密特不是美国宪政“遥远而黑暗的一面”中魔法师？直面施密特的攻击，可以帮助我们找回美国宪政中被遗忘的根基，这遗忘是美国宪政堕落、腐败和分解的原因，回到这个根基或者首要原则，可以阻止美国宪政的腐败。

施特劳斯在《政治的概念》中还说，自由主义抹煞的不是政治本身，而是对政治的认识以及政治的真相。为了去除自由主义制造的这层现实的烟幕，人们必须使政治露出本来面目，而且使之不容否认。确实必须把美国宪政中的政治露出，并且要看到宪政是如何约束政治的，是否妥当，是否符合理性和永恒真理，以保证美国宪政中有足够和合适的阻挡者。

施密特极端夸张地说，宪政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压制政治性的努力。施特劳斯心知肚明他的夸张：他意在传达的并非永恒真理，而只是当前的真理。立足当下而言说的当前真理包裹着永恒真理，如何透过当前真理看到永恒真理成为施特劳斯的使命。施特劳斯指出，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所探讨的是“人类事物的秩序”问题，也就是国家问题。

对施密特而言根本重要的不是与自由主义作斗争，他是为了自由主义和宪政好，才故意把话说重，刺激幼稚的自由主义。施特劳斯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对政治本身的肯定并不是他的最终论题，他的最终论题是“人类事物的秩序”。

施密特说过，就像“最终的划分在道德领域是善与恶，在审美领域是美与丑，在经济领域是利与害一样”，“政治领域的特有划分……在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施特劳斯批评施密特还处于自由主义的视界内，是因为施密特把划分敌我作为政治领域特有的划分，从而让政治与道德、审美、经济一样，看起来像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是施密特处于自由主义的视界内，也超于自由主义之外，施特劳斯说他最终论题是“人类事物的秩序”。

自由主义实行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把原来从属政治的道德、审美和经济等“划分”出去，并让他们具有独立性，就像经济学借助于科学的理性，实行系统化体系化，因此自我宣布有独立科学的地位。施密特明白否定了自由主义这样的分家和独立，把政治上的划分敌我“既不等同于也不类同于……其他那些划分”。也就是说施密特让政治上的划分敌我与其他领域形似而神不似。施特劳斯在《政治的概念》评注中说，政治的这种结构性定位说明了政治是基础性的，而不是一个与其他领域并存的“相对独立的领域”，政治是尺度。

形似而神不似意在自由主义的视界内动自由主义的手术，恢复自由主义的政治性，让自由主义不是任何时候都把理想中的目标当作前提，而是回到自然状态，面对惨烈的真相。辱骂自由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宪政，而是为了恢复自由主义和宪政的政治性，让道德、审美和经济再次回从属于政治，取决于政治的格局之下，把已有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推倒重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用政治哲学批判各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道理也差不多。

人的精神往往取决于政治，超出政治之外少数人的精神，在政治安排中往往要先搁置在一边。施密特对政治本身的肯定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政治之上还有人，人是万物的尺度，包括是政治的尺度。迫使自由主义回归到政治中，是为了“人类事物的秩序”问题。回归到政治中来，是让我们把双腿站立大地之中，在现实之中来做理性审慎的考虑，而不是让我们匍匐在尘土中爬行。回归到政治中的政体安排还是为了人性的完善，为了“人之所以为人”。为了让人性的完善，自由主义在密尔那里说得很清楚。施特劳斯同事兼弟子的《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也说得很清楚。还有德国的洪堡、美国的诺齐克也表白过自由主义立宪政治的终极目标。

推倒重来不是摧毁，而是重建。政治哲学批判各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也不过是再次赋予适宜的妥当的，不少不多的相对独立。这样看来自由主义和宪政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一种要适当征服和限制政治的政治。施密特处于美国宪政洞穴“遥远而黑暗的”之顶，却要假装在洞穴之外大声嚷嚷，让洞穴之内的人听到。施特劳斯听得最明白。

什么是美国宪政中的政治？《独立宣言》中说，政治的目的是“安全与幸福”，雅法写道，这就是政治生活的全部目的。自由和财产成为保存生活的手段，他们经久的价值不仅仅为生活服务，而是为善和幸福的生活服务。

到了卢梭那里，甚至是更前面的马西略《和平的保卫者》那里，政治共同体的的目标已经由促进善下降到促进幸福的生活。政治不再把善挂在嘴巴上，而是藏在心里。通过促进善的外在条件，例如自由幸福财产来曲径通幽，不再直接促进善。说来说去，现代宪政中对自由幸福财产的关注，还是隐隐晦晦为了古典的善。古典藏了在现代的背后。而且政治促进善的外在条件，而不是与善合二为一，呈现了善的无限可能性，从而为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开了山路。

“我们人民”已经为美国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存在形式作为决断。“我们人民”的“划分敌我”方式是博爱，拒绝划分敌我。难道拒绝“划分敌我”不是一种“划分敌我”？把“人作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当作政治认同的前提，把“非人”作为人的敌人，作为美国人的敌人，难道就不足以支撑起美国这个共同体么？要达到“反政治的政治”，对政治的克服，难道不是施密特政治中的敌人，不是其对立面？在对政治的克服的过程中，不能折射出混沌、危险的自然状态？把自己当作敌人，难道就不是敌人？“反政治的政治”是一种搏斗，对政治和自然状态的搏斗，他的敌人就是政治，还是施密特意义上的政治。

美国建国先贤和其继承人林肯都知道，美国宪政能够长久存在，其中的阻挡者是“上帝与政治”，是上帝选择美国人民，作为选民民族，交给他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林肯在费城独立大厅为华盛顿诞辰所作的演讲中说，我时常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伟大原则或者思想是这一联盟团结在一起如此之久，并非仅仅是因为殖民地脱离了宗主国，而是因为《独立宣言》给予人们自由，不仅给予这个国家的民众，而且希望在未来给予全世界，正是它承诺了在适当时候去除所有人肩上的负担，使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

林肯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自由的问题，例如美国内战，这是理性征服例外状态和命运的努力。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就明白地宣告自己美国人气贯山河开天辟地完成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完成的任务，那就是马基雅维利教诲的，征服命运。汉密尔顿说，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在等待着我国人民……来解决：人类社会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或者说，他们是否永远命中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建立政治组织。

《圣经》中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要攻克敌城时，上帝拷问他，是律法还是军事力量是统帅。施密特似乎决绝马基雅维利教诲的，拒绝理性对权力的拷问，把既成事实的政权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他拒绝理性对例外状态的克服，把例外状态作为规范，让日常状态下降到无关紧要的位置，为例外状态作出了毫无疑义的牺牲。拒绝理性对例外状态的克服，其结果是例外状态完全渗透到日常状态中去，取消了日常状态，所有的时间都是战争的，没有和平的。这样的国家是永远是战时国家，自由民主幸福都为例外状态牺牲了，浪费了。

人权法案也是“反政治的政治”。在1943年的Flag Salute案件中，罗伯特.杰克逊法官发表了经典性见解，他说权利法案的真正宗旨，就是要把某些事项从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中撤出，将其置于多数派和官员所能记得范围之外，并将其确立为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原则。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不可以受制于投票：他们不依赖于任何选举结果。

当我们人民已经为美国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存在形式作为决断，为什么还要不断决断呢，就不能是一次性的？

难道美国宪政不是上帝赐予美国人民最佳的政体？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我们人民要停掉宪法进行更新？既然已经是最佳政体，那就不能修改了，至少大体框架、基本法和一些在先约束，例如人权法案是一根毫毛都不能动的，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小打小闹小修小改没问题。美国宪政一直保持稳定，是美国人坚信，美国宪政是上帝赐予美国人民最佳的政体，已经是最好的东西了，难道要改坏掉？施密特在魏玛时期大力主张宪法基本法不能修改，没有人听，除了社会问题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宪政是最佳的政体没有达成共识，在欢呼魏玛宪法是最完美的宪法的呼声中，激进社会力量要颠覆魏玛宪法，那么施密特说把他们政治上干掉，确实是很好的选择。

德国并不是美国，在德国需要划分敌我。德国人民用制宪权换掉魏玛宪政固然不好，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说取消人民的决断权，结束纳粹德国的统治也是依赖于德国人民的决断权。

美国立宪者未必不懂施密特说的，而且不排除施密特是从美国建国先贤那里偷师学去的，例如基本法不可修改，除了托克维尔有说之外，没有听见美国以外的其他人说。《联邦党人文集》中经常出现那种认为人民只能学习在通过间隔性的不可规则的“集合”而不是一般立法机关的定期会议才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有施密特对议会制被权贵集权挟持而变质，美国建国先贤一开始就考虑过并防范之。

《联邦党人文集》中用野心对付野心的招数和人性恶的假定，对 “我们人民”中肯定是大逆不道。这么一来，就划分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就是政治中的上帝 “我们人民”的意志，这里一切都那么美妙，上帝的恩赐充盈其中，没有自然状态，没有政治冲突，没有野心对付野心，没有人性恶的假定。《联邦党人文集》中用野心对付野心的招数和人性恶的假定，是相对意义上的宪法，是治理之道，是公法。由绝对的宪法进入相对的宪法，需要“理性的狡猾”，需要变通，需要“我们人民”部分的自我否定。

“理性的狡猾”是什么？理性私下承认政治中的上帝 “我们人民”是必要的假设，是一种神学或者信仰上的态度，同时观察到人性是超于善恶假定的。人趋善避恶，恐惧恶要征服恶，就要政体安排上按照恶的性质进行。还有就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假定要比建立在人性善之上，更容易达到最不坏的境界。所以“理性的狡猾”是建立在人性善之上反而导致恶劣的治理之道，而建立在人性恶的才能导致我们所欲的东西。建立在人性恶的治理之道当然会腐蚀“我们人民”，“我们人民”肯定是善的，可见最不坏的政体（包括上帝的政治和治理之道）是要有点毒药渗在其中的，就像米酒中要放些敌敌畏。一个最不坏的政体要抵抗得住毒药，就像喝米酒的人要抵抗得住其中的敌敌畏一样。

施密特在公法范围内，才讲政治，才讲人性恶的“人类学信仰表白”，当超乎公法之上，进入“我们人民”作为现代政治法理的正当性来源，与施特劳斯的“上帝与政治”交叉时，《政治的概念》中政治就消失了，就要不断肯定人民和民主，把它当作不可置疑的信仰，也就是进入启示之中。

难道就因为要回到自然状态，回到政治，就要取消美国宪政中氤氲看到的海市蜃楼，否定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么？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没错，可是为了共同体，为了人民，需要海市蜃楼，并且要把海市蜃楼描绘成逼真，触手可及的。为了共同体，为了全世界，必须看到通往天堂的巴别塔，在美国建成了，纽约自由女神的身躯就是美国作为人间天堂的见证。需要让人民觉得洞穴之外明媚熙和的阳光，照得人心暖洋洋，不要让人民受到真相残酷的伤害。在这里必须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施密特的政治驱赶到一个“遥远而幽暗”的地方，也就是建国先贤的心中，要让建国先贤心中装载了地狱，而把天堂留给美国人民。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只有能九个半美国读者，九个半神半人的最高联邦法院法官和半个总统，总统的资格是半吊子的，不好说一定要给，例如林肯是合格的读者，小布什读了就中了书本上抹的毒药了。

如果施密特在美国，就用不着如此明明是一家人偏偏要装作敌人，施特劳斯说他纠缠于对自由主义的批驳之中，因而迷失了自己的真实意图，而停留在自由主义划定的水平。如果要和自由主义作战，施密特也必须停留在自由主义划定的水平，否则无法作战。不知道施密特停留在自由主义划定的水平，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施特劳斯突破了自由主义的视界，他是西方文明的祭司，在美国宪政中看到西方文明“遥远而黑暗”的心脏。而施密特在自由主义的视界内与自由主义作战，是西方文明心脏以外的地带如何成为心脏的宪政学。这种宪政学，通晓美国宪政中永恒真理之后必须是因地制宜，结合德国的具体条件而形成的当前的真理。从施特劳斯到施密特是由基督教普世价值，进入了民族主义，由一般进入了特殊。因此施密特可以是施特劳斯，但施特劳斯未必是施密特。施特劳斯一生对美国宪政一声不吭，是不是觉得就宪政而言，已经作施密特做到尽头了，他无法超越了。

在施特劳斯眼中，施密特反对施密特。施特劳斯说，施密特期望能从“整体的知识”中获得人类事物的秩序来根本反对施密特的政治和划分敌我原则。而这种纯粹和整体的知识不能从“特定的政治现实”和时代状况中获得，而只能借助于追本所源，回到“尚未损害、尚未败坏的自然”来获得。这么说施密特的政治和施特劳斯的“上帝与政治”是勾连的。施特劳斯“上帝与政治”的表面是施密特的政治，施密特政治的背后是施特劳斯的“上帝与政治”。德国的迈尔被人起哄说用政治神学定义施密特，是为了抬高施特劳斯。实际上迈尔是懂得其中三味真火。

柏林的相对主义和施特劳斯的绝对价值

美利坚合众国国训“合一”，不是指那种因来源于相同国家的而产生的观念上的统一，也不是指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公民。因地域而获得的共同感，只有外在敌人出现，或者处在外人的包围圈之中，而获得强化。没有敌人，也就没有我们。美国的合一，是因为相似的人种，基于人作为人的规定性的统一。这种人作为人的规定性，与作为上帝选民的要求是一致的。也就是美国民族被选择为选民民族，是因为美利坚的精神体现了人作为人的规定性，体现了自由、民主和独立。在杰弗孙看来，统一只意味着对民主价值核心的共同承诺。

信心与宽容是在一起，一个怯懦的人，没有爱，没有宽容，不能容忍异端、内部分裂、不和谐和冲突。没有对自己是上帝选民的信心和优势，没有对自己卓越地位的自我肯定和强化，美国很难在紊乱、分化和利益集团、党派的斗争中获得统一和谐，几下子就被冲突撕裂了。没有上帝，没有美国宪政中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圣约，没有上帝的祝福，没有启蒙的自信和进步论，美国这样混合人种和文化的民族，老早就尸骨无存了，北美的土地可以看到一个个独立的原子，互相厮杀。

当美国就是上帝选民的时候，天堂就在北美实现了。美国也就是上帝祝福的“流奶与蜜的土地”，美国就是基督教普世帝国最接近上帝的地方。而法国不同，法国的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在打战，要以法国主义排斥基督教精神，免得法国“国将不国”。

柏林和施特劳斯就相对主义作了一场紫禁之巅的比试，柏林说凭借自己的智慧，看不到绝对价值的存在，反正对绝对价值无知。施特劳斯纠弹柏林说，如此把相对主义当真理，不过是相对主义当作了绝对价值。如果没有自我肯定自我强化的绝对精神，诸神之争就无法支持诸神之争的局面，其结果不外乎是：其中的一个魔鬼成了上帝去罢黜其他魔鬼，形成一种自然的战争状态。不可偶像崇拜，只能拜上帝，依赖于上帝选民这个条件，只有希伯来人和美国人才做到了。宪政共和的背后，并须有至高无上的一神，多元论无法支撑起来共和。

施密特主义统治美国

在美国宪政中，基督徒和敌基督之间，是上帝的选民还是撒旦的选民，距离就在一念之间：是博爱还是划分敌我。林肯考虑的是一个由自由孕育和为此奉献的国家是否耐久长存，有赖于她有多充沛的活力和多谨慎的能耐，去克制自由会把国家导向奴役的因素。林肯把美国的坚固建立在磐石之上：林肯忠实履行上帝和美国人民缔结的圣约，即使在内战发生时使用暴力，也是理性的，不是主动进攻而是正当防卫，胜利后不是屠杀而是让南方恢复到博爱中来，把南方带回到上帝的圣约面前。理性地使用暴力是上帝的救赎和撒旦的屠杀之间的区别。

林肯是一个上帝的忠实的孩子，是美国人民的儿子。小布什总统是敌基督者，是撒旦，美国人民的害虫，是混世魔王。美国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总统宣誓中叫嚷着只有全世界的民主，才有美国的民主。这种说法固然是美国内核中最深层精神，浸在新保守主义羊水之中的小布什总统高声喊出的，是在施特劳斯开启的（小布什总统的宣誓词是施特劳斯派弟子起草的）。

真正的基督徒和敌基督者极为相近，几乎难以区分。真正的基督徒是听到上帝的声音，并且要求自己完全依照上帝的指示去做，而敌基督者可以听懂上帝的声音，但是却按照撒旦的方法去做，并且让撒旦暗中取代了上帝。

上帝的声音是爱和和平充满全世界，而上帝的指示是启蒙和教诲，当不得不使用暴力时，要理性而审慎地使用。小布什总统听懂了上帝的声音，要在全球范围内取消或者限制克服政治，把美国宪政在全球范围实现，但是当他要执行这项任务时，却被圣战这种撒旦的精神占据了整个灵魂。导致和平终结，导致爱消失的圣战是上帝所厌恶撒旦所喜好的。

战争的方式是极端的，常见的，但不一就是自然的、根本的。战争与和平，日常状态与例外状态之间，谁更决定了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本质，最后只能是作出最后决断，个人有个人的判断和立场，谁都不能说服谁，处于永恒的斗争之中。基督教世界作出的决断是和平和爱，并且相信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

影响小布什总统的施特劳斯派分子暗中用施密特取代了施特劳斯，就像撒旦暗中取代上帝一样。小布什总统是施密特的弟子，他以取消政治和自然状态的名义，给全世界带来了政治，带来了冲突。同样是克服政治，美国建国先贤和林肯“反政治的政治”带来了和平和爱，而小布什总统却带来了灾难。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就因为是否理性地使用暴力，决定了和平还是灾难。

小布什总统划分敌我，把非自由世界当作美国和基督教普世帝国的公敌加以毁灭，而不是当作未来的基督徒，未来潜在的自由世界加以施爱。小布什总统否定了没有自由民主的国家的非人性，不仅当作政治上的敌人，而且当作道德上的敌人，加以绞杀。这样的划分，把原来的矛盾尖锐起来，进入了政治状态，并且借助于人对人“肉体屠杀的现实可能性” （小布什总统生在一个圣战成为“自然不正确”的时代里，对生命的尊重，对肉体屠杀的否定，让人对人“肉体屠杀的现实可能性”变得很小），也就是武力来回到政治。为了和平和爱，小布什总统带来战争，但是这种战争无法回到和平和爱，而且到了战争状态。

教导小布什总统的施特劳斯弟子，从施特劳斯滑到赞成施密特这个最伟大的敌基督者那里，成为敌基督者，把美国带到撒旦面前。在他们看来，小布什总统具有基督灵魂的凯撒，而没想到却成了当代摩尼教主，用暴力反而无法阻止西方的腐败，进一步促成了西方的腐败。

美国成为敌基督者，也将是美国失去上帝宠爱的时候。敌基督者最强大的时候，也就是起开始消弱的时候。中国进入现代性，就是进入基督教普世帝国。那么中国的命运是继美国之后，是如何成为上帝的选民，取美国而代之，成为基督教普世帝国的中心和世界精神，这是三千年大变局之后的伟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