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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友脚印
星期五 
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小革命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二战结束之时，整个自由世界的人们无法不居安思危：法西斯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知识大众的恐惧感所导致，而且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我们就是病灶，现代性就是病灶，现代性与法西斯是孪生的。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最警惕其再次复活，虽然已经过去了快三十年了，好像危险就在身边。然而人们去把文化大革命等同于封建，没有看成是现代性的孪生兄弟。文化大革命是五四青年掌握政权之后的五四运动，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每一个角落在五四运动之中。既然畏惧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就要从根子上面解决。不从根子上面解决，不从其磁场走出，而且共享一套思维方式，这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告别，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召魂。
如果新左派是直接吆喝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在前面拉车，而号召文艺复兴的文化自由主义就是在旁边使劲，甚至在后面推，作为隐形人这么干。尽管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相反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完了没有，没完，至少没宣布终结。如果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就宣布启蒙运动的结束。精神生活不能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了民主和科学，那中国将走向哪里？两眼抹黑谁也不知道。
只要不戛然而止，而是熄火下来，总有人去点火的，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点了整整十年，造就89年的“五四运动”。90年代好不容易有些根子上面解决迹象，可是一转到21世纪，80年代又还魂了：文艺复兴。
此情绵绵无绝期。文化大革命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是对立，而不是断裂。对立是藕断丝连，共享一套思维方式的。父子俩人在儿子青春期的时候才对立，通过对立，儿子走向成年变成老子。文化自由主义是反方案，反方案是补充，一正一反相互依靠，一起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再次来临。 如今再提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小革命，是一个永恒的循环，走不出的魔圈。
宪政的公民精神之维还是宪政的前提
没有人反对文艺复兴的重要性，而是质疑单纯文艺复兴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文艺复兴了一次又一次，不仅没有在意料中那样收获尊严和幸福，反而带来苦难和奴役。这时候，就应该反思一下，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方案是不是一开始就是错的；其本身与极权主义是孪生兄弟：呼唤文艺复兴，必然带来极权主义。我们不能对现实中的结果视而不见，而沉湎于自己美好初衷之中，并且切断美好初衷与现实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让人们回到政治浪漫主义当中：在寒冷的冬天中一丝不挂而心中温暖无比信步街头。
从近现代思想史的脉络来看，文化自由主义兴起于民国奠基之后的失望中。民国奠基是对古老中国的一次“共和式再造”，“新时间的开始”，人们对民国奠基赋予一种弥赛亚主义的希望，也就是一下子随着民国成立整个世界焕然一新。结果民国让他们失望得很。那种希望是全身心地押宝，一输就赌气地绝望了。失望也越大，绝望越大。走到民国，没有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和艳阳天，而是黑夜和铁屋。
于是人们再也无法相信制度，不再相信制度的就赎和改造能力，转而相信起文化。认为除非文化和道德伦理上有根本上的改造，才有希望。我在撰写中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宪政问题》将描述梁启超和张君劢师徒的心路历程。这是文化自由主义兴起的逻辑起点。
并不是如现在文艺复兴提倡者说的，没有良好的公民就没有宪政，而是宪政的维护依赖于良好的公民精神。后者有一个非常古老的谱系，从亚理士多德以来，都是说良好的公民精神来维持一个良好的政体。公民精神是守天下，而不是打天下的。
亚理士多德以来，所有的公民教育，是在城邦或者民族国家之内的，也就是说，是政治教育，而不是文化教育。从历史来看，民族国家都大规模投资，搞出公共教育体系来执行这项功能。
用公民精神来打天下，是倒为因果，是在宪政奠基之前的革命。如此一来，就否定了民国奠基的“共和式再造”，民国奠基仅仅是零，而不是带有目标的起源。历史是进步的，宪政在遥远的将来实现。可是实际上相反，从民国到现在，精神在腐败和不断堕落入深渊之中，制度也同样。这些都拜公民精神打天下所赐，一种没有节制和自我克服的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的父亲。
消极自由先于积极自由。民国奠基确立了消极自由，被文化自由主义转化为消极自由所保障的各种自由权转化为价值和追求，从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转化为精神目标和尊严。自由主义者和民众之间因此建立了统治服从关系。有尊严的自由主义者，也就找出自己的服从者和听众：没有尊严没有理想的民众。
当启蒙精神还没有急躁的时候，还能慢条斯理用理性说服人，用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引诱人。当失败很多次的，就开始急躁，就开始用暴力话语，划分敌我，从道德上打倒，再到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违反自由主义政教分离，动用政治暴力强迫别人自由。北伐是五四精神的十字军，缔造了国民党党国。毛泽东一生以革命导师为自我定位，而不是政治领袖，其政治不过是“五四宗教”理想的工具和手段。
文化从来不是独立的，如果它是公共性的。如果是私人化的文化，例如灵魂生活，那么可以是独立的，与别人无关的。文艺复兴的文化，要从自由主义者身上传递到民众身上，那肯定是公共性的，而在自由主义者身上的私人性，也必须放到公共性来理解，因为其私人性要作为一种表率。所以文化是政治的，也只有从政治上来裁断文化，才是可以传播的，可以启蒙的。即使到转因果，文化作为政治的前提，那么最后也必须转到政治。也就是说，在文化展开的过程中，必须把政治带入，就必须时时刻刻体现政治，而不是独立的。表面上的独立而实际上是不独立的。
它可以是反政治的政治，而并不是非政治的。不能政治化，但是要进入政治性。从来没有听说哈维尔和米奇尼克是一个自娱自乐的精神贵族，其自由写作绝缘于政治性。
每一种主义，都把自己当作终极价值。文化自由主义遗忘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把自己当作目的，甚至排斥其原来的目的，排斥政治性。
反自由主义的文化自由主义
什么样的生活有价值？批判物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说了，超越物质主义追求自由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值得模仿的。相反活在物质主义中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物质主义是一种精神的奴役，追求自由当然要超越批判物质主义。超越物质主义与反抗专制构成追求自由的两个轮子。
超越物质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么？难道沉湎于物质主义，本身不是信仰，难道不是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难道不认为，没有人能够介入别人的信仰，代替他作出价值判断，难道不坚持一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立场？那么凭什么自由主义者凌越于物质主义者之上，替他作出决断？追求自由为什么就是善的，而物质主义就是恶的？
还有一些信仰专制的人一样，如果他们仅仅是信仰，而不干扰别人的生活，那凭什么自由主义者就可以否定他们的信仰？所以说来说去，自由主义者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消极自由，而不是收拾人心，不是在别人的灵魂生活之上指指点点。只要他们的信仰，不具有外部性，不要侵犯别人的消极自由，都与自由主义者无关。自由主义关心别人的信仰，其正当性在于捍卫自己，而不是改造别人。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自由主义者当然必须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自然正当的，而且出于博爱，也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也过上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我丝毫不否认自由主义有一种提升人性的爱欲，并且通过制度的巧妙设计，达到了“不提升之提升”，也就是说，通过保障德性的外在条件——幸福，再加上公民宗教在社群层次的配合，从而打开了德性的无限高度和无限可能性。但是这种提升必须是理性的，而且不是批判，而应该是以身作则的号召。自由主义者只能相信自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不能对别人指指点点，横加干涉，用理性的名义，用为别人好的名义也不行。而且自由主义如果坚守理性，也无法成功改变别人，因为理性无法对抗激情，最后也不得放弃理性，诉诸于非理性。那就是理性不过为非理性扫清道路，于是大灾大难就来了。就诚如德国古典哲学走的路。
当自由主义传播自己时，就不可避免的露出一个自己曾经掩盖起来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宣布所有的信仰都是独立自足的，不能有外来的干涉，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这种局面，不得不把自己凌驾于各种非自由主义的信仰之上，有了价值的等级和政治的等级，有了统治服从关系，有了精神领导权。所以必然是反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这样的矛盾，如果没有通过政治性安排来克服，而让文化自由主义去图穷匕见，最后，你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有一颗子弹，而且每一颗子弹都呼啸而出，就像五四运动转化为的党国体制一样，自由主义运动便成永恒的训政，追求自由的结果是奴役。
追求自由并不定高贵有尊严
自由主义的立宪政体，与古典完全不同的是，把立宪的地基，从德性下放到欲望。德性作为根基是把政体建立在“白云”之上，不仅没有提升人性，反而造成了对立和堕落。古典时代比现在堕落多了。而放在欲望，实现了理想和现实的和解，把政体放在一个稳固低俗的基础上，不仅比古典不堕落，反而提升了人性，例如像林肯那样的善良的平常人，也和战争和勇气中的华盛顿一样，一样上升到人神和英雄的境界。
就像立宪需要公民精神的培育一样，把政体建立在稳固低俗的基础上，必须摧毁古典所谓自然的贵族精神，要拉平，否则人们又被吸引到“白云”之上，这现代政体就没办法搞。这种下降是一种提升，在古典自然的精神贵族看来是下降，而实际上，在基督教精神看来，是一种提升，人再也无需教会和国家作为桥梁，就可以来到上帝的跟前。每一个人都在上帝之下平等，上帝之下没有任何东西高于人。
能不能说这种拉平就是善的？如果不是善的，那这“三通一平”的工作没办法搞，我们必须肯定立宪是善的，那么拉平就是善的。但是按照希腊罗马的古典精神，肯定德性是善的，这种下降是恶的。如此看来，肯定德性是善的，造成对立宪的干扰，因此必须摧毁自然的古典精神。
儒家搞了一个小人和君子之分，把政体放在君子之上，希望人人可成尧舜，结果都是伪君子，要论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中，莫过于儒家。力量上的邪恶并不可怕，最可怕的用极高智慧去干表明很天下为公，里头只肥自己的勾当。就像现在的大型国企私有化一样。儒家的政体并没有提升人性，反而造成人性的堕落。
其实与儒家的道德统治权一样，自然的古典贵族精神，也是历史的。一开始固然基于人的差别自然需要划分统治和服从，但是这种划分并不是为了贵族或国王，而是人民。古典贵族精神是一种责任，而并不是特权。可是到了现代，古典贵族精神已经彻底丧失了他的信誉，坏事干的比好事多多了，责任没负起来反而是特权来欺压百姓，谁还相信他？相反，人放弃自然的古典贵族精神，直接来到上帝的跟前，才是自然的。
自由主义者反抗儒家的道德统治权和自然的古典贵族，把他们从精神领导权的宝座推了下去，然后重新油漆一下，自己又坐了上去。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自由主义者眼巴巴的看着美好的政体，却把政体的根基放在追求德性，这种德性是自由，这么说，就造成了追求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众之间的对立，而不是和解。
文化自由主义对不仅有机会听到自由主义的民众，也就是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自然精神统治权，塑造了不平等的关系。而且还抛弃阿伦特所说的黑夜中没有希望的人，也就是底层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人。资产阶级可以物质主义，底层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人，想物质主义还连资格都没有。所以自由主义不大可能建立在文化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幸福之上。有了幸福才有德性。
回到康德的美学还是法治？
中国的思想界，从改革开放后的德国古典政治哲学出发，转了一圈，回到德国古典政治哲学。这个过程我认为是这样的：从主体性的美学构建出发，如今应该回到政治法律。从生命哲学到政治法学，是一条内圣外王之路。80年代的幽灵如今复活，就表示一个关键点，一不小心又回到文化自由主义的美学构建，而不是政治法律。如何让主体性的构建，牢牢走在政治法律的康庄大道上，是法政系和自由主义者的当下使命。也就是说，必须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对80年代开战，对文艺复兴开战，以战胜文化自由主义，进入自由主义的政治性中来。
我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龙骨总结为从美学到政治法学，从政治浪漫到政治成熟，换个词形容从哈维尔道德话语到米奇尼克的公民话语。美学不仅仅单纯是美学，而且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当年的美学赋予了思想解放和自由意志的意义，美学不仅仅是奔向自由的一种路径，而且回头与现实的极权主义背景联系起来，它就是一种哈维尔意义上“非政治的政治”，一种“非政治的反抗”，一种无力拒绝制度上的极权，但是致力于解除极权对心灵奴役的努力。 哈维尔意义上“非政治的政治”是个体的救赎，带有准宗教的意义。当上个世纪80年代美学耗尽它的能量时，到了90年代就是宗教复兴。
改革开放是从类似黑格尔式精神展开的一段历史。它不仅是在思想制度层面从美学到政治法学的嬗变（康德从中年到晚年，也有这种变化），还是欲望层面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生长。市场经济很明显是邓小平将原来在政治领域的激情和欲望释放到商业竞争去中，从而缓解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人人参与而形成“人对人是狼”的残酷局面。尼采解读希腊的体育，有着政治上的意义，是一种政治安排，也就是为了释放政治领域的激情和欲望。美学也是，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担过分拥挤在政治领域的激情和欲望，从而使政治社会和立宪才有可能。读赫尔曼的《欲望与利益》，就可以看到，孟德斯鸠和斯密重视市场经济和商业，是为了释放过分拥挤在政治领域的激情和欲望，高度评价商业与政治的关系的康德对商业也有类似的期待。
现在要干什么
文化自由主义恐惧政治，因此以反政治的政治面目出现，但是到了后来，文化就是独立的，反政治的政治变成了非政治，没有了与狼共舞才显英雄本色的勇气和激情。
文化自由主义的敌人是极权主义，可是到了今天是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自由主义是错把杭州当汴梁。网络上对文艺复兴的否定，在于质疑没有现实条件。
后极权主义时代，政治自由还是坚冰不融化，身体自由一路狂奔，已经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而政治自由是不大可能通过启蒙来完成，因为对于权贵资本主义来说，除非假定其人性善，否则都不会实施政治自由。权贵资本主义实施政治自由与其利益根本相害，文化自由主义对其没有任何说服力。
对于身体自由来说，如果在继续自由下去，或者需要身体自由作为启蒙的先锋，那么就会出现同性恋，淫乱等作为突破，因为不走极端已经没有力量了。这样的自由也没有必要去鼓吹，只要法律上妥当安排就可以了，有权利但是不赞成。
政治自由是政治的，政治权利的争取不可能靠恩赐，不可能靠开明君主，只有发动维权运动才能获得。而身体自由并不需要文化自由主义鼓噪下去，相反也需要法律来维持边界。
一个对文化自由主义不利的物质主义时代，是对给自由主义戴上法律面具的法政系最好的时代，因为作为立宪者，几乎所有的现实条件都具备了。法政系不仅不批判，而且要直面和庆幸。
再来看文化自由主义的反抗专制。也需要把良心抵抗原则带入，只有符合良心抵抗的，才是善的。所以文化自由主义也是必须依法，从法律到自然法。也就是说文化自由主义必须转化为维权运动，在政治中蕴含反政治。
良心抵抗原则必须依赖法律和自然法来判定。俄罗斯帝国晚期的经验来看，文化自由主义的反抗专制，最后不过是把自己送上革命民众的断头台，死在自己点燃的熊熊大火之中。
邓小|平的改革逻辑是，当经济改革尾声要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共产党训政转入宪政的时刻。这是一个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呼唤政治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谈文艺复兴，也未免太浪费了。
陈永苗 发表于：2007-1-19 上午 10:45: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