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起中部，再现辉煌——略论秦巴经济走廊的建立  

 
摘要：秦巴经济走廊是指以秦岭大巴山两大山系及其余脉为主线所形成的经济区域。在当今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作为接受东部经济辐射的入口和西部大开发前哨阵地的秦巴地区，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专家、学者献计献策，提出了构建秦巴经济走廊，隆起中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本文把构建秦巴经济走廊的必要性、重要性置放到当今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中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论述，希望能为当今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某种思路。
关键词：秦巴经济走廊；西部大开发；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
 
本文所说的秦巴经济走廊是一个经济区概念，它是以秦岭大巴山两大山系及其余脉为主线所形成的经济区域。在自然区划上，包括广义的秦巴山地、汉水上中游谷地和嘉陵江支流渠江谷地，即以秦巴谷地为中心轴线，以北包括秦岭南坡地区，以南包括四川盆地以东、长江三峡以北的大巴山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今天陕西汉中、安康、商洛，湖北襄樊、十堰、荆门、随州、神农架林区，四川达州，重庆万州以及河南南阳、洛阳等12个地（市）区。这一区域人口约5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约4.5％，面积超过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2.1％。在当今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作为接受东部经济辐射的入口和西部大开发前哨阵地的秦巴地区，受到了人们的瞩目。一些专家、学者献计献策，倡言建立秦巴经济走廊、秦巴经济联合体，以实现该地区经济的腾飞。本文试拟就秦巴经济走廊建立的必要性这一问题作一些简要分析。
    一、建立秦巴经济走廊是遵循地缘关系外在同一性和传统经济内在联系性的客观选择。
秦巴经济走廊是一个经济区概念，学术界关于经济区域的划分，或以地理学中的自然条件为基础，或以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为依据。地理学中的地域概念，主要是以山脉、河流、平原等地形、地貌为基础加以区划。以自然条件为基础划分经济区域，是讲这个地区必须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然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区。换一句话说，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密切联系，融合成一个整体。［1］依据这一理论，秦巴地区在地缘关系具有同一性，即位于这个区域内的10多个地方在地缘关系上同属秦岭大巴山系，两大山系之间又有长江最长的支流汉水流贯各地，相互之间山相连，水相依，路相同，习相近，自古以来就是在同一自然区的基础上形成的集经济、文化、风俗等相对同一的区域。
秦巴地区不仅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交融，互补性强，存在着约定俗成的经济内在联系。在长期的开发建设过程中，这一区域内部经济联系十分密切，经济发展水平也颇为接近。尤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浪潮把这些地市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1986年，该区域中的—些地市自发成立了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使这一区域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协作区成立以来，以商品流通为突破口，资金融通为纽带，企业联合为基础，信息交流为媒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技术协作，为秦巴地区联合开发和共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巴12个地区同属广义的秦巴山系及其间的汉水、嘉陵江各地，历史发展悠久，地缘关系密切，自然条件相似，生态环境趋同，人文习俗相近，经济交往频繁，发展水平相当，具备联合开发的条件和相对独立发展的潜力。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把这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建立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的经济联合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秦巴地区位于我国东西部的结合处，是西进、北上的交汇处，北煤南运、西电东送的中转站，南水北调的起始点。通过联合开放秦巴经济走廊，可把这一地区建设成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基地，建设成中西部大发展的示范区，可在华中、西南、西北三大经济区的腹地形成一个区域经济中心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将会有力地促进三个经济区融为一体，最终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共同富裕。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整合这一地区资源，把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构筑统一市场，推动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开发建设秦巴经济走廊是强化区内协作，打破行政分割，整合资源的必须选择。
秦巴地区的资源十分丰富，这里是我国磷矿石、钼、天然气、天然碱、红柱石、金红石、铌稀土、白云石等矿藏资源的富集地区。生物资源具有具有种类多、分布广、南北兼备的特点，是我国生物资源的基因库和中药材的摇蓝。区域内水网发达，河流密布，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和水电优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奇山秀水，珍禽异兽、王朝故都、考古文物、宗教名刹、革命胜迹尽有尽有，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是我国重要的旅游资源宝库。
然而秦巴地区丰富的资源并没有相应带动经济的发展，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成经济优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行政分割和地区封锁，使区域内的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配置，未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区域的的资源存量。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且也要受行政区划和政治、社会、文化风俗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秦巴大多数地区在两汉魏晋时期属于中国一级政区荆州管辖，唐代设道为一级政区，秦巴地区属于山南道，在行政区划上具有相对的统一性。自元明清推行行省制以来，这一区域分属于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四省。毫无疑问，元明清三代推行的行省制度，对于健全我国的行政区划，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社会经济曾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行省制也有不少弊瑞，比如人为地打破完整的自然地域和经济地域单元进行分割。就秦巴区域而言，长期作为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中，自元朝推行行省制时划入陕西省，在历史上有密切联系、长期被视为一体、有“襄邓”之称的南阳、襄阳，在明代分割在河南、湖北二省。这种行政区划对于秦巴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言，应当说是不利的。自元代推行行省制以来，秦巴地区便处在各省的边缘，不为重点建设、开发地区，经济逐渐落后，乃至在近现代沦落为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建国以来，无论是经济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在制定经济区划时，也未把秦巴地区作为独立的大经济综合区而加以考虑，忽视该区域地理上的完整性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秦巴地区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行政分割毫无疑问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我国现行的沿袭元明清旧制的一级行政区划极不合理，一是许多省区不符合自然、经济和人文区划，二是多数省区太大。这种区划状况不仅阻碍经济政革，并且也不利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有必要予以改变。”（《我国行政区划改革》1991年）。
改革、开放以来，秦巴地区各地市的协作有很大发展，特别是1986年成立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以来，这种区域性的经济协作和共同开发有了进一步发展。但由于行政分割，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区城经济结构趋同性比较突出，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多，特色性产业少，经济发展规划各市自搞一套，协调发展特别是一体化发展有待加强。因此，打破行政区划和地区封锁，实行统一规划，优化配置，共同开发，做到合理布局，防止重复建设，实行市场相互开放，互通有无，自由流通，最大限度地激活区域内的资源存量，形成规模效应。推动区域内协作联合向多层次、全方位方向迈进，显得非常迫切而必要。
三、建设秦巴经济走廊是遵循西部大开发“必须有步骤、实施重点推进”的战略选择。
建立秦巴经济走廊，开发建设秦巴经济区，是在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并要求有步骤重点推进的形势下提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率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20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更多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在跨世纪之交，中央及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吹向了西部大开发的进军号角。
西部地区范围很大，如何实施有效开发，中央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选择若干重点区域，先行一步，优先发展。秦巴经济走廊地处我国东西结合部，是我国东部与西部联系的过渡带和通道桥，是我国经济承东启西、南北交融的战略支点，这种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集中体现在：
1.秦巴地区是接受我国东部经济辐射的入口
根据经济学中梯度发展的理论，经济热点和增长极是依梯度层次逐步转移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技术条件和社会发展基础客观上存在着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从而也就客观存在经济发展的“梯度推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战略重心东移，促进了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的腾飞。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达到一定极限时，越来越受市场、资源、环境等各种条件的制约，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因此，东部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资源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以求得更大的发展。在东部西进的过程中，地处我国西部地区东部边缘的秦巴地区，恰好处在接受东部经济辐射的最佳半径上，是接受东部经济辐射的源头和入口，可以充当“东引西进”战略的良好跳板。同时，在东部西进的过程中，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资金、人力、信息等）有相当部分要流经中部，这也为处于东西结合部的秦巴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2.秦巴地区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和“第一阶梯”
秦巴山地，有“中国中央山地之称”，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中西部的结合处。这种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既可以成为生产要素由东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又可以成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起点。换言之，在实践中心辐射战略中，这一地区具有按受辐射和向周边地区辐射的功能。因此，秦巴地区在区域布局和开发步骤上，必然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和“第一阶梯”。同时，相对于西南、西北地区而言，该区开发条件较好，容易接受和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见效将会更快。选择这一地区优先发展，对于整个西部大开发的全面推进，也将起着“四两拨千金”的效果。
总的来讲，地处我国东西结合部的秦巴地区，是联系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纽带、通道和桥梁，它既是按受东南沿海经济辐射的源头和入口，又是转移到这一地区的各种资源向西部输出的出口和大本营，是西部大开发的前哨阵地，起着维系、交融东部经济优势与西部资源、能源优势双向对流的承启作用。这种承东启西、接北进南、辐射八方的区位优势，不仅是建立秦巴经济区的重要依据，而且也将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中西部的联动，有待于中部的隆起，特别是秦巴地区的隆起。
在历史上，秦巴地区曾经拥有过辉煌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2］。上古时代的秦巴地区曾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蓝和发祥地之一，巫山人、郧县人、郧西人、南召人等一系列猿人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曾是我国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特别巫山人的发现，把中华民族祖先活动的历史推到了200万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及秦巴大地，巫山大溪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稻作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稻作农业区。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秦巴地区创造出了盛极一时、足以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巴文化和楚文化。随州战国初年曾侯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被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荆门郭店楚简的发现，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和考古界。在秦汉的历史上，秦巴地区也书写过辉煌：秦灭六国，刘邦兴汉，皆以秦巴为后方基地；光武中兴，“帝乡”南阳曾为东汉的建立输出了大批人才。自战国时起，南阳便是全国的冶铁中心，“东贾齐梁，南贾粱楚”的洛阳，在两汉时就是“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的名城。东汉南阳郡人张衡制造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测量地震方位的仪器；南阳郡人张仲景的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国中医治疗学的基础。汉末三国时期的秦巴大地曾是当时政治家、军事家纵横驰骋的战场，以襄阳为首府的荆州，成为了全国第一流优秀人才的荟萃之地。在隋唐大统一时期，秦巴地区经济发达，商业繁胜，宜城酒、紫阳茶、襄州漆器、金州（安康）金矿都是入贡的名品，誉满天下。唐后期，江淮财赋通过汉沔水道运往关中，已成为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生命线。元明清时期，秦巴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但也并非完全停滞不前。襄阳自元代起虽然失去了长期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地位，但仍保留了“汉晋以来代为重镇”的地位，仍不失为秦巴地区最为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明清时期的南阳，是通往西南的驿道要冲，是豫西南的经济中心，山、陕、江、浙会馆遍及各地，商贾云集。
元明清以来，与其他先进经济区相比，秦巴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由于行政分割，地区封锁，加之观念滞后，环境恶化，基础设施薄弱，遂使秦巴地区沦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秦巴地区的经济社会有了发展。当今国家战略重点西移，给秦巴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历史上，秦巴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当今西部大开发中，秦巴地区必然会发挥和强化他在承东启西，东西联动，梯度开发中的“通道”、“桥梁”和“据点”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国东西结合部重要的经济纽带和全国山区开发的样板，成为21世纪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驱动轴。随着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不断推进，秦巴地区的生态环境将得到很好的恢复，丰富的资源优势将转化为经济优势，秦巴地区经济的崛起并非是一件难事。我们相信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纵深发展，原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秦巴地区在新世纪必将成为商家必争之地，秦巴地区的重新隆起必将成为现实。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家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冯之俊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和中西部联动，有赖于中部尤其是秦巴地区的隆起”，这的确是一个有远见的预测。
五、建设秦巴经济走廊是中国跨世纪扶贫攻坚的重要内容。
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反贫困、扶贫开发的问题。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不是社会主义，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秦巴地区是我国有名的贫困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全国确立了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作为国家扶持的重点，秦巴地区便属于这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加大了对秦巴地区的扶贫力度，由过去“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在国家大力帮助和扶持下，秦巴地区的人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和多种经营，解决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这种放弃过去“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依靠自身的力量，变“输血”功能为“造血”功能，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在这一地区成效显著，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不少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但是还应当看到，秦巴地区目前仍有不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存在，仍然是我国现存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十堰市所辖的6个县市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市，其中4个为特困县。安康市辖9县1区，其中7个县市为国定贫困县，3个县属省定贫困县。商洛地区有人口246万，1993年贫困人口共达80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地处中原经济基础较好的洛阳市，所辖8县及1个县级市中有7个贫困县，南阳市辖1个县级市和10县中有3个贫困县，襄樊市西部南洋、谷城、保康3个山区县也未摆脱贫困状态。一些地区脱贫尚未巩固，又出现了因灾返贫、因安返贫的现象。江泽民主席2001年5月25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3000万，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的地区，解决温饱的难度很大，而我们解决温饱的标准还比较低，防止返贫的任务还很重。实现秦巴各地市的跨省协作，坚持区域性开发性的扶贫方针，把扶贫与保护生态环境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结合起来，使中西部结合处的秦巴地区率先脱贫致富，这将会对全国性扶贫攻坚任务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联合开发建设秦巴经济走廊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1.中西部经济协作区的成立和发展为秦巴经济走廊的联合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6年9月，由湖北省襄樊市倡议发起，由秦巴地区中的十堰、神农架林区、安康、商洛、南阳、达州、万州等地市，自发成立了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已形成了秦巴经济走廊的雏形。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以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以沿江中心城市为支撑的对外开放和国民经济腾飞的格局已经形成。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发展到现在已有16个年头，目前成员已发展到5省（市）12地（市）13方（即河南洛阳市、南阳市，陕西安康市、商洛市，四川达州市，重庆万州区，湖北襄樊市、十堰市、荆门市、随州市、神农架林区，以及襄樊、安康两个铁路分局）。协作区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则，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区域的实际，先后制定了“协作区章程”、“协作区长期发展规划”、“关于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快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发展的战略设想”、“协作区互惠政策”等一系列文件，并先后召开了“联合申报项目协调会”、“旅游网络建设研讨会”和“迎接西部大开发专题协调会”。通过区域规划和政策导向，强化了实施力度和整体调控力度，推进和保证了区域内经济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协调发展。16年来，协作区共举办各类大型物资商品交易会、贸易项目洽谈会15次，交易总额120多亿元、拆借资金50多亿元、转让科技成果2500多项，新增产值l00多亿元，流各类科技信息20多万条，成交各类科项目2万多项，获得经济效益20多亿元、区内外交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400多人、组织劳务输出5.8万人。目前协作区已由单一协作向多领城联合，由一般协作向多层次、全方位协作迈进。协作领域不断拓宽，协作内涵不断深化，经济联合更加紧密，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程度不断加强，走出了一条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新路子，这些皆为秦巴经济走廊的联合开发、共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专家的建言献策。
十堰市的党政领导最早提出了创建“秦巴经济联合体”的构想，他们提出“秦巴经济联合体既不是一个行政组织，也有别于以往松散的经济协作区，而是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组织起来，实施有效调空，打破行政分割，进行资源整合，构筑统一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紧密的经济组织。”认为创建“秦巴经济联合体”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在聚集中激发“后发优势”，有助于秦巴山区交通网络形成，生态建设联动，市场体系共建，优势资源整合，科技教育协作，进而把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分散的市场整合为统一的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超常规发展，争取“后来居上”。十堰市提出的创建“秦巴经济联合体”的构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2000年5月10日至12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俊等人率领西部开发考察团对秦巴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十堰市提出的建立“秦巴经济联合体”的构想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构想具有“战略的眼光，科学的分析，求实的步骤，创新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想秦巴经济走廊，隆起中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民盟中央考察团指出，“在西部大开发中，建设秦巴经济走廊，把发展潜力转换为现实生产力，把潜在市场转换为现实市场，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构筑统一市场，使秦巴经济走廊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要求是合理的，设想是可行的，在新的世纪里，秦巴经济走廊应该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正德代表民盟中央在会上作了开发建设秦巴经济走廊的书面发言［3］，阐述了建立秦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引起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和省市的重视和关注。以后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多次报道，又举行各次学术会议进行讨论，在全国得到广泛传播。专家们的建言献策和媒体报道，为建立秦巴经济走廊、开发建设秦巴经济区鸣锣开道，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说明】本文系国家科技部软科学研究项目《秦巴经济走廊发展战略研究》子课题的部分内容，完成于2002年6月，文章在写作时曾吸收过“秦巴经济走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特致谢意。该文与刘桂华等人合作，发表在《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年第2期上，题目为《略论秦巴经济走廊建立的必要性》，今刊出的是全文。
 
参考文献
［1］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J］.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100～105.
［2］陈勇. 古代秦巴地区的历史沿革与经济开发［J］.上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01～107.
［3］吴正德. 开发建设秦巴经济走廊，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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