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从遭冷遇到被关注

广州日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钱穆这一研究领域的？

陈 勇：我对钱穆研究的兴趣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89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开始接触到钱穆先生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热”，学术界竞相谈论文化问题。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师，但是他的成就并不限于史学，而是涉及到整个文化领域，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和笼罩之下，钱穆和其他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一样，长期被主流学术文化圈视为保守、落后的学者而遭到冷遇和排斥。20世纪后半期，随着国人对中西文化重作理性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了学术界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我接触钱穆的著作首先是从他的文化著作开始的，如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精神》是我当时手边经常阅读的著作，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以钱穆的文化思想为研究内容的，第一篇研究钱穆的文章是《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1994年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上。

钱穆的逝世象征着传统国学的终结

广州日报：2001年您出版了《钱穆传》，今年又推出新著《国学宗师钱穆》，两者有哪些不同之处？

陈 勇：《钱穆传》是一部学术评传，旨在通过对传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的疏理和介绍，挖掘和评判其学术思想的内涵及其得失，故书中的不少内容是在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如对钱穆与古史辨派的关系、钱穆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抉发、对近现代史学流派的评析等问题在书中有专章专节的叙述和有翔实的分析。

《国学宗师钱穆》是一部偏重文学性的学术传纪，以传主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融其思想、人格、学术、才情于一体，以求多层面地展现这位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学术巨擘的立体人生。

广州日报：有人称钱穆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又称他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你对这些话作何理解和评价？

陈 勇：钱穆是史学家，是著名的史学家，此点无需今人再来为他重新定性。问题在于，钱穆的史学体系是怎样形成的？他的治史理论和方法有何特点？与同时代其他史学流派相比，他们的治史理论异同何在？在中国现代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却是需要加以具体研究和论证的。一些学者把钱穆誉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这种提法恐怕会引起众多的争议，但钱穆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家之一，则是确定无疑的。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通儒”。当今的学科分类深受西方的影响，分类愈来愈趋于专门化，像他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愈来愈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的逝世的确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统国学的终结。钱门弟子逯耀东闻乃师去世，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的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值得每个中国人尊敬

广州日报：钱穆的学生余英时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诠释其师一生的志业宏愿，你是怎样理解余氏这句话的？

陈 勇：在西方文化的强烈振荡、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这始终是近现代学人魂牵梦绕的问题。钱穆一生学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旨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他一再告诫后人：“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他那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坚定守护者和承传人。

在欧风美雨的振荡冲击下，在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潮流中，他弘扬中国文化精魂的热忱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香港学者霍韬晦教授指出，“在迷惘的时代中，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

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广州日报：1949年钱穆南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可否谈谈作为教育家的钱穆形象？

陈 勇：新亚书院是钱穆先生亲手创办的。当年钱先生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道，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真精神，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苦下，兴发“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创办了这所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当新亚书院1963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学校有了一个长久发展基础的时候，荜路蓝缕、创办新亚的钱穆先生却毅然引退了。随后潜心学术，再创学术新生命，写下了五大册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这种“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的人生态度和甘于淡泊、潜心学问的精神，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钱穆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是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他一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毕生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在这些方面，目前学术界注意得相对较多，但在钱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这一问题上，却很少有人涉及。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由学者出任大学校长，兴为教育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但是像钱穆先生这样在毫无依凭的情况下赤手空拳、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使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却鲜有其人。就此而言，钱穆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在20世纪的中国教育史上也书写下了人生的辉煌。

“国学热”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从上个世纪持续到现在的国学热？

陈 勇：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等人祭起“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大旗，创办《国粹学报》，以昂扬民族精神为己任。五四时期，胡适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口号，创办了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云集清华。在南方，吴宓、梅光迪等人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在《学衡》周围聚集了一批像柳诒徵这样的国史大师，国学研究极一时之盛。

1949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学不受重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新儒家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学研究遂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国内“国学”方兴未艾，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竞相成立 “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中心”、“国学研究所”，出版 “国学研究”杂志，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当今的“国学热”体现的是一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对于促使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该文发表在2007年9月2日的《广州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