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和现代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现代媒体（如电影、电视、录像、CD、VCD、英特网和各种图文出版物）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产品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对于它们，我们既应该看到积极有益的方面，也应该认识到消极有害的方面。毛主席提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在区别和判断外来文化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时，西方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通过现代大众媒体传播的流行文化的研究和批评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西方文化提供一个借鉴。
    西方的文化和传播研究学者对通过现代传媒技术传播的西方当代流行文化的社会影响一直十分关注，并对其消极的影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根据其研究的立场和方法的不同，这种批评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流派。一个流派称之为“行政性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它的出发点是承认既存的媒体机构，以此出发来研究它的用途和效果。它的研究重点是那些对社会和媒体政策有影响的课题，以图影响和改善现存媒体机构和文化。它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实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实验的方法、调查的方法、内容分析的方法。它对西方大众媒体和文化的消极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媒体文化中的暴力、性、对现实的误导、以及程式化和偏见等具体方面。
    另一个流派称之为“批评性研究”（critical research），它的出发点是揭示现存的媒体机构如何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利益，从而质疑现存媒体机构的存在基础。它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阐释性和归纳性的方法，如符号学、历史研究、女权主义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它的批评矛头则直指现存媒体机构的根本基础。以下我们将把他们对西方媒体文化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介绍。

1．  暴力
     西方大众媒体和文化中的暴力问题一直是西方知识界和社会各界首先关
注的问题。许多批评者认为当代媒体文化中的暴力增加了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暴力。
在影视出现以前很久，人们就关心传统媒体文化中暴力的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家长们就担心廉价小说中的侦探故事会腐蚀孩子们的品德。若干年以后，电影占据了中心舞台。30年代的犯罪电影和黑帮电影是早期研究者的重点。他们证明银幕上的东西对青少年的态度有影响。50年代，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喜剧连环画和卡通的有害影响上。
    在美国的五、六十年代，少年的不良行为成为全国关注的一个问题，电视在当时已经成为最流行的大众媒体，它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在作用受到了严密的审查。1954年，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考察了当时已有的关于观看暴力节目对青少年影响的一些研究报告。几年以后，这个委员会又一次调查影视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在举行广泛的听证以后，它最后提出了一个报告。该报告对影视节目持批评态度，并认为观看影视是形成青少年态度和品格的一个因素。
    60年代中期的都市动荡和暴力浪潮在1968年激发了对这一问题的新一轮讨论。一个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  “全国暴力成因及防止委员会”（NCCPV）,再一次对媒体在社会摩擦时期的作用举行了听证。在审查了可以得到的证据以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对电视暴力提出了强烈的谴责：“我们认为有理由得出以下结论：不断接触电视上的暴力行为对人类的行为和态度有一个不利的影响……它鼓励暴力的行为方式并滋长了关于暴力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观……这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不能接受的。”1
    1972年，卫生部又发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和NCCPV只是简单地审看已有研究数据不同的是，卫生部研究的重点是新的科学数据的积累。在它的研究报告发表的时候，它一共进行和发表了50个以上的新的研究。当5卷描述实际研究的技术报告公开发表的时候，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电视暴力和进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卫生部报告发表后的几年中，现场实验和小组研究又获得了新的证据。几个组织包括美国医学会、全国家长—教师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都发起了一个减少电视暴力的运动。在1982年，一个新的卫生部十年报告公布于众。这个由社会科学家执笔的报告的主要结论一语中的：“全部的证据……都证明了在观看电视暴力和其后的进攻性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2
    但是，这个报告受到电视业中许多人士的批评，有家电视网甚至发表了一个32页的小册子否认该报告的结论。然而，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可能都同意这个报告的大部分结论。自从新的报告发表以后，许多研究明显地把它们的焦点转移到“影响的程度”问题上。这摆脱了电视暴力对观众是否有影响这一简单的问题，而考虑它究竟有多大影响这个更复杂的问题。
    1993年，电视暴力又一次上了新闻。在国会和民众不断增加的压力下，电视网同意在包含暴力的节目前面加上警告。同时，国会提出了几个法案限制电视的暴力。就研究方面而言，这一时期主要的新发展和新数据是内容分析，它对当代电视和其他媒体文化中暴力的数量进行了分类统计。下面我们看一下各种研究的证据，以及他们获得的共识。
    根据多年来内容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电视确实包含了大量的暴力。黄金时间的动作性电视剧每小时平均包含六个暴力场面。喜剧也包含有暴力，它的比例大约是一个小时一个暴力场面——对于研究者，把一个馅饼掷在脸上相当于把一拳打在脸上。少年儿童节目，如卡通和音乐电视，也联系着暴力。一个最近关注的焦点是把摄像机深入到执行公务活动的警察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真实节目”，它常常涉及到许多犯罪和暴力行为，而且有很高的收视率。根据统计，当一个美国儿童长大成人时，他可能在电视中已经接触到一万个以上的谋杀行动。3
    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并不是媒体文化中的暴力的唯一来源。从“火车大劫案”到“真实的谎言”的通俗电影中也包含了大量暴力的场面。青少年可以在有线电视频道上看到许多更为血腥、没有删剪过的暴力电影。在50年代早期，连环漫画中的暴力曾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以致连环画出版业不得不为此制定出一些规则，使得一段时间内带有暴力的连环画销声匿迹。但是，只要稍微翻一下今天的连环漫画，人们就可以发现这些规则早已失效，许多带有暴力的卡通连环画被重新出版。某些还被改编成同样暴力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传统的儿童文学如“格林童话”也被加进了暴力的内容，甚至连圣经故事也是如此。
    无数的实验性研究则证明：儿童会从媒体文化中模仿暴力。电视暴力不仅促使儿童采取相似的暴力性行为，而且还会使他们产生形式新奇的暴力行为，并使他们容易选择暴力手段来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儿童还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模仿暴力，即使那时不是被电视所刺激。在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研究中发现：在幼年接触了大量电视暴力的儿童在十年或二十以后常常成为比那些在儿童时期接触较少电视的人更富于暴力的人。4另外一些实验性研究只发现很少证据或没有证据证明那种认为通过接触幻想作品的暴力会减少暴力的“宣泄理论”。暴力的后果不仅限于儿童。研究显示：观看暴力节目的成人观众会根据他们所看的电视节目来修改他们的世界观。这和教化理论的观点相一致。
    那种跨越广泛社会群体的现场调查研究也显示出在暴力行为和观看电视暴力之间的联系。就是说，观看电视暴力多的观众比那些观看较少的观众更富于暴力性。但是，比起实验性研究方法的结果，这种联系相对较弱。有些人反对实验性研究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实验性研究是在被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完成的，它不是生活本身。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基本共识是：接触反社会的电视描写能够导致反社会的行为。

2．  性
     西方大众媒体和文化对性的热衷表现也一直是引起社会辩论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早在20年代，好莱坞在社会各方的压力下就不得不对自己加强了对性行为准则的自我审查标准。这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陈旧可笑了：衣服上不能开衩，不能露出肚脐，夫妻应置于分开的床上，接吻不能长于4秒钟，当性的场面变得热烈时，镜头应切到头上的云端。
    在近几十年里，制片人和出版商互相竞争看谁能在突破性的限制上走得更远，并在票房上获得更大的经济利润。在五十年代会使人们瞪大眼睛的低胸衣服今天已认为是稀松平常了。电视剧开始接触一些十分敏感的性主题，如同性恋和乱伦。它们常常在一开始会遇到强烈的批评。但是当风头过去，电视台又继续前进去攻克另一个性禁忌。现在，受到最多批评的是通过有线电视和磁带看到的成人节目、R级和X级电影。另外，在家庭录像和成人娱乐电话服务业中，十分露骨的色情文化的戏剧性增长也引起人们的忧虑。这些都使人们重新提出了接触色情文化是否助长了不适当的性行为的问题。
    实验性研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当男大学生接触到露骨的色情材料时，它们对妇女就更可能表现出错误的态度，更倾向于认为反常的性行为（如口交和肛交）是十分普遍的，更可能在假设的法庭案例中同情强奸犯。当他们接触到带有暴力的色情材料（其中的女性模型受到了强制性的和暴力行为的侵犯）时，他们也更可能在实验性研究中对女性（她们实际上是研究者的模型）施以电击。5由于这一研究，里根政府下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即所谓的米斯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整顿色情业的行动，以清理那些含有强制性和暴力性的色情文化。
    某些团体认为米斯委员会的行动还不够有力。女权主义发起了反对那些贬低妇女的色情文化的运动，包括那些把妇女表现成屈从的和不平等的性伙伴的文化，把她们表现为孤立的性器官的文化，或有低于人类的种族（如类人猿）或无生命的物体对她们的身体进行侵犯的文化。到目前为止的研究显示：非暴力的、非强制性的色情并不刺激对妇女的进攻性行为，但是它可能造成对妇女的无情和麻木的行为。6研究者还没有充分地探讨女性作为屈从的性角色的影响，以及其他一些现在人们所关心的色情文化对人们性行为准则的具体影响，如对性骚扰和约会强奸（date rape）的影响。

3．  对现实的误导
     前面的部分涉及了媒体文化对人们外在行为的影响。西方学者对西方媒体文化对观众如何思考和感受现实可能具有的消极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媒体，特别是影视，是我们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但是，媒体带给我们的东西要比简单的信息更多。它们至少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感受外部世界的方式。或者换一句话说，媒体影响了我们构建社会现实的方式。当媒体准确地表现现实时，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有许多方面，西方媒体文化所表现的世界是非常不同于现实的。例如，对影视娱乐节目内容的研究显示，在司法部门和打击犯罪领域工作的影视角色远远多于现实世界。影视上犯有暴力性罪行的罪犯也远远多于现实世界。审判在影视上比在现实中更经常取决于陪审团的决定。在影视节目中英雄人物几乎总是美国人，很少表现从其他国家来的人。在家庭情节剧和肥皂剧中比在现实中有更多的人有婚外情和非婚生子女。在影视上出现的人物比在现实世界里的更不道德和更不可靠。当然，如果人们能够把影视和现实两个世界区分开来而没有任何混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某些人来说，把两者区分开来并不那么容易。
    这就是教化理论的核心。教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因乔治·格伯内（G.Gerbner）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而闻名。简单地说，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人看影视越多，这个人对社会现实注意的建构就可能会越像影视上的世界而越不象现实本身。
    对这一理论进行证实的第一步是对影视的内容进行分析，把那些和现实不符合的描写区别开来。内容分析是对影视表现的信息作系统的和客观的分析。伯格内和他的同事化了10年多的时间进行这一分析，并在许多领域发现两个世界是不一致的（上面已经提到某些领域）。第二步要求把观众分成常看影视的和不常看影视的两组，询问他们对各种社会事件和情景的感觉。如果教化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许多经常看影视的观众给予的答案应该和影视世界更吻合；而许多不经常看影视的观众给予的答案应该和现实世界关系更密切。图1是用于这一分析的基本模式。
观看影视的程度 提供“影视答案”的数量 提供“非影视答案”的数量
高 多 少
低 少 多
图1   教化分析的基本模式
    伯格内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几个调查来检验教化理论的效果。在一个研究中，青少年被询问有多少人每年涉及某种暴力事件，3%还是10%（影视的答案）；83%的经常看影视的观众给予了影视的答案，而不经常看影视的人只有较少的人给予了这一答案。另一问题是通常平均每天一个警察要拔出多少次枪。给予的选择是一天少于1次（真实世界）和一天5次以上（这个答案和影视世界更吻合）。经常看影视的观众中有18%的人认为每天拔5次以上，而不经常看影视的观众中只有6%的人持相同答案，经常看影视的观众人数是不经常看影视的人数的3倍。7
    伯格内进一步论证：在许多影视娱乐节目中描写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欺骗、谎言和虚伪的世界。一句话，是一个冷酷可怕的地方。如果教化确实发生作用，那么经常看影视的观众也应该认为他们自己的世界是一个冷酷可怕的世界。这基本上也是调查所获得的结论。经常看影视的人更害怕晚上在家门附近单独行走。他们对他人更不信任。其他考察肥皂剧的研究者发现，经常看肥皂剧的观众感觉到的医生、离婚者、律师、罪犯和非婚生子女的数量多于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这反映了影视媒体文化对他们的误导性影响。
如果把伯格内的理论进一步引申，那么教化作用也适用于接触到西方媒体和文化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观众身上。根据教化理论，西方媒体和文化中所表现的西方的物质文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它们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带有偏见的表现也会对这些国家的观众产生误导性影响。

4．  程式化和偏见
     和教化分析有一定关联的研究领域是考察媒体文化中程式化
（stereotyping）对观众态度的影响。大众媒体和文化对人物的表现常常是程式化的，或根据有限的信息把一群人物类型化。这种程式化常常会鼓励性偏见、种族偏见以及其他有关各种社会群体的偏见。当程式化被用来表现另一社会群体的形象时，特别是当它把不公正地对待其他群体加以合理化的时候，程式化是有害的。程式化也可能被它所表现的那个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从而破坏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媒体文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程式化的偏见是由于大众媒体和文化有时候是关于和自己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唯一信息来源，以及它们表现的常常是单方面的观点或被歪曲的观点。
    例如，内容分析的研究显示：妇女和少数民族在西方大众媒体和文化中常常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他们常常出现在服从的、低身份的角色中。对于男性白人观众来说，把妇女和少数民族看作较低劣的可能是“可接受的”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观众来说，由于他们在媒体文化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他们也得到一种感觉：比起主流群体来，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可能会接受和认同被媒体文化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程式化的形象。例如，妇女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应该为她们的家庭放弃她们的事业。
    六、七十年代妇女运动的兴起特别激发了研究者研究比较影视节目中描写男性和女性方式的兴趣。早期的内容分析揭示，在主要角色上男性比女性多一倍，而且男性的职业要比女性远为多样化。当女性一旦出现时，她们常常是家庭主妇、秘书或护士。女性角色也被描写成被动的、谦恭的，并且常常是软弱的；而相比之下，男性角色在整体上是积极的、主导的和有力的。最近的内容分析显示，现在的女性形象已出现在范围广泛的职业领域中，但是其他方面则很少变化。
    一些实验性研究证明：那些看了大量用传统性别程式表现妇女的影视节目的年轻女孩子常常会把她们的职业前景和传统的妇女职业——秘书、护士和家庭主妇—联系起来。8媒体文化程式化对少数民族儿童的影响的研究不多，但学者相信，他们对未来的期望被有限的少数民族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所影响。9
媒体文化的程式化不仅限于妇女和少数民族。蓝领阶层在媒体文化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在表现的时候，也常常是用一种贬低他们生活方式的描写表现他们（如电视连续剧“辛普逊”，“罗丝安”）。对同性恋者、身心有残障的人、无家可归者、神志不健全的人以及所有与主流社会稍有不同的任何社会群体的表现都是如此。
    研究者指出：媒体文化的程式化也被用于许多其他社会群体。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出一大堆这种形象：严肃的大学生、百万富翁、律师、医生、行政主管人员以及专业执法人员等。实际上这些形象和真实世界中的人物只有很少的共同点。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程式化媒体文化就无法工作和运转。程式化是构成故事的材料，也是一种便利的思维捷径，它使得观众能够一下子就识别出角色和他们的处境。但是当银幕上的程式化成为偏见并损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那它的后果就值得担忧了。

5．  西方主流媒体和文化的社会基础
   以上介绍的是西方主流批评流派——行政性研究对西方媒体和文化的一些主要观点。尽管它对西方媒体和文化中的过分的暴力和性表现、思想观念上的误导和偏见有所批评，但是它并没有批评现存媒体机构和文化的根本社会基础。而这种对现存媒体机构和文化的根本社会基础的批评正是另一个重要的批评流派——批评性研究的重点。
    批评性研究拒绝行政性研究处理现存媒体和文化的方法和他们的“信息源—信息—传播渠道—接受者”的基本模式，而使用来自于历史、女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的方法来考察现存媒体机构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以及表现在媒体内容中的隐藏的意识形态。它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暴露存在于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中的文化压迫和统治的模式，并消灭这种模式。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 Chomsky）。
    批评性理论认为，美国的大众媒体和文化机构是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利益的。它们在向公众传达信息、提供娱乐的同时，也教导给他们各种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以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进入现存社会的制度和结构中和不向这个制度和结构发起挑战。在今天这样一个财富高度集中和充满阶级利益冲突的世界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宣传。宣传在某些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媒体是掌握在私人手里和官方的审查制度并不存在的时候，要看到这样一个宣传系统就不那么容易了。
    为此，批评性理论分析了金钱和权力如何“过滤”了美国的大众媒体和信息，以使代表政府利益和主导地位的私人利益的信息传达到公众，而把不同意见排除在一边。为此，他们为美国的大众媒体和文化机构勾勒出了一个“宣传运作模式”（propaganda model），它包括五个“过滤器”。
    1.  第一个过滤器：大众媒体的规模、所有权和利润导向。批评性理论
通过对美国大众媒体的历史、现状、规模和所有权的统计和调查指出：在美国，主要的媒体集团都是相当大的公司；它们或者被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所控制，或者被那些服从老板及其他的市场—利润导向势力的经理人员所控制。它们和其他的大公司、大银行以及政府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它们强有力地影响着美国媒体和文化的方向和主题。这是美国媒体和文化在运作中必须通过通过的第一道防线。
     2．第二个过滤器：广告商颁发的营业许可证。批评性研究指出：市场
经济鼓励那些获得广告商和大企业青睐的媒体和文化，今天的媒体和文化要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就必须获得广告商颁发的营业许可证。
    在广告成为媒体（主要指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等）的主要收入以前，传统的媒体必须通过出售产品（报纸、杂志等）来收回成本，继续运转。随着广告的介入，有着大量广告收入的媒体的产品现在可以以一个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把那些没有广告收入或较少广告收入的媒体和文化挤到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它们常常价格更高，销售减少，只有很少的资金能用于再投资以稳固它们在文化市场上的地位。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以广告为基础的体制会把那些纯粹以销售收入为生的媒体机构和产品赶出市场。由于广告的存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产生一个中性的、由消费者作最终决定的体制。广告商的选择决定了媒体的兴旺和生存。那些能争取到大量广告收入的媒体从广告的收入中获得了市场的优势，这使得它们能进一步提高自己和削弱没有广告收入的或收入较少的对手。
    那么广告商感兴趣的是哪些媒体和文化呢？当然是那些能够吸引有购买力的观众和读者的媒体和文化。广告商的这种政治歧视损害了代表劳工阶层和激进团体的媒体和文化。这种政治歧视是通过在广告资金的分布中倾向那些有购买力的人而实现的。对依赖广告的媒体而言，各个观众和读者群体的重要性是不平等的，他们的重要性是根据他们的钱包来衡量的。这使得美国的媒体和文化在貌似公平的文化市场上强调了有钱人的兴趣和利益，无视和损害了低收入阶层的兴趣和利益。
     3．第三个过滤器：大众媒体的信息源。批评性研究认为，由于经济上的必要性和利益上的互惠，大众媒体（主要指新闻媒体）和强势的信息来源结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体需要一个稳定的、可信的新闻素材的来源，它们有每天的新闻需求和必须填满的新闻节目时间表。它们不可能承担起在每一个可能发生重要新闻的地方派去记者和摄影机的开销。经济的考虑要求它们把资源集中在那些经常发生重大新闻的地方，那些充满重要的小道消息和幕后新闻的地方，那些常规新闻发布会举行的地方。在华盛顿，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是这种新闻活动的中心点。在地方上，市政府、警察局是记者日常新闻的重点。企业公司和商业团体也常有值得报道的新闻。这些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满足了新闻节目的要求。事实上，这些强势机构在经济上补偿了媒体，因为他们减少了媒体机构获得新闻素材和制作新闻的成本。他们也由此获得了进入媒体的特别通道。提供这种补偿的大集团成了“经常的”新闻来源。而那些非日常的新闻源必须要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接近媒体，而且还常常被武断的媒体决策人所忽视。
    由于强势集团对媒体提供的服务，由于他们经常处于媒体新闻的中心，以及和媒体的互相依赖，他们可以使用关系、威胁和奖励来进一步影响和逼迫媒体。媒体可能觉得有义务报道那些十分可疑的消息和减少对强势集团的批评，以求不冒犯他们的新闻来源和破坏密切的关系。媒体很难把一位他们赖以取得每天新闻的当权人物称为骗子，即使他满口胡说。他们可能会避免批评性消息的来源，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不易获得和要花费较大的代价加以证实，而且也因为这可能会冒犯强势的信息源，甚至威胁到媒体进一步使用它们。强势集团还可能使用它们的优势和重要性作为手段来杜绝批评的声音接近媒体。这种强势集团对新闻源的控制是西方媒体和文化运作的第三个过滤器。
     4．第四个过滤器：抨击和施压。抨击和施压是指对媒体的观点和节目的负面反应。它可能是一封信、一个电话、一个呼吁、一场官司、一个讲话、一个递交国会的法案以及其他形式的不满、威胁和惩罚性行动。有能力对媒体进行抨击和施压的常常是权势集团或和其有关的社团和思想库。严重的抨击常常会影响媒体的广告收入和市场销路，威胁到它们的生存。抨击和施压给了强势集团和政治当局另一种手段来强化对新闻活动的控制。在美国，政府是媒体的主要施压者，经常抨击、威胁和“纠正”媒体，防止任何越轨行为。政府的新闻主管的主要责任就是对媒体进行抨击。
     5. 第五个过滤器：作为控制性机制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共产
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第一原则。由于这个概念十分模糊，所以它可以用来反对任何威胁到私有财产和利益的政策、或主张和共产主义国家和激进主义共存的政策。它帮助瓦解了左派和劳工运动，起到了一种政治控制机制的作用。反共产主义的控制机制渗透了西方整个体系，对大众媒体发挥了深刻的影响。它是西方媒体和文化的又一个强有力的过滤器。
    通过以上分析，批评性研究对西方媒体和文化提出了质疑：“民主的原则假定媒体是独立的，是用来发现和报道真象的。它们并不是按照强势集团的愿望反映世界。媒体的领袖声称他们对新闻的选择是根据不带偏见的专业的和客观的标准，他们在知识圈内一贯支持这个立场。但是，如果强权者能够修正表述的前提，能够决定一般公众能够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和想到什么，能够通过常规的宣传运动‘操纵’公众的观点，那么通常关于整个媒体和文化系统运作的观点和现实就有很大的距离”。10

    以上是对西方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西方媒体和文化的主要批评性观点的介绍。它为我们全面地认识西方媒体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在以上论述的几个主要方面中，西方媒体和文化中的暴力和性的负面影响比较能够为人们所识别，也比较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在对现实的误导和制造程式化和偏见上的负面影响则不太容易为人们所觉察。因为正象西方学者在前面所说的：“媒体文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程式化的偏见是由于大众媒体和文化有时侯是关于和自己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唯一信息来源，以及它们表现的常常是单方面的观点或被歪曲的观点。”这种带有误导现实和偏见的西方文化进入我们的文化时，常常会误导我们对西方现实和社会的认识。读者和观众会把其中表现的现实和价值当作新的东西加以接受，而对我们自身的文化产生误导和偏见，从而对我们自身的文化产生冲击。认识到西方媒体和文化本身就带有误导和偏见，有助于我们对其建立一种批评性眼光。对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汲取其积极有益的东西，摒弃其消极有害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对西方媒体和文化的批评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为平衡的观点。最后，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批评性研究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西方媒体和文化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视点，它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媒体和文化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和权力关系，而不是天真地以为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媒体和文化都是遵循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原则，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消融”了。这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西方媒体和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政治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偏见和误导的认识。

引文：
1. J. Straubhaar、 R. Larose：《信息社会中的传播媒体》，Wadsworth    出版公司，1997年。
2. 同上。
3. 同上。
4. M.M. Lefkowitz等：“电视暴力和儿童的进攻性：一个跟踪研究”。收入《电视和社会行为》(第3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2年。
5. 美国司法部：《司法部长委员会对色情问题的最后报告》。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86年。
6. D. Zillman、J. Brymant：“色情、性无情和强奸的普通化”。《传播杂志》,32卷（1982年），10—21页。
7. G. Gerbner、L. Gross：“和电视一起生活”。《传播杂志》，26卷（1976年），10—21页。
8. A. Beuf：“医生、律师和家庭苦工”。《传播杂志》，24⑵卷（1974年），142—145页。T. Freuh、P. E. Mcghee, (1975).“传统性角色的发展和观看电视的时间量”。《发展心理学》，11⑴卷（1975年），109页
9. C.C. Chark：“种族、认同和电视暴力”。收入《电视和社会行为》，（第5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72年。
10. N. Chomsky、E. Herman：《制造赞成：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