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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友脚印
星期五 
从“共名”到“无名”——90年代文学反思录（一）按：“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传统意识形态的格局相应地发生了调整，知识分于原先所处的社会文化中心渐渐失落，开始向社会文化空间的边缘滑行。由此促成了叨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个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以及出现了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这些新的文学特征对20世纪文学史的意义，可能比80年代的，文革，后文学更有意义，因为80年代文学可以看做是‘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复活，而90年代文学创作的初衷，表明了20世纪最后十年的文学已经从本世纪的主流文学传统中游离开去，在叙事立场、美学追求以及作家身份构成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立的存在形态。”陈思和先生就90年代文学发展作了系列反思，撰为《从“共名”到“无名”》、《新生代作家》、《民间理想主义》等文，本丛书将连续登载。
9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共名"的文化状态。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因而被掩盖起来。20世纪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共名"的文化状态占绝大部分，而且知识分子始终参与创造了时代“共名”的文化建构。这种参与创造的形式是随着各个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不同职能而改变的。有时是知识分子对时代主题的抽象提炼和概括，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提出“民主”与“科学”和“反封建”、“个性解放”等命题；有时是客观历史环境规定了时代主题，然后由知识分子提出来，如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也有些是国家制定的文艺政策让知识分子自觉地执行，如60年代的"阶级斗争理论"等。"文革"以后，文学工作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路线的鼓励下，创作了干预生活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基本上也是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运动和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由于”共名“是知识分子参与创造的话语，所以知识分子在习惯上把它看作是一种群体的立场，代表了社会的某种正义力量的声音。
文学史的经验证明，“共名”文化状态对文学创作构成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共名”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系。作家通过对时代关键的阐述来进行创作，不管艺术能力的高低，写出来的都可能成为被时代认可的流行作品。但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精神劳动的独创性很可能会被掩盖，作家的个人性因素（包括个人的精神立场和审美把握）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的关系。对一些优秀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来说，可能会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作家拥有独立的精神立场，但也认同时代“共名”，他把对时代某种精神现象的思考熔铸到个人独特的经验中去，或者说，以作家对时代敏锐而强烈的个人感受，包容以至消化了时代的“共名”现象。这一类作家需要有特别顽强的个人性，譬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个性解放构成了时代的“共名”，但在鲁迅的小说里，则是通过他对于民众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的深切痛感与对于知识分子理想的失败的确认来完成的，显示出特别的深刻性。
还有一种情况是作家拒绝认同时代“共名”，有意回避时代的主题，他们以强烈的个人因素摆脱时代“共名”的限制，在创作里完全是表达个人性的生活经验、审美情绪和精神立场，但这是相当冒险的艺术追求。如果作家个人化的精神感召方不足以抗衡“共名”，就很可能被淹没在时代大音之下无声无息地消失，或者孤独地存在，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公众可能接受的阑值之外。
与“共名”相对立存在的，是“无名”的文化状态。所谓“无名”，则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整体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无名”不是没有时代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但不能达到“共名”的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名”的文化状态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如30年代的"京派"文人圈子文学、南京官方“民族主义”文学、上海左翼文学、海派都市文学、大众消费文学，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文学并立的格局，这些文学思潮之间虽然也互相冲突和激烈斗争，但始终不能使文坛统一成一种共同声音，这种格局似乎有点接近“无名”文化状态。可惜的是抗战结束了这种文化局面，又回到了统一抗战的“共名”状态。
如果我们考察90年代的文学不难发现它所含有的"无名"特征：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等等。由于“无名”文化状态拥有多种时代主题，构成相对的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才有可能出现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局面。其次，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以80年代寻根文学为例，当时寻根派作家分布在全国各地，个人感受的文化环境并不相同，但他们在表达“寻根”这个社会理想和社会期持上却是相当一致的。可以作为对比的是90年代一批追求人文理想的作家，他们包括张承志、张炜、王安忆、史铁生、李锐、韩少功、余华等，也许他们对社会历史的批判观点非常接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自己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联系着他们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经验。比如，同样是把个体心灵与民间世界结合在一起，张承志与张炜的创作中寄托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期待风格完全不同，他们是以各自的经验和视界，向现实社会提供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思想表达，因而也就履行了自己对于时代所承担的那一份职责。因此与80年代文学不同的是，90年代的文学很难用流派来归纳。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
9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干脆表示要去认同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也有的在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色各异的私人生活……无论这种“无名”状态初看上去多么陌生，多么混乱，但它毕竞使文学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在社会文化空间中发出了独立存在的声音。作家们在这种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成熟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炸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最重要的收获，预示着90年代"无名"状态下的写作将越来越有利于文学在自身尺度上达到它应有的高度。
陈思和 发表于：2006-10-13 上午 11:5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