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脑海的大众媒介

　　　　　　　　　   陈力丹

　　我孩子这一代真幸福，一出生就接触到彩电、游戏机、VCD、电脑和因特网等等现代电子媒介，从小知道身外的广大世界；而从我记事时起，走进脑海的大众媒介少而单调，“世界”的概念经历了许多年才真正形成。

　　我2－6岁是在朝阳门内大街路北靠近城门楼的临街平房度过的，没有什么适合我接触的媒介，每天感兴趣的就是早晚观望成群的小鸟围着高高的朝阳门楼盘旋。我在家里经常接触到两种媒介，一是父亲订阅的《人民日报》，我还没认字，但从中知道了毛主席，报纸右下角经常看到他和外国人的合影；再就是一台黄色木壳收音机，每天早晨我被新闻节目的播音唤醒。当时一窝风学苏联，于是我一直以为“外国”就是苏联，是老大哥，看到黄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就追着喊“苏联人”。后来在大约5岁的时候，才看到《小朋友》杂志，上面有一些画；听到广播里的“小喇叭”节目。

　　1958年我7岁，那时家已经从朝阳门搬到了杜家楼（日坛公园西北）。5月1日下午，我到父亲单位（地图出版社，当时该社在杜家楼）的食堂玩，许多男孩子站在吃饭的方桌上眼睛直盯着一个闪亮的东西，我也爬上桌子往前挤，播放的是电影《无名岛》。这个东西叫什么我不知道，我立刻闪现的概念是“小电影”，后来才知道那叫“电视”。学了电视史，才知道我是我国电视首次播出（当时是调试，正式播出是当天晚上七点）时为数很少的观众之一。听父亲说，电视机是在社里工作的苏联女专家的，放到食堂让大家看。电视体积大屏幕小，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4英寸吧。

　　1960年我们家搬到了干面胡同85号的大院里，在那里一住就是20多年。电视的普及需要较强的综合国力，因而直到我上中学，也只在南小街临街居委会专放电视的地方（俗称小电影院）花5分钱买票看过几次故事片。70年代中后期，我弟弟捣腾电子元件，弄出个没有外壳的9英寸电视机来。我爷爷天天盯着小小的屏幕，希望看到较为清晰的人影，直到逝世也未如愿以偿。当这个电视机终于调出了较为清晰的节目时，大院里的邻居们每天晚上都聚到我家，兴奋地同看这巴掌大的电视。我较为清晰的看到一次电视，是1976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当时周总理逝世，同学们强烈要求看总理逝世的实况片，于是学校仅有的几台电视机搬到楼外的空地，大家得以看到一次电视节目。

　  我15岁的时候，“文革”爆发了，通过这些少得可怜的媒介，我只比幼年时聪明了一点点，即知道中国之外不是一个苏联，而有许多国家。但是苏联变“修”了，除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外国”都被帝、修、反统治着，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已有幸读到《参考消息》，给我的感觉，似乎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有一点与50年代不同，毛主席和外国人的合影永远置于报纸的头版头条；这个传统真厉害，现在主要领导人与外国人的合影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之时，我已是近30岁的人了，才知道了较为真实的“世界”，因为大众媒介发展了起来，获知信息的渠道多了。大院里各家陆续有了电视机，接着又改成了彩电。80年代中期我家有了台录像机还颇为得意，不久就被人嘲笑型号过时了。 1992年由于写作需要，我花4000多元买了台286电脑，当时单位里个人买电脑我属第二，不过只叫人羡慕了一年，就落后了。如今网上办公已经普及，手机短信随手可以发送，可以真正做到不出门知天下事了，虽然我已50多岁了，这还应算是件幸事。

　　这个世界的大众媒介发展真快，读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会深切领会大众媒介对人智力开发的意义，因为个人直接经验的知识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回顾往事我想说：新一代人要珍惜接近媒介的权利；束缚上一代人智力发展的“舆论一律”永远不要重演。（写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