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历史和“北京人”

　　　　　　　　　　　　　　陈力丹

　　“北京人”的说法最早还是从周口店发现猿人头盖骨开始的，但那是全体中国人祖先的称谓。如果从辽在北京建都（南京）开始来追溯北京人，那么历经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仅城区中心就变化了几次，辽、金时期的都城在现在北京城区的西南角，元大都在现在北京城区的正北。现在北京城的格局，是在明代形成的。而“北京人”的概念，就不得不跟着历朝统治者和围绕着他们的大批子民的迁徙而发生变化。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最远只可隐约追溯到明代，此前辽、金、元三朝，每一次改朝换代，城市人口的大多数都随着落难的皇族逃到北方去了。而清代大量南下的满族人口，则在三百年多岁月中，逐渐与明代的北京人融合，形成新的“北京人”的文化特征。所以，所谓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实际上只能以“清末”作为往上追溯的最后年代。最近的五十年，由于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政治、经济的需要，全国各地的人不断融进“北京人”的行列。但是，清末以来北京人的传统还是多少被保留了下来，虽然自清末就生活在北京的北京人大概只占现在北京正式户口的十分之一。

我二岁（1953年）就从南方到了北京，住在朝阳门内大街紧挨着城楼的地方（街北）。我的记忆中深深地留下了高高耸立的朝阳门城楼和城墙，还有每天盘绕着城楼的成群的小鸟和护城河。我应该是北京人，因为我没有任何关于南方的记忆，只有永远抹不去的老北京的记忆，尽管城楼被拆了、护城河变成了地铁通道。后来又搬到东城区的干面胡同住了20多年，对于四合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是我一段70年代关于干面胡同的回忆：

那时我真心实意地要为社会多做好事，于是寒暑假在我住的干面胡同帮助居委会的老太太组织孩子的假期活动，组织没有工作的居民政治学习。我根据《参考消息》编写国际形势的材料，在居民学习组里宣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唱京剧的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他住在80号小红楼的一层（我家85号，小学的时候一位同学住在该楼三层，我经常去同学家做作业，看到过他），“文革”期间成了被批判对象，没有工作，得到87号大院来参加居委会的学习。他总是准时到会，大家对他很客气，只听他说过一两句，轻声细调，较慢。现在想起来，这样有造诣的艺术家把时间消耗在与街道老头老太太学习上，“文革”实在是毁灭文化。（《淡忘了的北大工农兵学院流水账》）

　　现在我住在北京东南角，位置相当于原北京东南城墙根外，邻着潘家园旧货市场和天桥文化市场。北京的“天桥”虽然有名，但那是历史了，现在只是一条正在改造大街的十字路口。也许考虑到北京人怀旧的心态吧，潘家园一带建起了仿造老天桥的“天桥文化市场”。一座牌坊后面，还真地平地盖了一座桥，桥两旁分别是老护城河和老天桥街道的巨幅油画，站在桥上，多少有些身处老北京的感觉。通过这座桥走到里面，一组天桥把式摔交的雕塑映入眼帘，左右两边是翻拍的北京老天桥巨幅黑白照片。文玩街、丹青市场、民间工艺街、鱼鸟市场，以及花草、旧书、日用杂品，各种小吃，摔交场等等，凡是老北京人喜欢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和看到。每逢周末，市场门口人挤得水泄不通，各种鸟、鸽子、狗、猫等的民间交易热闹非凡。文化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这里观察“北京人”，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开朗、直来直去，以及相对丰厚的文化知识底蕴。当然，要了解北京人精于说话的艺术，还得到日常的接触中去。

　　北京人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天生地关心政治，外地人到北京，首先从出租汽车司机那儿就感受到人人是政治家的北京人的风范。这种自我感觉，自觉不自觉地使他们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许多问题的客观立场，因而常常多少带有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等等奇谈怪论，均出自北京，一时还真影响到全国。现在几经事实的教训，这几年这种情绪似乎平稳了些。不过，遇到新问题，肯定还会以新的形式再表现表现，传统思维不可能完全改变。话说回来，这也就是说话的本事，或者叫“侃”。真要打仗或完全实行市场经济，恐怕北京人在观念上还得经历一翻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会转变成行动，因为语言上的“紧跟快转”和实际行动之间尚有差距，换句话说，北京人有一种眼高手低的性格特征。

　　北京人身处全国的政治中心，如果说对市场经济理解不够，有些说不过去，主要是说得太多，做得不够。说话上，北京人领先全国，行为上，计划经济的传统像惯性一样，多少支配着北京人。对政治过分钟情的传统也在影响经济的发展，这就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北京的“企业家盯‘官场’，容易使企业经营活动政治化，多拿奖状、多拿锦旗、多奏凯歌。丰富的政治经验短期内对企业发展可能产生奇效，但对企业长期的发展却可能是一种灾难。”还有人曾注意到，京城上班流中，从东到西的人不紧不慢，而从西到东的人则步履匆匆；从南到北的人急急忙忙，而从北到南的人就没有那么强烈的紧张感。这是因为从西到东和从南到北的人群大都是去合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班，而另两条路线则是去国有企业上班。现在有了外力的推动，北京人“不紧不慢不伤身”信条正在改变。

　　因为生活在皇城根下，以及具有北方人的性格，北京人的眼界较为开阔，抱负远大。在北京是条虫，出北京就是龙，再没有身份的人，也可以“北京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文革”时期大批知识青年来到黑龙江兵团，老职工很快就对北京、上海、哈尔滨青年依次概括出了傲气、娇气、流气的说法。傲气，北京知青当然借的是政治首都的光。也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北京人具有容纳各地文化的胸怀，人际交往中有“不关门的北京”之说。一位研究北京人的专家写道：“北京的小市民，小胡同里未必很有知识却未必没有教养的市民们，待人处世的和蔼，则是全国公认的，无论你对谁打声招呼，向他打听个什么地方，都会得到善意指点，这种市民层的普遍和善气氛，并不是各大城市都有的。”在这方面，上海人可能不如北京人豁达。

　　但在做生意方面，北京人似乎永远走不出小打小闹的民间小买卖传统，不信，就到天桥文化市场走一遭。在普通的街头巷尾，如果不是工商管理人员天天上街整治，那些小买卖摊儿会从墙根挤上慢行道。一个凳子支起一个理发摊，一张塑料布摊开一个书摊，一支打气筒戳起一个修车摊，多年也没有个更大的发展。但是，显示不出传统手艺的脏活累活，即使下岗职工，宁可没活干也不肯干。这不，春节一到，外地人回家，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找谁干了。

　　北京人精于说话的艺术，也用到了文字上，文化“托儿”现象似乎比街头买卖中的“托儿”还要热闹，一些闹哄哄的庸俗电视剧总有一帮无聊文人在市民报纸上吹捧，轰轰烈烈地影响着市民，而不少人还以为这就是“文化”。北京人还素有凑热闹的习惯，不信，你站在王府井大街抬头死盯着高层楼房的某一点，保准一回儿就会有一群人跟着你好奇地也盯着那一点，还会不断地相互问：怎么啦？

　　北京人的特点挺可爱的，多数没有必要说三道四，但是对于北京人观念和行为的不平衡，倒是该做做工作。好在这几年媒介对北京人“大爷”心态（大事干不来，小事又不屑于干）多有分析；而关于文化“托儿”现象，媒介本身负有责任，近年也得到了遏制。北京人的语言幽默，但空侃也会误事。这种侃风与北京某些媒介的有意无意倡导有关，它们毕竟也是北京文化的产物。例如“大腕”、“狂撮”、“海腕”、“傍家”之类新词，便是由京报“侃”得盛行了。语言不可避免地包含思想，北京谐趣的流行语言中也透着一定的鄙俗、油光和肉气。在这方面，杨东平的批评是中肯的：北京的报纸未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这是根本性的缺陷

    对北京人不需要讲多少大道理，最需要的是引进生动具体的南方人闯市场的生活体验和实干的观念。列宁在苏俄成立之初讲的话对北京人也许十分贴切：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多谈些经济，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周密的考察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