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媒与公共空间——2005年我国电视研究理论聚焦

陈力丹 王辰瑶
  

内容提要 本文从传播体制与公共利益、传播主题话语权力、传播内容与平民视角、传播形式与受众互动四个角度，综述了2005年我国电视研究中研究者们无形中聚焦的话题，即“电视传媒与公共空间”。作者认为，众多研究文章能够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电视与公共空间的建构问题，也反映了学术界的旨趣已经从过去简单地讨论电视节目怎么做等经验性问题，转向了比较深沉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 电视理论 公共领域 话语权力 平民视角 传播体制

      翻阅2005年电视理论研究的数百篇文章发现，许多研究者在对农传播、儿童电视、播客、真人秀、超级女声、民生新闻这些年度热门话题的讨论中，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切入点：电视传媒与公共空间的建构。研究者们或直指中国现状或借鉴国外经验，或梳理历史的演变或分析现实的不足，或积极乐观或谨慎保守，——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下，呈现出多维的研究视角，表现出可贵理论争鸣精神。2005年的电视研究能够在广泛的话题中形成理论的聚焦点，是学术逐渐成熟的一个表征。

      众多研究文章能够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电视与公共空间的建构问题，也反映了学术界的旨趣已经从过去简单地讨论电视节目怎么做等经验性问题，转向了比较深沉的理性思考。

      本文拟从传播体制与公共利益、传播主体与话语权力、传播内容与平民视角、传播形式与受众互动四个角度，勾画2005年电视研究的理论焦点。

传播体制与公共利益

      在以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的裹挟下，电视媒体面临着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这已经成为拷问全世界传播政策制定者们的一大难题。2005年，我国研究者花了较大的精力分析了国外传播体制下商业诉求、政治权力与公共利益的博弈。

      2005年3月2日，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泰萨·乔威尔（Tessa Jowell）女士正式公布了政府改革BBC公共广播的“绿皮书”，宣布历时78年的BBC董事会制度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政府挟制下的管理机构，即BBC信托和一个执行委员会 [1]。这一举措再一次引发了学界对公共广播电视问题的关注。政府认为BBC太商业化、太激进，而民众却认为BBC太政治化、太保守。作为公共电视典范的BBC自身就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艰难选择。

      BBC的困境也折射了欧洲大多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困局：一方面建立在资源稀缺论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观念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批评者还抨击公共利益长期以来被商业企业和政客利用，成为他们合法化自身利益的工具。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Robert.W. McChesney）认为，在过去十多年中，广播电视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公共服务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和商业电视的竞争是其中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但是现有的技术革新本身就是商业电视的发展不断催生的，因此，它天然地倾向于商业广播。研究者认为，在商业广播观念和公共广播观念交锋中，公共广播理念很难获得立足之地；解决的办法是摆脱原有的框框，重估广播作为社会有机部分的价值，才能为公共广播的发展找到新的出路 [2]。

      有的研究者指出，重新界定公共利益应该包括消费者主权、媒介多元化和公共服务这三方面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广电领域全面放松所有权管制和内容管制的做法已经证明，依赖市场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法存在诸多矛盾。消费者主权、媒介多元化、公共服务等都受到了市场的挑战而不是保障。[3]

此外，研究者们注意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企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对国家管理者的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5年出现了不少深入研究某一个国家广电传播体制的文章。例如，有研究者指出，俄罗斯曾在1992年至1998年底间尝试发展美国式的商业模式，但由于缺乏经济改革所必须的社会资本，金融寡头乘虚而入控制媒体，对国家政治的危害甚大。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媒介环境在政府主导下逐步转型为适合于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系”。其具体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份出现，广播电视公司的具体管理交给专业人士，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绝不参与进来 [4]。

      还有的研究者分析了印度、韩国、东南亚等国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实现广播电视体制转型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广电政策还很难说成功与否，但主动迎接挑战比被动回避问题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是研究者们的共同结论。从研究者选择的特定国家个案中，不难看出借他山之石以供国内广电传播体制借鉴的良苦用心，尽管直接针对国内广电传播体制与公共利益关系的文章仍然处在理论研究的“边缘地带”。

传播主体与话语权力

      2004年两个比较热门的理论话题——对农传播和儿童电视在2005年继续成为研究的重点，所不同的是，2004年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对农传播和儿童电视的现状描述上，而2005年的研究文章中，已有不少已经关注到对农传播和儿童电视中传播主体与话语权力的问题。

      有的研究者提出，在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形成了三农问题中央热、地方热和媒体热的局面。但是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三农报道边缘化的趋势。农民显然应该是三农报道的主体，但在三农报道中，农业部门或地方政府却成为报道主角。所有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几乎没有来自农村基层的声音，他们的命运决定于城市人怎样看待农村问题。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虽然有不少政治人物和媒体都在谈论农民，而农民自己不在场，不了解，不关心！ [5]

      媒体中关于三农的报道多了，固然是一个进步，但若不凸现农民在三农报道中的主体地位，对农节目只能是一种农村生活的“想象图景”。有学者在2005年比较集中地研究了对农电视的效果问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倾向于农技人员，亲戚朋友等个人传播，对广播、电视等媒体则持保守态度。对于农村电视节目中推介的信息与技术，农民持半信半疑态度，不敢试验。”这一结论值得实践界反思和警醒。

      与对农传播中出现的问题类似，国内儿童电视的症结也是儿童主体的缺失。对此，研究者在分析了国外一些成功儿童电视节目后发出了“重新认识儿童”的呼吁。在以往很多中国儿童电视节目中，总少不了大人的身影，他们不时出来指点孩子们一番, 这种情形在教育节目中尤为突出。然而，在全球热播的BBC低幼儿童电视节目“天线宝宝”（teletubbies）中，“儿童”才是这里永恒的主角。“天线宝宝”节目两位主创者谈到他们的创意哲学时说，“天线宝宝”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而是希望孩子们在感受嬉笑玩闹的乐趣中，培养起自信自尊和创造力。[6]

      2005年1月1日，中国教育电视台面向全国开播《少儿新闻》栏目，并同时建立“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华小记者团”，计划在全国吸收约1万名小记者，由小记者们来采写三分之二栏目的新闻。有的研究者从这种儿童电视节目的“小记者”现象，进一步提出了儿童的传播话语权问题。他们质疑说，在现行规定下，没有采访权的小记者们采写的每一条新闻背后都有大记者的身影。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明确规定：儿童有在媒介上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满足儿童就自己的需要而发言的愿望，也是对儿童的赋权。承认少儿新闻和小记者应有的地位，而不是仅仅给儿童一个模拟的机会，才能真正体现对儿童权益的尊重。[7]

      除了这两个较集中的话题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借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影视文本中的叙述者的角色。例如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当代纪录片叙述者的角色经历了“叙述者是一种意志或理念”到“叙述者是不露面的作者”、“叙述者是追访者”、“叙述者是片中人物”等多种角色的转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播观念的变迁 [8]。2005年的电视理论研究文章不仅关注传播者说什么、怎么说，而且关注谁在说，这一变化也折射出理论界对电视媒体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学术自觉。

传播内容与平民视角

      在历年的电视理论研究文章中，有关传播内容的总是数量最多的一块。一方面这体现了研究者在“内容为王”的指导思想下对传播内容研究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每年的电视屏幕上总会出现一些吸引眼球的“新气象”，惹来纷纷评说。2005年的电视理论研究也不例外，传播内容是分量最重也是观点最为异彩纷呈的一块，在这些针对不同电视传播内容发言的文章中，往往能看到一个跳跃其间的词汇：平民化。

      有的研究者回顾了中国电视新闻十多年来的变化，称之为“平民化的进程”。《生活空间》一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口号，代表了平民意识的觉醒。1998年《凤凰早班车》中陈鲁豫的播报方式，掀起了业界从播新闻到说新闻的转变；最近两三年由一些城市电视台领军的“民生新闻热潮”，不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且由老百姓自己来讲述。研究者认为，随着精英话语的边缘化和体制话语的“去神圣化”，大众文化陷入一种新的无可逃遁的商业性质的语境，而“中国电视新闻平民化的演进正是对这种语境转变的积极回应。[9] ”民生新闻在2005年继续成为讨论的热点，一些研究者在肯定民生新闻的贴近性和亲切感的前提下，对有些民生新闻是否能真正代表“民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内容上以车祸、凶杀、市民纠纷、自杀、事故或纯粹的猎奇新闻等为主的民生报道，越来越多地把新闻做故事化、情节化、情绪化处理，掩盖了事实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对广大市民的审美情趣的忽视和践踏 [10]。

      平民视角还体现在关于传播者传播姿态的讨论上。2005年，由于美国CBS著名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制片人唐·休伊特（Don Hewitt）来华，休伊特一生尊奉的“在新闻里讲故事”的理念也在国内学界激起较大反响。以“故事”作为策略来包装传播内容尤其是新闻内容，是传播者主动降低姿态，契合受众传统接受心理的体现；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表达了对“故事”氤氲下的中国电视的担心，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使电视叙事走向私密化，让观众对现实产生疏离和麻痹，反而不能严肃、客观地面对现实 [11]。

      “方言”作为电视节目贴近受众的另一种“策略”，在2005年也继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电视中的“新闻语言”一向被视为是最为正规、严肃的语言形式，而现在让一些普通人操着一口土里土气的地方话，纵论天下大事，这对老百姓来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12]，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电视媒体“去神圣化”的表现之一。对于方言电视节目，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地域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但同时认为，现在的很多方言节目流于庸俗，仅仅把方言当成一张包装纸 [13]。一些研究者分析了方言节目存在的社会环境，认为方言节目活跃的地区大都具备几个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厚重而活跃，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生活悠闲而富足。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市民，无不对自己的家园平生自信甚至自恋。因而像《阿六头说新闻》的节目给杭州人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杭州人对自我的一种认同，一种对本地文化与方言的呼应 [14]。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方言言说”这种方式，他们认为广电媒体的“方言言说”以“本土化”之名游走在政治、法律、政策的边缘,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却增加了国家的相关行政成本 [15]。广电媒体上大量涌现的方言节目到底是对受众文化接近性的体现，还是一种新的“方言霸权”，这个已经延续了两年的话题恐怕在2006年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2005年8月下旬，国家广电总局高层公开指出：“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16] ”于是，结合这年大行其道的一些电视娱乐节目，电视学术界在下半年也掀起了一场关于电视娱乐与低俗化的讨论。可贵的是，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据此简单地把电视娱乐和低俗化划上等号，也没有采用居高临下的精英话语，而是在一种历史的语境下比较客观地看待屏幕上的娱乐大潮。在整个社会加速向市场化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主流政治文化的强势地位下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和蔓延，“快乐”和“游戏”成为电视节目流行的标识，娱乐节目具备了合理的存在性 [17]。从90年代初的综艺热到时下的游戏热、真人秀热，都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还有学者援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现象，指出，娱乐与市场、娱乐与产业的相互吸附，不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经济时代的文化创造的现实处境。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 [18]。对于因《超级女声》和《非常6＋1》的走红而在电视屏幕上出尽风头的真人秀节目，研究者也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认定真人秀节目就是对人性恶的展现，就是一种“审丑”文化，它有存在的合理依据。例如，研究者在分析了《非常6＋1》后指出，这是一档后现代意味的平民游戏节目，有许多“狂欢式的冒渎不敬”，在这并不“高级”的电视娱乐节目背后，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期大众文化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19]。

      纵观2005年电视研究中与传播内容有关的文章，尽管民生新闻、方言播报、真人秀等热点话题让人眼花缭乱，但贯穿其中的是研究者对电视传播从精英视角到平民视角这一趋势的理性把握，尽管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并不相同。

传播形式与受众互动

      2005年的电视研究文章中有不少是关于网络电视和互动电视的。网络电视和互动电视的确切含义尽管界定不一，实现方式也有好几种，但把数字化与网络化相联系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随着数字技术、高清晰电视技术的逐步成熟，因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电视传播形式的改变，日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网络电视和互动电视的一个最终诉求，就是要使观众在观赏节目的时候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它们是“网络时代电视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特征就是变单向传播为互动传播” [20]。

      研究者已经发现，在网络时代下谈电视媒介已经不能再重谈过去声画一体、线性传播的老调了。数字化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技术进步已经或即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崭新的变化，即传播的感性化、即时化、互动化、过程化和多媒体化 [21]。在技术革命的乐观期待下，有研究者认为，未来电视的传播形式将同时具备“随时、随地、随意” [22]的要求。就连一向比较冷清的广播研究也因为“播客”的出现成为2005年的一大热门。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基于网络的‘播客’技术是广播进化的一个全新转折点 [23]。“播客”技术同样突破了传统广播的线性传播模式，实现了广播制作、传播、接受的“随时、随地、随意”。

      传播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形式的改变，大众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传统力量对比被打破，单向线性传播模式渴望逐渐被双向乃至多向互动的传播新格局所取代，这当然是构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传受关系的好机会，研究者对此也多不吝赞美。但是并非与“互动”沾边就天然地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例如，电视屏幕上盛行的短信互动方式,尤其是新闻节目中的短信互动方式就遭到了研究者们的批评。有的媒体为了迎合短信式新闻的需要，在节目中过于随意地插入许多话题，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摆出一个又一个诱人的奖品或者奖励，至于节目到底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受众惟一记住的只是自己的手机号码是否中奖 [24]。显然，这种所谓的“互动”与传受关系的平等、受众的及时反馈等毫不相干。有研究者指出，这实质是一种新闻传播的博彩化，“所谓的媒介交往空间也就成为纯粹商业化的博彩游戏，模糊与破坏着新闻与娱乐、新闻传播与媒介经营之间的界限。 [25]”

      回顾2005年的电视研究，话题纷呈，观点各异，言说热闹，而研究者对热点话题却有着较为冷静、客观的理性思考。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国家利益、商业利益中给电视媒介应该体现的公共利益找到恰当的位置、在电视节目中如何更好地体现特定群体的主体地位并赋予他们相应的话语权力、在传播内容日渐平民化的趋势中如何抵制“伪平民化”，以及如何在传播技术革新浪潮中及时调整传播态度，适应新的传受关系等等，这些思考的出发点实际上为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勾画了电视媒介与公共空间建构的关系。尽管距离规范的学术研究还有相当的路程，但正在建设着的这个相对稳定的理论话语空间，已经让我们感受到我国电视理论研究正在走出浮躁和平庸。

2005年12月6日

注释：

[1] 赵彦华《谁在操纵BBC——公众？政府？》，《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2期

[2] 刘晓鹏《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的困局与出路》，《新闻大学》，2005年夏季号

[3] 夏倩芳《广播电视放松规制与重新界定公共利益》，《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4] 吴非、胡逢瑛《俄罗斯媒体国有服务体制中的国家性与政党性》，《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5] 李仕权《表面繁荣下的边缘化实质——对“三农”问题报道热的冷思考》，《声屏世界》，2005年第10期

[6] 陆晔、黄艳琳《重新认识“儿童”》，《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7] 王首程《“小记者”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

[8] 黎仁刚《中国当代纪录片叙述者角色的转换》，《电视研究》，2005年第1期

[9] 彭焕萍《中国电视新闻的平民化进程》，《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

[10] 刘丹凌《浅议民生新闻的泛化现象》，《电视研究》，2005年第2期

[11] 贾秀清《“故事”ying’yun里的中国电视》，《南方电视学刊》，2005年第1期

[12] 杨磊《用方言说新闻不是用新闻说方言》，《视听界》，2005年第1期

[13] 程源源《方言：包装纸还是文化牌？》，《视听界》，2005年第1期

[14] 俞虹、金姗姗《直面方言播报主持》，《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5] 邵培仁、潘祥辉《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16] 廖望劭《脱“俗”，从播音员主持人做起》，《声屏世界》，2005年第10期

[17] 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

[18] 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9] 苗棣、王昕《加冕游戏与明星神话》，《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20] 齐心《数字电视、互动电视与网络电视之异同》，《新闻界》，2005年第1期

[21] 张军华、王晓勇《当代电视新闻传播的新特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 苑京燕《未来电视的走向：随时、随地、随意》，《视听界》，2005年第5期

[23] 栾轶玫《从“传统广播”到“播客广播”》，《今传媒》， 2005年第10期

[24] 陈明《短信互动对媒体的负面影响》，《视听界》2005年第5期

[25] 于德山《新闻传播的博彩化与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生态》，《声屏世界》，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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