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由来，是与“西学”对称的。因为在近百年来，由于战争及通商的关系，海禁大开，中西往来，日益频繁，西方的学术文化，随之东渐，遂产生了“西学”这一名词，于是把中国固有的学术，则称之为“国学”，犹如我们现在称北京戏为国剧，篮球健将为“国手”一样，是含有尊敬而又能代表着中国的意思。定海马瀛氏，在所著《国学概论》一书中曾说：

章太炎《国故论衡》一书，即首以“国故”称中国固有之学术者也。“国故”者，盖为中国掌故之简言。“掌故”二字，始见于《史记》，本为一国之文献，故章氏遂立此名；然国故乃指所研究之对象，不可指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于是称此研究对象之科学者，有“古学”、“中学”、“国故学”、“国学”等歧异之名词；然“古学”，本因“新学”之名而生，含义混淆，本不适用。“中学”之名，以西人称我国之学术斯可；若我国人，亦自称其固有之学术曰“中学”，实嫌赘废；且与学校之称易混，亦未得当。此四名词中，自以“国故学”、“国学”二名为宜。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迳称之曰“国学”为较宜。

从马氏的这段话中，亦可窥知“国学”二字之演变经过，最后始可约定俗成，普遍为人所接受。此外，胡适先生，在《国学季刊宣言》中也说：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

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的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胡先生的这个看法，和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也”（注1），是一个道理。史就是事，事有过去的事，有现在的事，也有将来的事。研究过去的事就是史，包含着经、史、子、集、文字、语言、艺术、山歌、民谣等。这样看来，属于“国学”的书籍，实在太多，真是汗牛不能尽载，充栋不能尽藏。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又常说我们是黄帝的子孙；如果把中国的历史，从公元前二六九八年黄帝即位时算起，到孔子降生的公元前五五一年止，其间足有二一四七年；及至孔子五十岁为鲁司寇时，已达二一九八年之久，即公元前五〇〇年。再从公元前五〇〇年向下推，到今年一九九八年为止，已有二四九八年。可知中国文化的发展，自黄帝到孔子，约二千五百年；自孔子到现在，也差不多是二千五百年，合起来，约有五千年之数。

    既然，自黄帝到孔子，中国的文化，已经有二千五百年，其间一定有许多典籍保存下来，不然，何以孔子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2）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我们祖先所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相当丰富，相当伟大，他自己只要把那些东西加以整理或研究，就足可传世，不必再去从事自己的创作，所以他一直忙着做删诗书、定礼乐、繫（ji）周易、修春秋的工作。他把中国固有的各种典籍，全面加以系统化，依照其内容的深浅，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注3）；这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古代的学术，门类虽繁，归纳起来，就成了此六大类。另外，有人以产生的先后为次序者，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注4）。无论如何分法，只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的意见，但其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其中只有“乐”已亡佚，事实上就只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种，这五种书，在汉代是当作治国的宝典，地位是相当的崇高，而且在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还立了五经博士，专门讲授；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以经典中所说的话为标准，现代人说“违背宪法”，在政治责任上，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古时候的人说“离经叛道”，在道德观点上，也是不可原谅的罪行；因此经书有着无上的权力，是任何人不可忽视的，说文段注谓：“三纲五常六艺，得天地之常经。”他把六艺（注5）和三纲、五常一样的看待，以为是天地之常经，其重要可知。

自从孔子整理了六经以后，中国的典籍，不断增加，而历代学者，也就不断加以整理，例如《汉书·艺文志》（二三年）、《隋书·经籍志》（六一七年）、《宋史·艺文志》（一二七六年），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一七八二年），都做过全面性的整理，尤其四库为晚出，计收一万零四百四十八部，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部，即穷一生的精力，也是无法读完的。

至于四库全书的修订，是依照《隋书·经籍志》的办法，共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部书，可说是五千年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总结晶；是学人士子的大宝库，凡是称之为“国学家”，或“国学大师”的人，就必得要在这些典籍上，有深厚的基础，把它融会贯通，自由运用；否则，若只能专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有全面性的研究时，长于经者，称经学家；长于史者，称史学家；长于子者，称哲学家；长于集者，称文学家。再等而下之，或称某人是诗人，某人是文人；某人是红学专家，某人是戏剧专家，却不能随便称之为“国学家”，或“国学大师”的。

其次，再看“汉学”。我们在传统中所谓的“汉学”，是指汉代的训诂之学，曾国藩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职志，名曰汉学。”（注6）例如西汉的丁宽（注7）、伏生、申培公、辕固生（注8）、韩婴（注九）；东汉的包咸（注10）、贾逵、郑众（注11）、马融（注12）、许慎、何休、服虔（注13）、郑玄（注14）等，都以训诂章句，来阐发儒家的经典，互为影响，蔚然成风，于是揭开了汉代训诂学的鼎盛时期。

汉儒之所以喜欢训诂章句，是由于秦火而后，残存的典籍，琐碎散漫，若不加以字句的推敲和文义的考证，学者无法研读，这本是一个好现象，可是后来学者，走上极端，穷毕生之力，在故纸堆中打滚，滚来滚去，了无新意，仅在一字一句上大做文章，一味地便辞巧说，置经典大意于不顾，就成了煮木屑之羹，烧铁钉之饭，造成许多无用的学究；终日劳筋费神于词章训诂之中，不知“心”之可贵。这种风气，一直盛行到宋代，不再为人所好，于是学者相继责难，由于受了禅学的影响，觉得儒家的寻枝逐叶，本领太拙劣，群起打伐，一扫千年来的恶习，另外创造新局面，反转来在六经上搜集先贤所有言心的地方，大做文章，以为是“本领功夫”。从而寻求孔学真精神，乃称之为“新儒学”，有时他们在儒家理论之外，又掺杂佛道的思想在内，遂又称“道学”（注15）；有时，他们也谈性命，所以又叫“性理学”，或称“理学”（注16），但外国人则写作“新孔学”（NeoConfuciouism），事实上也就是“新儒学”。这种新儒学，“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注17）当胡安定为国子直讲时（注18），在京师大学主讲，（程）伊川那时只有二十岁，一走进课堂，安定就问他：“圣人门中有三千学生，为什么单称颜回为好学？这三千学生，都读诗书六经，有些而且读得很通，都不算得好学，那颜回所好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伊川开口答道：“学是要学到做圣人之道，圣人是可学而至。”（注19）这师徒二人，一个问得十分吃紧，一个答得也是十分恰当。又如南宋时的陆象山（注20）也说：“尧舜曾读何书？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注21）这就是所谓新儒学的精神。他们这种精神，此北宋到南宋，一直贯注到底，文天祥在燕市能从容就义（注22），就是要保持他的“浩然之气”，要做个“浩然”之人。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序录》说：“巽斋（欧阳守道）之门（注23）有文山（文天祥），径畈（徐霖）之门（注24）有叠山（谢枋得）（注25），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巽斋是出于朱子学派，径畈（fan）是出于象山学派，乃知新儒学在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建树，厥功至伟！而这新儒学的直接来源，便是六经。例如伊川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明道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这就是说，明道先生学问的来源是六经，最后的归结也是六经。又如吕与书（注26）做的《横渠先生（注27）行状（注28）》，说他见范文正公（仲淹），范文正公劝他读中庸，他读了，他也觉得很喜欢，但并不满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费了几年工夫，仍茫然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于是焕然自信，以为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这也是以六经为其学问的来源，也以六经为他的归结。究竟六经应如何去读它？伊川说道：“学者要自得，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不同门庭，归而求之可矣。”（注29）至于伊川自己所见的路径是什么？他以为初学的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论孟；中庸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是杂记，不分精粗，一滚说了。他并且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注30）这是他在六经以外，建立了论、孟、学、庸四书的新经学。自从他开了这个途径，后来朱子竭力支持他的看法，做了《论孟集注》，又做了《学庸章句》；他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观古人微妙处（注31）。从此以后，四书的新经学，与六经的旧经学，就成为士子们的敲门砖，圣贤的立脚石了。

总括来说，宋代理学家的正统派，是从周敦颐开始，中间经过程颢、程颐、张载，一直到朱熹，号称为“宋五子”。“五子”之中，以朱熹为一代的大宗师。及至到了清代，一般学者，以为宋代的那些理学家们，其思想多混杂老佛二氏的见解，而非儒家本来面目，顾炎武（注32）以为：“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注33）可见他只承认经学，不承认理学。从此以后，他们又倒过来提倡汉学，他们以为：“两汉经学，所以当遵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注34）其后又有惠栋、戴震起来，对宋学一味求新而违背了圣人原有的经义，大为不满，公开打起反对宋学，恢复汉学的旗帜；另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及《宋学渊源记》。于是汉学和宋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两大壁垒，代表宋学的是朱熹，代表汉学的是郑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另一种“汉学”，与前述“汉学”和宋学的“汉学”名同实异。原来日本人称中国为汉，于是也就把中国的学问，称之为“汉学”，即相当于英文的Sinology一字，这Sinology一字，在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是与所谓“埃及学”、“印度学”无异，以为是久已沉沦的古老帝国文化的一种，多少含有轻视的态度，但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的文字，也从没有废弃不用，不像印度的梵文和埃及的象形文，已经成了死的语文，因此有人反对把中国之学，称为“汉学”。其次，有人以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等各族混合而成，若单言“汉学”，好像只是汉人之学，没有包括其他各民族在内，似乎欠妥，不如改称“华学”；然而有些人却表示反对，以为“华学”二字，与佛教的“华严学”简称“华学”，以及物理、化学的“化学”，发音相近，易于引起误会。另外，有人以为“汉学”的名称不科学，因为现代学术，分工很细，研究中国文学，应归入文学的范围，语言的，归入语言学范围，以至史学、哲学、艺术、农业、商业、人口等，无不如此，所以主张以地区的名称称之，较为合理，如关于东方的，就叫东方学或东方研究；关于远东的，叫远东学或远东研究；关于中国的，叫中国学，或中国研究。可是这样的区分，仍然不够清楚，譬如以中国研究来说，中国的农业，应归农学，中国的动物，应归动物学，乃至天文、地理、海洋、地质、生物等，莫不如是，因为这些学科，各有所专属，并非中国所独有，不应包括在西方人所谓的“中国学”之内。其实以西方的标准而言，他们当初所指的汉学研究，通常是限于古代中国所独有的文字、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而言，后来也逐渐地把近代中国的那些学科，也包括了进去；除此之外，也就不必再增多，不必再减少，就如我们所说的十三经一样，固然并非有无上的权威，可是大家叫得久了，用得久了，就习以为常，成为定型，没有再增为十四经、二十一经；或减为九经、七经的必要；也不必把易经归入哲学或自然科学，把诗经归入文学、书经归入政治学、春秋和三传归入史学、三礼归入社会学、尔雅归入训诂学、论孟归入伦理学，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究竟外国人所说的“汉学”，是否就等于我们所说的“国学”？我们的回答是：有些相似，但不全同。因为一般人所说的“国学”，通常是指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文字、艺术等，但在文学范围内，只承认诗、词、散文，而把戏曲、弹词、变文以及小说和民间歌谣等，没有包括进去。周法高先生曾说：“在抗日战争时，有人在四川成都大学的训诂课上，引到元曲，就为那些正统派所耻笑。”（注35）因为“在那些正统派的心目中，文字学、必宗说文；声韵学，必宗广韵；训诂学，必宗尔雅。”他们“以十三经、二十四史、先秦诸子、文选、文心雕龙为其宝典。通此者，方可称为‘国学家’、‘国学大师’。”（注36）这样看来，如果研究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小说，或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之类的戏剧，都在“非文学正统”的歧视下，得不到发展；至于民间文学中的变文、弹词、子弟书等，就更不必提了，可是这方面的资料和题目，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却正是研究汉学的好对象。周法高先生又说，因为一向中国人的观念，喜欢守旧，而不喜欢创新，好抱残守缺，而不大注意新兴的学问，例如中国的寓言，中国的神话，极不发达；此如中国宗教史、中国美术史、比较文学以及文艺批评等，都不大强；至于有关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交通关系的研究，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回教等各方面研究的人，也寥若晨星。第一部中国通史是日本写的（注37），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也是日本人写的，其次是英国人写的（注38），都比我们自己动手得要早。尤其当日本人写的中国通史问世时，我国学人夏佑曾愤慨地说：“如果因为学术发展的程度还未充分，中国人不能写出一部本国的通史，那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可是现在由日本人首先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则确是中国人可羞的一件事。”（注39）另外，如日本人编的《汉文大系》、《中国书道全集》、《大汉和辞典》等，都走在我们的前面，因为日本人都好新奇，他们不喜欢老是走旧路，而要寻求更开阔的境界，恰恰与我们抱残守缺的习性相反，所以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退步的。记得王缁尘的《国学讲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德人问日本人：“东西有二大文明渊薮，君知之乎？”日人答：“西方的文明渊薮，自然是贵国。”德人微笑颔首。继又问：“东方的文明渊薮当属谁？”日人沉吟半晌，才答道：“那至于敝国了。”德人道：“这恐怕要算支那罢。”日人大惭，不复言。（注40）

另外，德国自由大学教授埃卡脱（Hans  Eixardt）说，汉学的研究，日本远胜中国，中国人只要能够阅读日本人的书，或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可在中国国内，成为第一流的学者（注41）。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这样说过：“中国大学生，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即以汉字言，他们也是文盲。”（注42）简直是讥笑中国大学生，连中国字也不认识，可知我们的教育水平，在外国人看来，是如何的低劣。周法高先生在《汉学论集》中，引用过哈佛大学杨联升先生的话，他说杨先生以为：“假使把汉学各部门分成一百门，每门举出第一名，那么日本学者，要占过半数。换言之，日本学者，占各部门第一的，比中欧美三地的学者都多。”后来杨先生对“日本学者，要占过半数”的话，曾加以补充说明，他说：“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或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对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在汉学可能包括的各部门中，有若干部门，以现在生存的学者而论，日本的第一线学人或学徒，似乎比中国还多，第一流学人，也有不少。”（注43）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有些研究汉学的西方人，大都以走日本路线为其捷径，以为利用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便可一窥中国典籍的奥秘。要研究汉学，先通日文，似乎是成了必然的现象，而日本的京都大学，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汉学家所向往之地，其所属人文科学研究所，也就成为各国学人经常出入的门户。在那里，你会找到你要看的书，你会遇到你希望要认识的人，你也会听到许多你想要知道的国际汉学界的消息，大有稷下之风，与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东西汉学研究的两大中心。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的激荡，美国人对于汉学的研究，急起直追，凡是著名一点的大学，都纷纷以雄厚的财力，从台湾、香港等地，大量采购图书，聘请学人，一时传为美谈；如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史丹佛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图书馆等，都以藏书数量之多及版本之精，雄视天下；其次像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夏威夷大学等，均有极丰富的藏书可以利用，研究汉学的风气，在政府和各大基金会的资助下，努力进行，先后出版过有关汉学研究的书，真如雨后春笋，反较日本和欧洲为多，就拿大部头的书如清代名人传记、明代名人传记，以及许多目录的编著和诗文的翻译等，琳琅满目，大有驾凌法国和日本的倾向，形成了国际上第三个汉学研究的中心；但由于美国地方大，学校多，学人也散居各地，没有像巴黎和京都那样集中，所以不能称某一地或某一校为汉学中心，就只能说美国便够了。在近二三十年来，台湾已不再是文化沙漠，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学术研究的风气，也随着世界潮流的转变而大为增强，各大学研究所，每年都在增加，无论文学、史学、哲学、以及艺术等，造就出了不少人才；再加以有中央研究院、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汉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辅助和推动，普遍提高了我们的学术水准。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各县市的文化中心、私人和民间学术团体经常的活动，以及出版界的朝气蓬勃，每年出版的书，供应到全世界各地去，在在都助长了学术研究的风气，使台湾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引起世人的注意和重视，与法国、日本、美国，并驾齐驱，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象。如果我们再能藉政府或民间的力量，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量搜购图书，发掘研究资料，整理故有典籍，翻译及出版有研究价值的中西文书籍，可以相互参考；并且扶持青年学人，对内使他们能够有机会、有场地与老一辈或已退休的学者，经常接触，经常交换研究心得；对外，在经济条件的许可下，安排学人出国讲学、访问或进修，相反地，也接待各国学人来华讲学、访问或进修，经常与国际学术界取得联系，永不中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湾会成为真正第一流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

以上的那些话，是一九八一年，我在台湾大学担任客座研究教授时所说，现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汉学研究中心，以及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等，都分别那样做了，而且成绩很好，深受国际学术界的好评。目前，我们又能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已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图书馆，北京大学也有了亚洲最大、藏书最多的新建图书馆开幕，再加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各著名大学的历史、文化、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机构和专门人才，如想把中国国内，发展成为全世界人所向往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是易如反掌的事，就看有关单位肯不肯以雄厚的财力支持它！推动它！

以上谈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所谓的“汉学”和外国人所谓的“汉学”。中国人把汉学的饱学之士，称为“国学家”或“国学大师”，外国人把汉学的饱学之士，自然也称之为“汉学家”或“汉学大师”。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配称为“汉学家”或“汉学大师”？兹根据周法高、李璜、梁容若三位先生的意见（注44），我把它们归纳起来，不外是要有广阔的知识和外国语文的能力，因为一个汉学家，需要参考各式各样的新旧材料，四面八方的学术论文，才能做深入的研究，否则见事不博，识理不透，造成许多研究上的障碍。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好闭户读书，好孤芳自赏，鲜与外界往来，又好墨守旧规，排拒新兴学问，像章太炎是研究文字学的人，却不信有甲骨文，终不免为人所讥笑。就如周法高先生所说，研究文字学的人，单靠《说文解字》，已不再是绝对的权威，而且还要多多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玺印文、木简、帛书等，甚至如碑版、敦煌写本、木刻等，都是不能忽视的。研究音韵学的人，不但要通晓广韵，说文谐声和诗经韵读，并且要能利用域外方言，如日本的吴音、唐音和汉音，以及高丽、安南的译音。至如现代方言中的官话区方言，吴语方言、粤语方言、闽语方言、客家方言和异域的对音，包括华梵对音、汉藏对音、蒙古对音等。反过来说，若不通说文，而想要研究甲骨、钟鼎，不通广韵，而要研究汉唐古音，那就形同缘木求鱼，永远走不上治学的门径。冯承钧先生在其所译多桑蒙古史的序中说：

整理元史译名，必须具备几样条件，一要应名从主人，二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三要明白汉字的古读，尤要知道元人的读法。

所谓“应名从主人”，则非通语言学不可，因为各国民族的语言，各有其一定的组织，一定的系统。所谓“古读”，即须从发音上去求证，去研究。所谓“要了解西方北方几种语言”，因为蒙古语，有时又从突厥语或其他外国语言转变而来。前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因能通东方的汉、满、蒙、藏、突厥、波斯、西夏、梵文、巴利文，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语文，所以他才有本领用对音方法，以考释古代中国与其四裔的交通往迹和文化渊源，像造纸术的西传和明代的航海行程等。他生平做过这样掷地有声的考证工作，不下百篇，而无一不是言之有物，论证确凿。假如研究元代的历史，还得远证伊尔汗、波斯史家的著述，研究边疆史，也得要取安南、日本、朝鲜、满、蒙、藏以至粟特、康居、西夏的古文典籍，以为参考，进而与中国固有的典籍，相互印证。假如单靠中国的书，仍不足以讲清楚中国的历史，所以冯承钧另外又批评陈援菴的《摩尼教入主中国考》说：

陈援菴的《摩尼教入主中国考》，其搜集材料，用力颇勤，以之与沙畹、伯希和二氏所辑之中文史料相对照，亦多相类。二氏之疏解摩尼教残经，固在陈君之前（一九一一及一九一三年之《亚洲学报》），然余敢信陈君未见二氏之文。顾其成绩之相类，与一九一二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在东洋学报研究波斯教残经，得与沙畹、伯希和二氏相类之成绩无异。可见用科学方法研究者，终不难殊途而同归也。惟比较陈君与沙畹、伯希和二氏之撰述，陈君之范围较小，此乃环境使然，非研究之差等也。

盖彼方有多数之德、法、俄、英、比、荷、意、匈等国学者研究之成绩，互相参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学家以相辅助。此皆我国所缺乏者也。（注45）

由此可见，没有广阔的语文知识，就难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J.Karlgren）考订中国古音，得力于他本国的和法国的语言学，以及其他各国语言文字的比较，始订定了中文主要字的古音，而且还上推隋代的标准读音，同时考订了近似周代初期的古音。周法高先生曾批评台湾的学人书：“台湾的汉学界，很少能全盘了解国际汉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例如某学术团体，在几年前有人拟了一个专题研究计划，拿到美国来，经人指出日本学者，已经做过同样的工作。”这就吃了不通语文，没有读到人家作品的亏。假如没有读高本汉的书，对研究中国的古音，是一大困难，没有读劳佛尔（B.Laufer）、桑原騭藏的书，对于治中西交通史，就问题重要；不通法文，就无从了解儒连（Stanialas Julien）、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r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等人在汉学上的成就；不通日文，就无法充分利用日本人的资料，对于研究中国的佛教史、美术史是一大障碍，就是连中国的文学史，也不能顺利进行；假使连英文都不通的话，无论在那一方面的研究，都是赶不上人的。另外如德文、俄文、韩文、荷兰文、印度文等，最好也能知道一点。因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学家，在外国语文的能力方面，第一要懂英文，其次为日文，其次为法文，再其次为德文和俄文，因为目前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除了法国和日本外，美国和中国两岸三地，也有凌驾其上的趋势。尤其美国，本是后起之秀，因她有雄厚的财力，充实的图书设备，正是努力奋发，朝气蓬勃之时，将来或许有一天，可能要执国际汉学界的牛耳的！其次像苏联、韩国、荷兰等，都是不可忽视的汉学研究重镇！就我所知，台湾在近三四十年来，训练出了不少的青年汉学家，除了一部分在国内的中央研究院及各大专院校继续研究和任教以外，其他都散居到美国、韩国、日本、德国、香港、英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可惜本身没有一个完整的研究机构，统领全局，听任其自由发展，以致与国内的学术界便失去联络而彼此也就漠不相关了。

上面所说的外国语文的能力，固然是“汉学家”、或“汉学大师”所必具的条件之一，但并非“国学家”，或“国学大师”所非有不可的。因为一个“国学家”或“国学大师”，只要能熟读中国古代的典籍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以及诸子百家之类，再能写一笔好字，又能吟诗作赋，就足够了，不必考虑他懂不懂外国语文。从前欧美学者称胡适先生为汉学大师，以胡先生那样洞察今古，博通中外的广阔学识，自然当之而无愧。现在，我们称钱穆先生为“国学大师”，就是因为他对于经、史、子、集各方面的书，都能融会贯通，在学术上能够提出他一套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发表的演讲，铿锵有声；他写的文章，字字有根据，句句有来历，由此以见其根底之深厚；但他却用不着以外国文字，发表文章，也不需要到处奔波，出席国际会议，宣读论文，可是国际汉学界，没有不知道他的。如果说钱先生不懂诗的平仄，没有读过《十三经》、《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唐宋八家文》、《古文辞类纂》之类的书，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就如同说胡适之先生不知道法国有沙畹、伯希和、葛兰言、马伯乐、戴密微；英国有史坦因、翟理斯、威莱、李约瑟；瑞典有赫文斯定、喜龙仁、高本汉；日本有长泽规矩也、内藤虎次郎、盐谷温、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一样。如果明白了这个情形，就可知“国学家”或“国学大师”与“汉学家”或“汉学大师”之分了。再明白一点说，“国学家”就如同在国内参加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员一样，“国学大师”，就好比在全国运动会中得了锦标的选手。而“汉学家”则是出席国际运动会的运动员，“汉学大师”便是得了金牌的十项全能运动的健将。前者的活动范围，大都在国内；后者的活动范围，大都在国外。前者必须要会吟诗作赋而后者却不需要；后者必须要懂外国语文，而前者却不需要；两者各有所专，各有所长，并不以此而分轩轾的。

其次，我们再约略谈一下西方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仍然根据上面提到过的那几位先生的意见，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善利用科学的考证；一般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都好以科学方法，求取实证，不尚无根的空谈，例如研究语言学的，必须要懂得普通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文艺批评的，一定要了解西方文学的原理和方法，才能有所成就。在研究历史方面，他们不再仅根据古书考订历史，而是要以实物实证来说明，如想要知道汉代尺子的长度，就必得去考验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尺和古缣；要想明白汉代的一里，究竟有多长？就以《汉书》所载各地地名的目前位置，实地测量距离，始知一里约一百米之长。我们通常以三十年为一世，也有说十二年为一世的，不知究以何者为对？何者为误？德人夏德和日人桑原騭藏，利用历史的统计学，把帝王、名人的世系，排列清楚，再加以精密的推算，始知三十年之说是对的，十二年之说是错的。法国人沙畹，为了研究西突厥史料，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从实地观察现状到取中西史地来比较参证，其周密精详，罕有其匹。日本人关野贞的研究中国建筑史，常盘大定的研究中国佛教史，鸟居龙藏的研究中国人类学，他们都要从实物方面找出证据，于是到处查访遗迹，探寻旧址；有的远征边疆沙漠，有的深入苗傜洞穴，凡是有任何可能的线索，都不肯轻易放过，这是多么认真，多么忠实于自己的研究。其次像内藤虎次郎研究明代初年经营东北的情况，就不辞辛劳的跑到黑龙江口永宁寺去抄摹墓碑，藉以与历史查对。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为了要了解华人侨居南洋的真情，不惜万里迢迢地跑到新马一带的华人坟场，抄写墓碑，查对史料，结果把华侨移居南洋的时间，提早了一百多年。前述法人沙畹之所以能写出《西突厥史略》一书，也是有赖于阙特勤碑（Kultegin）之发现（注46）。研究古代艺术的人，为了鉴定书画的真伪，把纸质和颜料，都要做化学的分析，方可写出最后的结论。研究商周铜器的人，往往要从合金的技术上，可以推定时间的早晚，这类工作，断非单靠纸上的考据可以解决的，清人最擅长用的校勘和训诂，相形之下，大为逊色。

二、善利用稀有的资料：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可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流落国外，例如殷墟甲骨，就分散在美国、日本、苏联、英国、香港等地；敦煌石室的经卷，也分散在巴黎、伦敦、京都、东京等地。晋顾恺之根据张华的《女诫》所画的《女史箴图》，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绢画，为伦敦博物馆所收藏；唐代北派山水画的创始人王维仅存的一幅作品，为檀香山博物馆所有；代表唐代石刻精华的昭陵六骏，有两骏流落在费城博物馆；明《永乐大典》的残本，散佚在欧美。这些宝贵的文物，迄今都成了稀世之珍，由于都在国外，所以国外的汉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便，容易做出成绩来。日本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对于阮元的注释孟子，有莫大的便利，这是由于国外的古本经书，多半为中国所没有的缘故。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尚书定本，其中所搜罗的古本异文，也是我们所无法看到的。此外如法国对于敦煌学的研究，俄国对于西夏文的研究，德国对于吐鲁番的研究，英国对于西藏文的研究，日本对于满蒙文的研究，美国对于近代史的研究，因为他们保存的资料比我们多，知道的方面比我们广，所以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所发明。因此我国学人如王重民、郑振铎等在法国，杨守敬、孙楷第等在日本，叶恭绰、柳存仁等在伦敦，无非是访求逸书，抄写目录，都想把我们所没有的资料，再带回到中土来，以便国人的参考和运用。若不是沙畹和马伯乐发表他们校释过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振玉和王国维，便写不出《流沙坠简》和《简牍检署考》等考订精详的伟大著作。如果没有韩国汉城大学《老乞大》一书的发现，我本人也写不出考证西游记平话的文章。所以做研究工作，对于稀有资料的访求和利用，是一大关键，有了它，便可燕飞鱼跃，左右逢源；没有它，只有龙藏虎隐，毫无施展的余地。

三、善注意冷僻的问题：中国人研究文学，喜欢以“正统派”自居，把所谓“正统派”以外的戏曲、小说，都弃而不顾。直到五四以后，始发现西方人的文学巨著，不是戏剧，便是小说，于是才稍稍改观，起而仿效，开始承认戏剧、小说在文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大都在正经正史中打圈子，而不理会与历史有关的其他资料。研究目光，较为远大一些的学者，便不以现有的材料为满足，对那些他们日常所研读的典籍，开始怀疑其真实性，于是在汉代有了今古文之争；后世的许多学者受此影响，就喜欢做真中辨伪的工作，如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提出了许多问题。这种风气一直到了明末的胡应麟，便写了一部《四部证伪》；清初的姚际恒，写了一本《古今伪书考》；阎若璩，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崔东壁写了一本《考信录》、一本《尚书辨伪》。在真中求伪的工作上，做了许多细密的研讨，旁人是无法反驳的。

例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利用研究古代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治经史者一向所不注意去解释，或称之为后人所伪造的一些古史资料，重新予以阐释，提出伪中求真的口号，例如他说：

在数世纪以来，中国的考据学，便曾下过（按原译下出{注47}，依原文应作下过，文义较顺。）很大的工夫，对上古遗留下来成为经传的书，都一一作为问题来加以考证。西方人开始研究中国古书，便正是中国国内汉学发达的时代。这种研究法，至今还在进步，对我们西方汉学，颇有受用。但是中国学者向这条路一直走去，往往不免走得过头一点。

中国考据学的进步，好像大家在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它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但是我敢说，引起这种考据工夫的批判精神，并不能算作实证的精神，因之便不能算作真正的批判。

这种所谓批判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的价值所在。它所被用上的原则，乃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并未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是适当的。（注48）

在这一观点下，葛氏提出《谷梁传》中的“夹谷之会”以为例证。这个会上的鲁侯和齐侯，各怀鬼胎，想要在外交场合中占上风。先是齐侯故意令优人名施的，在鲁侯的帐下表演跳舞、唱歌的滑稽戏，顺便说了些向鲁侯开玩笑的话。这时孔子是鲁侯国的随从大员之一，对此事非常愤慨，以为是对鲁侯的大不敬。为了杀鸡儆猴，于是在“笑君者罪当诛”的法律下，便令司马行法，当场杀了优施，给齐侯一点颜色看。同时还割下头颅，令人在前门捧出头，后门抬出尸体。可是孔子是圣人，如何随便杀起人呢？因此后世的儒家，多不相信，以为是撰史者的作伪。宋人朱熹，就干脆在原文中，把故事的“莱兵劫鲁侯，优施舞幕下”这一节删除了。明清两代的考据学家，也以为删得有理，不加追究。在今传古本《春秋三传》于（鲁）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一条下，尚有案语，说明删书的经过，它说：

左氏谷梁载，莱兵劫鲁侯，优施舞幕下之事，史记、家语，亦皆侈大其辞，盖欲归功于孔子而附会之也。夫，圣人言语气象，自有以感人于周旋揖让之间，而鄙倍暴慢，一时俱化，必无两君和好之地，遽行诛戮之理。左氏曰，士兵之，谷梁曰，使司马行法焉。此武士斗力者之所为而敢以诬圣人乎？……朱子以此为附会，而先儒亦多疑之，故删左传及谷梁，而故传亦不传。

葛兰言站在社会学的观点上，却以为孔子杀优施，是十分合理的举动，因为后人对这一种自以为“合理”的斗法，正是不了解孔子时代之所谓“合理”，并不是后来理学家或考据家之所谓“合理”。孔子在夹谷之会，下令司马杀齐优，而且要分其尸，以告诫他人，并首足异门而出。在孔子当时，这一“树立权威”的作法，本是春秋会盟时所常见的事情，与“杀人以祭”、“献俘授馘（guo古代作战时割取所杀敌人的左耳）”等春秋所书，都为当时甚为合理的宗教仪节。例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zhu）文公用鄶（kuai）子于次睢之社。”那就较杀齐优的事，更为严重了。另外如《孔子世家》中所言：“禹致群臣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杀是砍其头，戮是分其尸。这也是大禹为了树立权威而应有的宗教仪节。由此看来，孔子之杀齐优，与夏禹之杀防风，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合，并不是过分的措施。例如在《论语·先进》篇中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渊死了，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来替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不管有才能或者没有才能，但都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孔鲤死了，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椁，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之官，是不可以步行的。有人即据此以为孔子有浓厚的阶级观念，其实是孔子不肯与当时的礼俗相违背。

葛氏又多找了些证据，就像《论语·乡党》篇中的“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zuo古代指大堂前东面的台阶）阶。”傩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赶恶鬼，祛不祥的原始戏剧，史籍中记载的很多，最详细的要算《后汉书》卷十五《礼仪志》。可是孔子是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人，为什么却对乡下人装神扮鬼的事，要那么恭敬，一定要穿起朝服，才肯站在台阶看呢？那也就是孔子为了不与当时社会礼俗相违背，只有跟着去做，以与当前环境相配合。但后世的史学家，忽略了社会学发展的形态，竟以上古的“合理”为“不合理”，甚至以之为“伪”，其实这种“伪”，却正是“真”，也就是葛兰言所谓的“伪中求真”的方法之一。与葛氏同时的伯希和，其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其研究的题目，也不去注意一般的大问题，而好讨论特殊的个别问题，加以深刻的钻研。梁容若先生曾说：“中国的学者，从来看重正经正史，而忽略杂书；就研究历史来说，喜欢讨论朝章国故，忽视民间的社会生活。”其看法与葛兰言是不约而同的。也就是说，中国学者所忽视的问题，便是他们所专精的研究，譬如二十四史中的《四夷传》，《文献统考》中的《蛮夷考》等，我们都不太注意，而他们却推敲得极为仔细；就拿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来说，若没有伯希和用对音方法加以笺注，我们就无从知道什么是“暗丁八杀”？为什么真腊就是高棉？高棉就是柬埔寨之类的渊源了。

四、善发挥合作的精神：在学术的研究上，中国人最喜欢一鸣惊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轻易公诸于世，但在外国的学术界，却把他们的研究题目和研究计划，事先公开，以便与同行取得联络，寻求基金会的资助。斯坦因（Aurel Stein）本是匈牙利人，但他到中央亚细亚的考古，是得力于印度政府的帮助；克拉布罗特（Klaproth）是德国人，他研究满蒙问题，是得到帝俄的奖励。荷兰大学的通报，主编者却是法国的戴密微。戴老本是瑞士人，却一直在法国汉学界领袖群伦，为一代的宗师。日本人为了研究居延汉简，曾组织专门的小组，共同策划工作，共同处理资料和编辑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元曲选释，也是由京大的教授和其他各大学教授的集体结晶。英人李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中国经典，得力于粤人王韬。德人卫礼贤翻译《易经》，得力于劳乃宣。富兰阁（Otto Franke）的研究中国史，曾受教于商衍鎏。英人德效骞（H.Dubo）的翻译《汉书》，任泰是他的助手。李约瑟的写中国科技史，王钤、何炳郁等出力不少。其次像德人夏德（F.Hirth）与美国的洛克希尔（W.Rockhill）共同翻译赵汝适的《诸藩志》，法人李维（Sylvain Livi）与日人合编《法宝义林》。前述德效骞的《汉书》译成后，又请荷兰人戴文达（J.Duyvendak）为之润色；英人亨利玉尔（Henry Yule）译注马可波罗游记，曾请法人考狄（Henri Cordier）为之补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一书，是由卡特（T.Cardier）与法国的伯希和、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勒考（Le  Cog）等共同执笔；哥大其后又编印明代名人传记，也是分别邀请美、中、日、韩等地的学人，分工合作、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中法汉学研究所、美国中文资料中心等所编印的各种引得、通检，都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下，渐次完成。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实在是值得我们的借鉴。我并不是说这种合作互助的精神，我们没有，而是不够普遍罢了。

以上说了许多有关西方汉学家治学之方法及其有点，但他们并非都是十全十美的，可议之处，仍然很多，例如威利的中诗英译，文笔既活泼，又动人，如与原文对读，就发现错误不少；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史》，写到《红楼梦》时，只说是曹雪芹的自传，再就不讨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版本、续作诸问题；写到《玉娇梨》时，竟然说它是明代的短篇小说。梁容若先生还指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没有提到庾信、陆游和辛弃疾诸人，贾德纳（Chaules Gardner）写的《中国旧史学》，没有谈到刘知几的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马伯乐以考订古史著名，却不曾读过崔述的《东壁遗书》，盐谷温是叶德辉的大弟子，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却弄不清楚高棅与高启，遂以为《唐诗品汇》的分初、盛、中、晚诸期，是出于大诗人高启之手。英人翻译《好逑传》，误以为是好逑之传，把好逑当了人名，美人研究诸葛亮传，因文中曾说“亮有管乐之才”，便大赞孔明是个音乐家，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常常把张翼和赵翼混淆。这种错误，在早期的外国汉学家中，是司空见惯的，但近一二十年来的汉学界，由于图书的便利，研究方法的进步，在基本训练上要比前人高明得多，而所犯的错误，也就非常有限了。

一九八一年初稿，一九九八年增补

附注

注1：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注2：《论语·述而》篇。

注3：最早见于《庄子》，以后的《荀子》、《商君书》、《春秋繁露》、《史记》和《淮南子》等，都是如此，也就是汉代今文学家所主张的次序。

注4：这是根据《汉书》、《后汉书》、《白虎通》、《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和《隋书》而来，也就是汉代古文学家所主张的。

注5：六艺，即六经，后来由于乐经亡佚，事实上只有五经，但一般人在习惯上，仍称六艺或六经，例如三字经就说：“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明明是五经，偏偏要说成六经，就是这个意思。

注6：见《曾文正公全集》，《欧阳生文集》序。

注7：见《汉书》卷五十八，《儒林传》。

注8：见《史记》卷六十，《儒林传》。

注9：《汉书》五十八，《儒林传》。

注10：《后汉书》卷六十九，《儒林传》。

注11：《后汉书》卷廿六，郑众附郑兴传。

注12：《汉书》卷廿五，《儒林传》。

注13：《汉书》卷六十九，《儒林传》。

注14：《汉书》卷廿五，《儒林传》。

注15：在《宋史》四百卅四《儒林》、《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及《宋史·儒林·叶适传》，有叶适的奏疏云：“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目，近又倡为道学之名，陈丙倡之，陈贾和之。”这里所谓的道学，还是当时小人残害忠良的指目。以后元人托克托修《宋史》，倡立《道学传》，和《儒林传》分开，因而才正式有了道学之名。

注16：理学之名，在宋时已有。据宋黄震的日钞中，就有《读本朝诸儒理学书》的记载；到了清人孙奇峰作《理学宗传》，从此“理学”二字，在中国学术史上，成了特定的用语。

注17：见《二程语录》，卷十一。

注18：《宋史》卷二百卅二《儒林》，《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注19：《宋史》，卷二百四十七，《道学·程颐传》。

注20：《宋史》，卷四百卅四，《儒林》、《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注21：见《象山先生全集》，卷卅五《语录》，四部丛刊本。

注22：《宋史》，卷四百十八，《本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

注23：《宋史》，卷四百十一，《本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八十八，《巽斋学案》。

注24：《宋史》，卷四百廿五，《本传》，并见《学文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注25：《宋史》卷四百廿五，《本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八十四《存斋晦静息庵学案》。

注26：《宋史》，卷三百四十，附《吕大防传》。并见《宋元学案》卷卅一，《吕范诸儒学案》。

注27：《宋史》卷四百廿七《道学》，《宋元学案》卷十六、十七《横渠学案》。

注28：见《伊洛渊源》卷六，正谊堂全书本。

注29：见《二程语录》，卷十四。

注30：见《二程语录》，卷十五。

注31：《朱子语类》十四，大学一纲领。

注32：《清史稿·列传》二六八，《儒林》二，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六、七，顾炎武《亭林学案》。

注33：见全祖望《鲒琦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碑》。

注34：见阮元《揅（yan）经室集》一，卷十一，《汉学师承记序》。以上所引各条，又可参考刘百闵著《经子肄言》，有远东书局本。

注35：周法高：《汉学论集》。

注36：同上。

注37：日本：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

注38：日本：笹（ti）川种郎著《中国文学史》。英国：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

注39：陶振誉：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论集》。

注40：见《竞业》旬刊，或《觉民》杂志。

注41：张寿平：《西德的汉学及其他》。

注42：费海玑：《法国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

注43：杨联升：《与周法高等论汉学人物书》，见周著《汉学论集》。

注44：周法高有《汉学论集》，已见前。李璜有《法国汉学论集》单行本。梁容若有《欧美及日本人的汉学研究》一文，见《大陆》杂志四卷、一期。

注45：冯承钧《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序》。

注46：按阙特勤（Kultegin）在鄂尔浑（Orkhon  今外蒙古杭爱山西南），一八八九年时，为俄人所发现。碑上所刻突厥文字，为丹麦籍语文学家汤姆森（V.Thomsen）于一八九三年译出。沙畹利用此碑，及其后所发现在硕柴达木（Kascho-tsaidam）之碑，还有在热海（Issyk-koul）北岸附近所发现的若干突厥文货币，与突厥文和汉文合璧的货币，以及在斯宛（Svat）流域的各突厥文古碑等，以之与中西史地比较研究，才能有足够的资料而写出《西突厥史略》一书。

注47：这是指明末清初，以至乾隆、嘉庆时代的考据学而言。

注48：见葛兰言著：《古代中国舞蹈及其神秘故事》一文，有李璜先生的翻译，附录在他所著《法国汉学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