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个人由于夏威夷中华文化服务中心董事长李长庚教授的安排，要我讲：“由历代类书与丛书的浩瀚来看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这个题目，实在太大，讲起来，可能顾此失彼，不能面面俱到，我只好选择几部最重要的类书与丛书，向大家加以简单的说明。不对的地方，请在座各位多多指教。

记得在四十多年前（1961年），当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时，曾开过一门课，题目就是讲中国的目录学。它是治学的根本，也是研究的指南！后来在196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支持下，有机会环游世界，于是分别在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以及德国各地的各大学的图书馆，荟集有关中国戏曲的藏书。单是在美国，我就跑遍了加州伯克莱大学、史丹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米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洛杉矶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等。回到香港后，又在哈佛大学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中国戏曲总目汇编》。

其实比这更早，当我在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高级国文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其昀先生，为了便利与世界各国交换图书，于是与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先生合作，编印了一套共十本的中国文化丛书，全部中英文对照，其中有一本，便是由我执笔的《中国历代图书版本志要》，其中所讲的，主要不外中国的类书与丛书。这本书在出版以前，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包馆长为了慎重起见，特别请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先生审查了一遍，才算定案。

大家都知道，清代乾隆年间的名士袁枚（子才），在官场退休后，即隐居南京，住在金陵织造隋氏之园，于是他把“隋园”改名为“随园”，因而自号叫“随园老人”。这个“随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但并不可靠。袁子才为了炫耀他的博学，就在随园门口，写了一副对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其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上联从晋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来，一看便知；至于下联，所说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指的是什么？知道的人不多。据我所知，这几句话，是从昭公十二年的《左传》而来。三坟，究竟指的是什么？孔安国以为指的是伏羲、神农和黄帝之书，其中都是讲宇宙的道理。至于五典，指的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其中所讲者却都是治国的方针。八索，说的就是《易经》中的八卦。言索者，是说从八卦中索求其中高深的义理。九丘，孔颖达以为是讲九州之书，故称为九丘。丘，就是聚的意思，谓在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都聚集在此书之中，有点像《尚书》中的禹贡。从这副对联看，就知道袁枚的口气很大，自以为博学。不料这副对联，被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瓯北（翼）看到了，心中很不服气，故意走进门去，向管家借阅三坟、五典之书。管家不懂，后来就把赵瓯北前来借书的事，告诉了袁枚，当然袁枚知道这是赵瓯北故意找他的麻烦，到了第二天，就立刻把那副对联取下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知道读古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如此，但古人有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编类书，以便随时翻检。

关于中国的类书，最早者是公元220年（黄初元年），曹操的儿子曹丕代汉称帝后，下令群臣王象、桓范及刘劭等所编之《皇览》。其中共收了有关五经等书的一千多篇文章，约有八百多万字。可惜原书早已散佚，虽然在清代有人从其他书中抄出来的片段，但要看全书，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曹丕当时下令要编《皇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在政治上的应用；因为学贵致用，如不能致用，虽然读书很多，也是白白浪费时间罢了。如能致用，虽少，可是有益于自己的身心。犹如宋人吕坤所说，就是一部《千字文》，也终身受用不尽。又如俞大维的研读《三字经》，净空法师的提倡读《弟子规》，一般研究中文的人，大多数是先读《孝经》等，他们都是已经觉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了。就像赵普，曾说只要半部《论语》，就可以辅佐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另外的半部，也能够帮助宋太宗赵匡义治理天下。所以吕坤在他的《呻吟语》（类似《菜根谭》）中说：

“道理书尽读，事物书多读，文章书少读，闲杂书休读，邪妄书焚之可也。”

吕坤又说：

“百姓冻馁，谓之国穷。

妻子困乏，谓之家穷。

气血虚弱，谓之身穷，

学问空疏，谓之心穷。”

为什么学问空疏，谓之心穷呢？因为心是一个人身体中的总司令，全身的四肢八骸，都听他的指挥。犹如班固《白虎通》所说：

目为心视；口为心谈；耳为心听；鼻为心嗅。

因为这些器官都是受心的支配。所以孔子曾说：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足见心的重要了。学问便是供给心指挥的动力。如果一个人学识贫乏，就没有指挥四肢八骸的能力了。所以，一见到有学问的人，就不敢开口。学问从哪里来？学问自然是从读书中得来；不读书，就没有学问；没有学问，就是心穷；心穷则气短，见人就不免畏首畏尾。

所谓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它的形式，区分门类，是为了便于检查，可按图索骥。它的起源，是本《易经·系辞传》上所说的：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而来。自《皇览》以后，关于类书的编纂，历代都有，如梁武帝时的《华林遍略》，北齐时的《修文殿御览》，隋时的《长洲玉镜》，以及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都是很有名的类书。尤其是《北堂书钞》，对后世影响很大！

到了唐代，唐高祖李渊，下令欧阳询等人所编的《艺文类聚》，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类书，其中所引用唐代以前的古籍，多达一千四百三十一种。所以，明清以来的学者，都利用《艺文类聚》，以为搜辑佚书的宝藏，如明代冯惟敏所编的《古诗记》，清代严可均所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所编的《汉唐地理书钞》等，都从《艺文类聚》中辑出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又如鲁迅所辑的《古今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事杂集》等，也都是利用《艺文类聚》而完成的。

例如我们读古书时，曾读到晏子劝齐景公不要杀养马者的故事，但不知道它的出处。我们如翻一下《艺文类聚》，在卷九十三“马”字下，就可查到。大意是说在春秋时代，齐景公有一匹非常心爱的马，不知为什么突然死掉了。齐景公因此大为光火，下令要杀养马的人。齐国大夫晏婴知道了，就把养马的人叫来，在齐景公当面斥责他道：你要知道，你所犯的死罪，有三个原因吗？

一是你把王的马，由于你照顾不周而死掉了。

二是这匹马，是王最心爱的马。

三是因为你被王所杀的缘故，将来可能会被天下诸侯所讥笑，说王因一匹马竟然杀了一个人。这是有意破坏王的声誉，所以你该死！

齐景公听到晏子这样讲，就知道晏子是在讽刺他，于是就收回成命，不杀养马的人了。

又如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多年，其中由于人事太麻烦，所以要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辞，他当时曾引用古书：

杀君马者，道旁儿。

以为比喻，就是为了谢绝朋友对他的挽留。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有人看了懂，有人看了不懂。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同样在《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兽部·上”中就可以查到。因为在《艺文类聚》中，又是引用汉代应劭所著《风俗通》里的话。大意是说有个喜欢养马的人，对马照顾得无微不至；马吃得好，养得肥；但身体却很娇嫩，故不常外出。有一次，偶尔出门，被路旁玩耍的小孩子看到了，知道是一匹良马而大家围观，一致夸赞马跑得快。骑马者就用鞭子不断打马，希望马跑得更快，以便博得更多的赞美；结果马因跑得太快，体力不支倒地而死。这是由于爱它，而实际上却是害了它。从这个故事中，就可了解蔡元培先生当年借用这个典故的心情。

其次，唐玄宗，为了他的皇子在学习作文时便于引用典故而下令群臣徐坚等所编的《初学记》三十卷，也是相当有实用价值的书。例如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植，由于很有才气，并且被曹操封为陈思王，因而他的哥哥曹丕，大为不满。后来曹丕篡汉，做了皇帝，便下令曹植在七步之内，做成一首诗，否则，就要问罪。曹植才思敏捷，果然在七步之内，做成了下面的一首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在《三国志》里没有，最早是见于刘宋时临川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文学篇。但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中，引用它时，却由六句变成了四句：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我们还以为是罗贯中所改，其实再一查《初学记》，就知道曹植的七步诗，早在唐代就已经被人改为四句了。所以在《汉魏百三名家集》引《漫叟诗话》时，也同样是这四句。

唐代的类书，除了《艺文类聚》和《初学记》外，外加上大诗人白居易所编的《白氏六帖》，合称为唐代的三大类书。其中包括了许多唐以前的经传和百家书中的典故、辞语、重要字句，以及诗文中的佳句、名篇；内容和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差不多，是一部相当完善的好书。所以到了南宋人，孔子的后代孔传，又有了《孔氏六帖》。后人便把这两个六帖放在一起，合刊成一百卷的《白孔六帖》。

其次还有唐太宗之子蒋王李恽命属下杜嗣光所编的《兔园册府》，也很著名；后来竟然成为乡校俚儒以为田夫牧子的教科书了。由于李恽是太宗子，所以用汉武帝时梁孝王的“兔园“为名称。这些书，都是为了写作时方便参考，犹如现在我们常用的电脑一样，只要一按钮，你所找的材料，就一一涌现在眼前，给人方便不少。

到了宋代，重要类书，也相继不断，自太祖到太祖年代，由于政治比较安定，经济也开始繁荣起来了。太宗赵匡义，为了安定人心，点缀升平，于是以国家的财力，下令李昉等连续编辑了三部大书：

一是以百科知识为范围的《太平御览》，一千卷；

二是以小说故事为范围的《太平广记》，五百卷；

三是以辞章义理为范围的《文苑英华》，一千卷。

《太平御览》由于宋太宗的年号为太平兴国的关系，初名《太平总类》，宋太宗改《总类》为《御览》，为的是他每天要看；他曾夸口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备一夜之览；如果有一天，由于政事太忙而忘记看，只要一有空，他就立刻补上。到了冬天，天寒日短，有人劝他说：一天看三卷，太辛苦了。他回答道：

只要是书，总是开卷有益。

因而“开卷有益”这句话，就成为读书人的口头禅了。

关于《太平御览》中所引用的古文，如在《昭明文选》中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他在序文中说：

因于解悲愁之辞，

而相如为文，

以悟主上。

以上这几句话，由于其中有“于”和“悟”两个字，我们就很难读懂。但经我们查对《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六的皇亲部二，“孝武陈皇后”条，载有：

武帝陈皇后退居长门宫，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曰：

因求解悲愁之辞，

而相如为颂，

以奏主上，皇后复得亲幸。

因而我们据此就可改“于”为“求”，改“悟”为“奏”，这样一来，文从字顺，句子就讲得通了。

其次，在《三国演义》的第二十一回中，有曹操煮酒论英雄一段，大意是说当曹操向刘备询问天下谁可称为英雄时，刘备一连举出了袁术、袁绍、刘表、孙策等几个人，可是曹操说他们都是些碌碌小人，不足挂虑。刘备就反问曹操，你认为谁是真正的英雄？曹操直言不讳地说：方今天下的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听到曹操竟然如此说，便大吃一惊，那时正好天上打雷，吓得连手中所拿的汤匙也掉在地上了。曹操就问刘备：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刘备回答说：在《论语》的《乡党篇》中，孔子不是说“迅雷风烈必变”吗，我焉能不怕呀！就这样，把“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话，就掩饰过去了，如不这样，可能刘备早就被曹操杀掉了。可是这个故事，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并没有记载，究竟从哪里来？我们就可在《太平御览》卷十三·天部“雷”字的子目下，有转录《华阳国志》的一段记载，完全与《三国演义》相同。可知《三国演义》，就是本《太平御览》中的《华阳国志》而来。又如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五胡乱华的重要史料，但在北宋时，就已失传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也没有见到过原书，但在《太平御览》中，却引用了四百八十多条，对研究十六国事迹，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是《太平广记》，全书所收集从汉代到宋初各种形式的小说、异闻、笔记等一类的书，共有五百卷，清代人称它为“小说家的宝藏”；例如《唐太宗入冥记》一文，事见《朝野佥载》，但不见原文，所幸《太平广记》的一百四十六卷中，就很完整地保存了《入冥记》的原文。

又如唐代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珍品，大多数是出于当时名家之手。四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时，就专门开了一门唐代传奇研究的课程。例如民间盛传的元稹所作的《莺莺传》，是王实甫所作《西厢记》故事的主要来源，可是在元稹的《长庆集》中却找不到；直到明代，才有人根据《太平广记》录出，编入在元氏《长庆集》的补遗中。如果不是《太平广记》的收录，我们就不会知道唐人传奇《莺莺传》的作者是谁了。所以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其中所收录最多者，都是从《太平广记》而来。

《太平广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如宋元的话本小说，元代的杂居，以及明清以来的文言小说，有很多篇目，都是以《太平广记》中的故事为蓝本，然后再从事创作的；就像冯梦龙的“三言”：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其中大约有三十篇之多，在入话或正文中，就采用了《太平广记》中的故事；甚至有的篇目，如《杜子春三入长安》等，整篇都是根据《太平广记》中的材料撰写完成的。

北宋初年的类书，除了以上所说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外，还有《文苑英华》，共一千卷。它是文章的总集，因为《昭明文选》迄于梁代末年，所以《文苑英华》所录的文献，从梁代末年开始，意在上续文选。另外，还有《册府元龟》。

这部类书，是宋太宗之子真宗赵恒，因鉴于他的父亲曾主持编了三部大书 ，为了要与父亲媲美，也想编一部大书，于是令臣下王钦若、杨亿等人，又编了一部有一千卷之多的《册府元龟》。《册府元龟》与以上三部书，合称为宋代的四大类书。在此书的编修过程中，宋真宗赵恒，亲自过问编修事宜，甚至还亲自审阅，随时指示，随时修改。成书之后，就由真宗自己作序，并且命名为《册府元龟》。而且也学他父亲“日进三卷”的办法。一般都是当天看完，甚至看到深夜，仍然手不释卷。

所谓“册府”，是说为国家典册的府库；“元龟”，就是大龟。龟，古代以为占卜之用。古人以为用龟卜卦，可以预知未来，测定吉凶。所以凡事可以借鉴的，常称之为龟鉴。因此《册府元龟》的命名，就是以为这部书，是古代典籍的大龟，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大都为好人好事的记录，可以作君臣的借鉴，以为治国的宝典。全书共二万七千二百余页，其数比《太平御览》多了一倍。在清代《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第一部是《佩文韵府》，第二部便是《册府元龟》，其中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北宋以前全部十七史，因此明清以来的学者如顾炎武等，大都利用《册府元龟》，以校补古书之佚文，由此足见它的重要了。

除以上所说北宋的四大类书外，还有一部在南宋高宗时，专门为了考试用的类书叫《玉海》。《玉海》为王应麟所主编，全书共有两百卷，其中涉及文史方面的材料特多，因此有人称它为“天下奇书”，特别为研究宋史的人，提供了不少可靠而且很有价值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为“贯穿奥博，为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过之者。”由此可见它的学术价值之高了。

由于在上面所说的唐宋类书中，保存了不少今天已失传的古书佚文，例如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音乐研究所，就利用《玉海》、《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从其中辑出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于是就编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这一部大书。

到了明代，类书的编辑，仍然很活跃，例如陈耀文的《天中记》、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张若愚的《山堂考索》，王圻、王思义父子合编的《三才图会》和章潢的《图书编》等，都是著名的类书，但最伟大、最重要的，无过于《永乐大典》了。

《永乐大典》，是在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七月，下令翰林学士解缙及姚广孝等人，依照宋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扩大编纂；原名《文献大成》，明成祖改为《永乐大典》，并亲为作序，然后请抄了一部。全书一共有三亿七千万字，分成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工程相当浩大，前后参与其事者，共有三千多人，为典籍中空前之巨制。宋元两代的文献，大都靠《永乐大典》而保存下来。《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时，曾举出中国古代的类书二十七种，并特别指出，《永乐大典》是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很不幸，这部大典，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烧毁了翰林院，《永乐大典》遭到劫掠而流散各地；此后，英、美、德、日、俄及爱尔兰等国的大图书馆中，都藏有《永乐大典》。2001年初，美国汉学家艾思仁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全世界公私收藏者，应该把《大典》原本归还中国国家图书馆。我在1964年访问英国时，在伦敦的大英帝国博物馆中，就曾看到了它的真面目。但仅有十册，较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三十六册，就相形见绌了。

从前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就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了在中国久已失传的三种南戏戏文：

1.    小孙屠

2.    张协状元

3.    宦门子弟错立身

为研究中国戏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有它不朽的贡献！

又如我们所熟知的明代吴承恩所写的章回小说《西游记》。其实早在南宋时，就已经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民间流传；到了元代，像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杂剧，共有六本，二十四折，是元杂剧中最长的戏曲。无论在故事的叙述上，和人物的描写上，都比宋代的《取经诗话》要复杂得多。由此可见，在明人吴承恩写《西游记》以前，就已经有人除了写诗话和杂剧外，可能也有人写《西游记平话》一类的小说了；本来平话就是小说的意思。在韩国人崔世珍所编的《朴通事谚解》中，就曾收录了几段可能是《西游记平话》的遗文。我曾经在《锦堂论曲》一书中，收录了拙作《西游记杂剧与西游记平话》一文，其中也说到这个观点，当时只是推测，并没有得到明显的证据，以后能不能还有新的资料，我们且拭目以待。

另外，在《永乐大典》中，还收录有残存的“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故事，共有一千二百余字。郑振铎以为“大类元刊全相平话五种”，这也只是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由此可以证明《永乐大典》的可贵，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已经失传的文史资料。吴承恩写《西游记》时，就采用了这段平话，在第九回中，写成：“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了。又如唐代樊绰所写的《蛮书》，此书原本，早已失传了，但在清人编《四库全书》时，却在《永乐大典》中找到了。

根据现有的资料，残存的《永乐大典》，在国内有北京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者，大约有一百九十五册；在国外有公家及私人收藏者，大约有一百四十四册，合计共有三百三十九册，尚不及原书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的百分之三，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憾事！

清代的类书，以康熙、雍正两朝为最盛，大都体制益精、规模宏大；加之种类特多，卷帙浩繁，对中国文化的发扬，有着不朽的贡献！其中官修的类书，计有：

《渊鉴类涵》；《骈字类编》；

《佩文韵府》；《文史精华》；

《分类字锦》；《古今图书集成》

其次，私人所编的类书，也很多，如陈元龙的《格致镜原》、潘永因的《宋稗类钞》，以及徐珂的《清稗类钞》等，都收录了许多材料，为研究前人掌故、轶闻等，提供了线索。由于这次演讲的时间有限，就不再一一叙述，这里仅仅大略地介绍一下《渊鉴类涵》和《古今图书集成》。

《渊鉴类涵》是一部综合性的类书，是张英和王世祯等奉命编纂，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全部完成，共有四百五十卷。此书是以明代俞安期的《唐内涵》为底本，又收录了自唐代到明嘉靖年间的诸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山堂考索》以及《天中记》等十七种类书的内容，编辑在一起；同时又采集了二十一史和子集、杂书中的材料，胪列纲目，荟为一编，内容相当充实。如果我们要查唐宋以至明代嘉靖时的典故、词藻等，此书就提供了我们许多的方便。它的卷数，虽只有《太平御览》的一半，然而篇帙之繁，实倍于《御览》。

其次，再谈《古今图书集成》，为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共有一亿六千万字，其中包括六千多幅精美图表；在分量上，仅次于明代三亿七千万字的《永乐大典》。可是《永乐大典》，残缺不全，而此书却相当完整，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题为蒋廷锡等奉敕所编撰，实际此书的真正编者是康熙的第三子诚亲王胤祉的门客陈梦雷。他的诚亲王的大力支持下，从康熙四十年到四十五年（1701——1706年）所编成的，当时康熙帝还写了一幅对联，送给陈梦雷以为嘉奖：

松高枝叶茂

鹤老羽毛新

及至1721年康熙退位，1723年雍正（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后，由于陈梦雷是康熙皇三子诚亲王的门客，为了排斥诚亲王，同时把陈梦雷父子也发遣到边远的东北；接着就把陈梦雷之名，改为蒋廷锡了。实际上蒋廷锡是校对者，并不是编撰者。

由于《古今图书集成》的内容包罗万象，举凡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国防、哲学理论、教育科研、科举、官制、宗教神话、农业渔牧、、花草虫鱼、文化艺术、音乐舞蹈、琴棋书画、油盐茶酒、衣食住行、社会万象等等，收罗齐全，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编制的体例也很细密，检查又非常方便，所以自问世以来，得到中外学者的特别重视。可是由于数量太少，因为原本为铜活字精印，是一般读书人求一见而不可得的珍本。可是现在却有石印大字本、铅印扁字本，及影印本传世。

据前人的记载，在乾隆年间，有人提出了一百二十余条问题，请教博学多才的大诗人袁枚，由于其中多为僻典，竟然把博学多才的袁枚考倒了。当时有个姓孔的人，把《古今图书集成》曾读了七遍，那一百二十多个问题，他都能一一答出，真是博学之士了。

英国威·弗·迈耶斯，197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中国皇家藏书书目》一文，其中就特别介绍了《永乐大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和《古今图书集成》。另外，英国学人翟理斯（Lionel Giles），把《古今图书集成》和一向被人所称道的第十一版英国百科全书比较，他就说中国的《古今图书集成》，比英国的第十一版百科全书，大了三、四倍。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他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说他经常查阅的最大百科全书，是《古今图书集成》，如乾象典、历法典、山川典和艺术典等。由此可见《古今图书集成》，在保存中国文化、宣扬中国文化上的贡献之大了。它被人誉之为“康熙百科全书”，实在当之无愧；它与乾隆年间所编纂、下面我们接着要讲的《四库全书》，号称为中国两大珍贵文化遗产。因此有人说《古今图书集成》，为中国类书之最，而《四库全书》，为中国丛书之最，这话一点也不过分。例如德国的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看到《古今图书集成》后，曾致函康熙帝，大大地把此书赞扬了一番。他曾打算在德国普鲁士或在俄国科学院，为了纪念康熙在中国文化上的贡献，创办一个科学院，以便网罗中西人才，与西方学者，通力合作，以期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因此在法国引起了重大的影响。另外，百科全书的编者狄德罗（Diderot），在他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曾说，由于中国有了《古今图书集成》，所以他对中国的学术界，另眼看待，极致崇拜。诸如此类的反应，在国际学术界很多，不暇一一列出，仅仅上面我所说的，就十足地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以及对世界文化之贡献了。

以上我把中国历代的类书，大略地介绍了，现在再向大家谈一谈中国的丛书。

丛书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说的六经。其后，历代都有大小不同的丛书。例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十三经》，虽没有丛书之名，事实上就是一部标准的丛书。

丛书与类书不同，丛书在编纂方面，没有特定的体例，只是把各自独立的重要书，编印在一起，但并不破坏原书的面貌。可是类书，却是从各种书中，选择抄出所要的资料，如《石林语辨》、《演繁露》等，然后分类编辑而成的一种工具书。

南宋末年，俞鼎孙和他的哥哥俞经共同所编的《儒学警悟》四十卷，大家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丛书。到了清代，又有人却认为南宋左圭在咸淳九年（1273年）辑刊的《百川学海》，才是丛书之祖。

事实上，《儒学警悟》的刊行，在南宋宁宗泰定元年（1201年），比《百川学海》早了七十二年，因此仍然应该以《儒学警悟》为丛书之祖才对。至于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不得不推《四库全书》了。《四库全书》，是中国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共计有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它与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相比，卷数竟然比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的《永乐大典》多出了三倍半。为什么叫做“四库”呢？这个叫法早在西晋时荀勖（xu）开始的。荀勖的四部分法是：

甲部是经；乙部是子

丙部是史；丁部是集

到了东晋时的李充，依照荀勖的分法，把乙（子）、丙（史）互相对调，就成为

经、史、子、集

四部了。从此奠定了后世，对中国图书的分类，就以经、史、子、集为固定的标准了。

到了唐代初年，因为还没有集贤书院等皇家图书馆的设立，凡所藏书都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方法排列。清代又沿用了唐代四库的名称；由于它所收录的书籍，比较完整，其中包括了各种知识不同的学术流派，内容丰富而又齐全，所以在“四库”下加了个“全”字，就叫《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在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四日开始编纂的，那时的乾隆已经是六十三岁的高龄了。他以纪昀为总纂官，还先后派了三位皇子，担任正总裁以加强监督。《四库全书》，请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八十岁生日全部完成，历时十八年之久；共收书籍三千五百零三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最初一共抄了四部，当时负责抄写的人员，多达四千一百八十六人。抄成后，就分藏下列各地：

1、            北京宫中文华殿后的文渊阁

2、            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

3、            奉天（今辽宁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

4、            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

以上四个地方的收藏，统称为“内廷四阁”，因为都是在中国的北方，所以也称为“北四阁”。

后来，由于南方的文人特别多，为了给予他们阅读的便利，于是以五年时间，由四库馆又抄了三部全书，分别藏在：

5、            江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

6、            江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

7、            浙江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

以上总称为“江浙三阁”，或“南三阁”。

非常可惜的是，《四库全书》，历经沧桑，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 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的藏书，由于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的战争，一八六零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北京，以及一九零零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的攻陷京津，各地文物大都散失，到目前，仅存四部，分别藏在下列各地：

1、                 北京故宫文渊阁的书：现存台湾省·国立故宫博物院；这是属于《四库全书》正本的第一部，系当时呈现给乾隆皇帝，祝他八十圣寿的纪念，所以最为珍贵。

2、                 沈阳故宫文溯阁的书：现存甘肃省图书馆

3、                 西湖圣因寺文澜阁的书：现存浙江省图书馆

4、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书：现存北京图书馆

中国古代，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清乾隆帝又编印了《四库全书》。这都是在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丰功伟业。有人说，如果把《四库全书》一页接一页的摊开来，它的长度，会比地球的直径，要多出三分之一的长，由此可见《四库全书》之浩大了。其内容之广泛与宏大，当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通过对中国类书与丛书的理解，才能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传承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二者都是由中国历代先贤的心血所灌溉而成，有待我们的推广与发扬。

附注

这次演讲除了在夏威夷大学研究院图书馆翻检各种类书与丛书之原著外，并参考下列诸书：

1、《珍帚集》蒋复聪  1965年  台湾·自由太平洋文化事业公司

2、《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方师铎  1971年  台湾·私立东海大学

3、《鼎文版古今图书集成序例》杨家骆  1977年  台湾·鼎文出版社

4、《类书简说》刘叶秋  1980年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中国古代的类书》胡道静  1982年  北京·中华书局

6、《类书流别》张涤华  1985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

7、《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顾力仁  1985年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8、《中国的类书政书与丛书》戚志芬  1991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

9、《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及流传》裴芹  2001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

关于《古今图书集成》之论著特多。目前已将近三十多篇，不暇备录，详情可参看詹惠媛《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回顾（1911——2006）》，见《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二十七卷第三期

10、《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胡道静  2004年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典籍中，“类书”与“丛书”的编修与刊刻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们所网罗的材料遍及历代重要著作，对古籍的保存及整理有很大的贡献，对文化资源的传承也深具意义。“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工具书，它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或内容，按照一定的方法而编纂在一起，其结果是提供了便于寻检，而又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一种工具书。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也就是说，“类书”是割裂群书原文以为条目，或以事分，或以字分，或以韵分，按类编排起来，以便检索或征引的资料性工具书。一般以事而分的“类书”，有的兼收各顾，有的专收一类。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则可以看作是早期形态的一种中国式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丛书”按《辞源》定义是：凡汇刻各类著作于一编，或集一人各类著作为一集的，都叫“丛书”，也就是将原属单行流传的书籍，按照一定的原则、体例汇编为一部大书，再题以概括的总名，以便成套保存下来。当然，最典型的晚期代表辑录了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非常广泛。清乾隆年间所编编纂的《四库全书》可称是登峰造极的代表作；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收录素材上自先秦，下迄清代乾隆以前的各类著作，包罗经、史、子、集四部，《四库全书》正如万里长城一般，都是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类书”与“丛书”，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通点，就是直接取材于众书，并且以原貌呈现，没有臆改篡乱的情形。而二者不同之处，则是“丛书”没有特定的编纂体例，只是将多种著作编印在一起，原书仍是各自独立的。至于“类书”，则是由各书中择抄材料，分类编次的一种工具书。简言之，“类书”是工具书、资料书，所辑的是原始资料，供查阅或征引。而“丛书”则是完整的书，供阅读或收藏。

“类书”与“丛书”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重要遗产传承，也是先民们累积的智慧结晶；它们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无限绚烂的光彩；也为华夏文明的进步，留下了无可磨灭的最佳见证！我们透过对历代“类书”与“丛书”的较深了解，才能真切领略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及博大精深！

简介罗锦堂教授生平

罗锦堂教授，是1929年出生于陇西的甘肃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于陇西中学毕业后，先被保送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部又将其改分发转入台湾大学就读，先后获颁学士与硕士学位。其后又考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高级国文研究所博士班赓续深造，是当年津津乐道由胡适等七位大师级权威教授当面口试通过的，中华民国第一位在台湾颁授的国家文学博士！（在那几年，中华民国第一位在台湾颁授的国家法学博士则是周道济！

罗锦堂教授曾先后在台湾、日本、香港等多所知名大学研究任教，其后又被礼聘来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专任教授，教学研究多年；数年之前退休后转为夏威夷大学荣誉教授。罗教授曾任“夏威夷国建联谊会”创会会长，“夏威夷华文作家协会”创会名誉主席，“夏威夷中华文化服务中心”副董事长及荣誉顾问等。

罗锦堂教授现为全球汉学界钻研元曲，与阐述禅宗这两方面硕果仅存的大师；著作等身，不及细载。其中最受人称道的有：于右任题字的《中国散曲史》，《锦堂论曲》，《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尚书伪孔传辨》，《由宋词说到炼字》，《宋人话本中的三个妇女形象》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