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其官营纺织业还是私营纺织业都有长足的发展。而体现纺织业发展的标志之一，便是秦汉纺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达。本文拟对秦汉纺织业的商品交换、商品生产的具体环节以及生产管理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期盼方家赐正。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繁荣的商品交换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因此，考察秦汉纺织业的商品生产，须先从纺织业的商品交换谈起。
    早在春秋时期，已有关于纺织品交换方面的记载。（昭公26年）“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适齐师，谓于犹之人高：‘能货于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庚。’高以锦示犹，于犹欲之……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于犹受之。”（注：《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年。）《诗·卫风·氓》中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两段记载，前一段应是诸侯国贵族之间的纺织品买卖。《诗·卫风·氓》中郑玄释“氓”为“民”，则它是民间私营纺织品交换的反映。这说明，在春秋时期，纺织品的交换在贵族和平民间都曾发生。
    战国时期纺织业商品生产发展较缓，但也有所进步。它实际上是西汉时期较发达的商品性生产出现的先声，也奠定了秦汉商品交换频繁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纺织业商品生产发展较快。汉高祖虽采取抑商政策，但惠帝、吕后时即对商业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从而拆除了商业发展的障碍；其次统治阶级奢欲的日益膨胀，经营锦绣、文彩、明珠等奢侈品可为商人带来滚滚财源。“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注：《汉书》卷72《贡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列《史记》、《汉书》、《后汉书》皆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再注出。）更重要的是，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官营纺织业的对外贸易，还是民间纺织业的市场贸易，都是相当活跃的。
    　　（一）官营纺织品的交换。
    官营纺织品，其生产水平较高，一部分供统治阶级享用，也有相当一部分作为商品用于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包括周边各部族和中亚、西亚、南亚、欧洲一些国家。主要分为陆路贸易和海外贸易两种。陆路贸易是汉代对外贸易的大宗，它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从现在的甘肃经新疆、中亚的大夏、直达西亚的安息和欧洲的大秦。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的“竹杖”、“蜀布”、“枸酱”等就早已远至其地。秦始皇时的乌氏倮“求奇缯物间（私）献遗戎王”而致富，“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匈奴等部族也嗜好汉物。 史载：“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故“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注：《史记》卷110《匈奴传》。《汉书》卷94《匈奴传》。）。 中国的丝织品输入罗马，被视为珍品，“价等黄金”，故“（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另外一条是海路，从越南经南洋，直达印度，西方的许多物产入中国，中国的丝帛等产品也输至西方。《汉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堪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泽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由此可见，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南海丝织贸易已相当发达了。
    　　（二）私营纺织品的交换
    民间很多商品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流的，如山西的木材玉石、山东的鱼盐漆丝等。随着商业的发展，行业的种类也不断增加。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汉代有出售棉絮、布匹、皮革、羔裘的服装衣料行业，有出售药材、珠宝玉器等行业。一批商业都市迅速崛起，如齐国的临淄成为纺织品交换的中心。那里“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覆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当时农村家庭纺织业产品， 虽然只有小部分流入市场，但集合起来，其数量也相当可观。缣帛在汉代已成为一种极普通极常见的商品，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西汉时通都大邑所产销的各大类主要商品中，就有帛絮（丝棉絮）、细布、文采（有花纺和染色的缯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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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纺织品的交换如此发达，必然要以雄厚的商品生产为物质前提。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的大规模生产。秦汉时期纺织业中的商品生产的发达正体现了这一点。
    秦汉时期人们的求富意识已较浓烈，其商品意识观念也有较大的转变。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接着又说，在通都大邑，每年生产千酿酒、千瓨醯酱、千甔酱、千枚漆器，或千钧帛细布、千匹文彩、千石榻布文革的人家都可成为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这就是说， 当时人们的经济活动，已经不是仅仅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而是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达到致富的目的。这种求富思想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的这一变化，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都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这进一步说明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谋生，更重要的是谋利了，也说明秦汉时期商品性生产的大量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秦汉时，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纺织业生产。秦孝公时就明确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卷68《商君列传》。）这说明封建政府将纺织业也看成本业，鼓励其生产。统一后的秦及继秦以后的汉代重视纺织业的措施更多。这些措施极大地刺激了纺织生产的发展。
    　　（一）生产规模
    汉代官营纺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齐服官的发展状况可窥见一斑。“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注：《汉书》卷72《贡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列《史记》、《汉书》、《后汉书》皆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再注出。）“故时”指汉武帝时，“今时”指元帝时。“笥”指装服饰的器具，一笥大约可装服饰10件，或装丝织品27件，10笥约270件， 一年只需十六七个工匠就能做成，而到了元帝时，作工人数达数千，工匠增加了五百多倍，生产规模发展之快，令人惊叹！
    官营纺织业的生产除了满足对外贸易的需求外，其中有一些高级丝织品已较多地充当了货币的职能。这是因为缣帛的社会总产量到汉代已有很大的增长。其流通领域也相当广泛，从汉后期起，帛和布已较多地作为支付的工具。东汉时期，这种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帛和布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货币的某些职能。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春二月庚子，诏之命自诛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春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注：《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缣帛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同时缣帛已成为家资计算的一项重要标准，在借贷、馈赠、赏赐等方面，其使用更为普遍。王莽也曾下令：“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注：《汉书》卷24《食货志》。）这也证明当时布帛的生产和交换的数量很大，充当了货币的职能。
    私营纺织业，所谓“女织”或“妇人纺绩织纴”，虽说主要是为了供一家之需，但有些地方的纺织品，由于特殊的自然条件，或由于特殊的技术分工，使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成为别处不及或所无的地方特产，其生产则主要或完全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行销很广。如，“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注：《盐铁论·本议篇》。）“蜀地沃野千里……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引左思《蜀都赋》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注：《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这两条材料说明豫和蜀地盛产纺织品，产量非常大，行销全国。还有一则材料说明，除了这两地的布帛非常著名以外，全国各地也有所生产。“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注：《盐铁论·本议篇》。）。其中有些工商业者拥有“帛絮细布千钧（3万斤）、文彩千匹”。
    　　（二）生产者
    官营纺织业和私营纺织业所使用的劳动者不尽相同，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1.官营纺织业中的生产者。汉代官营丝织业的劳动者是“工”。当时官营手工业中的工匠来源似乎没有一定的制度，他们的身份和待遇也缺乏具体的记载。但从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可以看出大概包括三种人，一为所谓“县工”“故工”“新工”的自由民，他们通过更戍制度轮番到官府服役；二为刑徒，三为隶臣妾（即奴婢），前者在官营手工作坊中作工，似乎不是无偿的，《汉书·贡禹传》记载齐三服官一岁要费数巨万。汉代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相当广泛，据此推断，官营手工业中的工匠领有一定的雇值是可能的。至于刑徒和隶臣妾本身就不自由，社会地位低，他们到官府服役强制性很大，其劳动应是无偿的。
    汉代除了京师少府属下的官营手工业较为庞大，门类较多外，在各个地方所设的有关日用品生产的官营手工业却很有限。而且，即使官营的手工业，其工匠人数也时增时减。如齐郡的三服官，武帝时才十几人，元帝初扩大到数千人，而到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又下诏“罢齐三服官”（注：《汉书》卷9《元帝记》。）。由此看来， 经常隶属于官府的工匠人数有限，且居无定数。在官匠之外还存在较多的民匠，在官府特殊需要时，可以招集民匠来承造，而在一般情况下，即命民匠自行生产。到了东汉，似乎地方上的官营手工业被进一步削弱。《后汉书·百官志》载：“其郡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大概东汉时有更多的工匠是自由的小生产者了。
    2.私营纺织业中的生产者。《汉书·张安世传》载：（宣帝时）“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织，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张安世被尊为公侯，所以这是一个官僚地主经营的纺织作坊。家童即家奴，包括奴隶身份或半奴隶身份的手工业和服役性劳动者，这是其作坊中的主要劳动者。还有一种是雇工。始元四年（前83年）秋七月，昭帝诏曰：“此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师古曰：“流庸，谓去其本乡而为人庸作”。（注：《汉书》卷7《昭帝记》。） 当生产破坏时，流民人数很多，为雇佣廉价的佣工进行纺织创造了条件。崔寔《政论》曰：“卖储峙得二十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及纺，以教民纺，是以上闻。”（注：《后汉书补注》卷12引崔寔《政论》。）织师，就是高级雇工。以上两种生产者是较大规模的作坊所使用的，尤以使用家奴为多。
    个体家庭纺织作坊则是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如巨鹿陈宝光家，送给大将军霍光妻的那批高级丝织品就是宝光之妻所织。“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注：《西京杂记》卷1。） 以纺织盛地山东为例：山东由于个体家庭蚕桑丝织业的发展，那里的妇女个个都是养蚕的能手。所谓“齐部世刺绣，恒妩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正是个体小农经济普遍发展的真实写照。有些个体手工业者靠勤劳致富，像上文所提到的陈宝光家就是典型的例子。
    　　（三）纺织机具和纺织程序
    这一时期的纺织机具，据《太平御览》所记，约有璀车、辕、机杼、梭等基本机具。（注：《太平御览》卷825《四物部》。） 与战国以前并无大异。从1978年战国贵溪崖墓中发掘的一套完整的纺织品和纺织工具中，可看出秦汉纺织机具的大概。纺织器材36件，内有用于纺织前作准备的刮麻具、刮浆板、纺砖、绕线框、绕沙板等，还有作为纺织机部件的织造工具，如打纬刀、挑经刀、经纬杆、夹布棍、分经棒、导经棍、清纱刀、撑经杆、提综杆等。这些是早期斜织机的主要构件。秦汉时一般家庭所使用的织机就是这种简单的脚踏提综斜织机，只不过比战国时增加了脚踏和提花的装置而已。东汉的织机也是斜机，主要包括三种构式，即吊洪楼式、留城式和青山式，其中青山式最为简便。
    素机与花机分裂为二是此时纺织业的一大创举。巨鹿陈宝光之妻使用120十镊的机织散花绫，这种织机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织花机。 一般民营纺织业的生产水平较高，多使用提花机。如织造提花起毛锦的织机，除了提花装置以外，还必须用两个张力不同的经轴架起绒针才能织成，技术十分精巧。西汉时期的提花机在东汉时已经普遍使用。
    汉代丝织品的生产过程比较复杂，有一定的专业分工和简单协作。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制成品生产上必须顺次通过不同部分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改变位置，时而改换工具。”（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分工与手工制造业》。）
    官营丝织业的规模比个体私营纺织作坊更大，技术水平更高，分工更细，因而程序也更复杂。一般来说，包括治丝、开织和练染几道工序，并分成各个“作”来完成。治丝的过程，参考王若愚遗作可知：治丝的第一道工序是缫丝。茧丝经缫制后，从纴架上脱下，扭成丝束，免散乱。缫丝过后是络丝，据《通俗文》载：“张丝日柅，盖以脱轻之丝张于柅上。”就是将缫好的丝络到籰子上。再下一道工序是将过渡到籰子上的丝用坊砖加以并合，然后施捻，并将捻好的长丝再过渡到籰子上。再布置若干丝架之下，上架横竹，列环以引众绪总于架前，经牌一人，往来而归之引轴，是为“整经”。然后将经线穿琮渡筘，授之织作，以待织造。练染是丝织品生产的一道重要程序。练是把生丝或生帛用碱性液体加以多次浸渍，以除掉脂垢，使丝帛洁白光润。染就是染色，汉代的植物染料种类很多，主要有蓝（青色染料）、茜（红色）、茈（紫色）、栀（黄色）等。民间纺织业规模小，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一般为调丝、纺和织、单个或简单协作。由于生产机具的进步和纺织程序的精密化，纺织品的种类增加一些，而且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四）纺织品的种类
    秦汉时，纺织业包括麻织和丝织两种。“纺织”这两个字在古文献中各有其一定的用法，织多指织麻（缉麻），纺则指纺丝。
    麻的种植，以黄河流域为最盛，苧麻的栽培则大半在淮水和长江流域。《汉书·货殖列传》在列举各地物产时，述齐鲁为“千亩桑麻”之地。织麻是一种艰苦而又缓慢的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用麻纤维织成的线缕，一般比较粗糙。由于麻织技术不如丝织技术那么高，也因广大劳动人民穿的主要是麻织品，因此其名称和品种远不如丝织品多，麻柠织物一般通称为“布”，也可别称为紵或紵布。麻布有细布和粗布之分，所谓“大布”“答布”是指品质低劣而粗厚的布；精细软薄的则称为“絟”、“缌”等。布的精细和经缕多寡为标准。八十缕为一升，三升至六升的麻布是极粗而疏的，只用于丧服；七八九升算是粗布；十升的是最普通的布，即是在宽二尺二寸的经面上有经缕八百缕；十五升布已相当精细了。
    秦汉丝织品种类丰富多彩。一般来说，丝织品可泛称为缯或帛。具体而言，大约有两类分法；一种是根据缯帛的精细和厚薄来分。精粗指丝缕的细度，如现在所说的支数。最常见的细丝织品有缟、素，精丝织品有绸等。厚薄指丝料的轻重，如厚重而密致的有缣，可能是双料织成的，一般的有绢。另一种分法是根据织造方法来分。绢缣等一般平织而没有花纹的，这一类总称为缦，用复杂巧技织成的带花纹的丝织品，较常见的有锦、绣、绮、绫、罗等。另有一些极其细薄而又轻软的丝织品，如彀、纱、纤等。此外，由于所用的丝料有生丝、熟丝和经过精练的区别，又可分为生帛、熟帛和练。汉代最高级的丝织品是锦，它是用彩色经、纬丝缕织成各种图案花纹的精美织物，经丝一般有二、三层，多的竟达六层。
    秦汉时期，纺织品种总的来说有绢、罗、纱、锦、绣、绫、绮、缟、素、麻布等。就生产地域而言，北方丝麻并产，尤其以丝织品为盛，江南则以麻葛织物为主。从产品的来源和流向看，民间家庭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是供自己穿用和交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而在官营作坊中，所生产的丝织品锦帛等主要是供统治阶级消费和对外贸易使用的。
    　　（五）纺织技术
    中国是世界上育蚕和丝织最早的国家，史前中国人民就掌握了一定的育蚕、缫丝和织丝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需要的增长，缫丝和织丝技术亦不断进步，发展到汉代，织丝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
    一般来说，绢缣等普通丝织物，织作技术较简单，用普通织机便能织成。这类简单劳动的技术主要体现在速度上。东汉《古诗》有“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锦绮等高级丝织品，织造技术复杂，须用提花机，绝非普通织机所能织造，对技术的要求要高许多。汉代的提花机加到120镊，织得更加精致了。但这类织物很费时， 当然其价值也更高。“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陈宝光是个大私营手工业者，其妻能用一百二十镊的花机织出大批精美的纺织品，赠送给大将军霍光之妻，这也反映了当时私营纺织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官营纺织技术之高，可以从考古发掘中得到验证。1972年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几乎囊括了汉代丝织品的大部分品种，主要有绢、罗纱、锦、绣、绮等，丝织品的颜色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的制作有织、绣、绘等，纹样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以及菱形几何纹等，丝织物包括服饰类和杂用类，其中纱料质轻而薄，类似现在的尼龙纱，有一件素纱蝉衣，衣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重才49克，另一块纱料，幅宽49厘米，长45厘米，重2.8克。（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锦中，有两重三枚的粟色地红花锦和香色地红茱萸纺锦，最能反映当时技术的是四重三枚的起毛锦。丝织品的彩绘印花技术也十分高明，一为泥金银印花纱，二为印花敷彩纱，花色清晰，立体感强，配料精当。（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1974年在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呈长方形，全长200厘米，宽42厘米，以红色细线勾勒，平涂色彩，色有蓝、红、白、黑等。图案以人物活动为主，更多地描绘了现实生活。（注：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1期。）
    汉代的织麻技术也比战国时期有了进步。过去发现的战国至汉代麻布实物，最精细的是1953年长沙406号汉墓出土的，经密为28根/厘米，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麻布则精细了一些，经密32—38根/厘米，纬密 36—54根/厘米，而且柔软、洁白、紧密，色泽如新。（注：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长沙马王堆的织物为汉初所造，离战国不远，技术进步毕竟有限。东汉时的葛麻布的织造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葛麻布中出现了不少质量优良、堪与织绣相比的品种。当时的越布非常著名，深受王公贵族的喜爱，连皇帝刘秀也经常向会稽郡调用越布。这种越布在东汉前期作为一种高级的赐物，据《后汉书·皇后记》载：（明帝死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惜别之怀，各赐王赤授，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布二千匹，黄金十斤。”到东汉后期，着白越的人越来越多，但仍视为贵重服装。东汉时云南哀牢夷还出现了所谓的白垒花布，这可能是中国织棉布的最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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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汉代纺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比较复杂，有一定的专业分工和简单协作，那么就需要有一定的管理组织来保证生产正常有序地进行。由于私营纺织业一般在个体小家庭内进行，规模太小，甚至谈不上分工，因此这里主要是考察官营纺织业的生产管理。
    秦汉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系统。《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少府，秦官，……属官有……考工室……东织、西织。”除中央设有工室、织室外，有些郡县也设有织室，其数量有增有减，统一由少府管理。
    官署手工业内部的管理机构，文献记载甚少。近年出土的带有戳记的秦陶和砖瓦，为我们提供了制陶作坊这方面的资料。同一时期官署纺织作坊与制陶作坊在生产管理上应有类似之处。出土的陶制口上戳记的官署作坊的名称近十种，官署作坊名称之后，有的记有工师字样，有的直接记名号，如“右司空婴”、“右师”、“左司交瓦”、“左司涓瓦”等。袁仲一先生考证：“右师”是“右司空师”的省文，而婴、涓、交是工师之名。这些戳记说明官署手工作坊的直接管理是工师。其他的手工部门也应一样。工师职责甚重，不仅要负责管理官署作坊的生产，还要训练新工匠，负责考核和检查。《吕氏春秋·季春纪》载：“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淫巧以荡心上。”工师全面负责，下还设有丞、曹等。秦简《秦律杂抄》有“省殿，赀工师一甲，丞曹长一盾，徒络组廿给”（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的记载，秦简整理小组认为：丞是工师副手，曹是工匠班长，徒是一般的工。这说明官署手工作坊的基本组织是曹，工匠在曹长的直接指挥下进行。据上面所引的材料，初步可断定，官署手工作坊的内部管理机构由工师、监工、曹长三者组成。
    为了有效地对官营手工业进行管理，秦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秦律中的《工律》、《工人程》、《均工》、《司空》等，都是有关手工业生产的法规。从生产计划到用料、工时、质量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管理者和生产者若违反规定，则要受到惩罚，按章行事、成绩优异者则受到奖赏，从而保证了生产顺利地进行。
    总之，在秦汉时期，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丝织文明，纺织业中无论是生产、交换，还是管理，其成就都是斐然的，为以后我国纺织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1998—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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