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革命变革的伟大贡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正确性。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人类社会在20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其剧烈和深刻的程度，超出了前人想象的程度，各种变化目前还在不断加快和扩展，21世纪将继续成为人类社会发生大变化的世纪。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地、敏锐地认识到各种新变化，正确地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地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新特点、新规律，在完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一

　　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个经典的表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并简称为“决定作用”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表述的最根本的思想。承认唯物史观，必须承认这种“决定作用”的原理：否定这种“决定作用”的原理，必然背离唯物史观。
　　不过，我们在强调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决定作用”原理对于唯物史观重要性的时候，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关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存在特殊性和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的论述。马克思虽然根据“决定作用”原理论述了社会形态理论，但他指出，由于受历史传统、民族等因素的影，社会形态经常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特殊形式。马克思还指出，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存在着同社会的—般发展、同社会的物质基础的—般发展不成比例的特殊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30页)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系列论述。针对当时青年学者中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理解，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新解释，他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恨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曲解，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过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斗争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页)他认为，社会是具有复杂结构的整体，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实的社会历史发展，“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同上)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解释和补充可以概括为：(1)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2)提出了社会历史诸因素相互作用的概念，而经济是作为历史诸因素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的“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3)提出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诸因素存在反作用的观点；(4)阐述了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存在着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的规规律问题。为讨论问题简便起见，我们将恩格斯的上述论述简称为“反作用原理”。这个原理也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组成邢分，否认这个反作用原理，就会将唯物史观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沦，就会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活生生的辩证过程。
　　总之，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包括“决定作用原理”又包括“反作用原理”，是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也是唯物沦和辩证法的结合，唯物史观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二

　　自从唯物史观问世之后，不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都不断出现对唯物史观所作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前面已经提到，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有人把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决定沦，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恩格斯阐明的“反作用原理”有效地反驳了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的庸俗的理解。不过，平心而论，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1)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存在某种终极性的决定因素，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如果存在，这种因素究竟是什么?(2)“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关系，如果说是辩证地结合的，那末又怎样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关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有好几种提法。我们可以将他们在不同场合的各种提法分为三类：第一类的概念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或者说经济范畴，如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经济状况、经济运动、经济关系(包括生产和交换方式、全部技术装备、地理基础、先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第二类概念，似乎比前一类概念更宽泛一些，如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如果不仅指经济结构也指政治结构，那就超出了第一类的范围)；第三类概念显然具有更高程度概括性，如实践、物质实践、社会存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实践也许可以理解为物质生产实践，但实践却可以理解为除了物质生产实践之外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实践。至于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则可以作更宽泛的理解，因为构成人的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的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还可以包括政治、文化等各种现实存在着的因素。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不仅仅是物质生产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主要论述了“决定作用原理”。关于这个情况，恩格斯有过一个说明，他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充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马克思原来有个打算，就是完整地具体地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形态，那时，他可能全面论述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但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计划。所以他就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考虑将“决定作用”原理和他曾经论述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发展中存在特殊情况的原理统一起来的问题。恩格斯在论述“反作用原理”的过程中已经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他努力使反作用原理不和决定作用原理绝对地对立起来，不断地说明决定作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反作用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等等。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东西。”不过不应当忽视，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2页)恩格斯就这样对唯物史观作了更加全面的表述。
　　上面关于两个问题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论述本身确实为后人的不同理解留下了讨论空间和思考余地。尽管恩格斯批评了经济决定沦，但普列汉诺夫在概括唯物史观特征时仍把它称为—元论历史观。既然是一元，这一元又是经济，那末唯物史观又怎能摆脱“经济决定沦”的指责呢?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都指责唯物史观为“经济决定论”。马克斯·韦伯非常尊重马克思的理沦贡献，但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文化上层建筑的理论中提出了一个过于简化的理论图式，未能适当地考虑连接经济及社会结构与文化产物和人类行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韦伯试图在他自己的理沦体系中表明各种思想体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多样和变动的，因果联系也不是从基础到上层建筑，而是两个方问上都存在。他说：“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因此每做出—种解释，都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但同时，相反的相互关系也绝不能置之不顾。因为，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的阻碍，则合理经济行为也会受到严重的内部阻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6页)这里，韦伯虽然注意到了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但他最终却偏向了宗教力量、文化观念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丹尼尔·贝尔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理论的历史地位，认为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都是和马克思的不同图式的“对话”。(《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次探索》，第5l页)但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以及另一种认为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的因素是第一位的理沦，都是“单一因果论”，他提出了不具因果关系性质的中轴理论去分析社会结构，认为围绕中轴而展开的各种社会组织结构之间只存在逻辑关系。他认为他的这种中轴理论“在解释社会变化时，就可以避免片面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或者是技术决定论”。(同上书，第15—17页)
　　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围绕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在讨论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围绕如何认识工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争论过程中涉及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布哈林采取了一种认为经济这一方面重要，政治方面也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被列宁批评为折衷主义，而列宁则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曾经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列宁选集》第3卷，第181页)列宁的这些论点被认为是辩证地解决于经济与政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系统完整地表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原理，他是从“总的历史发展”这个角度承认决定作用的存在的，然后他说同时又要承认反作用的存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机械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根椐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论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在这个基础上，他还发表了独到性的见解，认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沦、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毛泽东的这种见解更高地估价了政治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大家知道，毛泽东关于上层建筑可以在—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曾被错误地理解和应用，把生产关系、理论、  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推至极端，而把主张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错误地批判为唯生产力沦。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过程中，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上层建筑决定论，恢复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强调发展生产力重要性的理沦和政策的正确性。不过，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也存在着把“以经济建没为中心”当作“以经济建设为唯一任务”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解，这是一种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现，其实际的结果是抓物质文明这一手硬，抓精神文明那一手软。
　　我们看到，围绕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相互关系所发生的一次又—次争论，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曲折和反复，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毫无疑问，经济决定沦、观念文化决定沦(上层建筑决定沦)、经济政治并重的折衷论都背离了唯物史观，但同时也告诉我们，对于社会发展中现实地存在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关系来说，唯物史观只给我们制定了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
                               三

　　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按特征将其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几个主要的领域。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关系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还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资源、能源、人口、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表明，如果我们只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那末就会造成上述全球性问题并带来严重后果，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毁掉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了解决目前已经出现并且还在不断加剧的全球性问题，  已经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就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技术问题，同时还是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离开了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离开了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措施，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重新突出了政治、文化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从先前存在的各种非经济关系中分离出来，经济、政治、文化也分化为三个不同的领域，这反映了市场主体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经济对于政治、文化的决定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集中的典型的表现，也是当时市场主体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然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任凭市场主体根据其市场上当下直接的经济利益去自发地竞争和交换，市场经济法则就会走问反面，就会损害公平，最后也会损害效率。现代市场经济之所以逐步成为现范的、法治的、文明的经济，就是因为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及伦理、道德等文化价值观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规范、制约了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政治和文化，而且不同的政治和文化所形成的传统和环境还规定、制约着市场经济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中发展的具体面貌，形成着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不仅如此，现代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其文化价值的含量也不断增大。人们获得的商品，不仅追求着商品的经济上、技术上的使用价值，还追求着商品使用过程中的文化、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的含量甚至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和需求。我们完全可以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和文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交换规则的影响和作用，将会进—步增加。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中要不断地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于现代信息、通讯、运输技术的发展，由于高新技术成果在生产和经济中迅速应用，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个纯粹经济的、市场的过裎，而是包含着政治的、文化的多种因素，近年来它向人们更加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结果。当然，从发展的现阶段来看，经济全球化还没有完全导至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更没有导至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没有也不应该导至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在政治体制、发展道路、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体化。但是必须看到，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交往的时候，不可能不发生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交往，经济全球化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不断增加和扩大。这样，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面前。
　　总之，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必须加以正确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随着当代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随着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发展，这些新特点还将进一步发展。面对新情况、新特点，我们是满足于把经济起决定作用、政治和文化起反作用的原理当作一种理论模式简单地套用到当代社会发展上去呢，还是把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原理当作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南，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新的解释呢；是继续将唯物史观理解为单因素决定论，还是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结构决定论、系统决定论，或者解释为在经济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的多因素协调发展论呢?回答这些问题，不应该只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出发，不应该只从以往本本的现成结论出发，而应该遵循唯物史观所创导的最根本的思想认识路线，从实际出发，在对当代社会发展中实际地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并且在回答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陈筠泉、吴元梁合著，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2月26日第3版，后提交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10月30-31日，北京），并被收录于该会议的论文集《不竭的时代精神——步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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