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开“中国现象学网”时，始悉一代伟哲保罗-利科已于十天前 逝世 。于是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决定先对利科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作一简要回顾，因为28年来利科思想是始终与我同在的。相信世界各地应已有并会续有各种相关追忆和评述文字发表。我本人也有强烈冲动从自己的角度为利科平生学术“盖棺论定”一番。而实际上这又不可能做到。除了手边工作无法搁置外，也因为自己对利科学术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读和思考。对利科哲学的认真总结工作就只有留待将来再完成了。

利科于上世纪末访问北大哲学所和中国学界后曾通过其助手来电邮转告：他了解到我最早在中国对其哲学所做的介绍为中国哲学界日后接受其思想打下了基础。而我最后一次在电话中听到他的声音，大约是在两年多前牟博教授来我家要我协助联系利科担任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顾问之时。当时利科刚出院不久，声音微弱，健康显然不佳。随后两次去巴黎时遂未再去打扰，只是去信致意而已，感谢其再次协助取得了<哲学主要趋向>版权，并告知中国哲学界对其哲学的兴趣正在增长之中。

平心而论，对我而言，保罗-利科可谓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的“第一人”。对此我已在过去25年中的各种论著中多有表述。所谓“第一人”，当然是在特定的意义上比喻的说法，学者间的贡献大小怎能简单比较。不过，考虑到二十世纪不少非理论思想型取向的学者都可被任意“封圣”(泰斗，大师之类)的话，利科的“封圣”资格必定大大有以过之。不过我们今日自然不可再延续中国历史上最无谓的墓志铭传统，急于为故世哲人排列其“先贤祠”中的座次；而是应从纯学术角度评定其对世界思想的贡献和意义。

1977年下半年北京图书馆开禁后不久，我已确定，就哲学而言，当时世界上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利科哲学了。在1982年出国前，我已完成了三件对海内外华人读者介绍利科哲学的工作：撰写了“保罗-利科”一文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续集)，翻译了利科名文“解释学的任务”(<哲学译丛>)，翻译了由其主编的联合国教科文丛书哲学卷<哲学主要趋向>(商务)中关于东西方哲学的部分。大约在1981年时利科知悉我的兴趣和着译工作后，寄来了自己的新书。等到我到了美国，又曾介绍我去巴黎现象学研究所访问(未果)。1983年春由旧金山开会完毕返回东部之时，美国电影美学家西特尼和其友人本来安排了我在芝加哥与时在芝大授课的利科一会，但因我乘坐灰狗长途时换车有误，竟错过了那次与利科在美相会的机会。后来直到1989年我再次访问巴黎时，才得以在他临时借用的公共办公室内与其初次会面。那天我带给他<哲学主要趋向>的中译本一册，并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在中国翻译该书的理由。

自我们通信以来和了解了我的着译成果后，利科大概相信我已抓住了他的思想整体和理论方向的意义。哲学领悟的条件不能说一定与学力直接相关，但却肯定与眼界和气质相关。记得1985年罗蒂访中时曾不无调侃地告我，他曾邀请利科去弗吉尼亚大学讲演，而利科竟对友人说“罗蒂能理解我的哲学么？”的确，罗蒂的实用主义是很难把握利科的解释学的。罗蒂疏略于胡塞尔和符号学，如仅以海德格诗语哲学为共同基础，就未免太过宽泛了。

关于我对利哲学的认知和评价，请读者方便时重读我在各个场合所写有关利科思想的文字。对我来说，利科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完成了什么理论体系(如果那样，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在于他努力、智慧和诚实地将时代各种认识论对立的张力关系聚于一身，并企图对其加以探索和协调。他于是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家中“博学”第一人，其意思是指，他企图在今日西方思想史全局中重新思考人类信仰的理性基础。其横向的知识结构正象其纵向的知识结构一样准备充分，这是一般哲学史家和流派专家们所望尘莫及的。可以说，利科是“兼通”以下对比学术领域的当代“博学鸿儒”：

---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

---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

---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存在哲学和结构主义

---胡塞尔学和海德格学

---解释学和符号学

---哲学和文学理论

---哲学和精神分析学

---神学和科学

---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

---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

---哲学本位和跨学科理论方向

这类对比组也许还可举出更多。利科的“调和”哲学探索中最成功的当属在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完成的架桥工作。其根本思想仍可归结于西方思想史上的共同目标：理性和信仰的调和。作为理性主义者，利科始终在认识论的根本领域进行思考，却并不忽略各种方法论探索，因此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在方法论技术方面的前沿进展始终关注，并能将其运用于神学，文学，史学和美学等领域。利科在哲学以外关注方法论进展的态度表现出今日少有的追求真理精神，卒致能去门户之见而博采众长，遂成就“一代伟哲”之风范。然而利科生当知识膨胀、大师凋萎时代；也就是人类知识面临全面根本转型时代。当此之时，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再象十九世纪人士那样以先知自居而妄图提供全局性理论基础。利科的重大意义正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从不同角度检讨人类学术的丰富思想遗产。利科在不同的张力场中思考，遂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新时代人类认知过程中存在的方方面面问题。利科是一个伟大的问题提出者，却不可能是其最终解答者。后人于是可以在此基础上有效地继续前进。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我本人受利科影响最大，也因此对其思想提问最多。1994 年夏在伯克利符号学大会认识论专题会议上，我曾 根据<理论符号 学导论>中完成的对当代西方认识论的检讨，提出了相关批评性论点，并和与会者有所辩驳。返回德国后收到是秋一次巴黎现象学会议的通知。得悉利科亦与会后，我于是决定参加，并期待会中有机会就伦理学认识论问题向利科继续求证。具体来说，就是“质询”利科在其主编的哲学季刊最新一期上刚发表的关于百年前法国伦理学理论基础论辩所作的总结，其要点是形上学和实证论的关系问题。我的论文据此立论(可参见网站www.youzhengli.com  英文版上的论文Ethics and its World Context), 而对利科在其形上学和实证论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提出质疑。当时我正着手有关孔子伦理学的世界意义研究，故首先须处理当代西方伦理学理论。利科晚年似乎也更加重视伦理学思考，故巴黎之会对我来说极其重要。为了使会晤产生结果，我预先给利科发去长信，提出问题和表明立场，坦承我采纳他的解释学中一切偏于实证论的观点而难以接受其海德格本体论。同时作为胡塞尔中译者和利科法译同一本书注释部分的中译者，我明确告知按照我的判断：胡塞尔和海德格在“逻辑上”是本质对立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是，这一认识论辨析关系到人类伦理学的真正基础问题。利科在看到我的信时，已收到我寄他的<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译本和<理论符号学导论>的英文目录。他知道我是将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分析哲学加以综合处理的中国学者。利科言行极为谦和，绝无大哲学家的张扬作态。会议开始后我并未发觉其已到会。在我发言结束后还失礼地说出“可惜利科教授未来，鄙论实为向其求证”。不意此时利科竟然在听众席中说“我来了。”利科听完了我的发言，主席泰米尼茨卡知我素重利科哲学，这次并为会利科而来，遂为我们摄影留念。利科并接受了我次日单独聚餐详谈的邀请。利科时已80高龄，而身体健康，坚持来我下榻的米歇尔大街桥头附近高等社科院宾馆会面。我提前下楼走出大门，看见利科在巷子里正快步向我走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在巷口旁一小餐馆内用餐，因下午还要一同继续参加会议。我于是继续谈到信中和发言中的提出的问题。利科耐心地再次向我说明其解释学立场，但承认我的质询是有意义的。我还问讯了他对德里达的看法，以及他对德里达为海德格的辩护。此次米歇尔大街小餐馆谈话，使我从“近距离”再次触摸到了当代法国思想家精英群的敏感点：法国思想界和海德格之间深刻而微妙的关系。利科和德里达思想如此不同，却又共同心仪海德格。

下午在会场楼外主席泰米尼茨卡看见我与利科共同下车，似有不快。这位和我交往十几年的美国独立现象学学会组织者，不想通过这次接触后竟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原因是她终于认清我是不会为其所用的，而在我心目中也并无其哲学的地位。后来她竟断然拒绝将我的论文收入文集，尽管我的反形上学论点在会议中引起普遍兴趣。两个月后不想我竟须向利科求助干预。利科真的向她去了信，劝她遵守规定。但她已决意排除我这篇对伦理学的形上学基础进行质疑的论文。相比之下，利科何其大度。他一方面容忍我对海德格的批评，另一方面肯定我对胡塞尔的推崇。会后在巴黎续留一周时，人文科学院在考虑我的一个新研究计划申请时要求我提供一份法国学者的推荐信。我于是又给利科去电话问讯，心中因再次打扰颇感 不安。利科接听电话后，竟说出了一句让我记忆至今的友善而亲切的回答：“看来我们还需要再会一次面。”并约请我去其郊区住宅。等到会晤完毕，利科坚持开车送我去车站。在路上我对他说，在各地书店中只有法国人文科学书籍是最能令人兴奋激动的。他肯定地回答：“是这样！”当然我的表达和他的应答，都不能按直接的意思理解。不过利科看来相信了我这个不会说法文的中国人也算是一个“知法派”了。我是在全面比较中“选择法国”的，却也因此会对法国批评最多。利科不懂中文，他当然不能直接判断我的学术水平，但他可以间接地判断我的理论武库中各样兵器的种类和位置，从而部分地引为同道。但他也清楚，和留学生不同，我并不是他的直接追随者。令我感动的是，利科能够仅因为我的独立的哲学追求精神而认可我的治学方向。

但是在基本问题上我们的分歧比巴黎之会所谈到的要更多。今日的人文科学和伦理学应该是一个全人类规模上的事业，西方中心主义在理论上是须要克服的。对此利科和许多西方哲学家并不能真正承认。他们以为哲学全球化就是将西方理论直接推广到非西方去，从而轻视了人类思想经验应该重新组织的必要。我们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热情表白和投入，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是西方思想的单纯追随者，其实我们的“另一半”他们并不了解。首先百 多年来中国四书五经的西文译本在西方理论家看来根本不 是什么 理论话语，故不觉得中西哲学有什么可以结合的，除了是为了汉学教学的目的。等到我关于孔子伦理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英文书出版后(此书不久后将见于我的网站，以作为我在海外推广仁学努力的一部分)， 曾寄利科 一套请正，但未获回应。后来我去电话询问其印象时，利科未直接答复， 而是告我“这类观点他并非不熟悉”。我想他是指我主张的一种历史实证主义，后者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伦理学。利科没有主动回应我的比较伦理学观点，固然有文化区隔的关系，但他也许意会 到其中涉及的更深 含 义是：人类伦理学新思考应该是一个超西方中心论的新事业。在此新理论情境中，西方理论家的作用又该如何加以调整呢？这是否是西方哲学家也应该加以关注的一个方面呢？西方哲学不是一种完结，而是一种开始。现在，这种开始必须在全体人类文化的层次上加以从新组织了。利科和胡塞尔一样，都是伟大的“开始者”。

利科毕生在探索着如何解决理性和信仰的冲突问题，以及如何克服理论虚无主义的问题。对此，利科为我们准备了比任何当世哲学家更富激励性的继续思考的基地。保罗-利科是今日少有的一位仍然把哲学理论和 人生理 想密切结合而能对读者产生深刻精神感召和理论启示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代人类哲学成果最全面的总结者和新世纪人类哲学的“开始者”之一。

2005年6月1日
（转自：思问哲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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