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症结：学术作风问题仅是表层现象，根本的原因乃基于人类文明史上空前出现 的现代技术化、商业化时代文化思想朝向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全面蜕变

 

·2.。某网络写手：“我和传统作家不是一路人，甚至我和写武侠小说的都不一样。….我没有把自己划到文学领域，网络小说更像是泛娱乐，和网游、漫画更接近。”（此人年薪仅百万，远远根本上最高的两三千万）

 

·“1”提醒学术生态观察家，必须同时分析、找寻现象背后的多层次制约因素，不可仅就现象面分析下结论，虽然必须首先扣紧“现象”，因为现象就是多层次真相之入口。

 

·“2”的该网络写手自白，是一段极其具有认识论启示性的证言：我们的相当多人文与文化辩论都是因为“范畴混乱”，即分类学标准的不精确。这位写手提出了“传统作家”，“武侠小说”，“网络小说”，“网游”，“漫画”等文化类别间的区别。他的直感非常有意义，可以例示造成今日许多思想（至少是文学界思想）混乱的直接原因。当然，他的谈话并未涉及到“1”现象的背景分析。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如果仅为了张大社会文化势力，岂非就可利用这个最广大的标称“文学”来团聚各种文人呢？学术类别的或广或窄划分都须与学术目的和特点相关联，否则除了聚集势力外无助于学术提升目的。

 

·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其含义：一定是最初觉得存在有某种“共同”之处，即彼此属于“一路”（“同”），才会走在一起，之后发现了分歧才促使人们辨析出彼此之“道”实际不同，即发现了“同中之异”，也就是直观地悟解了较细致分类标准的必要性。但是此一观察只进行了一半，另一半是要看出一些特意要利用此种“紫朱混同术”来制造思维混乱用以达成特殊利己目的的背后因素。

 

·能够随境而异地、灵活相应地变换分类学观念，以便更准确地描述对象，这就是人文学术符号学分析法所特有的一种能力。认知科学，各种科学符号学等等，则并不具有这样的符号学能力，虽然它们喜好归类到此领域。六七十年代保守学人曾经讽刺当时符号学运动，称其为“符号学帝国主义”，其实是误会了结构主义一代理论家的精神，不想几十年后的今日，新世纪的“符号学”真成了这样一个什么都可以纳入的“多多益善学术场域”。不言而喻，这样的“百搭术式”的发展，乃源于学界职场竞争意识强化的结果，往往以追求学术组织内的人多势众为其搞活动的直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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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下半年我在重新开放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发现了当时尚在方兴未艾后期的当代欧洲符号学运动，接著译出了在美国当时也被视为“欧洲认识论前沿”的《结构主义》，并为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译出了两篇电影结构主义文章。不久我竟然即以此两种译本作为最初的资格凭证，考入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室，选定的主要专业方向就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我是“靠着”这个招牌从社会上进入高等学府的，可见符号学与我的生平关系之密切。1982年5月到达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担任访问学者，在邀请人罗蒂的办公室内被告知多伦多国际符号学夏令营即将开始后，我即连夜写信自我推荐，并附《结构主义》中译本一册，很快就获得大会主席快复，告知可免除一切费用并安排我讲演介绍“中国符号学现状”。该次讲演会开始前，后来担任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的波兰逻辑学家佩尔慈还曾来会议室询问我在加两周的生活费是否够用？我虽囊中羞涩仍婉谢了大会好意，虽然我刚到美仅月余，是将380元月费“倾囊而出”后勉强成行的（可见那时我多么看重国际符号学运动）。记得讲演后曾获得一百加元讲演费，还曾用此款招待几位两岸参会同学在咖啡馆小聚。台湾同学对大陆仅在恢复文教活动4年期间即可有此等进展加以赞许。岂知，我的发言不过是表达我个人那时对当今符号学运动精神的赞赏和对未来国内外符号学发展的期望而已【回想当初急于发表结构主义符号学译著时的心态，真像初中时被育英同学讽为唐吉可德一般，可谓根本不管当时文化学术环境内的读者们是否可能读解此理论话语？】。该次大会曾遇多位国际人文理论名家，如福柯，塞尔，艾柯，西比奥克等。特别是与后来曾担任了会长的德国波斯纳结识，开启了日后前往德国承担任长期研究计划的机缘。1988年也是5月，到达了西柏林后不久即收到西比奥克（他此前曾经聘请我担任一届《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的优秀论文评委会成员）推荐，与波斯纳同时赴芬兰参加“芬兰国际符号学研究会”（ISI）并加入理事会。次年春即赴巴塞罗那和佩皮尼昂正式参加了国际符号学学会，担任了中国区理事之一（另一中国理事为由日本符号学学会推荐的武大逻辑学家李宪琨先生），从此正式参加了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我在柏林工大语言所访问的一年间，为所长波斯纳主编的《符号学百科手册》撰写了“中国符号学资料史10题”（原名由编辑定为：Sign Conceptions in China），并在柏林工大完成了已准备多年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初稿。次年转至波鸿大学哲学所后，继续完成了全书定稿，访问邀请人为曾任雅克布森助手的雅克布森符号学专家和瑞士哲学家霍伦斯坦。在此期间开始访问法国学界，特别是终于会见了自1979年起即与之保持通信关系的列维斯特劳斯（这封英文信是我在文革期间用5元在旧货店买到的最老式破旧小打字机打出的）和与电影符号学奠基人麦茨交往。由于这两位结构主义代表性理论家的推荐，我得以其后多次访问法国。当我在出版了《理论符号学导论》后于1994年再次参加伯克利国际符号学大会时，此时的心情，与12年前的多伦多夏令营和5年前的芬兰与西班牙大会上的心情，已经大有不同。与西方学界十几年的直接接触，加上自1978年起与各国同行通过的不知道多少封信（感谢德国大学的慷慨，让我分享了足足9年的大学免费国际邮件服务），我开始注意到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学术理论界和符号学理论界的“生态”，已然大变了。其中最大的发现就是，符号学学术的大方向正在背离“符号学”的跨学科本质，而在朝向集体营建“符号学新学科”自留地的方向前进着。那时我对此学术方向虽然不以为然，但还未进一步察觉此一学术方向的选择背后的非学术性动机究竟为何？于是在我受邀担任主持人的那次“理论小组”上我发表了关于符号学的跨学科本质不可背离的论文。记得当场曾受到一位青年德国学者的质疑，他反问我究竟了解多少西方符号学就率尔做此判断。我当即不无情绪地回敬道：我对当代西方人文学理的了解大概比德国博士后学者了解的多太多了。这位青年学者不知，我在德国符号学创始人波斯纳研究所所在的人文学部大楼图书馆里已经有机会对于德国符号学思维的极其呆板和落后，有过多么直接深入的考察了。【实际上，那时西德和东德的符号学主流的理论水平竟然大致相当，而且大方向也竟然类似。奇怪吗？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根本反映着经过纳粹一二十年的糟蹋，战后西德的哲学和人文科学早已元气大伤。其主要特征即和法国比显著失去了理论创造力，大体上跟随着美国学界方向发展。这也是后来海德格尔的纳粹时代罪行缓解后得以在西德一枝独秀的时代背景之一】他当然也不知道我在波鸿大学哲学所对于欧美当代符号学和人文科学主要理论部门曾经查考文献的幅度和深度。但是，其询问固然由于他并不了解我的学术背景，却也反映了他在国际学会中耳濡目染的印象与我对西方学理的批评观点大不相同【例如，我的观点是直接针对是次大会主题发言人艾柯的符号学之语言哲学论的。而自其1976年发表符号学理论专著起，一致被看作是国际符号学运动的旗手，还不要说他后来转写小说后无数倍扩大的国际知名度了】。只是渐渐地，我才能够具体感觉到：我的西方同行们都是生存于现有学科制度框架之内的，对于自己未曾接触的领域反而只是一知半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间包括我曾经特别看重者，最明显的缺欠就是疏于将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而是采取自己熟悉的某学科、某学派的理论作为立论本位，以求在选定的职场专业场域内，方便地用其“特殊品牌效应”来作为观察和构思其学术事业的有效运作基础、范围和方向。但是，我那时还未曾对此现象加以透彻理解，并对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洋人之“理喻”潜力还怀抱着信心，而对于战后西方学者普遍秉持的个人功利主义，总还抱着宽谅态度，自然也还未曾认识到那正是今日西方人文学术理论不得向前发展和提升的致命性根源。

 

伯克利大会之后的20年，正是我积极参与国际学会活动的20年，期间的各种活动及观察经验十多年来均已通过各种著述形式陆续发表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对国内学者掩饰过自己对于当前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批评性意见。但是，另一方面，生于今日，也不得不借助集体性学术组织的方式，以期在国内外有效参与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传统的前进。于是二十年间我与西方同行就这样处于“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中。我曾经在本世纪初发表的几篇回忆文章中对于自己认识的一些西方学者之“心术”加以批评，还曾预告，该文集不过是个开场白，之后我会陆续写出更多、更详细的批评性见闻和感想。但是渐渐的，随着对于西方学者日益加深的了解，开始感觉到这样的“表达冲动”，无乃出于自己的“幼稚”乎？事实上，当我越来越深入了此一学风现象具有的功利主义制度化背景后，对于个别学人的治学心术问题的批评反倒变得不那么必要或迫切了。更具体的改变了心思的原因也在于认识到，这一切负面表现都是源于今日全球化时代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商业化之泛滥与渗透，其直接的、逻辑性的效果，岂非正是学者“心术”（人生观和处世术）之根本改变：从原先的追求科学真理，转变为后来的以科学名义来追求个人利益（不少人只知道按体制内规矩和潮流进行选择，并没有自意识到个人人生观的蜕变，因为大家无人不是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除了少数特立独行学者外，许多杰出学者自诩的“创造性”选择其实都是在“体制内的游戏规则网内”加以安排的，因为学者必须如此规划始可有机会被学界“承认”。学界业绩评定原则是内嵌于前定游戏规则的）。顺便澄清，多少年来我有关学术作风的批评，不免会被误解为意在泄愤或欠缺宽容（海外华裔教授们更暗示为“酸葡萄心理”，我倒由此海外反映看透了他们作为文化寄生者的共同心理倾向。他们那种一方面甘居二流一方面傲视国人的心态，并非是由所处西方环境造成的，而是由两岸惟洋是瞻者烘托出来的）。其实，我的情绪性成分和分析的必要性是彼此分离存在的，目的在于通过西人学风现象分析以呈现出可疑“问题”之性质及其隐含的结构性根源，以及通过此类个例分析来认知今日西方人文科学难以继续前进的根源所在。

 

我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的20年间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理论进行过长期研习后才开始于1977年突然发现到“符号学”的价值的。就是说，那时发现的符号学价值，完全是植根于我对社会人文科学史的认知内的，离开了这个总背景，符号学对于我就不会有什么重要性了。我从来也不会仅因为其在西方学界的流行程度而对其加以重视。例如，80年代初那时中国学界对于追逐较易理解的英美科学哲学派学理以及欧洲二十年前的存在主义的各种倾向就并不感兴趣，并决定将译介重点集中于欧陆纯粹理论学派，认为历经日本侵华以来的40年耽误后，中土有识之士必须勇于针对当代西方人文理论中坚挺进才是今日之“士”之所应为。当代西方符号学是现当代人文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与当代西方其他相关主流理论相互配合中才进一步显示出其价值和重要性的。“符号学”并不是什么针对某具体学术“病症”而发明的一种对症良丹妙药，一旦“按照药方”（国外出版的大量所谓“符号学引介”之类的书籍其实价值有限，这和“逻辑学初阶”之类的科学性理论引介完全不同）即可药到病除。换言之，符号学存在于这样一种学理张力关系中：一侧是其独特的分析方法，而另一侧是对其予以平衡和补充以其他重要相关理论和方法。只有在此知识整体系统中把握符号学的论述，才能获得其真意所在。然而正是在60年代上世纪最后一批西方严肃理论家们创生了当代符号学运动之后，附骥而上的大批西方“68年”前后出山的、在“全球学运”中打破传统学界框框后而快捷地进入高校的青年一代西方学者，成为了其后符号学运动的主力。他们正好在一二十年后按部就班地成为用同一“符号学运动”名目标志的此一全球化组织的“带头人”，而这一代后冷战时代新人的兴趣，在此日甚一日商业化时代，更多地表现为热衷于扩大符号学运动地盘及个人影响力推销。他们发现，在人文科学经科技工商不断挤压以致“大饼”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将“符号学”运作成大家存身其间的“单一学科”，就会更有利于职场竞争目标。此一“潜台词”，我在1994伯克利大会的批评性发言中还未曾参透。对于我，符号学研究只是我个人努力提升有关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理论全局（在古代，这就是当时哲学家们追求的人类知识整体）认知的一种工具，其最终目的不在其本身，而在应用其方法以深化对文史哲宗艺现代理论化成就整体的理解。今日回想起来，那时的“大胆”（完全不考虑国内外学界的等级制度游戏规则之限制）批评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开启了其后二十年来对此主题不断反复提出批判性论述的方向。同样的，虽然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西方同行对于我的学术知识的了解，却很少受到西人的积极回应。其中当然反映了一个我近来刚刚悟透的道理：他们真的未能把握我的论述意旨，因为他们都已深深陷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以“共识”代替客观真理的主流立场窠臼。当他们在时潮驱动下信心满满提出认识论的“共识论”之时，西方这些名流竟然看不出相关因果关系的脉络。表面上，“共识”似乎说明了大多数人的心意真相，似乎足以在民主时代作为价值选择的最可靠、最合理依据，却没有或不想进一步问一下：这些“共识”是怎么产生的？这些表达共识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又是被什么因素加以约制或促生的？“共识者”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呢？“大多数人”随大流概念的隐蔽性含义其可怕性就在这里。又是“以紫乱朱”！当问题涉及到人文科学时，岂非完全如此。【今日读报见网络广东“玄幻文学”新秀某人的自白，真是振聋发聩。这位每天“码字”上万的写手坦言他们也是吃青春饭的，虽然公司试图将其推向地方作协以提升“社会身份”，他本人竟然犹豫自己的写作算不算文学？甚至于连“武侠小说”类都不是，而是更接近于“动漫”的性质。此一自我见证又提供了一个分类学不当的例子。例如，“文学”能不能将一切用文字和故事结成的作品都归为一个大类加以运作？“电影”界也是一样。同理，能不能把使用“符号学”及其若干表面形式特征相似的工作都归为一类呢？二十年来的国际符号学学会活动经验让我也足可提出类似的问题来。“符号学嘉年华”固然绝对不属于“符号学学术研究类”，“传媒符号学”也同样在目标、功能、产生方式上非常不同于“经典符号学”。同理，过去有所谓“西瓜哲学”，甚至于“大众哲学”，其中“哲学”二字当然只是“比喻”，因为此类活动如何可与康德、黑格尔归为一类呢？然而在今日科技工商全面严重冲击下出现的文化、学术、理论乱象中，首先就须细化学界的“分类学意识”，这岂非正是与我们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本人提出的“正名论”的立意相同？其目的均在于区分现象的“真伪”，因为真伪标准之所以历史上始终含混存在，正因为历史中和现实中人文学术和文化中充满着“紫朱混同”现象，也就是语义混乱现象。以及有心人利用此现象图谋私立的普遍倾向】

 

结果，就在一年后，我的独立观点又在卡塞尔媒介符号学国际大会上遭到了硬性压制：主席将我的论文排除于大会论文集。因其主事者正是要通过该会来弘扬新闻记者出身的艾柯的后现代虚无主义符号学认识论。结果导致了的我与该西方学人的另一次公开冲突故事，十年前对此已详述，此处不须赘叙。【自然，此前5年，一次直接涉及个人能否在西方存立继续研究的严重人际冲突，还曾导致我设法“逃离了”旧研究所，转移到另地的新研究所去。与西方教授冲突的故事真是多不胜数，原因无他：本人不甘愿为有权势的同行学人所控制也。在波鸿时一中国研究生曾劝我“以识时务为佳”，否则德国人很厉害，一处如处不好，一个电话就会让爱国的德国人处处排除你。然而我竟最终渡过了窄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12年南京大会发言后提问过程中对（百里挑一）无私地容忍我在他的研究所待了整整8年的现象学家瓦等菲尔斯教授表示敬意的真实原因：这样的西方学人真是可谓凤毛麟角了】

 

今日到处通过所谓“符号学专业”进行符号学学科训练的计划，可以说完全是言过其实（我们不时会收到若干国家建立符号学中心、基地、科系、研究所的消息，标榜的都是配备着一套“符号学训练课程”等等，并有某某国际名家授课的消息。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华而不实的宣传。但是，今天西方人文高校都面临着招生和竞争问题，他们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呢？）。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读过莫里斯的符号学译本和美国普通语义学学派的译本，虽然觉得其中不无有趣观点，却并未为其强烈吸引。只是到了后来发现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后才一下子“顿悟”了什么是有意义的“符号学”【像貌似完成了人文科学理论化突进的皮亚杰“结构主义”和贝塔兰菲的“普通系统论”等，其成就应该划入科学性理论方向，它们和人文科学内最困难的语义学问题关系甚小。但是这类科学性论述，正像今日流行的认知科学一样，都因其论述的“准自然科学性”而容易被接受。一旦将其硬性归入“符号学”后，急功近利的学人自然愿意跟随“捷径”前进。这样的选择，不是出于选择者对于“符号学价值”有了体悟，而是出于要依附“符号学”取得的声势以方便自身达成功利主义治学的目标，所以他们热衷的是竞争“谁是真符号学”的问题。而对于他们而言，此处之“真”就是在西方“较为流行”的意思】。对于这个深意的理解，后来却很难在美国符号学界发现，因为他们用同一个名称来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有趣的是看到，当代欧美符号学运动的构成中充满着非学术性动机，一些积极热衷于符号学运动推广者中恰恰颇多这类我认为他们并不“感悟”符号学精神却是主要关注于如何利用“符号学”名号来扩建学界帮派势力者。等到80年代末我为了迎接那时计划来访的西比奥克而参与翻译了他的批评法国符号学的小册子后，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位被称为当代推动国际符号学运动第一功臣者，这位长期掌握着《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的所谓生物符号学家，原来根本不“明白”（虽然人人熟知字面）今日符号学精神何在。如果符号学是他们提出的那种形态，我当初怎么会对其有任何兴趣呢？我此前已然接触的不少二十世纪西方理论哪个不比他们今日在此“自留地”内所宣传的更有重要性呢？然而，他们是学术活动的“炒家”。结果真的形成了曾经初具规模的当代国际符号学运动，而其形成的“奥秘”竟然是炒家们搭了他们批评甚厉的结构主义运动的“顺风车”！基于三十多年来参与国际符号学活动的经历，我可以断言，没有法国结构主义就根本不会有当代符号学运动。当代符号学运动严格说由两部分构成：重要理论创生家和积极的团体组织家。后者既要借助前者的声势作为推广运动的真实学术资本，又要一有机会就设法“贬低”他们实际上依靠着的那些真学者们！【人文学术的不规范、不确定性就为各种人文学界的急功近利者提供了炒作的机会。因为这样就可以实行“谁也不怕谁”的竞争策略】这是他们既要搭顺风车又要同时自抬身价的不二法门。

 

2004年我在里昂当选副会长后的闭幕式感言中指出，时已被法国学界视为昨日黄花的法国结构主义的意义，实可相比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运动，应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文理论运动【分析哲学当然贡献更为扎实，幅度更为广大，但其理论方向毕竟是偏于技术性的，因此“避开”了许多传统人文理论的艰难部分，是一种沿着自然科学方向的选择性营建理论地盘的倾向】。当我在法国人面前为此法国思想运动“正名”时，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乃称誉过度乎？今日法国符号学的一些主要学者都是格雷马斯的弟子们，那么为什么今日法国符号学也似乎缺少活力了呢？为什么格雷马斯完成了他的如此杰出的语义学理论贡献，其弟子们却欠缺老师的创新力呢？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正可以回答此关键性问题。（但是西方学人对此未必懂，因为今日大家采取的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我在本期《国际符号学学会会刊》上刚发表的文章，原为比利时某大学符号学中心约稿，因题旨不合遭拒后转发于此刊。正如我为境外某中文学刊约稿所撰述的新仁学稿件遭约稿方拒纳后，历经两年才得以刚刚发表于《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一样。顺便再谈一个题外话：每当我应约撰稿而由于主题的重要性而认真为之撰述的同时，就会马上滋生一种担忧：怕独立的论点离刊物方向远了又要遭拒。此类担忧其后多半言中。我已举例多次，三十年前发表《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介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理论）时，出版社主编认为是根本不可接受的“天书”，只因责编防着一手，预先安排了一位美学界名人作序，出版社负责人才不得不放行。现在想来其实并不奇怪，几年前中国学界空白了10年，其前也是防范现代西方理论几十年。读者如何能够接受呢？连精通英国文学的、刚右派摘帽的胡风分子绿原在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也不敢（那时当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接受我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理论译稿，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在出版。以前此类麻烦都发生于国内，其后也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于国外。又是分类学的失当。一旦将我论述“国学”的稿件送交西方汉学家“审定”时，多半就要夭折。他们的汉学和我的“国学”是一回事吗？可以说三十多年来都是不断地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操心独立观点出版的问题。然而每当此时，就在将行文路线继续下去还是按照常规加以约束的犹豫中，最后总是甘担被拒绝的风险也要按己意先完成写作再说。直到今日也是如此。

 

我在2012年南京大会的发言中，不考虑会惹起在场西方学者不快地断言：后现代主义哲学实为全球商业化时代的代表性哲学。实情并非是，所谓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超越”了、“超过”了结构主义，而是象征了当代西方人文理论整体的困境；其实这也是人类人文知识的发展中自然发生的阶段性、波浪性停滞。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反映了人类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发展中一隻反对理性主义思维的“科学拦路虎”之出现。什么拦路虎？正是他们的“心术”，即他们的功利个人主义！而这个个人主义人生观的根本形成因，则是全球商业化、市场化制度，后者终于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把人文科学也裹胁进来，从根本上制约了其发展方向。人文学术理论越来越蜕化为学人在职场竞争中的“工具”和“手段”。更严重的是，接着在此无远弗届的商业化的学界环境内从根本上“改造”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心态结构：追求业界的“成功”成为了大家唯一的治学标准。于是再下一步就是花时间和心思琢磨如何可导致成功的捷径，其判定则纯粹取决于学术市场化的“使用价值”标准。人文学术作品于是成为一种“准商品”，其市场价值不取决于“内在标准”，而是由外在市场化“学术交易”效果加以衡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干脆要以“共识”取代内在真理的同一逻辑。为什么此一学术风气如此有效力？试观今日广告业和推销术，其效力如何？此一全球化的“购物狂”现象正可以说明商业化宣传的势力，消费者或股票炒家，都会在意“大流”的趋向。商品消费靠的是商家的宣传和手段，商品化的学术的影响力，靠的也是相应的推销术，包括作为“类商品代言人”的学术明星们。（这是文艺商品化的最赤裸裸形式，艺术家真成了“卖艺家”。不，干脆是“卖名家”！我们不要嘲笑他们，我们人文学界不也正在五十步笑百步吗？）如果被选作“学术影响力推销术”工具之一的“学术明星”的知名度还不够分量，只要“基数”够，炒家自然会加以继续“包装”。如果此一比喻远了些（其实一点不远），试看今日古玩和绘画市场的炒家伎俩，即可一叶知秋了。文化商业化的威力早已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在此全球商业化大潮中，心态已被操弄地唯恐 “落单”了的失去独立意志力的学人们，岂非都要“跟上潮流”才感觉新安？符号学理论家也一样: 观察主流学术风向和彼此势力大小以调整自身学术方向。为什么我当初如此尊敬和看重的现代西方理论今日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因为百年来开始、近几十年又不断加码的职业技术化中心主义教育已经根本改造了学生的人格素质：人被训练成只知（只敢）随大流，讲实际，学职场需要的技术性本领，而独立的精神自我则反倒成为被压制得越弱化就越安全（以防自身不经意间会偏离大流，从而干脆下意识地预先进行了“自我意志力去势”）。

 

今日消费文化不仅是社会全面商业化的结果，而且其本身还具有相对独立的生发力。广告业和推销术不仅是服务于广大技术化了的人众的消费欲望，而且能够影响和塑造欲望的性质和形态。被技术化的人众不仅需要和容易被激发购买的愿望，而且长此以往其整个心神结构会随之被改造从而产生了定向、稳定的迎合市场供需规则的欲望和兴趣倾向。同理，学术商品在此广义消费市场上也会具有类似的效果。于是学术产品的特点将可由市场消费推销术加以影响和默默规定。因为，长期的心理和社会习惯会渐渐沉淀下来，成为稳定的需求倾向。具有权势的学术运作者就会有计划地利用此一学术商品交换市场，营建符合己方利益的运营模式。学术商品的运作机制和学术商品的推销机制就可能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

 

人们会问：所谓结构主义“大师”们今日不仍是当前符号学运动中的主角么？然而，以往“大师”的学术之后继发展为一事，“大师”的名号被加以商业化利用为另一事。当学术思想史上的杰出学者被全球市场化今日封为“大师”后，就成为一种“品牌工具”，一度成功的学术理论马上成为其后被广泛使用的“招牌”或“字号”。人们很少以此为基础沿理性的方向继续前进，而是通过重复名人话语来另行搭建符合今日潮流的（从而可为市场化接受的）理论话语。即前人的思想话语成分成为被直接操作的“棋子”，用来搭建后来学者自身依势进取的手段。此一“泥执法”（实为“抄袭式理论”）徒徒借助字面推演，而实际上参照当前市场化特点加以对口操作，以便多快好省地取得学术市场成效。这是一种表面上丰富无比而实际上只是照章办事的职业化成功的程序。简言之，经典话语不是激励学人按照科学方向创新，而是借助名人话语的“名势”（=使用价值）来进行市场化竞争中的宣传。目的则在于为学术市场所接受，从而取得“进场资格”。

 

为什么要把结构主义运动当初成绩的思想史价值与今日采用其成果的当前西方学术理论加以“割裂”？回答并非简单地是“二十一世纪”不再有人文科学理论思想家或“大师”的事实。第一，结构主义的成就，正如两百年前启蒙主义学术的成就一样，都须放在人文学术理论发展路径和整体框架中加以针对性、综合性的评估，其“永久性贡献”，不是指如自然科学般地科学发明结果可以成为“永远时时有效”，而是须参照远未成为“科学”的人文学术的科学化、理性化发展潜势加以整体论地、时空综合论地判定。应该说，结构主义完成了自己的阶段性成就，之所以后继者中再无“大师”，乃因人文科学构成内在的障碍所致，而欲集思广益克服此障碍以便继续推进时，恰遇科技工商文化支配全球文明的态势愈演愈烈，而终于达到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商业化局面，学者自身的主体精神结构也开始彻底“异化”，成为学术市场化场域内的弄潮儿，受其波澜摇摆，不得、不敢自主。为什么？学者的求利人生观已经与古人求真的人生观根本不同了。

 

前面提到，早在二十年前我已看出西方符号学运动的歪曲性发展。我周围交往中的西方学者中间不少人均以学会扩招规模为大家关心的直接目的，每人所考虑的当然是学会队伍的扩大即可有助于自身在本单位的声誉增长。他们积极于运动的全球化扩展，本来与我的“兼济”态度一致，表面上也可合作并行，但彼此的动机和目的大不相同。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家这样的心态，固然即是我对其产生失望和轻视的原因，却始终仍然对其怀抱着一定的期待。心理上的原因是：毕竟是一身之内，理想模式和现实格局的混杂并存。总是想把现实当做“渠道”用以追求理想的哪怕是些许程度的前进。特别是在进入国际符号学跨文化阶段以来，并在同时期深化对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认知后，作为中国学者的任重道远意识，遂促使自身勉为其难地参与了中外符号学交流的长期推进事业。对于中方而言，相关理想自然仅只是理想，但二十年来（自1996墨西哥大会上首次组织“中国符号学”分组会以来。我曾报道，在此聚会中是如何面对一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学者的无理态度而抗对的故事）也始终不厌其烦地向国内合作方宣导仁学治学理念，以期有助于中国符号学迈出其得以继续健康发展的第一步。由此又有了新世纪以来的种种故事。为什么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即出于与市场化心态格格不入的传统仁学精神。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原则”？因为我深知如果不守住原则，所谓符号学活动不过是比常规学科更无价值的学术形式化游戏，通过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来表达人人已知的道理，并非真实治学之道。我当然不会为这类学术市场化发展带来的“好处”动心，因为和西方热衷于炒作学术势力的学者不同，我从来对于拉帮结派、制造势力集团之事本身没有兴趣。【区分以学派人数扩增本身为目的和以通过学派扩增来推进学术理想为目的，是本质上根本不同的事。而二者往往在行为层面上一致或重合。不知此一解释是否可预先回答读者中对我几十年来不断“宣传”符号学如何“了得”的言行与此处批评的西方学者类似的作为之间究竟有何不同所产生的怀疑？】其实，积极于组织学术活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给青年学人提供更多信息，对其进行初步的启发，以期有助于未来共同促进人文学术理论朝向深远目标的发展。如果不能“朝向”（当然远远谈不到“达到”）这个目标，学术活动就相当于浪费时间了。然而，了解越多之后，就越知道此种学术活动努力离开所期待的方向真是越来越远了。大家同在一次合作的活动之中，彼此的心思可能并不一样，聚会仅相当于各取所需而已。如此跌跌撞撞，最终在中国现代化象征性的百年之际开成了2012南京国际大会。在参与筹办这次大会的每一阶段，都是在上述两条线路（理想和现实）交叉和冲突中度过的。就理想而言，三十多年来始终都怀抱着认真的期待来推进每次国内外活动，与此同时，不知道与中外合作者发生过多少次内心和言行上的冲突，彼此从来不免往往成为面和心不合。因为我的参加学术活动的动机和动力，从一开始就是与活动须有益于人文科学理论整体现代化提升目标相联系的，而并不关心活动取得的当前名利收益。我常惊讶地感觉到，不少人都会把国内外人众凑在一起完成了一次活动之事本身，就看作是一种实际的成就。国际学会的历届领导人都只关心会员的多少，并不关心于符号学面临的学术质量是否提升的问题。90年代的国际学会聚会中还不时出现过“符号学危机”这样的课题，最近十年来则很少提及了。为什么？现在，从更深的角度看，因为商业化作风的全面侵入，符号学成了纯粹的拓广学术市场的一种实用性“方便”，以往符号学的学术理论成就积累，成了此学术商标获得市场“使用价值”的基础，而人们不是认真继续开发此一基础，而是用其载负的知名度来进行炒作。此前西班牙和保加利亚两次大会上，都安排了唯一被世界公认的健在的该符号学理论家的录音“讲话”，而两次讲话的内容都与符号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及面临的理论性问题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然而，这样去集体完成“崇拜学星”的大会程式，却可令人切实感觉到什么叫学术明星的商业化利用了：大会需要树立招牌的“准商品代言人”！的确，明星在场的作用，相当于广告代言人，其知名度与代言商品之间，没有任何内在关联。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具体感觉到符号学运动也许真的到了失去其最后生命力的时刻。大家千里迢迢聚在一处究竟要干什么？要集体扮演一台各自回到所在单位去可以达成“加分”的戏码，因为谁都要利用这个在市场上流通了几十年的“品牌”来分沾其名气，以显示所参与的学术门类之“够档次”。这样的说法到了索菲亚大会这一次就更加真确了，因为国际符号学的主流今日真的逐渐演变成“市场符号学”了，也就是作为世界后现代时期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媒体符号学”时代。这是国际符号学运动的进步还是退步呢？对此我已多有阐述。我并且在索菲亚归来后发文承认，是自身误判了学术市场化今日的学术名气商标的使用规则，忽略了学术明星也已经成了（被市场化机制当成了）大家使用的公器一事的功利主义必要性。如今没有人再关心学术理论内容的内在性价值，所关心的只是其市场化的使用价值。（即小品剧中常说的“好使”）甚至于在大会开始前主席就告诉我，欢迎中国学者参加，即使讲中文也无妨。就是说，只在乎到会人数多少，不在乎交流的实际学术效果，当然，几十个小组会大多是各说各话，自拉自唱。大家千里万里与会，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学术交流，而是为了“分沾国际档次记录的荣誉”。主席报告说参会者为最近几届中最多的，这是在比什么呢？没有人关心大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却让人感觉到似乎人人都知道大会的价值和必要性所在似的！多么奇怪！到了今日，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人文学术会议已经合乎礼仪规格地成了“行会”全盘生意运作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比喻说，相当于一种集体 “行为艺术”，此活动性作品可以产生相应的使用价值。做什么“用”？首先，作为在本单位“销账”用：参会和发言代表了一种个人与团体的学术身份标识，为什么可以起这个用处？因为学会经过几十年的延存已经承载了这样的品牌效应，获得了市场承认。其次，聚会自然也成为各方拉帮结派的机会，许多国际合作商议都是在此聚会期间直接接触的结果。许多国际知名人士都是因参与此类运作而赢取到个人声名的。而此类国际集体行为艺术的运作活动，却根本上与学术理论本身没有关系。组织者可以纯粹因为善于安排各种学术外的人际关系条件而成为学界影响力制作的经营者的。同时，学界民主竞争中的制度化机制，也导致人人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文化盛行。在没有统一的科学标准情况下，只要获得体制内的名位，就可以“谁也不怕谁”了【在“民主化”时代，同一位阶的教授在自己的“场子”里都是同样的一把手，由于人文科学没有明确标准，谁都得以论资排辈地占据到同样的位置。结果对于博士生而言，以为凡具有“博导”头衔者都是具备了同一学术水准的成熟学者。实际上师生双方都意识到此种自信和共识都根基于体制内的制度化规定而已。大家都是抛开相关知识质量的实际检验问题而只关心制度化渠道的职场效力问题】，余下的实质性工作就主要成了花费心思来研究如何运作、宣传、强化此使用价值。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市场符号学大会，竟然是赤裸裸的以符号学商标服务于商业活动的手段。但是，此一国际“符号学嘉年华”名堂倒以其极端方式显露了“符号学”名称可以滥用到什么程度。如此赤裸裸地将“符号学”用于企业事业推销的现象，今日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场，还有什么进一步的符号学商业化作为是不能够想象的呢？【如果符号学学者一心热衷于名利扩张，不久之后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和企业界“合作”，以扩大社会影响力与金钱收益。实际上近年来我已至少三次被有此心意的人士找到，企图给我们的符号学拉生意了】

 

简言之，早先学术理论真理探索的精神，现已演变为用其在学术市场进行推销的途径。我此前曾经以此比喻揶揄一些把符号学变成推销术者，到头来才知道是自己成了国际流行中的“大老土”，犹如今日年轻人人人皆知何为衣服、提包的品牌而我辈对此一无所知一样。我们把热衷微信电玩动漫的年轻人一代称作思想贫弱的一代，他们恰恰以此“品味差异”原因反称我们为“时代落伍者”。此次索菲亚大会上一位可能预先收阅过我的关于“符号学危机”要点“大会问卷表”的该校教授主动对我说：符号学中心的学生们已经无人关心理论性课题了，今日所关心的主要是“有趣”和“有用”的问题。应该看到这已是一个全球化现象：人文界学生中绝大多数也已将毕业后的觅职问题作为主要的关心所在。【为了再一次预先回答读者对我此一批评的必然“反驳”，我在此试先提出一个“回驳”：我们今日奉为历史上经典名著的作者们是怀着这样的实际心态治学的吗？那时根本没有此类“职业”，那些大思想家就不活了吗？难道宋明时期一个一个私人书院，不正是为了抵制当时读书人奔功名的“职业观”而建立的吗？怎么我们现代人就变得“舒适有理”了呢？民国学术黄金二十年时期的学人们中间有多少是吃喝不犯愁的呢？我的简易回答是：因为今人都把“成功人士”，即商人，当成了人生楷模，社会，文艺，甚至于宗教，其宣传也都以“多金”、“蹿红”为人生成功典范对青年加以引诱。】

 

让我们再引申看看，此岂非正是今日国际的大趋势？这是全球人文学术和文化文艺随着电子文化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就是文学文艺全面实用化、市场化的二十年？所谓人文科学领域的学员后备军已经较战前几十倍地扩增，而今日所谓人文学者的身份问题已经首先因此60年代后期以来的大学扩招而大为改变。学习和就业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学术性质当然最后以其是否有益于就业来衡量。“学以致用”就这样被彻底加以庸俗化了。（因为这个“用”字已经内嵌于、固定于制度的方式和目的内了。人的一生轨迹的实现程序已经预先被制度化了）难怪近年来人文学科的申请就学者开始逐年减少。我在1982年还曾在多伦多会议上和普林斯顿与哥大校园里不时遇到热衷于思想理论课题的年轻人，彼此可以谈话间一拍即合。而如今这位索菲亚大学教授所告，岂非是全世界文科校园缩影？在此情况下，国际符号学界的新趋向岂非十分正常？我明明知道在与各路国际学人交往合作中往往都是相互利用（除了那些不必参与此类游戏的一流学者外），心理不觉得有所不安的理由是：我是出于科学理念而参与合作，他们是出于功利而参与合作。【如果两岸三地没有一个百年来的“崇洋媚外”风气的话，当然就不会如此“折节顺应”时潮了。多少年来我的学术理念其实都是认为“中国符号学”应该在世界潮流中特立独行，独立成军。无奈，今日如不加上个“洋”字，就难以有效推进学术。而偏偏这个中国符号学又主要是在外语界进行，没有“洋”字谁也不理你。（更极端的是因为，有人告我，体制内的标准认为在国内举行的国际会议，即使有洋人参加，其“含金量”也不如在国外开的国际会议大）自然即使是“中国制”，其最高推销地仍然须是洋人地界】他们强调相互支持，而我一旦与其“走近”就会倾向于“批评”。因为我的标准是理想，他们的标准是现实。彼此就在狭窄的“交集点”上各说各话，彼此心照不宣，倒也二十年来各得其所。

 

在越来越认清今日人文科学理论大势以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所具有的巨大发展潜力后，也即认识到“中国符号学”作为特定的学术战略（而非简单地指“中国人的符号学”）具有一种潜在的世界性价值，人类性价值，虽然此一价值只能在首先通过现代化学理的转化后才能够发挥其现时代的有效作用。考虑到这一比西方人文科学前进更为困难的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的理想后，岂能不意识到应该 “忍辱负重”，尽其在我？固然，南京大会首先是希望借助国际学会含有的现代符号学精神成分来促进国内学界的关注，而就我本人而言，也并非不知道效果的有限性，对此却仍怀有一种“私心”：要借助于东方历史资源场地促使西方学者理论家注意到他们自己的理论思维上的缺失；对此他们自己都并不完全清楚。因为他们都被个人急功近利心思及职场规则制约着，面对中国学术市场，人人将此视作开拓个人与团体学术市场的机会，不会有什么人真打算“相互交流”。我却在希望此场合可提供触动他们进行 “反思”的机会。在我参与设计的大会方向和程序中，主要的目的在于以下诸点：

 

1。  安排欧洲哲学家到会向国际学会中某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们暗示：你们的理论学养其实是相当有限制的。（因为他们都是生存于各人专业和教室里、控导着有限几名研究生的学术方向而已）国际学会理论家的第一缺欠是：他们本来应该是在超越了哲学水准之后的革新理论的创造者，而实际上他们的符号学理论“素质”比起专业哲学家来还是相差很多。学会对此应该有自知之明。（特别邀请了一些不属于学会的专业哲学家到会，特别是现象

学家）

 

2。  符号学本来是跨学科方向的学术理论探讨，但是学会的生态却反而越来越倾向于封闭保守，一心营造符号学自留地，特别是理论家们，干脆就是有意避开哲学职场来此充当“另类哲学家”。其实这是职业竞争中的色厉内荏的表现。当然，他们也根本不具备资格对于哲学主流进行深入检讨，而是只能以集体自选的“太极拳”赛项方式来应付国际公共竞技中所承认的“拳击”赛项。结果，一是，他们未能深入哲学理论，二是（更重要的）因此难以判断哲学主流的真正问题所在。并且远远不懂得，符号学理论要想前进首先就得先勇于面对国际哲学主流的挑战。

 

 3。  出于集体功利主义的目的而将本来跨学科的符号学精神（其实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是理论符号学中唯一表现出此种精神者）加以弱化而共同积极经营着一个“符号学新学科” ，营建着一块国际国外符号学自留地。【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学会“老人”几十年来眷恋于此集体中的理由所在：他们在职场专业竞争中需要这样一个学理上有利于自身的“独立操作的”场域。一位数十年经营学会规模不遗余力的女士，公开宣扬其组织策略：要找到各国“志同道合”者，从此纳入学会使其成为日后团聚学会组织之骨干。好几位热心的西方学者都曾以过来人的“好意”告诉我如何如何在国内进行符号学的组织活动。等到他们看了我的一篇篇文章后，才终于了解到原来“非我族类”。不过最后也算彼此“扯平”，我毕竟“帮助”他们来到了中国，并交上了比我更合适于他们的意向的朋友们】这样的策略导致国际符号学理论家们自身的学理建设也大大减少了其多学科知识准备的努力。是的，他们也搞跨学科，但不少都是任意地，方便地，实用主义地“乱跨”。不懂得符号学的“跨学科”是什么意思？【例如，新实用主义者哲学家罗蒂的哲学修养不知道比学会的理论家们高多少，但是他就是“搞不懂”符号学的跨学科有什么意义？他像许多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家一样以为跨学科是按照某种哲学的或其他单学科的立场，贯彻到各学科的内容面去进行任意的搭配，却不知符号学的跨学科应该是指在各学科的创新理论方法论层面上进行理论方法的再创造：综合、比较、搭配，而为此首先就需要摆脱哲学中心论或其他学科本位中心论。可是许多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后哲学理论家们”，其本质仍然是停留在传统哲学的轨辙上。所以他们都反对“人文科学”概念，因为此概念暗示各学科的独立理论化成就，会导致各种“理论原教旨主义”的大一统野心自此以后难以实施了】因此，此一跨学科概念主要是指在文史哲各自理论成就之间进行的“理论化交流”，而绝不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互补兼容的”内容面的结合或搭配。学者是否具有此种理论话语的“兼容”与“不兼容”的感觉，才是判断学者的符号学识力的一个标志。同样由于学术市场化或学术标准共识化的流行，正如商界仅以市场是否接受为“正当性”准绳一样，什么样的理论形态适合于符号学标称，变成完全外在性的问题了。结果，正像摧毁着电影理论内在化美学价值观念的当代所谓“反大理论”的今日西方电影理论界一样，符号学理论也被任意地加以解释和标称。今日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注重外在行为影响力的商人化学术标准，其从事者本质上最关心者就是如何促使学者、学派知名度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共识面”就可不断扩大，学理垄断态势就会越来越增强），为此就须不断想方设法地（通过采用市场推销技术最新成果地）关注于学界作品营销术本身，而不再关心“什么是符号学？”这样的的认识论问题了。由于符号学活动内未经严格定义的“泛跨学科”特点，此一领域竟然因学会来者不拒的长期扩招政策而成为鱼龙混杂、标新立异者“相互取暖”的活动场地。西方符号学理论家们不懂得他们的缺欠不仅表现在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哲学仍然企图主导各学科理论方向的传统压力，而且自家身上还欠缺着更严重的东西：即真正的跨学科运作要求学者再花双倍的力量来参与真正的跨学科学术理论实践，而大多满足于任何自身偏好的一种理论模式为中心，用其应对专业工作之所需，因此自然导致了各种单学科本位的符号学理论的建立。此种出于急功近利态度产生的“低跨学科运作”方式，导致其欠缺了在主要多学科、多学派、多理论间进行创造性跨学科实践的机会。（因为这必然要求着花时间另行投资，这却会妨碍大家必须时时介入的职场竞争：竞争关系迫使学者必须考虑投资成本问题）。我在国内学术活动中多次指出，中国学者虽然自身在西学各专业领域必然不如西人，却可能由于敢于（因须克服职场功利主义的限制）参与真正的跨学科理论实践，从而有可能在更高认识论层次上达到西人尚未达到的理论创新程度。也就是，我们不作为基本理论创新者，却可能作为对诸理论实行进一步融会贯通者。

 

5。  参加南京大会的西方理论家们获得的另一可能感受是：他们对此两千年东方古都蕴藏的实质性和象征性意涵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理论性和史学性结论都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半壁江山内进行的，带有先天的资讯不足性。而更严重的是，这些预先纷纷兴奋地意图来此寻求个人学术市场新机会的西方人进一步认识到，他们可能原则上不可能补充此一缺欠。如是，他们还能那样自以为是吗？一个相联的误区是，自以为中国传统学术欠缺理论深度，不值得理论家关注，仅由欧美日的汉学家们处理即可。他们不知道，此间“水深得很呢！”问题表面上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史资料瀚如烟海，他们不懂语言所以不能也不必介入。却不懂得，正是现当代的西方符号学理论启迪了全新的传统学术现代化发展的认识论革新之契机：当这些资料性文本通过现代化程序重组以后，就会生发出足以参与全球化时代人文学术全面改组的机缘。此一蕴含的传统学术的“第二意涵，即所蕴含的理论性潜力”，是这些西方理论家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因此，他们根本不懂得我说的“国际符号学的跨文化转向”的深意。会前，他们所担心的只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第一层挑战，深怕西方符号学主流到此遭致自身声势和形象的遮蔽，为此与我交锋多次，彼此都用过抗击性语言。【当然国内不耐艰苦奋斗的急功近利者也以为用此“第一岛链”战线上的东方资源，即可在国际舞台上以其“异国奇恣”独树一帜，却不知自己犯了一个逻辑性自我矛盾：如果中国传统学术遗产只能够是一套“私语言”而不具备“普遍可理解性”，即普适性价值，那又如何期待能以之赢得国际承认呢？我们向外介绍中国国粹，当然是基于其具有“可被老外普遍接受”的潜力之前提。也就是说其中含有可被普遍理解的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否则何必多此一举呢？过去说的“放之四海皆准”不就是普世价值的意思吗？如果不指出仁学具有普世价值，那又如何期待使其产生世界级的作用呢？】他们哪里料到，更深的东方挑战是发生于东方人文学术深刻消化了西方理论之后才出现的。

 

6。  在南京大会上我所提出的仁学伦理学立场，更是远离了西方学界对其适切把握的可能性。我之所以不避唐突在此场合提及此一立场，绝非意在于此国际学术场合炫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优越性，而是意在切实地提出一个今日世界人文学术理论的最关键问题：生存于全球商业化时代，人文学者普遍欠缺追求学术真理的独立动机和意志（所以大多数只能跟着潮流走）。其实际治学动机和目标都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而人文学术传统上的没有固定标准的特点，恰恰成为适合商业化市场化时代学术竞争炒作的手段和地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50年前符号学学会初建时的理想精神就无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了。正是当此新世纪关键性场合（又是中国现代化历史阶段开始后的百周年时刻），具有全球普适性价值潜力的中国传统人本主义的仁学，当可脱颖而出。【而不是封建主义的儒学和法家主义的儒教，因为二者都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私语言”，不可能为不使用此语言系统的其他文明所理解和接受。仁学则不然，因其本质是人本主义、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

 

无论在会前还是会后，西方同行中间颇有人对我提出的本质上的“中国伦理学本位”立场抱怀疑态度者，甚至于认为我的跨文化符号学方向的宣示是意在挡西方理论在东方扩展之路。【读者中也须有人记得，就在组织南京大会前夕，曾有国际学会人士发公开信提醒国际同行注意：李某的符号学大会构想是损害“我等”的利益的。对此我当即也发了收件人更广泛的公开信加以回敬和辩诬，后来该人又发公开信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不过现在回想，其人所言岂非也有“部分道理”？如果我坚持的是学术真理观，而学会诸人却事事都要落实于个人职场利益点上，岂非彼此正是南辕北辙？对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急功近利者，我岂非正应被视为其“敌手”乎？因为西方学界现实中今日没有“诤友”之义，按照商人哲学当然只能是遵循“一团和气”或“勿挡他人财路”的处事原则了。在美国文化中我注意到一个评判人的资质标准，这就是：是否善于人际关系？】此间又是一种不易辩驳的问题，其中隔着好几个“栅栏”，那些既对东方文史一无所知又对西方理论本身的真正跨学科展开欠缺雄心壮志的西方同行们，如何能够不误解我的立场呢？不幸，有些人总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们会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参与学术组织活动，目的在于扩大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和增加信众。岂不知我的心志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不曾受过其任何训练，却长期以来有兴趣对其理论深部进行独立研究。

 

南京大会前后，认清了真实环境后，我的长期理想主义符号学事业推进工作也就真到了必须终止之时。其后两年的“尾声”期间，因时不我与，遂转化为可为未来中国符号学前途的理念保存一定的记录和构思新的可行方向，以留待后继者使用【这就是受教于孔子的“无入而不自得”人生观的结果，士君子因时因地而变异其实践方式，其总方向则不容有任何歪曲。因此怎么会随外界世流沉浮或参与其得失游戏？】。自索菲亚大会后，国际学界的新现实进一步使我明智地处理了将符号学涵义一分为二的观念。简言之，这就是今后国际上“市场化符号学”和“反市场化符号学”之间的历史性分野。前者必然是大流，而且是在今日人文学术职场内创造就业的一种新形式。可以流行动漫，为什么不能允许流行企业符号学呢？符号学为什么不能转化为商业化广告宣传技术学呢？一句话：为什么符号学名称只能指理论研究，不能也指市场化设计和推销学工具呢？今日国际媒介符号学领域，岂非正是将“符号学”从理论向“应用”转化的新方向？这样一想，就该承认，反而是我们自己固执于符号学的不变用法了。今日连“符号学嘉年华”都可以在国际上流行起来一事岂非表明：哪种流行在文化市场上占了上风，“符号学”名称就会事实上转为属于他们呢？【历史上经常遇到的文字现象是，某字本来是念别音的，但因错念的别音变为更通行后，反而取代了原先的“正音”。文化学术的“名称”也是一样】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必须也承认经典符号学理念是不可因此“名称学”的市场使用权（类似于商标使用权？）争执而被怀疑、混同或排斥的。所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热衷于抢占符号学平台者所提出的另一口号：“谁是真符号学”或“谁是符号学的主流”？正如美国人把“畅销文学”和“经典文学”二分一样，我们不能用同一个名称“文学”把一切小说形式都纳入其内，以至于相互功能混淆。今后为此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学术名称命名学问题，但不是要抢夺学术名称使用权的问题，而是要精细化学术类别的划分，以便更有助于发展人文理论。看来，中国仁学与西方符号学的关系还不限于伦理学指导性方面，而是也在特定的意义上直接相联于符号学运作本身。这就是孔子的“正名学”。孔子作为中国最早的前理论化时代的朴素“符号学家”身份，足可以此名言的历史性提出而加以认定：“正名”就是为使用的名词“准确定义”的意思。而投机主义者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仁学所说的“乡愿态度”，也就是“以紫乱朱”手法，具体说就是通过“混入手法”趁语义混乱之便来抢夺话语控制权以扩大本派势力的技法。

 

就在结束我的二十年国际学会理事及副会长任期时，我最终认识到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原始精神应该说已然结束了，学会成为了集体职业化互利的学术外交平台，其目标与功用与六十年代时已乏共同之处。那种纯粹为六十年代兴起的上世纪人文科学启蒙时代所激发而对集体性合作追求人文学术真理抱有期待的长期意愿，应该说现已结束。（不仅是符号学，还有坚持同一治学理念的普遍历史学理论）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此一趋势实乃商业全球化的产物，不须对个人多加苛责。中土学人有识之士，则可当此人文学术危机时代反身求助于、借鉴于中国仁学传统故训，以期在此谁也改变不了的人类文明全面技术化转变大趋势下，进行创造性地独立思考，以探索一种精神与物质得以两全其美的新世纪人文学术思想战略。真正的符号学思维，就是批评性思维，就是瓦解学科分划和运作的制度性不当限制而加以理论突破的思维。为此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不能被个人及本派的名利挂念所束缚。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寓意今日遂增附了全新意涵：以认知真相本身作为治学运思之最终目的。仁学精神的深意正在于既勤于生疑又坚决朝向于解疑，并在此过程中体认精神生存之意义。【此种人生观当然对立于今日全球化的、以吃喝玩乐为目的的商人化人生观。人文学者必须彻底转变心态，不以“同好”之多寡为意。孔子早在2500年前就预告了“独善其身”的深意，这就是民族性价值观的一种规定】

 

如果说，以上 分析是在表层做出的，那么在深层和宏观分析中，我们的结论与批评性语言就会大为不同。如果我们对所谓“无商不奸”的商业竞争文化的参与者，没有那么在意，而是视之为商界生态之“自然”（过去说的“尔虞我诈”就是今日说的“商业机密”，二者其实一回事：俗白说就是“算计他人”），那么对于受到商业化影响的人文学界的、程度必然较轻的类似表现为什么要对其如此苛责呢？“人非圣贤”，出于自利需要的学人人生观改变岂非也是一种自然？如何能够要求学者抵制他生存于其中的全球商业化、技术化大潮流呢？根本的根本是人类文明形态发生了巨变。今日见报知网络小说一路爆红，内容光怪陆离，以往必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作品，今日在文化市场化时代价值观都已被拉平，衡量标准只有一个：金钱，以及相连带的“知名度”（二者都体现在销售量和稿费高低上）。为什么？因为文化商品的大多数客户来自科技工商，这些泛技术类知识分子的品味和需求已经和传统人文时代本质不同了，而他们的人数是占百分之90以上。别忘了，他们才是地球今日的主人翁。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我们人文学者反成为社会的“附庸”了（今天号称要继承传统，而今天和传统间的本质差异就在于“以身价论英雄”上，如何继承呢？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批判的“金钱梦”，今天差不多已成为全球化的普世价值）。与此相连的文化潮流，如旅游业，古玩业，绘画业，歌舞业，影视业等等，岂非都是主要服务于“主人翁”即“主流社会精英”的？同样在六十年代繁荣兴盛的法国电影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论就是出现于同一时期的）所强调的文艺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今日当然失去了元气。当时视为世界文化拜金主义和娱乐主义制造渊薮的好莱坞电影企业链，今日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影视业在内的世界文化企业化的楷模？为什么？因为同理，主要的客户群是“大小老板”，即往日说的“资本家”们（往日的“资本家”今日均改称为“企业家”了，果然中听许多。）。历史上作为文化主流和正宗的人文学术活动已经被压挤为偏流，不，连偏流都谈不到。在此情况下，怎能对挣扎于窄小人文学术界的少数理论文品制造者（人文学者）还要苛求呢？他们的全部“错误”不过是努力向主流及其风气靠拢（屈服）以求生存而已（自然是指其追求物质性享受的生存，此一物质取代精神或压制精神的新人性，其本身即为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产物）。当然，他们首先靠拢的就是价值观，就是商业化时代的价值观，此即名利观。自然科学追求科学真理的惯性并未受到冲击，因为其真理追求和名利追求是效果一致的，人文科学则相反。自然科学家追求科学真理不必做出任何牺牲，勤奋即可；人文科学家如仍以追求科学真理而不是以追求市场化名利为人生目标，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因为此类追求多半是“无偿”的。按照古人的价值观，诗人和商人是两种人，趣味和目标截然不同；今日诗人则需先具有准商人的头脑，才能获得文学市场上的生存。再回过头来看，所谓原始国际符号学运动精神，其本质必然是要与文化商业化时潮逆向而行的，而今日的学者们历经三十年来从学校到职场的层层技术类应试教育之“训练”，早已改变了人生观，其人格模式早已被市场化势力所形塑（比尔盖茨作为今日世界“商业科技英雄”自然即体现着一种普世价值：“职场成功”！）。因此，人文学界也已被转化为另类名利场。生存于此名利场内，学人的本能表现必然是“唯利是图”，岂有他哉！

 

于是，在此后现代主义文化商业化大潮下，人文学术界的一种必然发生的急功近利倾向就是，将人文科学研究简单化为对人文话语本身的研究，这种摆脱外在现实关注而集中于文本本身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方向，对于非西方学界还配合着另一种急功近利倾向，其表现形式也是某种实质上的“文本中心论”。例如，由于10年、27年、30年的诸次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的文教“迟误”，导致了新时期两岸四地人文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在迅速大量吸收了现当代西方学理的三十年中，学人由于同时投入了激烈的职场竞争没有充分时间补课和消化所学所知的新知新学新理，结果往往仅以掌握或熟悉了“理论字面”为足。因为，这样就足以应付考试、论文和学术交流，即足以“好使”了。结果大家实际掌握了的主要是西学话语字面及其直接意涵。然而此一局限于学术思想表面理解的缺欠，却因为职场学科分界“自治区”的运作，而得以在集体的层面上形成“习惯性共识”：于是只要多数人共同认定的习惯就自然成为大家以为掌握了相关理论之根据和已获得了职场制度性的认证。一旦获得制度性认证似乎相关学术水平的“现实”就变成了“真实”。大家遂以为“西方理论”就是此一已获得制度性认证的理论话语形态。而认证者和业界的“权威”其实都属于相关业界“自治区”内具同质性知识结构的成员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促进跨学科交流的目的之一：打破业界隔绝带来的“集体自以为是”误区。顺便一谈：不幸此一善意建言往往被业界权威视为在“损害”其业界权威性形象，所以并不喜欢参加跨学科活动】这就相当于“球员当了裁判”，二者是属于一种专业素质。在这样的掌握西学理论知识方式下，学者自然谈不到我们的跨学科符号学对于现代西方理论进行合理重组的长远目标。实际上，这样的历史上形成的理论知识生态表面上正好符合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方向的要求：二者均以停留在文本上为足。而非西方学者还可能仅以泥执于复述西方原本为足。因为“足或不足”此时主要决定于二事：一是，既然“止于文本”（其在非西方学界的变体，就成为“以译代研”倾向，所谓西学研究就是“忠实重复西方名人的原话而已”），于是学者的学术理智活动即可限于将所论述者与原本加以“对比”， 凡与原本“相符者”即认为论述“正确”，否则即不正确。【此一今日普遍倾向，本质上与教育界批评的今日学生死记硬背知识不少而创造性思维甚差的情况其实差不多。本质上都是“抄袭式”知识活动】学术思想实践就这样简单化地（当然也是快捷地）变成了“文字比对”和“博闻强记”活动。如果学术市场竞争中主要考虑是否“好使”，就已经把学术运作的层面改换了：从客观真理追求转变为教育和学术职业市场上的成功，而此“成功”的“制作条件”则已可暗中转移到“销售学或宣传学”层面了；也就是，科学方法论问题现已转化为“知名度制作”的技术学问题了。其本质正与今日的奢侈品或时装业的商品广告业类似，即，商品的价格机制已从商品的内在质量层面转移到市场化宣传层面了；现代消费学于是基于一种心理鼓动术或欲望激发术。同理，当人文学术话语脱离了其多元现实指涉性后即可演变为一种“纯运作材料”，学人可借此材料进行“文字修辞学层面”上和“人际关系利害学层面“上的双运作术（心理层面上的文字诱惑术和社会性层面上的言语蛊惑术，二者之间是具有同构性的）。试想，这样的学术实践学转化为什么难以发生于自然科学，甚至于难以发生于“政经法”的社会科学呢？因为那里存在着客观现实的“监督方”、“验证方”，在人文学术界则欠缺这样的一目可见的“客观现实”。而人文科学理论的现代化科学改进的目标之一首先就是要在不同的层面上探讨和“呈现”各种人文科学的“现实界”。我们的理论符号学正是朝向这一目标的（所以国内外的后现代主义必欲瓦解这样的朝向科学方向的治学目标）。顺便指出，我们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和阳明学研究， 就是要探索和呈现不同层次的“心理现实界”的，我们的宗羲学研究就是要呈现复杂多面无比的“历史现实界”的。严重的是看到，此类偏颇倾向难以逐渐改正，因为客观环境和竞争机制导致学者干脆没有“从容思考”的时间；不，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真正严重的学术商业化机制导致竞争环境中的学术标准本身已被此客观环境加以制度化规定了，后者导致任何学术竞争游戏的规则已被此竞争制度先予限定，人生观被约制了的人文学者们如仍以职场竞争求利为第一目标，就必须遵守此竞争机制下业界所确定的学术标准。也应当指出，一些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共识论”者们本身也许根本未曾参透其中的环环制约链索。因为他们自己早已深深嵌入此同一竞争机制内了。

 

纵观现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史【而不是与之在理论层次上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因为我们今日说的“社会科学”，因当代“人文科学”类别的出现，其外延已与前不同，如实用性的“政经法”等领域已可趋向于“准实证化”了】，百年来当然积累了大量有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有待于我们按照合理的方式加以分析、整理、重估、重组，以使得各种因不合理因素而配置不当的人类知识积累可对其加以正向利用。仁学伦理学的介入，就可提供这样一种对之进行全面整理的价值学指导方向。也就是，在人类永恒动机学层次上的态度端正，可以通向在现代人文科学层次上的认识论调整。简言之，这就是将西方传统上一向视为“准文艺类”的人文学术继续推向“准科学类”的思考方向上去，以促进本来“无用”或“易被滥用”的“文史哲宗艺”知识积累，经科学性调整后，变为越来越有用。而学术的商业化现状恰恰不利于这种构想。其本质是：这会导致学者把学术“文本”本身不仅当做直接、唯一的运作对象而且将其当做目标本身。这就是使得文本和其外在所指世界脱离了关系。在符号学界，艾柯的自身矛盾的认识论（唯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首先就是要排除“所指者”概念，以便进而排斥客观、事实和真理概念（德里达、罗蒂等也是一样。“憎恨”客观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不言而喻这就是要排除“人文科学”概念和“符号学科学化”概念。而唯物质主义和唯功利主义方向的社会商业化大潮，正是需要这样的 “理论化装饰”的。通俗而言，这就是要让人文学术理论的眼光不要最终朝向各种客观现实，而仅朝向于“历史文本”，这就像是要自然科学家不直接研究大自然对象而转为只研究科学文献话语本身一样。今日他们的新一代后继者中，不少是“68学运”及其后遗症时代出身者，这一代不仅在实在的学养上不能与其上一代相比（当然主因社会结构的变化，大家纷纷投入越来越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去，没有时间和心思沉潜学术，而是只能在资讯海洋里逐浪翻滚），而且也正处於西方高校职业化扩张阶段，人文科学的师生素质自然越加参差不齐。强化、合理化了的个人功利主义，塑造了学人的新人格结构：追求个人职场利益成为人生第一目的。此一人际竞争主义人生观与认识论上的非真理论方向，共同从内外两方面改变了人文学术界的生态。此外当然还有其他相关因素，在此不必申论了。

 

仁学伦理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改进关系，除了思想的现实朝向性之外，还有另一个层面，这就是：仁学的主体实践意志论产生的“主体自发行动意志的贯彻力”。没有学人主体独立的意志力运作，上述各种学术改革就没有发动力。此一意志发动力不仅关系到认识论方向的树立问题，而且关系到其实际实行的问题。我们在阳明学讨论中，之所以要区分“行阳明学”和“说阳明学”就是要指出：真阳明学只能是指其“主体行动力”的实际生发可能性而言，并不是就关于阳明学的论述文献认知多少而言。否则即是另一种“以伪乱真”或自欺欺人的治学方式。没有这个真实的、即落实于心动和身动的仁学心志学，所谓仁学及儒学可能反而成为对于原始仁学精神进行商业化反利用的一种现代施为。正如汉代通过法家权术及强力对其所施为过的那样。而更深入看，阳明学的实质还相关于其“运作域”的准确界定问题：现代学人只能将其定位于动机层，而不能按照字面拘泥于王阳明本身的表达字面。话语文字形式是要表达其内在“所指”的，即意志力本身，而非其“外发方式”本身。阳明时代的“外发方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日只能将其视为当时的、历史所限定的表达途径。我们今人要透过此一只具有一时性效力的历史性表达达至被表达者本身，然后将后者再与现代相应的新“表达渠道”相结合。对于我们，这就是人文科学理论的重构事业。在此，现代阳明学的价值是，它可在我们的现代人文科学构建事业中起着“第一发动力”的作用：在仁学认识论导正了我们的“现实朝向性”之后，继而通过孟学、阳明学的心学意志论机制，以达成学术实践层面的实际“发力”目的【而不再是古代的社会政治面实践，因为今日此一层面上的正确实践问题无需上升到仁学义理这样的认识论-伦理学高度了。今天的社会政治实践问题已成为“社会力学机制”问题，因此与投入者的个人道德性品质关系越来越小，虽然与其使他人相信其具有道德性的宣传能力仍然有关系】。正是后者这个貌似“唯心主义的实在”可为我们提供抵制商业化潮流控导的主体防御机制。

 

以上所言，就是我们要在全球商业化时代，将中华仁学与来自西方的经典符号学（而不是被商业化加以改道发展的实用技术符号学）结合起来以应对人类文化学术挑战的根由。经典符号学是在人类人文科学现代化改造之时代重任面前应运而生者，承担着重组人文科学构成的创造性目标，它并非什么新学科，而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整体化战略性重整程序之总称，其生命力完全需要建立在一切传统学术遗产的基础之上。

 

 

结语：

 

符号学2或我在索菲亚大会上提出的GS模式（“一般符号学”之简称），不再是某种具体理论体系，而是在诸具体人文科学课题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部分进行综合性、整合性运用时的“战略组织者”。我所说的“新仁学”的国际部分则指其可成为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的伦理学前提进行重新“设定者”。人文科学一定要与人本主义伦理学密切交织在一起，即要组织有关现代认识论与传统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华仁学的“中”字含有的“折中”意含，在全球化的今日，将意味着以其原始人本主义伦理学系统，对于一切人类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成果，组织有效的、去芜存菁的选择性吸收和整合的工作。中华文明传统的“博大精深”绝不限于指宣扬其过往前科学时代的知识文艺的积累而已，而是更加应该指其在全球化科学时代对于世界全体新旧知识的进行创造性综合和重整，自然包括对新世纪社会人文科学全局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系统，其功能与此处所言是大方向上一致的，即朝向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如果意识到目前没有一个其他文明体有此条件在这样的人类级（而远不限于是民族级）层次上的全局性知识进行战略性的整合（因为其他民族学者没有语言条件和充分具体史地经验组织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性研究），就可以理解“博大精深”的真正含义应该为何了。它当然不应该主要指我们对于民族祖先成绩的赞扬方面，因为那并非我们这一代及以后世代的贡献。“博大精深”主要应该指这个世代及子孙各代学者今后在各种物质与精神领域进行革新创造的能力，即应该体现为中华民族具有在世界水平上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能力。我们这一代如果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此做出贡献的可能性还比较有限，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关心如何为下一代的健全发展进行准备。在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领域内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了这样的能力，但在精神文明（其主体就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因为我们生存于科学时代，而不会是指文体娱乐。新世纪一个民族没有领先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就无法令世界敬服了。）革新后的中华文明在精神上应该是朝向未来的文明体，不会是朝向过去的文明体。我们也不能只在来自西方的科技工商领域内朝向于未来，而在自身传统人文领域则改为主要朝向于过去。所以海外新儒家这样的抱残守缺方向不是有出息的表现。

 

在未来国际人文交流中，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不可能靠国际友人。如前所述，洋人一定是以通过与中方同行的交往在中土扩展自身知名度为其目的的。他们不会真地关心中方学术本身的成就，而主要关心中方学术的进展是否有利于他们来此循阶而上？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动机和目的来选择中方“朋友”的。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就中方研习西方学术理论而言，也得自强不息才成。我更坚决主张，对于深入研究现当代西学理论而言，重点也应该放在国内学界，而不是通过留学过程来达到。如果在国内学界不持续努力，单只靠留学取得的那种知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我本人过去已经多有阐释了。

 

我们要清醒看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家们，在全球化的今日，无不积极于拓广其非欧美地区的影响力，在此国际学术交流中自然也表现出向非西方文明地区学者示好的姿态，而内心深处只存留着由西向东传播理论的意念。当他们在交流中发现东方学者大多选择以东方文明古迹和异国情调形态（同属在国际上提出“太极拳选项”的策略心理）来对应于西方理论形态时，无不表示称赞和鼓励。而东方学者获得了不论哪一种来自西方的称赞都深感满足，却未曾深入思考此一东西人文学术交流中的对峙形态是否得宜？西方人文理论家真正在意的是其“核心价值”——理论思维——是否获得了宣扬。让“东方是东方（史料）、西方是西方（理论）”，正体现着其整体精神战略。本人不是出于任何史地民族主义对此加以批评，而是出于人类整体的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事业大局的考虑，觉得不能够听任此种国际人文学术交流倾向垄断了国际学界，为此而抓住2012南京大会的机会针对此国际性偏颇加以批评性回应，相关过程已多有论述。在我几十年来与西方学者理论家的“冲突”中，爆发点无不因为此一背景。我和美国友人罗蒂渐行渐远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彼此理论立场的差异（这是十分正常的），也不是因为对方对此差异表现出来的不快（这也属于人情之常），而是在此情况下对方采取的实际上排斥你的正当机会的动机和做法，当对方发现你的理论立场可能有损于其在中土学界推广的大计时（这样的作风在西方学界比比皆是）。卡塞尔媒介符号学大会排除我的论文事件，正是因为该文“挑战”了主席极力宣扬的艾柯虚无主义认识论。次年在巴黎参加的现象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又遭交往多年的主持人排斥，因为我提出的理性实证主义正好与其宣扬的形上学本体论直接冲突。前述比利时符号学新刊对约我撰写的论文又加排斥【在几经争执后，主编甚至于提出要和我在新刊上“对决”的建议，即双方将各自观点列出供学界公议。而前述那时我正遭受来自西方另一学者的抨击，称我的观点将有损西方符号学家的“利益”，为了不至于影响我当时正在参与筹办的南京大会，我当然不必在此情况下自找麻烦，所以撤回了比利时约稿，此即最近发表于学会会刊上的文章。比利时团队原告我要来南京参加大会的，结果一个都没来。是不是赌气，不得而知】。凡此种种，几十年来的经历中不过是略述若干而已。此次索菲亚最后“告别”的大会上，我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否则万里迢迢去那里干什么呢？（预先没想到此一中世纪东欧最早基督教化的国家之一在土耳其500年统治之后留下了那么多修道院，这代表着颇值得探讨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历史情境？）在此时刻完成了一次触及其“核心利益”——理论主流——的“临别一击”：对西方符号学界以及人文理论界流行的各种“哲学原教旨主义”加以彻底批驳。（去年在途径雅典时读到世界哲学大会论文摘要时即生此文章立意）由于前车之鉴，我当然不会期待在别人的“场子”里获得积极回应，而是预先做了替代性预案，务必安排该文日后郑重发表，以留下历史记录，并以之向西方理论主流再次说出：尽管你们在论说技术上一流，这也正是我们应该研习的对象，但在大方向上恰恰是走了偏锋。而正是这类西方理论主流却被毫无检讨地流布于全球人文学界。对此隐含的深意，各地学界急功近利者是根本无以把握的。

 

人文科学今天面临的严重挑战还不只是来自学术商业化产生的长期后果，而且是来自人类文明高科技飞跃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在此并非指今日人人关切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与人类思想能力有关的问题，例如基因科学和电脑科学带来的对于人类心智结构和功能方面的深刻影响。这干脆是有关于不久之后可能发生的天然人性的突变问题。人类文明的科技化固然带来了技术性层面的能力剧增，也同时带来了精神性向方面的萎缩和变性的威胁，而科技工商人士对此素来不闻不问，因为他们的人生观已经一劳永逸地固定在追求物利与权势的提升方面了。这些有关价值、信仰和方向的价值学、意义学问题，正有待于人文科学根据真正有效的理性化方法加以思考和解决。这哪里是当前西方后现代主义、机械科学主义、以及哲学原教旨主义这些思想潮流有能力面对的呢？哪里是受到这几种世界思潮以及商业化文化唯利是图人生观影响的、理论思维逐渐弱化的国际符号学运动所能够应对的呢？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欲望似乎全面朝向了物质、技术和权势的获取方面，人文学术自然不过是实质上蜕化为获得此类目标的一种附带手段而已。我们在此谈论国际符号学问题，如其说意在实际解决，不如说意在诊断而寄望于未来奇迹的出现而已。如果按照西方的人生观学人必须跟着潮流走，以取得社会共识或承认为治学之正途。中华仁学人生观则素来教导“独善其身”和“学为己”，即治学应以追求自身精神满足为目标。此一历史性格言自然含蕴着“不必随大流”之意。《论语》提供了一系列与此“配套”的格言以可实际成全此逆反于潮流的、今日为“士”者的志向。“学为己”三字何等思远意长！学字与己字相提并论，首先植根于“己”即“自意志”上，自身意志即为“特立独行”之动力源。有如一种可以自行永续充电的ipad，不需要外接电源来产生动力。这是西方文明传统上没有的现世理性精神信仰学，此一不须借助超越性力势而专注于人类现世人际关系真理问题的精神传统，正巧适合于“现代人文科学”所需要的理念和动力观。从南京大会到索菲亚大会，以及会后我在撰写的另外几篇英文论文都试图将此貌似“奇谈怪论”的中华伦理与西方理论的结合之道理，介绍给一些我们明知其难以理解或接受的欧美学者们。不是在一厢情愿地发布人文科学发展空想论，而是在指出其中所牵连的内在逻辑。西方人文科学面临着在科技工商压力下全面调整的任务，但其显然欠缺学者需具备的主观动力以实行之。当此之时，中华仁学的“进场”就有了世界性意义，因为中华仁学伦理学暗含着一种人本主义的普世价值。这样的展望，不言而喻，不可能实现于早已浸透功利主义的西方学界，让我们期待着未来中土有识者的历史性出现吧！

 

经此解说，我希望我在与此文发布大约同时出版的论文集《结构与意义》（扩大版）中所收入的文章“中体西用论新解”，不至于使读者感到过于突兀了。此中之“体”乃纯粹指先秦孔孟伦理学（而非指汉儒之“经学意识形态”），而“用”则指西方人文科学理论成果。西方人决不会接受的意思是：后者如不加以跨学科、跨文化、跨制度的大调整，是不能“现成使用”的。要想理解此构想，就须首先能够不受学术教育体制内的制度化制约而能够根据现代理论眼光来区分开仁学和儒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与实践，心理与物理，自然与超自然，经验与超验，宗教与学术等等，等等。这就是孔子“正名论”立场的现代化应用。孔孟“乡愿论”岂非就是一种相关于人世心术真理问题的符号学式的语义分辨术吗？原始仁学创立者们岂非早就预见到了依靠法家主义成功的秦汉帝国首先就要违背正名论地将先秦传承的学术思想之称谓施以功利主义的混同术吗？我们在此论说西方符号学场合提到此一中国历史上的旧事，因为正是此一流传两千年的名目混同术导致今人不能细辨古典人文话语中的同中之异及异中之同。人类东西思想史的一种“辩证法”就表现在：我们利用西方符号学方法先离析了中华古典语义，之后再用被现代化澄清了的中华伦理学认识论来驱动和导正今以西学为主体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革新事业。这个事关人类人文学术思想大局的重组事业，技术上需要有朝一日在中土思想界加以另行推进，也就是我们梦想着未来中华文明的故地能够成为新世纪人类人文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同时提倡新仁学和新符号学（乃至跨学科的新普遍史学理论）学术的理由所在。经此解释，读者必能意会到，多年来我们构想与推进的“中国符号学”建设事业，为什么不能盲目地跟随着正在朝向商业化学术转型的西方符号学理论方向走了。虽然在技术性层面上我们反而必须先行认真地研习西方理论的成就。今日全球化观念，不应当只是指科技工商的全球化，也应该是指人文学术发展的全球化吧？否则中华文明如何影响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呢？

 

（截稿于2014,12,24，圣诞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