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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男,四川宜宾人,1961年5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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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
重看日本半世纪前“维新百年祭”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卓南生 点击:1884次 时间:2018-02-11 21:02:54

  日本今年庆祝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与1968年日本官方高调主导的“明治维新百年祭”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大论争相比较,一部分日本报刊和电视台虽然也配合今年的纪念活动推出专辑,但相对而言,迄今尚未热炒或热议。

   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之所以受到各方密切关注,以及引发学界、言论界的大争议,与当时日本国内“国论二分”的政局,以及知识界为探索和寻求战后日本出路,而不得不面对历史总结之大背景分不开。

   “国论二分” 反战声势浩大

   所谓“国论二分”,简单而言,就是舆论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支持《日美安保条约》,另一边反对安保条约。

   一般上,反对安保条约者,也是维护战后和平宪法的“护宪派”;反之,支持安保条约者虽然不少内心主张或赞同修改“放弃武力”的宪法第九条,但鉴于国内反战声势浩大,以及各国对日本“重新武装”保持高度警惕,敏感的“修宪论”不敢公然摆在桌面上。为此,哪怕是处心积虑要修改宪法的自民党主流派(包括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表面上也要摆出恪守和平宪法的姿态。

   由此可见,安保论争实际上还牵涉到是否赞同今日已被安倍晋三(岸信介的外孙)政府提到日程,快要付诸实现的“修宪”问题上。

   针对美日缔结军事同盟的安保条约,在当年的反对者看来,无异于将日本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他们在高喊“粉碎日美安保条约”口号之际,也有不少市民团体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发出“别把子女送上战场”的洪亮声音。

   在反战声浪响彻云霄、“好男不当兵”的舆论气氛中,一心一意想要重新武装的自民党当局面对的困境是:一、怎样分化和瓦解反战(包括反安保)阵营;二、怎样重新叙述历史,让战败国国民走出战争的阴影,带回“民族的荣光与信心”。

   笔者是在1966年3月抵达东京留学的,时逢日本“国论二分”进入深水区,席卷全国的“1960年安保斗争”刚刚过去,狂风暴雨式的“70年安保斗争”即将来临。不管是在校园还是日比谷公园,或者新宿、银座的大街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示威游行的队伍和集会。

   在早稻田大学校园的每个角落,几乎贴满了形形色色不同派系学生“粉碎安保、打倒佐藤(荣作)政权!!!”的标语和口号;在东京大学正门,中间悬挂的是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头像,大门两侧的标语则分别为“帝大解体”和“造反有理”。当时,尽管头戴钢帽、手持“格瓦拉棒”(长木棍)的学生派系林立,内部经常武斗,但总体口号都是反对安保和反对战争的。

   战争阴影挥之不去

   那时距离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刚过20个年头,在美国远东战略的部署下,日本免除或减轻了对邻国的战争赔偿,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特需”的刺激下,大发其战争横财;同时,在美国的特许和扶持下,日本资本向东南亚大举“南进”,逐步复苏了战败国的经济。

   不过,一般老百姓还患有官方和保守人士所说的“谈战(特别是核武器)色变”的敏感症。不仅如此,在新宿等热闹地区,还经常可以见到断手断脚、穿着军装、奏着军歌的“征讨支那XX军团第XX支队兵曹”在变相乞食的悲凉街景。战争的影子的确还挥之不去。

   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和窘境,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一再吁请国民要有“保卫国家的气概”。为此,官方及其舆论机构和智囊,也在谋求与策划前面提到的有关分化反战阵营的工作。

   当局十分清楚,在反战队伍当中,基本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其一是坚定果断的反战人士,其二是讨厌战争的“厌战者”,其三是害怕战争的“恐战分子”。坚定的反战人士不易“教化”,但为数毕竟不多;若要医治“厌战”和“恐战”的“病患者”,则除了要多说光明面,还得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编造“出兵有理”或“迫不得已”的理论和故事。这项说服民众的艰巨任务,最终落在监管教科书书写的文部省(教育部)和与官方紧密挂钩的大众传媒的肩上。长达35年的家永三郎“日本史教科书诉讼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ABCD包围圈论”

   当时,来自东南亚的留日学生最为惊憾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日本人在谈论太平洋战争时,还相信战前日本当局为发动战争炮制的“ABCD包围圈论”。所谓“ABCD包围圈论”,即日本是在A(America,美国)、B(Britain,英国)、C(China,中国)、D(Dutch,荷兰)包围下被迫开战的。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日本“自我保卫”的战争。

   另一个来自保守阵营而令我们震惊的议题设定,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难道一无是处”。其潜台词是:一、大日本帝国打垮白种人的欧美帝国,给亚洲人带来了自信心;二、从结果来看,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欧美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不能不归功于大日本帝国。所谓“日本侵略东南亚有功(至少是部分有功)论”,正是此类的货色。

   这样的“大东亚战争观”和“东南亚独立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根植在不少日本人脑中。1983年1月,远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工作的笔者就接到一封日本读者的来函。来函者自称曾经在1950年(正确应该是1940年)前到马来半岛作战。这名前“皇军”来信谈些什么呢?

   原来他是看了《朝日新闻》的“人物”栏对笔者的介绍,以及对拙作《从东南亚看日本》一书的评介之后,心里感到难以接受,提笔写了密密麻麻的两张信笺来抗议的。

   “抗议”的中心内容,围绕着“日军侵占东南亚的功罪”问题。这名前“皇军”的基本看法是:

   一、日本人为了亚洲的解放,曾经流出宝贵的血和汗(他本人还在攻打马来半岛时受伤),亚洲人不应该忘记日本人的“恩惠”。

   二、没有日本人的协助,亚洲各国是无法摆脱白种人统治而独立的。东南亚人不应该因为日本打了败仗,而忘却日本人的“一番好意”,更不应该落井下石,在日本人脸上涂鸦。

   换句话说,这名前“皇军”满脑子装的仍然是战前“大东亚圣战”“打倒鬼畜美英,解放亚洲”的理论。这样的现象,既反映了战前日本的侵略史观在战后的日本未被彻底清算,也说明了当局战后不遗余力治疗“厌战病”与“恐战病”的药方,有其一定的疗效。

   大型“演出”旨在重振“国威”

   回过头来再谈1960年代当局为扭转其困境和窘境而开展的舆论攻势。当时,官方除了加强上面提到的对教科书和大众传媒的控制之外,还精心策划了三个旨在渲染日本光明面,激发国民“爱国心”的大型“演出”的活动:一、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二、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三、1970年的“大阪万国博览会”。

   笔者1966年抵达东京,没能亲眼目睹一度丧失了“自信”的战败国国民,举国为东京奥运会狂欢鼓舞的情景,但从大众传媒及周围日本人的口中,多少还能领略奥运会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兴奋与刺激。当时东京可供游客消磨时间的现代化广场不多,位于千駄谷(离新宿不远)的东京奥运会遗址,遂成了市民与游客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笔者初抵东京的第一年,就不知被带到此遗址游玩了多少遍。

   不过,对于1968年日本知识界针对明治维新100周年的大争议,以及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给“日本大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笔者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针对耗资超过1万亿日元的大阪万国博览会,当时刚考进硕士研究生的笔者曾为新加坡《星洲日报》写了好几篇通讯稿。现摘录其中几则相关报道,借以反映当时日本人对大阪万博的定位:

   一、《朝日新闻》的新年特刊,即怀着无比自傲的心情,描绘1970年博览会的到来:“从3月15日开始的半年间,远东的小国将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

   二、通产省万国博览会准备室的池口小太郎更掩不住兴奋的心情说道:“在日本举办万国博是明治以来历经三代(按:指明治、大正和昭和)的民族梦想。”

   三、万国博协会会长石坂强调:“万国博之主办,也含有将国民之视线,从安保骚动转移开去的目的。”(按:即较早前时任外长三木武夫所说的,1970年不是安保(AMPO)年,而是万国博(EXPO)年。)

   对此,笔者的通讯稿评介道:“连日以来,日本的报章和电台不厌其烦地吹嘘‘万国博’为‘本世纪最大的祭典’。宣传的目的,其实是要炫耀日本之‘国威’和激发日本人的所谓‘爱国情绪’,并转移人民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视线。”

   同样的,出于炫耀日本之“国威”(歌颂日本战前的光明面)和激发日本人的所谓“爱国情绪”,并转移人民对于《日美安保条约》视线的目的,日本官方在1968年主办了“明治百年纪念”的盛大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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