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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男,四川宜宾人,1961年5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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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
残梦难续——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苏斯洛娃的故事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陈殿兴 点击:1865次 时间:2018-02-11 21:00:40

   

   一、她的第一个男人

   1861—1862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的出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噪一时,恢复了他因被迫沉默十年而在文学界失去的地位。他虽然没有屠格涅夫那么有名,可也被看作第一流作家。人们都知道他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曾被判过死刑,受过苦役的折磨,但不知道他的信念已经改变,因此他头上还比别的作家多了一个苦难圣徒的光环,从而受到了激进青年的崇拜。

   且说在一次文学朗诵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完了《死屋手记》片断,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随后,一个苗条姑娘走到了他跟前。这姑娘长着一双浅灰色的大眼睛,拖着两条棕色的大辫子,容貌端庄,满脸秀气,声音低沉,举止稳健,处处表现着刚健与柔媚的奇妙结合。她的名字叫阿波里纳里娅·普洛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爱称波琳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呼她波琳娜,我们为了读者记忆方便也简称她波琳娜。

   他的父亲苏斯洛夫是下新城省帕尼诺村人,本是舍列梅捷夫伯爵家的农奴,一岁半丧父,由伯爵的退休管家、没有儿女的特列古博夫认为义子加以抚养。六岁被送到一个教堂执事那里接受启蒙教育,学习成绩优异。他聪明伶俐,精明强干,而且为人诚实。十八岁时就被伯爵任命为管事,二十岁时就受到信任,管理庄园。有一次他到奥卡河畔的巴甫洛沃去替伯爵办事,看上了沃尔斯梅村一个农家姑娘安娜。安娜的父母也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然而安娜父母家境富裕,早在安娜出生前已赎身成为自由人,如果安娜嫁给他  ——他当时还是农奴——就会失去自由民身份。因此婚事遇到障碍。幸亏此事被伯爵知道了,伯爵可怜他,也许是伯爵希望有一个能死心塌地为他服务的忠实可靠的人,所以就决心成全他的婚事,赐给了他自由。婚后,苏斯洛夫夫妇先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两个女儿。波琳娜是长女,1839年生。她的妹妹娜杰日达①,1843年生,比她小三岁。

   1854年8月,苏斯洛夫被任命为伯爵的莫斯科财产总管。这样,他就到了莫斯科,她的两个女儿波琳娜跟娜杰日达就进了莫斯科一家私立女子寄宿中学(当时没有公立女子中学)。1859年,伯爵因为对苏斯洛夫的工作非常满意,所以任命他为全部家产的总管,住在彼得堡。他为两个女儿请了女家庭教师,甚至还请了一个男教师教跳舞。两个女儿都进了彼得堡一家贵族女子中学继续学习。

   1860年初,波琳娜进了彼得堡大学,她的妹妹娜杰日达进了军事外科医学院。

   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的时候,波琳娜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这年她二十二岁。

   他们怎样进一步交往起来的呢?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博芙说,是波琳娜先写了一封单纯、天真、充满诗意的信,表白了爱情……在信里,一个羞怯的少女对伟大作家的天才崇拜得五体投地。这封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花怒放:这时他已跟夫人貌合神离,恰恰需要爱的抚慰。柳博芙说波琳娜先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求爱,完全可信,符合波琳娜的性格:波琳娜是1860年代出现的虚无主义者,蔑视一切成见、习俗和约束,追求妇女解放,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响应之后,他们就开始见面。先是在杂志编辑部,接着就在哥哥米哈伊尔家里,最后就单独幽会了。波琳娜喜欢写一些东西。1861年9月,《时代》杂志上出现了她的短篇小说《暂时》。这篇小说手法平平,毫无特色。显然,杂志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其青年女友的处女作并鼓励她继续为本杂志撰稿(1863年第3期《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二篇小说《结婚前》)是另有原因的。

   波琳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肉体接触大概发生在1862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国外回来以后。1863年初,他们已成了情人。根据波琳娜的日记和书信中的线索可以断定,她“等”到了二十三岁。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她第一个热恋对象。后来她在国外,对一个不甚了解她的人说,她二十三岁前没有爱过谁,她的第一次爱献给了一个四十岁的人:她不在乎年龄和外貌。

   1863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已被波琳娜迷住,一天不见都不行。无论在生理上、感情上还是在心灵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离不开她。她是他的唯一欢乐。他现在是同时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一方面照护卧床不起的妻子,一方面跟情人幽会。他的心情,我们可以揣想出来:照护玛丽亚是他应尽的义务,因为他们毕竟是夫妻,尽管感情已破裂;而追求爱情是自己的权利,因此跟波林娜幽会,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尽管这不能算是正大光明的事。不过他跟波琳娜的来往对哥哥并不保密:他同哥哥在信里以及当面都谈过;他跟波琳娜姊妹俩见面也是在哥哥家里。哥哥庇护他,因为不喜欢玛丽亚,他总认为弟弟跟她结婚是个错误。说不定他把波琳娜看成了未来的弟媳。

   1863年春,当玛丽亚病情恶化并被送到弗拉基米尔(因为那儿的气候温和些)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琳娜决定夏天出国。在国外起码能够摆脱私通的压抑,不必遮遮掩掩,可以公开住在一起。

   可是1863年5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时代》因为发表了斯特拉霍夫关于波兰问题的一篇文章被查封②,他必须留下来处理这个问题。波琳娜一人先走了。他决定随后跟去,可是8月以前他不能脱身。

   波琳娜单身离开彼得堡这件事已表明他们的关系上已出现裂痕,假如还不能说是危机的话。波琳娜在几个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满:一是她献出了一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怎么也不肯跟妻子离婚;二是性格不和,都想控制对方,可谁也不肯受控制;三是性生活未能得到满足——每次接触都缺乏浪漫气息;四是暗中往来使她感到屈辱……

   波琳娜的离开好象是逃脱。她预感到,或者说是希望,火车把她带到巴黎是她的新生活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点,他觉得这次离别只是暂时分手,相信不久就可以重温旧梦。

   

   二、“你来晚了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幻想见到波琳娜,跟她一起去意大利。波琳娜也一直在召唤他来法国,说热烈地爱他。直到8月初,她三个星期没有给他来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好象是因为他准备出国的时间太长而生气了。

   8月中旬,他终于离开了彼得堡。可是他手里的钱太少。他决定中途下车,在德国威斯巴登的赌场试试自己的运气——1862年6月第一次出国时就在德国的一个靠近法国边境的赌城(可能是威斯巴登,也可能是巴特洪堡或者巴登巴登)就赢过一万法郎;再早,1840年代,他还有过打台球赌博的经验。

   8月22日(10日)—25日(13日),他是在赌场度过的:起初他赢了很多钱(一万四千卢布),后来输回去一半,他便打住,及时离开了威斯巴登。他把一部分钱汇给妻子,剩下的准备用来带着心爱的姑娘旅游。8月26日(14日),他怀着绚丽的希望来到巴黎,立即给波琳娜寄去一封快信。波琳娜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来信后,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绝交信寄了出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急不可待,没等接到回信便到塞纳河滨波琳娜住的那座公寓去找她。

   关于这第一天见面的情景,波琳娜在8月27日(15日)的日记里有以下记载:

   我透过窗户看到了他,可是我等仆人进来通报,而且久久没有下决心出去接他。

   “你好!”我对他说,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他问我怎么了。这时我更加紧张,同时也越来越感到忐忑。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说,“因为我给你寄去了一封信。”

   “什么信?”

   “叫你不要来……”

   “为什么?”

   “因为晚了。”

   他低下了头,沉默了一会儿说:

   “波琳娜,我需要了解全部情况。找个地方告诉我,否则我会死。”

   我提议到他的住处去。

   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他只是偶尔用急躁绝望的声音催车夫快走,车夫有时回头疑惑地看看我们。我努力不看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看我。可是一路上他都拽着我的手,有时用力握握,身子痉挛地扭动一下。

   “平静些,我跟你在一起呢。”我说。

   我们进了他的房间,他跪在我的面前,抱着我的膝盖说:

   “我失去你了,我知道。”

   心情平静下来以后,他开始打听那人是个什么人,说:“也许是个美男子,年轻,能说会道。可是你永远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一颗心。”

   我久久不愿回答他。

   “你完全给他了?”

   “别问,这不好。”我说。

   “波琳娜,我不知道什么好不好。他是哪国人,是俄国人,是法国人,不是我的医生吗?”

   “不是,不是。”

   我告诉他很爱那个人。

   “你幸福吗?”

   “不。”

   “怎么回事?爱着一个人还不幸福。这可能吗?”

   “他不爱我。”

   “不爱你!”他抱住头拼命喊道。“可是你不会像女奴那样爱他,告诉我,我需要知道这个。你不会跟他到天涯海角去,对吗?”

   “不,我回农村去。”我说完大哭起来。

   于是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原来她到巴黎不久就结识了一个医科大学生。他是西班牙人,叫萨尔瓦多。他相貌英俊,气宇轩昂,举止优雅,谈吐风趣。她马上就被迷住,爱上了他,而且一天比一天热烈。在他的怀抱里,她感到轻松自若,身心都深受触动。她根据自己追求自由独立的道德观,勇敢地接受了这汹涌而来的爱,毫不犹豫地把身体献给了萨尔瓦多。萨尔瓦多达到目的之后,很快就冷淡起来,开始找各种借口逃避她。

   事情就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彼得堡以后在路上以及在威斯巴登赌钱的那几天:

   8月19日(7日),萨尔瓦多告诉她,说他不久要到美洲去。她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仍然大吃一惊,极力咬住嘴唇,没有大哭起来。萨尔瓦多吻了吻她……

   两天后,即8月21日(9日),波琳娜去找萨尔瓦多,觉得萨尔瓦多已不爱她,而她却强烈地希望保住他的爱。

   8月24日(12日),她又去找萨尔瓦多。萨尔瓦多不在。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钟表,等了整整一个小时。

   当她按照预定时间再去找萨尔瓦多时,萨尔瓦多仍不在家。她预感到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不禁潺然泪下,可是仍然不肯相信他在逃避她。不久前,她说他会骗人,他还委屈地反驳过嘛。

   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安乐椅上,两手抱着低垂的头,一言不发,默默地听着。波琳娜讲完,他直起身子,喊道:

   “唉,波琳娜,你为什么这么不幸!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你会爱上别人。这我知道。你爱上我是个错误,因为你的心是很高的,你等到了二十三岁。你是唯一一个不要求男人负任何责任的女人,可是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男人是取,女人是给。”

   接着,他们又谈了些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认识波琳娜这个人使他感到幸福。他请波琳娜继续跟他保持友谊,同他一起去意大利,他要作为兄长陪她。波琳娜谈完之后,心里觉得轻松了一些,答应第二天来看他。她把波琳娜送到了家。回来后,他看到了波琳娜寄来的那封绝交信。那信上说:

   “你来晚了些…… 不久前我还幻想跟你一起去意大利,甚至开始学起意大利语来。可是几天之间情况全变了。你曾经说过我不会很快把心交给别人。可是我一听到召唤,没有反抗,没有信心,几乎不相信人家会爱我,在一周之内就把心交给了人家。你开始赞美我的时候,我生气是对的。不要以为我在否定自己。我只是想说你不了解我,而且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再见吧,亲爱的。我想见你,可这能有什么结果呢?我很想跟你谈谈俄罗斯。”

   事情他已知道,可是信的冷酷语调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千里迢迢赶到巴黎,竟遇到了这样结果!他一夜不断地做噩梦,一会儿梦见波琳娜贴在一个黑眉毛男子身上,一会儿听到威斯巴登那个法国人对他说:“先生,赌场得意,情场可要失意哟。”难怪他赌场得意,那正是波琳娜背叛他的时候!嫉妒、痛苦、气恼折磨着他,他放声大哭,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可能想起了七年前到库兹涅茨克遇到玛丽亚爱上韦尔古诺夫的情景。那次跟这次在巴黎遇到的情况完全一样。为什么他在小说里描写的情节竟在他的生活中发生而且还要一再重复呢?又是他爱的女人背叛了他,他又不得不安慰她,开导她,而且还要听她对年轻情人的抱怨!

   

   三、“我要报复!……”

   波琳娜心里一直盼着萨尔瓦多来信。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回到寓所以后,见萨尔瓦多没有来信,便给萨尔瓦多写信,说:

   “星期二你没有去宾馆,也没有写信给我。也许你没有收到我的信;不管怎么说,你是能够写信给我的。也许你不知道我怎么爱你:我爱你爱到发疯的程度。我开始想你是不是遇到了极大的不幸,这个想法使我丧魂落魄。我无法表达我多么爱你;假如你知道这点,你就不会让我这两天为盼你的消息而苦苦熬煎了。”

   她还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准备以后见面交给他:

   “我想告诉你我多么爱你,尽管我知道这是语言无力表达的。不过你应该知道这一点。我从来也没有幸福过。所有爱我的人都使我痛苦,甚至包括我的父母在内。我的朋友都是一些好人,但是都意志薄弱、优柔寡断,说的多做的少。在他们中间,我没有见到一个不怕真理、不在公认的生活准则面前怯步的。他们甚至指责我。我不能尊敬这种人;说一套做一套——我认为是犯罪。我只怕自己的良心。如果我在自己的良心面前犯了错误,那我就对自己承认,我对自己决不特别宽容,我恨那些软弱怯懦的人。我躲避那些自己欺骗自己的人——为的是不依赖他们。我想到农村去甚至住在农民中间,给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给他人做些有益的事情是不配活在世上的。”

   以上两封信都没有发出去,因为发生了下面的情况。关于所发生的情况,波琳娜日记里有这样记载:

   9月1日(星期一)

   有一天晚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回来得很晚,没有开灯就睡了。第二天早晨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笔体是陌生的。原来是萨尔瓦多的同学寄来的。信上说萨尔瓦多得了伤寒,就是在我最后那次见到他的那天得的,说我不能去探望他,因为他住在父母给他介绍的一位朋友那里,我去会引起怀疑。我立即回信说我认为不让我去探望是野蛮行为,并且请他常常来信通报萨尔瓦多的病情。我以为萨尔瓦多已危在旦夕,当天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一定会痊愈,否则就没有天理了。我认为这种病对年轻人特别危险,感到万分担心。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起来,他安慰我,说此地空气好,而且医术高,不会有危险。我心急如焚,星期六一整天都盼着萨尔瓦多同学的来信,估计星期天他本人会来,因为我请过他,以便当面向他打听萨尔瓦多的情况。可是星期六下午六点我到索尔邦街散步却遇到了萨尔瓦多。是从远处看到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会是他。直到他微笑着走过来握我的手,看到他很健壮的样子,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的两腿几乎要站不住了,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我还没有起任何疑心,可是他没有来信,使我心里很难受。他一张嘴就说他病得挺重,今天是第一次上街。我说了句“你脸色很苍白”,便抬眼看了看他,见他满脸通红。

   “我星期二不在,你生我的气了。可是你指定的是星期四见面哪。”听到这话,我心里好受些了。我那么痛苦,我流出了眼泪。

   “你上哪儿去?”

   “散步,你呢?”

   “我到苏夫尔街一个同学家里去。”

   “我们可以一起走一段路。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你的同学给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你瞧。”我从手提包里掏出那封信来。“你瞧写的什么,读读吧。我给他去了两封信,并且请他来一趟。”

   “他这么写,我很生气;我以为是伤寒,结果却不是。”

   他往信上瞥了一眼,那样子像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说他早就见过。他把信还给了我。

   “读读嘛,”我说,“拿去读读。”

   萨尔瓦多把信展开,他这么做也许只是为了免得跟我说话。没等走到苏夫尔街,他就对我说需要往左拐——他跟我在一起一定感到很尴尬。

   “那就再见啦,”我说,“我要一直走。”

   “那我就陪你走走。说不清他是感到了内疚还是出于对我的怜悯。

   萨尔瓦多读着他同学写的那封信,我们默默地走到了苏夫尔街。

   “我到了。”他指着对面一栋房子说。

   剩下一个人,我马上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回到家里,我气得喊叫起来,喊着要杀了他。没人听到这话。后来我躺到床上,有一阵子什么也不想。我以为要得病了,心里感到高兴。后来我考虑采取什么措施,我决定……我甚至想给妹妹写封信诀别。我做好了一切准备,把一些能够损害我的名声的笔记本和信件都烧了。我心里感到非常舒畅。只是可怜妈妈和豪格尔曼,他们要受到牵连了。我一直在考虑能不能编造一些情况说明我没有在他们那里住过。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七点就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还在睡觉,我把他叫醒。他起来给我开了门,又躺到床上盖上了被。他惊讶地看着我,我的神态相当平静。我请他马上到我的住所来。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他,请他决断。我不想在他那儿耽搁太久,因为我估计萨尔瓦多可能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吃早饭;出来接他的时候,我手里还拿着一块面包呢。

   “你瞧,我泰然自若。”我笑着说。

   “不错,”他说,“我很高兴。谁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说了几句闲话以后,我就把我的爱情挫折以及昨天跟萨尔瓦多相遇的情形都对他讲了,什么也没有隐瞒。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此事不值得在意,说我当然受了玷污,不过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萨尔瓦多作为一个年轻人当然需要情妇,我自投罗网,他自然要享用:干吗不享用。一个姣好的女人,又能满足各种口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是对的,我完全理解,可是我心里多难受啊。

   “我只是怕你作出什么蠢事来。”(我曾把有一次访萨尔瓦多不遇时产生的要杀他的念头告诉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不想杀他,”我说,“可是我想久久地折磨他。”

   “得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值得,他什么也不会懂;这种坏东西是不可救药的。为他毁掉自己是愚蠢的。”

   我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可是我仍然很爱萨尔瓦多,情愿付出半条性命作代价使他感受到良心谴责,来到我面前忏悔。当然不可能期待会有这一天,所以我有时感到惆怅。这时,我以为已经消失的愿望会立即出现在我面前——我想报复他。可是怎样报复,用什么办法报复?他一定有一个情妇,一个什么女人。这个女人一定有许多追求者。他一定跟她闹了别扭,才来接近我,现在他们大概和好了。

   他昨天没有来,今天当然也不会来。他会怎么做呢?我没请求他,是他自己说要来的呀。他的虚荣心似乎不会允许他在我面前失信。他编造得病的谎言有什么意图?我决定给他寄些钱去羞辱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会说这是多余,他太蔑视他了,而且他显然认为我因为得不到机会报复而会难受  ——为自己做的蠢事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件蠢事是有意义的。

   九月二日(星期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然认为寄钱去侮辱萨尔瓦多是多余的,说毫无意义。他认为我是在无意识地寻找接近萨尔瓦多的借口。他说这么做的结果将导致萨尔瓦多为自己辩解,趁机再度骗我。我说:

   “难道这可怕吗?不相信自己吗?害怕受骗,那就不要尊重自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丝毫不了解我的意思,我给萨尔瓦多写了一封信,他没有看到。信是这么写的:

   “尊敬的先生:我有一次曾允许自己接受了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常是要付费的。我认为只可以无偿地接受那些被看作朋友并受到尊敬的人所提供的服务。我寄上这些钱是为了改正自己在对您的看法上所犯的错误。您无权妨碍我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

   “又及:我想补充一句,您没有必要躲我怕我:我无意纠缠您。您遇到我(这是可能的),可以像我们从来不认识一样,我甚至请求您这么做。我对您说这话,前提是预计您会收下我的钱;否则,我真要劝您尽可能离我远点儿(因为我若发起怒来,那是相当危险的)。这样对您会好些,因为我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个十足的野人),不懂您的那些十分文雅的玩笑。我的这些话是郑重的。”

   我把这封信的内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他听完后,说信当然可以寄出去,因为这起码不是消极忍耐。我前天把这封信寄出去了,今天仍然没有收到回信,也许他永远也不会回信了。说实在的,我没料到会这样。此人的修养不会由于保持尊严而沉默,他也不是那么不知廉耻,会由于卑劣而胆怯。也许会想出什么遁词来回答,不过未必。根据他的性格来判断,我估计:他假如不是胆怯的话,会把钱给我寄回来,即使不写回信的话。这封信不仅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他甚至也有某种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不存在于他的身上,甚至也不存在于他的头脑里,而是存在于他的记忆力——从天主教教义里汲取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他的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为背叛了他而他仍然爱着的女人排遣失恋的苦恼。他这样做当然是希望她回心转意,以便重温旧梦:她跟萨尔瓦多的爱情已经结束,为什么不能发生像他的妻子玛丽亚当年在库兹涅茨克那种转变呢?他认为这种转变十分可能,因为他跟波琳娜的性关系要牢固得多:他做她的情夫已有好几个月,而且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他说以兄长身份陪她,当然是为了让她同意一起去旅游,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意图。波琳娜显然心里明白,然而却并不打算满足他的愿望,可是她要离开这讨厌的巴黎。

   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九月三日或者九月四日(八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离开的巴黎。她离开巴黎时的心情在她的日记里是这么记的:

   九月五日。巴登巴登

   离开巴黎时我感到很惆怅。这不只是因为住惯了,我离开彼得堡时就感到轻松。我离开彼得堡是怀着希望的,而离开巴黎我却失去了许多东西。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爱上谁。报复的火还要在我心里阴燃好久。我决定:如果意大利之行不能使我心中的怒气消失的话,回到巴黎以后,我一定要把想好的计划付诸实施……

   

   四、“我要吻吻你的脚”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琳娜9月5日(8月24日)到巴登巴登,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套有两个房间两张床的客房住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到赌场去赌钱。9月8日(8月27日),他给哥哥和岳父分别去信,说他输了个精光,要他们汇钱来。哥哥来信问他为什么带着心爱的姑娘旅游要去赌场,他说:

   “你来信问带着心爱的人旅游怎么能输得精光。亲爱的米哈伊尔,我在威斯巴登创造了一套堵法,一试,马上就赢了一万法郎。第二天没有按照这个赌法赌,一冲动,马上就输了。傍晚又用这个赌法,并严加遵守,立即毫不费力地赢了三千法郎。你说,能不着迷吗,怎能不信呢——严格按照我的赌法,运气就好。我需要钱哪,为了自己,为了你,为了妻子,为了能安心写小说。在赌场轻轻松松就能赢个万儿八千的。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从穷困中解救你们大家和我自己,况且我还相信自己所创造的赌法呢,况且我在巴登巴登一走近赌桌一刻钟就赢了六百法郎呢。”

   钱没到之前,他们身上已分文皆无。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怀表当了,波琳娜把耳环当了,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旅馆要他们结帐。

   在巴登巴登他赌场失意,情场上也不得意。

   下面是波琳娜9月6日(8月25日)日记的记载:

   路上他说他抱着希望,尽管他以前是矢口否认的。对此我未置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希望是实现不了的。我那么果断地离开巴黎,出乎他的意料,他感到高兴。可是他不应把希望建立在这上面——恰恰相反,昨天晚上,他的希望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十点来钟,我们喝茶。因为我这天觉得累,所以我就躺在床上,请他离得我近些。我心情好,拿起他的手,久久地握着。他说,他这么坐着很好。我对他说,在巴黎时对他态度粗鲁是不公平的,说我好象只想自己,其实也想过他,只是不愿说而已,怕他气恼。他猛然站起来想走,但被我放在床旁边的皮鞋绊了一下,他忽然转身又坐下来。

   “你想上哪儿?”

   “我想去关窗户。”

   “那就关去吧,假如想关的话。”

   “不,不必关了。你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想什么!”他语调奇怪地说。

   “怎么回事?”我看了看他的脸,他的神情很激动。

   “我现在想吻吻你的脚。”

   “干吗要这样!”我十分难为情,几乎吃惊地说完,就把脚缩起来。

   “我想得厉害,所以决定要吻吻。”

   接着,他问我想不想睡觉。我说不想,愿意跟他再坐一会儿。我想脱衣服睡觉时,问他侍女会不会来收茶具,他肯定说不会。随后他用那么一种眼神儿看着我,使我觉得不好意思,我告诉了他。

   “我也不好意思。”他带着奇怪的笑容说。

   我把脸藏在枕头里。后来我又问他侍女会不会来,他再一次肯定说不会。

   “那你回自己房间吧,我想睡了。”我说。

   “这就走。”他说完,又呆了一会儿。接着他很热烈地吻了吻我,终于为自己点蜡烛了。我的蜡烛快烧尽了。

   “你要没有蜡烛啦。”他说。

   “不,有,有一整根呢。”

   “可这是我的呀。”

   “我还有。”

   “总有话答对。”他笑着说完就走了。

   他没有关自己房间的门,马上又进来,借口给我关窗户。他走到我跟前,劝我脱衣服。

   “我马上就脱。”我说完,做出等他走开的样子。

   他走了,又找了一个借口进来,然后又走了,这次把门关上了。

   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波琳娜说:

   “我这么折磨你,你一定不愉快。”

   波琳娜说:

   “没有什么。”

   她没有多说什么。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能抱希望,又不能感到失望。他说她的微笑很狡猾,说她觉得他蠢,他已意识到自己蠢了,但这蠢是无意识的。

   天天跟波琳娜住在一起——他们住在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客房里,除了最主要的方面以外,各方面都像新婚夫妇一样。波琳娜激起他的情欲,看着他天真地想占有她,看着他欲火难熬,到了关键的一步,又推开他。这使她得到了特殊的乐趣。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这一点。他在以这段经历为题材写的小说《赌徒》里说:

   “这一切,她理解得十分清楚;我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得不到她,我的幻想不可能实现,——我相信她理解这点,而且这种理解使她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否则她那么谨慎聪明的女人决不会跟我这么亲近。”

   波琳娜有时也可怜被她折磨得形容憔悴的旅伴,于是就不再折磨他。离开巴登巴登十天以后,在都灵她在9月20日(8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我有一次责备了他,后来觉得不对,想弥补过错,便对他温存起来。他那么高兴,使我感动了,便加倍温存起来。当我含着爱抚看他的时候,他说:“这熟悉的眼神儿我好久没有看到了。”我靠在他的胸上哭了。

   可是她的柔情持续的时间不长。在罗马又发生了他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幕。她在9月29日(17日)日记里这么记的:

   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缠我。他说我看问题太认真太严厉,有些问题不值得这么认真严厉。我说这里有个原因我以前没有说。后来他说实用主义会害了我。我说实用主义我没有,虽然有些倾向。他不同意,说有证据。看来,他想知道我顽强拒绝他的原因。他在努力猜测。

   “你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听了他的各种猜测后回答说。

   他认为我是任性,是想折磨他。

   “你知道吗,男人是不可以这么长久折磨的,他最后会放弃追求的。”

   我不能不笑起来,差些没有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里有个主要原因,”他肯定地说(后来我了解到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话)。“这个原因使我感到厌恶,这就是半岛(指萨尔瓦多,因为西班牙是半岛——引者)。”

   他突然提到萨尔瓦多使我感到很激动。

   “你对他抱着希望。”

   我没有吱声。

   “这回你不反驳了。”他说,“不说不是这么回事啦。”

   我没吱声。

   “我对此人毫不在意,因为这是个过于空虚的人。”

   “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我没有什么可希望的。”我想了想说。

   “这毫无意义。你理智上可以推翻一切希望,这无济于事。”

   他等我反驳,可我没有反驳,我觉得他的话是对的。

   他突然站起来,去躺到自己的床上。我在屋里踱起步来。我出现了新的想法。我的确抱着一线希望。我开始不知羞耻地希望……

   他一觉醒来,变得非常潇洒快活,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好象要用这种态度战胜心里的气恼,给我点儿颜色瞧瞧。我疑惑地看着他的奇怪举动。他好象要把一切变成玩笑,藉以刺痛我,不过我只是惊奇地看着他。我终于简单地说了一句:

   “你有些不好。”

   “哪方面不好?我做了什么错事?”

   “嗯,在巴黎和都灵时,你好一些。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这是苦中作乐。”他说完走了,一会儿又回来。

   “我不好。”他严肃伤心地说。“我像根据职责检视一切,好象在上课。我想起码给你开心。”

   我用两臂热烈地搂着他的脖子说他为我做了许多,我很高兴。

   他忧伤地说:

   “不,你是要去西班牙的。”

   我听了他暗示萨尔瓦多的话,心里不知为什么觉得又可怕,又甜蜜得要命。我跟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多么怪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我的态度里有说不尽的矛盾。

   他又把一切变成了笑谈。走开的时候,他说这么放过我,他觉得屈辱(这时已是下半夜一点,我脱了衣裳躺在床上。)他说:“俄国人是从来不后退的。”

   他们离开都灵,乘船经由热那亚和里窝那去那不勒斯,然后由那不勒斯去罗马。他们在意大利旅游,徜徉在情侣和诗人的国度里,非但没有产生爱的冲动,反而更加感到肉体不和谐和心灵不和谐所造成的重担。波琳娜在暗暗想着萨尔瓦多回到她身边以后如何加以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每次貌合神离的亲近之后想起玛丽亚来。

   9月末,他们到了罗马。10月下旬,他们由都灵去柏林。波琳娜由这里去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去了巴特洪堡。在这里,他又赌兴大发,输了个精光。10月26日(14日),波琳娜接到他的求援信。这时她也是手头拮据,只好把一块带链儿的怀表当掉,才使不走运的赌徒能够及时回到俄国去。

   

   五、“不爱可以,但是别折磨”

   1863年冬天和1864年早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是奇怪而困难的。他一方面照料妻子,减轻她临死前的病痛,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波琳娜。耳边听着玛丽亚在卧室里的咳血声,心里却在盼着波琳娜的法国来信。她给他寄来她写的一个短篇。他立即转到彼得堡去(他那时在莫斯科照护妻子)。《当代》杂志第6期上就出现了短篇小说《走自己的路》,署名像往常一样是阿·苏——娃。

   1864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4月玛丽亚去世,7月出版事业的伙伴、哥哥米哈伊尔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妻子和哥哥去世后给弗兰格尔写信说:

   “我突然变成了孤单单的一人,简直感到可怕。全部生活一下子分裂成两半。我为之生活的一切全都在已度过的一半里,而在未知的另一半里则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没有一颗心能够代替他俩。我觉得周围冰冷凄凉。”

   看来波琳娜即使在信里也没有给他些许安慰。她叫他到欧洲来。他回信说情况不允许,她很生气。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在彼得堡被折腾得头很眼花。帕沙替他管家,钱总是不够花。他要管教帕沙,抚养哥哥的遗孤。他的弟弟尼古拉是个酒鬼,经常求他接济。他还承担了哥哥遗留下来的全部债务,要在未来的十三年中偿还。杂志,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情况很糟。而且他又体弱多病。他曾写信要波琳娜回来。可是这年轻姑娘并不想回来作他的护士。她在法国、瑞士和德国游历,变换着城市和情夫,不过任何地方任何人也不能向她提供她所幻想的幸福。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操劳和孤独的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1864年冬和1865年初他对波琳娜的态度已出现危机。他对她的本质已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在1865年4月19日给波琳娜的妹妹娜杰日达的信里,他说:

   “波琳娜是个极大的利己主义者。她的利己主义和自尊心极强。她要求别人完美无缺,不肯为了看重其它一些优点而宽容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她不肯承担对别人的最微小的义务。她至今仍在辱骂我,说我辜负了她的爱,不停地抱怨我、责难我,可是正是她63年在巴黎在一封短信里用‘你来晚了些’来迎接我,也就是说她告诉我已爱上了别人,而在写这封短信的两周之前她却热情地写信说她爱我。我指责她不是因为她爱上别人,而是因为她在当时给我寄往旅馆里的那封短信里竟粗鲁地说‘你来晚了些’。

   “……我现在仍然在爱她,很爱,可是我已经不想爱她了。她不值得这么爱。

   “我可怜她,因为我预见到她将永远不会幸福。她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朋友和幸 福。③谁要求别人献出一切而自己却不肯承担任何义务,谁就永远找不到幸福。

   “也许我给她的那封受到她抱怨的信写得有些火气,但并不粗鲁。她认为粗鲁,是因为我竟敢顶撞她,竟敢表明我多么痛苦。她总是傲视我。她生气是因为我终于想说话,想抱怨,想顶撞她。她不允许我们的关系里有平等存在。她对我的态度里根本没有人情味。她知道我现在还爱她。可她为什么折磨我?不爱可以,但是别折磨。”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封信起了作用。妹妹的干预显然使执拗的姐姐多少有些回心转意。波琳娜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和解的苗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想出国了。他认为出国会使他摆脱一切灾难,会使他在赌场上赢钱,在波琳娜的怀抱里得到爱抚和安慰。

   1865年夏末,借了一些钱,他匆匆赶到国外去了。

   

   六、残梦难续

   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有两年没有见到波琳娜了。这两年的日子多难熬。1863年秋在烟雾弥漫的柏林火车站站台上最后一次拥抱她的情景仿佛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他的爱只能靠回忆和幻想来滋养。在想象中,情人变得比真人更美更好,然而却是幻影,不可触摸。他努力想象马上要见着的波琳娜是什么样子,可是想象不出来。想到这次期盼已久、多次推迟的会面,他几乎有些害怕。害怕和喜悦交织在一起,差不多要使他精神失常了。

   1865年8月10日(7月29日),他到了威斯巴登。波琳娜从苏黎世去巴黎要经过这里。

   他们终于见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马上看出波琳娜变了。不错,这是他曾经了解和爱过的波琳娜,是他的情人,女友。听着她那低沈洪亮的嗓音,触摸着她那柔软滑润的肩膀时,他几乎全身颤抖起来。可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却冷漠傲慢,她变得更加标致秀美的身材对爱抚也没有柔顺地给以迎合。她变得更加冰冷更加淡漠了。她嘲笑他,说他的崇高的冲动是平庸的肉欲,对他的热情的亲吻,则加以蔑视。即使有过片刻的肉体接触,她也是像施舍似的,仿佛她自己并不需要或者使她感到难受,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甚至觉得自己的拥抱玷污了她。总之,她人在这里,心并不在这里,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肉体上都可以这么说。显然,她认为他们的爱已日薄西山,没有药物可以医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企图设法挽救这形同死灰的爱。他对波琳娜说她应当嫁给他,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爱她,给她温暖。现在,残梦难续,一切憧憬行将化为泡影,他想向自己,向她证明:不幸是可以补救的——办法就是他们俩永远结合到一起。她照例给以回绝。在瑞士的时候,她见到过妹妹,经过长谈,她答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温和些。可是,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令人厌恶地顺从,挨到鞭打以后那么像奴隶似地狂喜,一激起他的情欲以后,她就情不自禁地想践踏他,使他痛苦,要拿他为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气恼和失败出气。她顶撞他,嘲弄他,或者像对待一个无趣的偶然遇到的熟人那么对待他。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去赌场,企图在轮盘赌里忘却烦恼,得到慰藉。结果他把自己的钱和波琳娜的钱全输光了。当波琳娜决定回到巴黎筹款时,他并没有挽留她,好象筹款捞本乃至赢钱比把她留在身边更重要。看来赌钱的兴趣代替了对波琳娜的兴趣。

   波琳娜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8月22日(10日)和8月24日(12日)接连给她去过两封信,主要是诉说自己的困境,要她替他借钱。他在第一封信里说:“你走后,第二天一早,旅馆侍者就向我宣布:接到吩咐不向我提供午餐、茶点和咖啡。我去论理,德国胖经理对我宣布,说我‘没有资格’吃午餐,只答应供给我晚茶。因此从昨天起,我就没有午餐吃,只喝晚茶④。而且给的晚茶也很糟糕,没有酒精炉,衣服和鞋也不给刷,叫人也叫不来,仆役都对我表现出难以言传的最具德国特色的轻蔑。”在第二封信里,他说:“仍然没有午餐吃,只能靠早茶和晚茶充饥——这已是第三天了。说也奇怪:我也一直不想吃东西。糟糕的是他们不肯痛痛快快地给蜡烛,有时甚至不给——如果前一天剩下一块蜡烛头儿的话。我每天下午三点离开旅馆六点回来,为的是装出一副根本不想吃午餐的样子。”

   他也给赫尔岑⑤、屠格涅夫⑥、米柳科夫⑦、弗兰格尔⑧写信求援,也给彼得堡的一些杂志编辑写信,提出一个庞大的小说写作计划(后来这部小说演变成《罪与罚》)来预借稿费。他的东西全当光了。

   波琳娜从巴黎汇来的钱被他立即输光了。他终于收到屠格涅夫汇来的五十泰勒——他本来要借一百的。这笔债使他们之间的旧怨又添了新恨:据说屠格涅夫一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散布他怎样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肯把这笔钱还给他。的确,这笔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年后即1876年才还的。还债时还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屠格涅夫说当时汇去的是一百泰勒,不是五十泰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拿出文件来证明,因此很生气,给屠格涅夫加了一些极不好听的修饰语。这些都是后话。

   且说《俄罗斯导报》主编卡特科夫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出的小说《罪与罚》(当时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写作计划,但预支给他的稿费却由于误会没有汇到威斯巴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回到彼得堡收到的)。赫尔岑回信说借的钱太多,他没有,如果钱数少可以借给他。弗兰格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靠的老朋友,帮助了,但晚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困境的是当时旅居威斯巴登的东正教神甫亚内舍夫⑨。他为陀思妥耶夫在旅馆的债务作保并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百三十四盾。这些钱刚够回俄国,去巴黎连想也不能想了。幸好波琳娜来信说她不久就要回俄国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种种不幸之后带着这个多少给他一些慰藉的希望踏上了回俄国的归途。

   

   七、“别了,永恒的女友!”

   1865年10月末,波琳娜回到了彼得堡。她一到彼得堡,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立即发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在威斯巴登时更加坚决地要她嫁给他。波琳娜在11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他早就向我求婚,这只会激怒我。”她不仅不想把自己的命运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连在一起,而且她在彼得堡停留的四个月中间使他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他们的见面常常变成无休止的争吵。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任何东西,她都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信教,短头发上打的发蜡太多,常常谈论道德允许做什么,爱吃甜食——她都不喜欢。她嘲笑他的穿戴:他请最贵的裁缝作了一套西装,她说穿在他身上像布袋。他谈到结婚,她就笑着叫他到英国去找个英国女人做妻子,因为他说过英国女人最具有女性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她的话来说缠她的时候,她就讥讽地问他跟妓女和未婚妻候选人见面的情景——她来彼得堡以后什么事都打听清楚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彻底看清楚了她冷酷堕落的真面目。无疑,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心里仍然很痛苦。1866年初,她在给弗兰格尔的信里写道:

   “亲爱的朋友,你起码在家庭生活方面是幸福的(弗兰格尔这时已结婚——引者),而命运在这一伟大的唯一的人生幸福上却不肯怜悯我。”

   1866年2月中旬,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些话的时候,波琳娜准备离开彼得堡了。她不仅拒绝了他的求婚,而且在三年相爱、背叛、争吵、和解之后告诉他说他们该分手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未来。

   这年春天,波琳娜动身到农村她哥哥家里去了。临行前,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见面话别。他俩都清楚地知道他们今后永远也不会再走到一起了。

   可是186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收到了波林娜托人捎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婚妻子安娜看完以后很怕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她旧情复燃,甚为不安(见她1867年4月27日日记)。据此,我们大体可断定信的内容。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回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先介绍了跟安娜结婚的经过,然后说:

   “你的信给我留下了悲惨的印象。你在信里说你很忧郁。我不了解你近一年来的生活以及你的心事,可是根据对你的全部了解可以断定你是很难得到幸福的……别了,永恒的女友!”

   跟波林娜的爱情经历,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9月在罗马时就想写成小说,并且已经动笔,但因为天太热而且逗留的时间太短——只一个星期,所以就撂下了。同年9月30日(18日)在罗马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他讲了这篇小说的大致内容和艺术价值,并保证最晚在11月10日把稿子寄到杂志社,请斯特拉霍夫到杂志社去替他预支稿费。不过这段经历,他1866年才写成书名为《赌徒》的中篇小说。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波林娜。

   

   附注:

   ①娜杰日达·普洛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1843—1918)  1864年去苏黎世大学学习,1867年得医学博士学位,是俄国第一个女医生,1869年在维也纳嫁给了瑞士籍的动物学家埃里斯曼。

   ②1863年1月波兰爆发反抗俄国统治的起义(波兰当时是俄国的殖民地),斯特拉霍夫的这篇谈波兰问题的文章,题为《致命的问题》(载于《时代》杂志4月号),里面没有对波兰起义表示同情,只是说波兰以自己的文明自豪,它的要求就是建立在对这种文明的优越感上,而他则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比波兰的文明价值更高;为了取得对波兰的胜利,俄国不仅需要用武力,而且也应该用精神手段。文章被曲解为保护波兰,因此《时代》杂志被查封。

   ③阿波里纳里娅·普洛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1839—1918)  在本书里简称波林娜,1870年代末嫁给年仅24岁的罗赞诺夫。当时罗赞诺夫是外省教师,后来成了记者、作家和教授,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他们婚后生活很不幸福,夫妻多年不和、争吵打闹。结婚六年后,即1886年,苏斯洛娃抛弃罗赞诺夫离家出走,罗赞诺夫千方百计争取她回心转意,一直不肯给她身份证(那时政府规定妻子的身份证是由丈夫保存的)。罗赞诺夫跟另一个女人生了两个孩子以后直到1897年才打消了缠磨她回来的念头,把身份证给了她。后来罗赞诺夫提出离婚,苏斯洛娃无论如何不肯同意。这期间,罗赞诺夫因为同别的女人同居所生的孩子长期无权使用自己的姓而伤透了脑筋。

   ④西方旅馆所谓供茶,除茶水外还供应三明治或饼干之类食品。故可聊以充饥。

   ⑤ 赫尔岑(1812—1870)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作家。1846年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1862年6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时特意到伦敦去访问过他。

   ⑥ 屠格涅夫(1818—1883)  俄国作家。1845年11月前后在彼得堡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

   ⑦ 米柳科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17—1897)  俄国作家,文学史专家,教育家。1848年冬在杜罗夫小组(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中的一个派别)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

   ⑧ 弗兰格尔,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1883—?)  俄国法学家,外交家,考古学家。1854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任检察长时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

   ⑨ 亚内舍夫,伊万·列昂季耶维奇(1826—1910)  当时是威斯巴登俄国教堂神甫,神学博士,1866—1883年间任彼得堡神学院院长。1865年在威斯巴登结识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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