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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男,四川宜宾人,1961年5月12日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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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怡
1949,柳亚子的“狂奴故态”与“英雄末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彬彬 点击:2042次 时间:2018-02-11 20:59:51

   在毛泽东堪称漫长的一生中,与其有过诗词唱和者,只有郭沫若、柳亚子与周世钊三人。在民国时期,柳亚子就是活跃于政界和文界的大名人。但民国时期的名人,许多人在1949年后都遁迹销声,而柳亚子却知名度更高了,这要归功于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

   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所有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有个柳亚子。在使得柳亚子具有广泛知名度上,毛泽东的另一首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也同样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圣经”,柳亚子也就跟着家喻户晓了。毛泽东诗词中的有些句子,更成为众口传诵的“名句”,与毛泽东的那些著名语录一样,频频被人们在谈恋爱、写情书、发言、谈话、辩论、写文章等各种公私场合引用。

   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便都是这样的“名句”。尤其是后者,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毛泽东的其他“名句”一起,被出版社作为对联印刷出版,在各地“新华书店”销售,从而被贴在各种可以贴对联的地方。知道“牢骚太盛防肠断”这“名句”出自毛泽东之手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句诗本是针对柳亚子的“牢骚”而作。既然被毛泽东称为“太盛”,可见柳亚子的“牢骚”颇有力度。但这“牢骚”的具体内容为何,却始终是悬案。少数知情者的闪烁其词,更让这“牢骚”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1949年3月18日,柳亚子从香港辗转来到北平。其时,大批在国共相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号召和安排下,云集于此。他们是被中共邀请来协商召开新政协的。以柳亚子此前的政治表现和社会声望,以柳亚子与毛泽东“老朋友”的关系,当然在被邀请之列。

   柳亚子与黄炎培、章乃器、钱伟长等数十人,同住六国饭店。10天后的3月28日夜,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见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所引柳诗,均见该书)。全诗如下: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这首诗,第一句意思很明白,是在称颂毛泽东“开天辟地”的壮举。第二句便开始发“牢骚”了。“说项”即称誉他人之意,这里应指自己长期对共产党的拥护和襄助。“依刘”则指投靠他人。典出三国时期王粲依附刘表却又不受礼遇不被重用的故事。“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思就是说:我长期站在共产党一边,为共产党尽心尽力,如今却像依附刘表的王粲一样受冷落,我实在受不了。

   第三句用了两个典故。“夺席”指夺取他人的席位。《后汉书·戴凭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五鹿为复姓,这里指西汉的五鹿充宗。《汉书·朱云传》说:五鹿充宗深得汉元帝的宠信,占据着谈经的席位。元帝令五鹿充宗与其他人辩论,但其他人慑于元帝对充宗的宠信而“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后来充宗终于败在朱云口下。柳亚子将这两个典故同用,意在说明自己是像戴凭一样有真才实学而非像五鹿充宗那样不堪一击。

   第四句用的是《史记·孟尝君传》中冯驩慨叹“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熟典。第五句“头颅早悔平生贱”,是“早悔平生头颅贱”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后悔平生为了你这个朋友、为了共产党人的事业而不计生死、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牢骚”就发得有点咄咄逼人、不知轻重了。

   柳亚子也知道这一句算是把话说兜底了,只能退不能再进了,于是有了第六句的语意转折。“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宁忘一寸肝胆丹”的倒装句,意思是说:我对你这个朋友、对共产党,仍是一片赤胆忠心。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第六句的转折有些突兀,但其实这正可以看出柳亚子写此诗时的真实心态。

   柳亚子此时心中有着巨大的委屈,有着严重的不平衡。他给毛泽东写此诗,要表达这种委屈和不平,但表达委屈和不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同情,从而做出对他有利的干预。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就要把话说得狠些;要让毛泽东同情并干预,却又不能只说狠话,还要表示“此心未改”。这样,就有了第五句的“悔”和第六句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最后两句是说: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我就要回到那里,像严子陵那样隐居了。分湖,是柳亚子家乡吴江县的一座湖。为怕毛泽东不懂,柳亚子在诗后特意做了说明。这等于是在让毛泽东做出选择:要么满足我的愿望,要么让我撂挑子走人。当时,毛泽东正忙着建立新的政权,是很需要柳亚子这样的著名“民主人士”合作的。柳亚子如果真的拂袖而去,那负面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但这又并不意味着就要满足柳亚子的实质性要求。既稳住柳亚子,让他继续为新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发挥作用,又不让柳亚子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这是其时的毛泽东必须做到也不难做到的。柳亚子诗的最后两句,有着明显的撒娇意味。

   其实,这整首诗,都与其说是在发牢骚,毋宁说是在撒娇。正因为是在撒娇,所以“分湖便是子陵滩”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毛泽东当然体味到了这种撒娇之意,所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并不需要实质性地满足柳亚子的要求,就能稳住他。“倘遣名园长属我”毛泽东3月25日到达北平,柳亚子28日便写了这首诗。那时的毛泽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所以并没有马上理会柳亚子的牢骚。查柳亚子日记,可知这期间,柳亚子火气越来越大。例如,4月7日日记写道:“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4月25日,柳亚子从六国饭店搬到了颐和园内的益寿堂,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搬出六国饭店而移到更好住处的,并非柳亚子一人。柳亚子4月25日日记写道:“寰老(引按:即俞澄寰)言明日亦将他迁,圣陶、墨林、云彬、彬然来辞行,言今天上午即走,从此六国饭店,将成云散风流之局面了。”(同上。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可见当时有许多人都被重新安排了住处,并非因为柳亚子发了“牢骚”而对其特别照顾。但柳亚子能入住条件特别好的颐和园,却又不能不说因发“牢骚”而受到了特别的安抚。

   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并派秘书田家英送给了柳亚子。全诗如下: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泽东的和诗,比柳亚子的原诗要好懂得多。

   1926年四五月间,毛柳相识于广州,第一句说的即是此事。柳亚子在1941年《寄毛润之延安》诗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之句,故毛泽东有“饮茶”之语。第二句说的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事。在重庆(旧称渝州),柳亚子曾向毛泽东索诗,后来毛泽东手书了《沁园春·雪》寄柳亚子。这两句以忆旧的方式表明自己并没有忘记老朋友,表明自己还记得二人间的交情。

   第三、四两句,说的是眼前的事。毛泽东于1918年初次到北京,1949年回来,相隔31年。“读华章”则指读到了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只是“落花时节”有点费解。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写于公历的3月,相当于中国旧历的“早春二月”,正是百花初发之时,不知毛泽东何以称之为“落花时节”。第五、六两句,语浅意明,不用解释。

   第七句的昆明池即柳亚子正居住的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富春江是严子陵垂钓之地。因柳亚子发“牢骚”的诗中有学严子陵归稳之语,故毛泽东说昆明湖“胜过”富春江。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只是说了些气话,看不出他具体的诉求。但知情者的回忆,却让人觉得柳亚子不仅仅只给毛泽东写了这首诗,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柳亚子当初向毛泽东提出了到江南“某地方”任职的要求。这“某地”,就是柳亚子的故乡江苏。以柳亚子罕见的狂傲和自负,这职务的要求,决不会很低,应该是江苏省的主要领导吧。用老话说,就是“封疆大吏”了。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满足柳亚子的要求,但自己愤言相逼,毛泽东却温言相劝,还是一时间令柳亚子很兴奋和激动。柳亚子当即又写了《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诗最后两句,说昆明湖比富春江好,意在劝柳亚子打消归隐吴江的念头。归隐云云,本就是“气话”。毛泽东一挽留,柳亚子便表示欣然从命。实在可说是就坡下驴。但他似乎又抓住了毛泽东诗的最后两句不放。《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最后两句是:“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颐和园是暂住之地,这是十分明确的。但柳亚子却大有在此安居之意。

   如果说这两句还不足以说明想要长住下去,那《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的最后两句,却把这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怎样解释这两句,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解释是: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颐和园送给他。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是很自然的。所谓“长属我”,当然就是“从此属于我”的意思。把这两句诗翻译成白话,那就是:“如果这颐和园从此属于我,我就不想归隐吴江了。”如果柳亚子真有此意,那就不仅是就坡下驴,同时又在顺竿上爬了。——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但柳亚子的一些亲友却不同意这种解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文化大革命时听说有人用以上诗句批评我父亲,说他向毛主席‘索取’颐和园,可谓奇谈、趣闻。”(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9年版,第132页。)

   说柳亚子这些诗句的意思仅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许柳亚子的确没有独占颐和园之心,但长住此园之意,却是肯定有的。即便柳亚子想要独占一座颐和园,也决非不可思议的“奇谈、趣闻”。下面我们将看到,比起柳亚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一座颐和园,真不过小菜一碟。

   柳亚子生于1887年,长郭沫若5岁,长毛泽东6岁。从少年时期起,柳亚子就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反清的宣传活动。1903年,在上海参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1909年,与高天梅、陈去病等共同创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亚子是国民党内强硬的左派,在国共相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柳亚子却自少年时代起,就有着异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在柳亚子诗中,“英雄”二字,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金石家曹立庵在回忆柳亚子时,说起过这样一件事:亚子先生对共党人充满了信任和热爱,而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记得是在1945年秋的一天,亚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带我一同上街溜达,走到重庆一座著名的酒楼前,只见出入酒楼的,都是些达官权贵。亚子先生十分气愤,有意拉我们坐在酒楼对面一处卖牛尾汤的小摊前喝黄酒。当时,亚子先生和郭老早已是海内知名诗人和社会贤达,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那些达官权贵的无声嘲弄和谴责。亚子先生数十年攻诗,出口成章。那天,当他边喝黄酒边抨击时政,并颇为自己敢于同那些丑类斗争而感到自豪时,不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对亚子的道德文章历来推崇,赞应曰:“诗人毕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为两位长者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许诺说,我要为这副“联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便来我处看印章。走前,亚子先生书赠我一首诗,郭老为我作了一幅指画。此后,这枚“联句”印章便常见于亚子先生的手书诗文条幅。

   如1945年冬,他书赠给本村的诗条幅首端,就盖有这枚“联句”印章(曹立庵:《“诗人毕竟是英雄”——忆柳亚子先生二三事》,原载《书法》1979年第2期,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版。)。“诗人毕竟是英雄”虽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却极为柳亚子所欣赏,不但常钤于手书条幅,还数次用于自己的诗中。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柳亚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

   郭沫若脱口而出的“诗人毕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亚子喜爱不已,还因为它与柳亚子家传的另一句恰成对照。柳亚子曾写过《“英雄末路作诗人”两首》,诗前有序云:“余家旧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诗人’,盖乡前辈杨龙石先生为高祖粥粥翁所治也。”原来,柳亚子高祖就有怀才不遇的牢骚。这两首诗的第二首,是以这样两句开头:“英雄末路作诗人,青兕前生旧姓辛。”“青兕”是辛弃疾的别号,也是柳亚子的笔名。这分明在表示,即便不能在安邦治国上建功立业,最终只能以作诗遣怀,那也是时运不济,而自己终究是如辛弃疾一般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豪。不过,对这种“英雄末路”的“认命”,在柳亚子那里只是偶尔出现的。更多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自己在叱咤风云、降龙伏虎。

   “诗人毕竟是英雄”这句话之所以令他如此喜爱,就因为说出的是他的心声。抗战期间,郭沫若曾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而柳亚子却并不认可:“‘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苏联费德林博士乞诗,奉赠两绝,十月二十八日作》)柳亚子认为把他比作怀沙抱石、自沉汩罗的屈原,是辱没了他。他觉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拔山盖世;他认为自己在匡时济世;他认为自己在回天救世。自认为力能回天的柳亚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亚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狂。读柳亚子诗文,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气冲天。

   例如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柳亚子:《我的诗和字》,《磨剑室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尽管中国的柳亚子与德国的尼采风马牛不相及,但柳亚子在诗文上的这样一种自负和狂傲,还是让我想到了尼采。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文,也许真只有尼采可与之相比。但尼采的狂仅仅表现在对自我文章的评价上,而柳亚子则在政治层面上也狂气逼人,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认为在安邦治国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这就令尼采相形见绌了。“若论时代前驱者,亚子先生第一人。”(《改邓煜诗两首》)不仅在写诗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上,也是“第一”的。

   1940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梦在莫斯科谒斯达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纪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可谓狂人自有狂梦。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柳亚子能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梦,也足见其平时内心的狂态。实际上,柳亚子是真的这样想过。他后来回忆写这首诗的背景时说:“这时候,实际上还远在德苏开战以前,我很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亲谒斯大林元帅,凭三寸不烂之舌,扮一出哭秦庭申仓胥呢。”

   这也可谓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说的是,柳亚子是自知其狂,并且也常常自知其谬的。但这种“自知之明”却又并不足以阻拦他那些气冲霄汉的狂语。读柳亚子诗,你会觉得他时时有一种说豪语、放狂话的冲动。这回,梦醒之后,他虽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写下这样的诗:“轰炸千机毁帝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柳亚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几次自称“狂奴”。“狂奴故态今犹昔,国策方针定岂摇”;“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自笑狂奴藐馀子,天生名德护微功”(《叠韵和徐冰两首》)。“狂奴故态”云云,也是典出严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本是同学,他敢于对当了皇帝的刘秀不敬,被刘秀称作“狂奴故态”。而严光之所以能做到并不因为刘秀当了皇帝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他决不想在刘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刘秀再三邀请,也不改初衷。这可谓是“无欲则狂”。而柳亚子却对从政无比热心,却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以严光自况,其实是拟于不伦。既想仕途得意,又不改“狂奴故态”,就只能走向“末路”了。

   柳亚子的狂态,当然在与毛泽东的应对中,表现得最醒目。柳亚子与毛泽东于1926年四五月间,相识于广州。其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份出席大会。在这期间,他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极点。在与共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他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其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柳亚子与毛泽东在珠江畔一座茶楼相见。虽与毛泽东是初相识,柳亚子也向他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与恽代英如出一辙。见陈迩冬《一代风骚》,《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可见,借助蒋介石之手,清除军阀势力,是其时中共中央的一种决策。

   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

   

   ……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一番奇谋秘计,代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赞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倒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的话,‘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袖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柳亚子:《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磨剑室文录》。)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而把“西安事变”终于未杀蒋介石归咎于毛泽东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

   二、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的一种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了某种“界限”。

   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是否喝了不止二两,反正此文在柳亚子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轻视与鄙夷,他人并不知晓。否则,柳亚子后来的牢骚,会更“盛”的吧。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柳亚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柳亚子与毛泽东在广州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隔绝。

   1937年6月,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何香凝寄赠的画集和廖仲恺的《双清词草》等物品后,致信何香凝,其中这样提及柳亚子:“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讲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937年6月,对于中共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极其必要的策略。当毛泽东从何香凝寄赠的画集上看到柳亚子题诗时,一定想起了11年前在广州的见面,想起了柳亚子那时的必欲除蒋而后快。这样的人,现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团结的。所以毛泽东不惜以“人中麟凤”来赞美他。不过,毕竟已过11年,柳亚子还像当初那样反蒋吗?毛泽东也需要探询一下。当弄明白了柳亚子狂态依旧、反蒋依旧、亲苏亲共依旧时,毛泽东当然就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作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亲苏亲共又狂傲不羁的人,毫无疑问是大有用的。1940年11月,柳亚子从香港写了《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其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两句,回忆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此后,林、徐、董均有诗作应和。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这口气之亲切,或许今天还令一些人感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柳亚子第二次相聚。其时,柳亚子正与画家尹瘦石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自己题诗,在诗画联展展出。毛泽东欣然应从。诗写成后,柳亚子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4日复信柳亚子。其时,柳亚子夫人恰好因盲肠炎住院,毛泽东信中首先便对柳夫人的病表示关心: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以引以自豪了。敬颂兴居安吉!毛泽东十月四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版。)

   

   毛泽东到重庆,是为了与蒋介石谈判。从毛泽东的复信看,柳亚子去信中,问及了有关“谈判”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问非该问,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以实情相告,只能以“前途”、“道路”之语漫应之。虽然毛泽东并未正面回答“时局”方面问题,但对柳亚子诗的赞美,还是令柳亚子大为兴奋,于是又写诗赠毛:“润之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诗以这样两句开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第一句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第二句则又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曹操与刘备的关系。“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虽未发出,但“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明显。诗则以这样两句结束: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第一句是把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比作齐桓公葵丘大会诸侯,第二句有跟随毛泽东参与谈判之意。

   其实,在此之前,柳亚子在《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就有句曰:“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这是把自己比作管仲,如果能被齐桓公这样的人所用,就能把天下平定。在《十月六日得润之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则有句曰:“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这是说自己沉寂多时,现在要与毛泽东一同大显一番神通。读这期间柳亚子的这些诗句,再联系到致毛泽东信中对谈判一事的询问,不难看出,自以为有第一流政治才能的柳亚子,在这期间是十分技痒的,非常渴望能与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对谈判深度介入。

   柳亚子虽多方暗示,欲介入谈判,而毛泽东当然只能装作听不懂。但我想,在这期间,毛泽东就不但感到了柳亚子的可用,也感到了他的难用。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手书“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交柳。柳亚子写了《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见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这首词以这样的句子结束: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柳亚子屡作这样的豪语,一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早以诗歌颂毛泽东者,恐怕是柳亚子。

   1929年,柳亚子写了《存殁口号五首》,第一首是:“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这首诗就是将孙中山和毛泽东同时歌颂,称为中国的“两列宁”。在后来,柳亚子更写了许多歌颂毛泽东的诗。但柳亚子在歌颂毛泽东时,往往与别人不同。他常常忍不住地把自己与毛泽东同时歌颂,并且是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同等的位置加以歌颂。这就像是在墙上并排挂上同样大小的两幅画像,一幅是毛泽东,一幅是自己,然后再朝着两幅像跪拜。换句话说,他在歌颂毛泽东时,总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惺惺相惜,总要挟带大量私货。这种很不“得体”的惺惺相惜,这种挟带私货的歌颂,就不但会功过相抵,甚至还可能功大于过。

   在歌颂毛泽东时,柳亚子有时称“毛公”,有时则称“毛郎”。例如,1945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柳亚子应《大公晚报》之约,赋诗二首(《十月十二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前七日,〈大公晚报〉罗承勋索诗有作》)。其中有句曰:论定延京尊后圣,毛郎一语奠群哗。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的高度评价。1945年,柳亚子写了《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十一月廿六日》,诗中有句曰:“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称毛泽东为“毛郎”,多少给人以倚老卖老之感,这恐怕不仅令毛泽东,也令那时的所有共产党人都觉得别扭。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曹立庵:《“亚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制造的“反动印章案”》,原载1981年11月1日《长江日报》,收入《柳亚子纪念文集》。)这两枚印章,都自有出典。第一枚,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斯大林,像对待弟辈一样对待毛泽东。——倚老卖老的意思,在这里就表现得很明显了。

   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汉末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柳亚子这是在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更有气魄。上面所说的《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就是因为曹立厂(即曹立庵)为其刻了两枚印章而赋赠曹的,其中之一,就是刻有“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那枚。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语,连柳亚子自己也认为,比祢衡还狂。

   毫无疑问,柳亚子是在表达对斯毛的欣赏和赞美,但这样一种夸人的方式,比骂人或许还令人难受。这两枚印章,在柳亚子生前并未给他带来直接的麻烦,恐怕在他生前知道此事者也并不太多。柳亚子再狂,在1949年后大概也不会轻意以此示人。 柳亚子于1958年辞世。

   为了在196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1963年,周恩来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周恩来又派专人到柳家,动员家人捐赠遗物。柳亚子家人于是将大量柳亚子遗物捐献出来,其中就包括这两枚印章。“兄”与“弟”、“大儿”与“小儿”,在博物馆静静地躺了三年,倒也无事。1966年7月,它们被康生发现。

   这样的“敌情”当然令整人老手康生兴奋不已。他连下三道批示,称印章“反动之极”,勒令将两印彻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销毁,并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命文化部对此事彻底追查。柳亚子本人则被作为“老反革命分子”而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也被打成残疾。这就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幸亏柳亚子在八年前便寿终正寝,否则,以老迈之躯而在“文革”期间死于“红卫兵”的拳脚之下,岂不太惨。不过,“文革”结束后,这事也没有一笔勾销。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107人的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王晶垚:《纪念南社和柳亚子》,《柳亚子纪念文集》。

   以上是柳亚子的身后事,不说也罢。我们还是回到他生前。1946年初,柳亚子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各种场合为共产党“说项”,为共产党辩护,为共产党造舆论。1946年初,上海左翼人士为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遇害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召开追悼会,柳亚子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柳亚子:

   

   亚子先生左右: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词及孙女士(引按:即谭平山夫人孙荪荃)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引按:此为柳1945年秋所写《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的两句),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

   敬颂道安

   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

   

   1949年2月下旬,柳亚子应毛泽东之邀,从香港北上。这时的柳亚子,心情可以说是无比兴奋的。这是在途中写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作》: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向北溟。柳亚子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柳亚子觉得自己就是那鲲鹏,只不过庄子笔下的鲲鹏是由北向南,柳亚子则是由南向北而已。顾盼自雄、踌躇满志之态,溢于言表。柳亚子后来的头衔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54年,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常理”度之,理论上的政治地位并不低,柳亚子似乎没有理由不满意。但柳亚子的心态,是不能度之以“常理”的。在起身赴北平时,柳亚子对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是怀着很高的期待的。他后来是否满意,取决于他这种期待得以实现的程度。如果他的期待得到的与实际得到的,落差很大,他就有“理由”很不满意。22日,在致上海的毛啸岑信中,他写道:“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柳亚子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48页。)其时上海尚在国民党手中,柳亚子便使用了此种语言。“有利可赚”云云,其实正表明了他的待价而沽。

   柳亚子于1949年3月18日抵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率人在车站迎接。翌日晚,叶剑英又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柳亚子写了《叶剑英市长来迓,赋呈一首》,最后两句是“授餐适馆何由报,饮马长江待细论。”意思是说,怎样报答共产党的盛情呢,只能在打过长江一事上献计献策。——他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有共产党人所不及的奇谋良策。在共产党人中,他认为惟一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是毛泽东,其他人都颇不足道。

   抵北平后,这样的狂语,不但仍在继续,甚至要刻意如此强调。在《为韦江凡题〈故都缘法〉册子二首》中,有句曰:除却毛公便柳公,纷纷馀子虎龙从。这意思是说,毛泽东与柳亚子,是一虎一龙,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后面。那么其他人是什么呢?在这首诗中,还有这样两句:一代文豪今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这意思是说,在文的方面,我柳亚子天下第一;在治国平天下上,毛泽东第一。这又似乎要在一文一武地与毛泽东平分秋色了。在《次韵和平江四首》中,又有这样的句子:留得故人遗句在,北毛南柳两英雄。

   自1935年到达陕北,毛泽东就一直在北方活动,柳亚子则一直在南方,故柳亚子有“北毛南柳”之语。当时的北平,各路人马云集,可谓人才济济。但柳亚子只把毛泽东一人放在眼里。在这种时刻,一再强调只有毛泽东才配与自己比美,恐怕不仅仅表现的是性格上的狂,还表现了对未来政治权位的期待和暗示。但柳亚子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和失望。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成立,柳亚子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民革”的筹建过程中,柳亚子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民革”在决定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柳亚子最初却被排除在外。一开始,“民革”可有六人出席新政协。这名额当然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哪六人出席,不用说,也是由中共中央确定。后来“民革”的名额增加到16人,柳亚子才得以出席(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15页。)。虽然最终是出席了,但柳亚子心里的不痛快,可想而知。以柳亚子的自我估价,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应该单独召见他,向他请教种种政治大计。但实际上,毛泽东迟迟没有与他单独晤面。

   这段时间,毛泽东要一表一里地准备两件事。筹划与国民党的“和谈”,这是“表”;积极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里”。尽管柳亚子认为,这两件事他都能够和应该“掺和”,但实际上两件事都与他无关。军事行动固然不容他置喙。与国民党的和谈,毛泽东要找的也是李济深、黄炎培、傅作义、章士钊这些人,不可能与柳亚子这样的人商量。看着同住六国饭店的一些柳亚子本不放在眼里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毛泽东召见,柳亚子心里的悲凉和酸楚,可想而知。

   柳亚子一到北平,就急着往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和衣冠冢。他要求派车,却迟迟不见答复。而当时同住六国饭店者,有人是配有专车的(金绍先:《关于柳亚子先生——从台湾旧友来信谈起》,《柳亚子纪念文集》。)。在四月一日日记中,柳亚子写道:“夜,餐时与任老(引按:即黄炎培)夫妇及寰老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从这里可知,黄炎培是配有专车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车,也就算了。可有一部分人是有车的,而柳亚子却不属“有车一族”,此事也应给他以相当剌激。《感事呈毛主席》中那句“无车弹铗怨冯驩”就是这种刺激的反应。

   1949年3月24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42人的筹备委员中,虽有柳亚子的名字,但在由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中,却没有柳亚子的座席。七月间,文代会正式召开后,在全国文联的领导层中,自然也没有柳亚子的名字。虽然柳亚子最自负的是“政治才能”,但也是认为“一代文豪今属我”的。可现在,不但政治上被冷落,在文艺上也“怀才不遇”,怎能不让他牢骚满腹呢。这时候,他一定屡屡回忆起在国共相争中对共产党的支持、拥护,甚至有了悔不当初的心绪。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柳亚子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发出“头颅早悔平生贱”这样的“牢骚”。柳亚子是怀着满腔春意来到北平的,但很快心态就给人以由春到冬之感。柳亚子的“牢骚”当然首先指向毛泽东。

   1949年2月26日,柳亚子开始记《北行日记》。在这“席卷南溟向北溟”的日子里,柳亚子在日记里自然免不了时时提及毛泽东。在开始阶段,柳在日记里提到毛时,都称“毛主席”。但后来,“毛主席”则常常变成了“老毛”。例如,6月19日日记中写道:“十一时许,偕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议,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从“毛主席”到“老毛”,其间心绪、情感的变化自不待言。

   这天日记中所说的“文研会”,也颇值得一说。这所谓的“文研会”,全称是“北平市文献研究会”,是柳亚子自己张罗起来的。在这样的时候自行张罗这样的组织,似乎有点另起炉灶之意。而在这样一个自己张罗的组织中被选为主席,竟也颇有几分得意,称为“黄袍加身”,真让人生哀怜之心。至于要用这“文研会”来延揽“老毛”“入我彀中”,就让人在哀怜之余,又哭笑不得了。这柳亚子自行张罗的“文研会”,自成立后便停止了活动。在这种时候的北平,怎么可能允许柳亚子这样的“民主人士”自行张罗组织?张罗这样的组织本身,就说明了柳亚子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

   1949年6月6日,柳亚子写了好几首诗。在《三赠刘仁同志女英雄》中,他写道: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吾侪一意依民众。大盗千年是帝王。在《六月六日在韶九胡同有作》中,则写道: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这个最早写诗歌颂毛泽东的人,终于以诗的方式表达对毛的不满和质疑了。

   在1949年春夏时节,毛泽东、周恩来们,对于被召来北平的“民主人士”,自有一番通盘考虑。要人尽其用,又要尽可能做到人人满意,不在关键时刻添乱。对于柳亚子其人,毛、周自然是了解的。不可不用、不堪大用,应该是他们对柳的基本认识,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安置柳亚子的。他们对柳的性格当然也十分了解。其他人即便有所不满,也只会憋在心里,或充其量在私下发发牢骚。而柳亚子以“狂奴”自诩,又自以为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在当时鱼龙混杂、大局未定的北平,完全可能闹出或大或小的乱子来。这显然是毛、周们所不愿看到的。

   在人事安排上,不能迁就柳亚子,但必须以别的方式让他得到安慰。让柳亚子从众人集中居住的饭店搬进条件特别好的颐和园,是安慰方式之一。毛泽东和诗叙旧情,也是一种安慰。仅仅这些当然还不够。1949年5月1日下午,毛泽东携夫人江青和女儿李讷来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园中散步、划船,至傍晚才离去。能在这种时候抽出半天时间陪柳亚子闲聊,对毛泽东来说也委实不容易,说明毛泽东很重视稳定柳亚子的情绪。但携夫人和女儿同来,显然也是精心考虑的。这在暗示柳亚子、更在告诉世人:这拜访纯属私人性质,纯粹是老友之间的往来,没有丝毫政治意义。换句话说,毛泽东意在让人们明白:对柳亚子的拜访,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对他的特别信任和重用。在这次拜访中,江青和李讷起着道具的作用。

   毛泽东告别时,约定5月5日派车送柳亚子至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和衣冠冢。有趣的是,在当天日记中,柳亚子写道:“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这里似乎有一点言外之意,让人不免疑心柳亚子曾遇上过“开空头支票”一类事。但这回毛泽东没有“开空头支票”。

   5月5日,为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28周年纪念。上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带警卫、摄影等人,携双车接柳亚子夫妇和友人范志超、余心清等上碧云寺。在纪念孙中山的日子里,带着摄影师,送国民党元老柳亚子上碧云寺,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了。这会温暖许多人的心,有着明显的统战意义。中午,毛泽东又设家宴,款待柳亚子一行。

   这期间,柳亚子的心情自然又由冬返春。毛泽东来访后,柳亚子写了《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其中有句曰:“南阳讵敢劳三顾,北地犹堪赋百章。”他把毛泽东的来访,比作刘备的三顾茅庐,那他自己自然就是诸葛亮了。如果仅仅是“为赋新诗强作狂”,那也还罢了。如果心里真这样想,如果以为毛泽东是要请他“出山”,委以重任,那毛泽东特意携夫人和女儿的一番苦心,就都白费了。顺便指出,这首诗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借,金粉楼台胜渡江。”这又一次表示了“长借名园”之意。每次说到想长住“名园”时,都与归隐吴江相连,这也似乎在把“长住名园”当作了不回故里的一个条件。

   作于5月19日的《呈毛主席一首》,以这样两句结尾:欲借头衔荣父老,今宵归梦落吴江。这是在请求毛泽东帮他实现衣锦荣归的愿望。《五月二十日晨,枕上闻雷声,继以豪雨,知秋收无患矣!起检案头,获病蝶喜雨呈毛主席两律,即次其韵》中,有自注文曰:“近以碧云寺国父衣冠冢、江苏省人民政府暨国史馆事,颇于毛公有所献替也。”这最后一句,让人觉得柳亚子的自我感觉之良好,真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大概在这期间,柳亚子多次向毛寄信呈诗,并提出了明确的任职要求。

   5月21日,毛泽东复信曰:“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已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从毛的复信看,柳亚子提议设立国史馆,并希望自己能在其中任职。任何职呢?以柳亚子的狂傲,总该是馆长吧,后来的文史馆副馆长一职,当非柳亚子初衷。至于柳亚子想在江苏政坛有一名分,那就看重的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乡土观念在作怪了。“欲借头衔荣父老”,恐怕主要指的还是江苏的头衔。

   “皆非之慨。夜,作长笺复之,将于后日送去云。”(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毛泽东的利害分析,显然并没有说服柳亚子。毛泽东的来访和派车载往碧云寺,虽然让柳亚子心情由冬转春,但这春暖是短暂的。当柳亚子的实质性要求并不能得到满足时,他的心情则转回更为严寒的冬季。令柳亚子不愉快的事仍在不断地发生。

   在这期间,柳亚子写有一首《赠范志超》,其中有句云:“生死难忘范志超,廿年交谊忍轻抛。”范志超与柳亚子相识20余年,被柳称为“三传弟子”。范与柳家有着深厚的交谊。柳亚子何出此语呢?原来,柳亚子到北平时,范在美术学院任教。到北平后,柳亚子立即要求有关方面以官方名义聘请范为他的私人秘书,一时无回音。

   5月5日在毛泽东家宴上,柳又直接向毛提出这一要求,毛虽未回绝,但仍然迟迟不见落实。柳亚子一怒之下,自发聘书一张,具款“吴江一品大臣柳亚子”。范志超当然不能接受。柳亚子可以不懂政治常识,也不妨不顾政治常识,但范志超却不能不懂更不能不顾。也就在这时,有人告诫范志超,以后少和柳亚子接近。柳亚子心情的悲怆是可想而知的(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74—575页;范志超《记柳亚子先生二三事》,《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这样,便有了《赠范志超》一诗。

   由官方任命秘书一事,柳亚子或许认为是小事,其实很令毛泽东们为难。这首先关乎“待遇”问题。如果柳亚子不在享受此种“待遇”者之列,那就不能为其配备秘书,此事不容含糊。更重要的是,秘书不能由自己选定,而应由有关部门选派。尤其为柳亚子这类“民主人士”配秘书,要由有关部门选择组织上信得过的。因为他的使命,实在不仅仅是“秘书”。从此事也可看出,柳亚子的政治感觉,实在是很迟钝的。自封“一品大臣”,也颇耐人寻味。如果说这正是柳亚子的政治期待,不能算很勉强吧。自认为是“开国元勋”的柳亚子,认为自己在“新朝”中是应该“官居一品”的。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柳当天日记载:“七时,徐冰以汽车来,迓赴中南海,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晤人甚多……会九时开始,下午十二时半毕,倦极。陈学昭、艾青留饭(晤丁玲),饭毕,周扬以车送归,二时返园,三时入睡,四时始醒。闻今夜又无电,惟有日入而息耳!”(柳亚子:《北行日记》,《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查此后数十日日记,则每天在家弄邮票、抄旧稿、做诗、写字、喝洒、校书,并无外出开会记载。可见,这全国文代会,柳亚子只参加了一个开幕式,此后便完全置身事外。甚至这半天的开幕式,说不定也是被动员参加的。确实,看着那些旧雨新知在会上春风得意,看着那些柳亚子根本瞧不上的人在会上凫趋雀跃,柳亚子会有自取其辱之感。

   1949年7月1日,全国文代会开幕的前一日,柳亚子所写《次韵和刘仁女士两首》中,有句云:“驴背陈抟应抚掌,瓮头李白剩吟诗。”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的“英雄末路作诗人”一语。7月16日,正值文代会开会期间,柳亚子写了《口号答云彬》: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宋云彬是柳亚子多年知交。他大概知道柳亚子心情不好,有所劝慰,柳亚子于是以此诗作答。我们知道,在重庆时,柳亚子对郭沫若称其为“今屈原”是觉得很冤屈的,有“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的豪语。时隔数年,他倒自比作屈原了。最后一句更让人心惊。叶赛宁曾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讴歌革命,但终于因与新时代格格不入而自杀。柳亚子对宋云彬说“不作”叶赛宁,莫非宋云彬有此担心?莫非柳亚子觉得有学叶赛宁的理由?

   1949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是其中之一。这“委员”之“级别”虽高,但却是惠而不费的“虚衔”。对此,柳亚子满意吗?夏衍的一番回忆做了回答:

   

   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期间,我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是时局十分艰险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引按:即李济深)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引按:李在国民党清党时曾参与清除共产党人)?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垢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631—632页。)。

   

   夏衍的这番话,虽然让我明白了1949年10月间柳亚子的精神状态,但也让我明白:关于柳亚子的“牢骚”,我并没有都说清楚。周恩来能够知情,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过柳亚子的事;至于周恩来对夏衍说了些什么,夏衍不肯说,我们也就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柳亚子并没有真的归隐吴江。柳亚子自称“狂奴”,其实并不能如严子陵那样“无欲则狂”,因此,他的“狂奴故态”,不过是没有底气的作态。柳亚子一生好以“英雄”自命,其实,他也只是终身好作英雄语而已。读柳亚子诗文,我觉得他最悲哀的,是一辈子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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