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摘要】The　Chinese　cotton　spinning　industry　has　history　ofnearly 1, 000　years.　 The　spread　of　the　cotton　spinningindustry not only changed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styles, moreover it chang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Simultaneously, over p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with the rise of　the　areas　producing　superior　cottonand cotton cloth, the Chinese　economy　entered　a　new stageof development　marked by the steady　increase　of　interprovincal economic exchanges.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其中之一，即是棉花种植业取得的巨大进展。一方面，棉花总产量增加了两倍，[1]中国首次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产棉国；另一方面， 棉花种植面积却只有较小幅度的增加，[2]它在南方诸省大规模缩减的同时，向着华北等地不断地转移、集中。这显示出我国棉业经过数百年历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成长道路，这一历程至今尚未完结。它表明，我国棉花的生产潜力，即令只从区域优势发挥这一角度来看，仍甚为可观。因此，今天回顾棉业在中国广泛展开的历史，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棉业的历史并不单纯是某种作物的生产历史，由于它做为主要衣用原料的重要性质及其巨大的生产规模，使它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也有着莫大的影响。如我国史学界长时期中占有统治地位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说，即是建立在粮食与棉花在生产上“耕织结合”、在布局上各地“普及”的论点之上的。[3]这类说法无疑也要受到检验。因此，对于棉业的研究，不但可对中国棉业本身的历史，也可从棉业兴起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诸问题，重新做出探讨和评价。

　　一

　　关于中国早期棉业的历史，至今并不十分清楚。据目前所掌握的一些资料，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等记载，汉代似已存在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4]又如南北朝时期， 高昌（即今吐鲁番）亦可产棉织布。[5]不管对这些资料有无争议， 上述地区在当时大都属于边缘及少数民族地区，离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相当辽远，与当时的经济先进地区很少关联，更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不发生什么影响。大概直到唐代以前，中原地区对于棉布的原料“棉花”究为何物，还不甚了解，或往往得自传闻，记载中也常将它与木棉树混为一谈。[6]

　　棉业在中国广泛展开，并一直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大约是始自宋代：“木棉，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7]宋代棉花是从两个方向传入， 即西北的陕西和南方的广东、福建。特别是广东和福建，首先成为最著名的棉产区，[8]棉纺织技术也比较先进。[9]到南宋末年，在上述地区之外，江淮、川蜀亦已传入棉作。[10]其中尤可注意的，是江南棉区的形成。元代初年，浙东、湖广、江东、江西等地曾由政府设置木棉提举司，[11]可见浙江、湖广以及江西在元代都有棉业传入。[12]又据明初洪武年间政府岁收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上百万匹棉布和数十万斤棉花一事，[13]可知在华北地区元代也已传入棉作和棉纺织技术。

　　从明代以前中国棉花传布的情况来看，棉作的传入是多方面的，传布面也相当广；它分散在当时大多数省区之内，好像是信步而行；从当时记载来看，似也分不出孰优孰劣。

　　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棉作的“试种阶段”。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可能只是地理的位置和交通的条件，例如从广东传到福建，又到江南，这样逐次向相邻地区传送；而很少计及土地是否适宜，更不考虑优势的比较；即使是在一省或一地区之内，也不一定是大面积的连片种植。这一时期棉作的特点，在生产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分散，在消费上，也远远未能普及。

　　无疑，宋、元时代乃是中国棉业的传布和初步形成时期。到明代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盖百倍矣”。故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14]

　　据了解明代棉作几遍及全国各省区。[15]像任何作物种植一样，棉花生产也要受一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限制，但是与粮食等生产比较，这一限制对棉作则更为严格。例如，棉花不宜生长在过于潮湿的土壤，也不宜于连阴（特别是在秋季）的气候。这正是南方许多省区不宜植棉或后来退出棉作的原因。与粮食生产比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即从总的产需状况而言，粮食需要特别大量的农业耕地，相比之下棉作所需耕地要少得多。上述诸种因素决定了：第一，棉作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相当分散，和部分地表现为自给性生产，但它决不可能是“普及”的。通过对于明代或不论哪一时代棉作布局的了解，我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不是相反。第二，同时不难看到，在较为适宜的地区，棉作都能超出自给，而成为商品生产。[16]第三，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必然要导致棉作地区或迟或早地趋于集中。

　　在人们认为棉作最为“普及”的时代，棉作集中的趋势已有所表现。例如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最早的棉区闽、广等非适宜区的棉作已经衰落，而一些新的较具优势的地区则有所发展。如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说，华中湖北棉区（江花），华北山东、河北等棉区（北花），华东江苏、浙江棉区（浙花），正是今日的三大优势棉区。它们都不属于我国最早的棉区之列，但都在明代已然形成，并开始多少显现了棉作的优势地位，以致能将某些老棉区取而代之。经过有明一代的发展，所形成的一个总的格局就是，北方特别是山东的棉花大量输往江南，如东昌府高唐、恩县棉花“江淮贾落贸易，居人以此致富”，[17]兖州府郓城县棉花“贾人转鬻江南”，[18]致使江南“松之布衣被海内，……顾布取之吉贝，而北种为盛”，[19]形成“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局面。[20]同时，江南地区一面输入北方棉花，一面也有与之约略相当的棉花输入闽、广（供当地纺织之用），更为大量的棉花则纺织成布，销往全国几乎各个省区。

　　总之，在早期的传布、形成时期之后，明代是我国棉业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明代棉花生产的基本特点是，棉作分布得相当广泛和分散。在棉纺织方面，北方诸省以及湖北、江西等地虽都有所发展，而且其中不乏以其商品产品驰名的例子（如山东定陶布、河北肃宁布、湖北孝感布和咸宁大布等），但比较而言，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且不能满足本省区的需要。由于棉业上“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纺织，而寡于艺”的现象[21]，导致了棉花和棉纺织品的跨省区交流，并由此引致了粮食等产品跨省区贸易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正是为棉业所带动的。

　　二

　　清代是我国棉业史中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正是在清代，我国不仅棉业、而且整个传统经济的若干状态和特点都有了相当充分的显现。它又为我们留下了较多的资料，因此，清代总是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剖面。

　　清代我国棉业所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江南、闽、广以外地区棉纺织业的成长。如前所述，华北似自明代以前即存在棉纺织业，虽发展缓慢，但到明代后期已有相当进步，甚至对江南棉布的输出造成了一定压力。[22]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由于战乱、天灾、交通阻断以及物价低落、经济萧条等原因，造成了一时期省区间贸易水平的下降。结果各省区本地的“自给性”生产（从一定区域角度而言）大为抬头，一些纺织较有基础的省区如山东、湖广等地的棉纺织业乘机发展起来。待到经济恢复，这些地区已巩固住本地市场，甚至把手伸入邻近省区。如松江“前朝标布盛行”，“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另有少部分“中机布”，走湖广诸路。但到康熙二十年代，“中机布不甚行”，“标布”虽有所恢复，却已丢掉了山东等地的大批市场。[23]随着贸易的再度活跃，山东的棉织品打入了东北市场，湖广的棉织品则占有了四川等西南省份。

　　但是在清代真正使我国棉业获得持续扩展，并取得远远超出明代的成就的，并不是明清之际的某些特殊缘故，而是由于清代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需求的巨大增加。这使得各个较为适宜的、甚至那些不甚适宜的棉作区域，都不能不把棉作大力扩展；同时在棉纺织上，也不能再依赖于本地落后的生产状况和一两个纺织“中心”的供给。这表明，即使没有上述明清之际的特殊情况，清代棉业也可能发展到日后的状况。

　　在清代人口的巨大压力之下，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棉业生产都面临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面对着这种挑战，人们从我国东南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向着华北旱作地区和东南水田地区以外的地域迁移，以开垦新的土地。在这样的推动之下，我国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左右。一些新的地区特别是我国中南、西南、东北地区以及台湾等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和发展。新地区的开辟，结合着优良品种的传入和播种指数的提高，以及水利的增修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等等，是使清代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人口增加了近两倍的同时，相对而言新垦土地的增加有限，上述各种技术措施所收效果的相乘结果，并不能与总产量的增长相抵。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耕地的需求大量增加，如何安排粮食和以棉花为首的其他作物的种植，[24]越来越成为不能任意为之的严肃问题。这样，就出现了各种作物分别向着各自适宜的地区集中，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经济交流的局面，使得我国经济在清代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并终于实现了自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经济格局的演变。没有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比较优势的实现，我国经济在清代就不会达到那样高的水平。

　　清代中国棉业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方面棉田总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棉作向优势产区有所集中。其中最重要的，除江苏之外，就是华北山东、河北，以及华中湖北等棉区的崛起。

　　三

　　分散，做为中国棉作史的一大特点，在清代比明代表现得似更显著。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清代人口的增加，要远远超过明代，这新增加的数亿人口的棉花、棉布需要，都要靠清代棉作的扩大来满足。因此我们很难认为清代棉作比明代是“退步”了。这也表明，明代虽是我国棉业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但它在棉作和整个经济发展上，都与清代那种全域性的扩展无法相比，在各省区内，明代棉产区也不如清代那样充实。但是，像安徽、江西、四川等典型省区的状况，也充分表明分散的确仍是清代棉作的一大特点。

　　另一方面，鉴于清代经济因人口大量增加而走上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以及以粮食为首的其他各类农作物的用地紧张，使得清代农业与棉作的发展并不能仅仅依靠耕地面积扩大一条途径，而必须同时依靠因地制宜、各自向适宜地区发展和发挥比较优势的途径。对于棉作来说，就是种棉区域的适当集中。这一点，在清代也表现的十分显著。例如到民国初年，仅江苏、湖北、河北、山东、河南五省棉区即已占有全国棉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多，而其余百分之三十多的棉田则分布在其他十四省区。[25]

　　下面为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我们把全国十九直省分作几种类型。首先是棉作方面，我们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棉作极少的省份；第二类是棉产较多、也较分散，但远不能满足本省需要的省份；第三类是棉作较为适宜、自给程度也比较强，或接近于自足的省份；第四类是自用有余且能大量出省销售的省份。我们把它详列如下，并附以各组的人口数字：[26]

　　一、甘肃、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辽宁（共人口八千六百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二、江西、安徽、湖南、四川（人口一亿二千九百万，占百分之三十）；

　　三、山西、陕西、浙江（人口五千八百万，占百分之十四）；

　　四、河南、山东、直隶、湖北、江苏（人口一亿五千八百万，占百分之三十七）。

　　在棉纺织业方面我们也可把各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纺织能力极低的省份；第二类是有一定的纺织能力，但与自足尚有相当距离的省份，第三类是能够基本自足的省份；第四是自用有余且能大量出省销售的省份。现将其排列如下：

　　一、辽宁、甘肃、广西、贵州、云南（人口三千八百万，占总数百分之九）；

　　二、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人口一亿八千一百万，占百分之四十二）；

　　三、浙江、福建、广东（人口七千八百万，占百分之十八）；

　　四、直隶、山东、湖北、江苏（人口一亿三千四百万，占百分之三十一）。

　　从上列棉作和棉织的分布情况，一眼即可看出，虽然清代我国各省（从十九直省即十八直省加辽宁范围而言，下同）都可种棉、织布，但是大多数省份所生产的棉花，都远不能满足本省的需要。能够输出棉花（或以棉纺织品形式）的省份，一共只有五个。在棉织业方面虽与棉作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也有五个省份几乎不能织布，另有七个省份要大量依靠省外的输入。而且在植棉和织布上，还有若干不一致的地方，如河南盛产棉花，纺织业却较薄弱，广东、福建棉产极少，却有强大的纺织能力。过去通常认为，中国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男耕女织”——“耕”是指粮食生产，“织”是指衣用品主要是棉业生产——二者“紧密结合”为主要特点。但从上述情况看来，事实却不是这样的，现将其进一步分析如下：

　　在棉花生产方面，并不植棉的农户计有：第一类省区棉产不足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四，户口居百分之二十，估计约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并不植棉；第三类省区棉作比较分散，假设有三分之一人户植棉，不植棉者约居总人户百分之二十；第三类省区棉作比较集中，假设有五分之一人户植棉，不植棉者约居总人户百分之十一；第四类省区产量丰富、棉作集中，假设植棉人户为四分之一，[27]不植棉者约占总人户百分之二十八。以上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等比例，都是高估了的假设数字，实际植棉人户决不能有若是之多。据此计算，清代我国并不植棉的人户，大约占全国总人户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实际数字恐怕还要较之更高。 [28]

　　如此看来，全国四分之三左右人口的棉花需要，都要依靠市场交换才能获得，或者说，三亿五千万人口的棉花需要是依靠市场交换的。这就是当时中国棉花交易总额（包括表现为棉布形式的）。而从省际贸易的角度来看，第四类五省约占全国棉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五，减去本省区人口，约有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八，即一亿二千万人所需要的棉花（包括棉布）须依靠省际贸易，约居全部棉花贸易的三分之一。这中间尚不包括各种品种间的交换、对流和交叉进出现象。

　　棉布生产的情况与棉作略有不同，即棉纺织业更为分散，产量丰富的省份也比较多，因此布的贸易量较棉花为少。从理论上说也应是如此，因为至少有一部分棉花进入市场，并非是做为纺织原料，而是做冬衣棉絮之用，另外还有许多农户虽不植棉却要织布。现统计不织布人户如下：第一类省区极少织布，约居总人口百分之九；第二类省区具有相当自织能力，综合南北不同情况，估计最多有二分之一人户织布，不织布者约占总人户百分之二十一；第三类省区假定有三分之一人户织布，不织布者约占百分之十二；第四类省区假定亦有二分之一人户织布，不织布省约占百分之十六。以上总计不织布者约占全国总人户的百分之五十八。鉴于各省纺织人户是一极难估定的数值，以上只是一个最高限度的估计，恐怕仍有不小的偏差。也许不织布的人户实际会占到总人户的三分之二之多。但不管怎样，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或更多的人户并不织布，这对我们重新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当具重大价值。

　　在第四类棉布输出省区中，拥有全国百分之五十九的棉田面积和相应的棉花产量。其中有的省份有不少棉花并非织成棉布而输出外省（如直隶、湖北），有的地方棉花输入要多于输出（如江苏）。假定仍有全国总数百分之五十多的棉花用于本省纺织，减去本省区需求数量，那么约有百分之二十的棉布进入跨省贸易，相当于八千数百万人的需求量。

　　关于棉花传入以前中国衣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今天还不很清楚。但是在棉花传入以后，特别是到明清时代，却出现了如上所述的省区间的经济交流局面。棉花、棉布又是仅次于粮食的人类生活必需物品，因此其重要性决非一般物产可比，由它所引致的经济交流的展开，其意义也决非寻常。

　　为进一步说明棉业传布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到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也是最大的棉业区域——江苏。

　　棉作的传布，特别是清代以来的棉作集中趋势，使我国棉产适宜地区受益匪浅，但是因之受益最大并由此引致重大变化的，不是别处，正是江苏长江三角洲棉区。江南地区自宋以来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当时江南农业仍以稻米为主，到十三世纪后半叶开始传入棉花生产，并传入海南最为先进的纺织技术。二者结合，互相促进，遂使江南成为我国最大的棉业区域，能在长时期历史中始终保持其“基本经济区”的地位。入清以后，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总需求量的巨大增长，各棉区尤其是最具优势的地区获得了相当大的扩展，使棉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仅次于粮食生产。当时在江苏长江三角洲的棉产区域，以棉纺织业为首的各种传统工业的收益，已超过了农业收益的一至二倍。该区域的经济重心，已经不在农业，而成为一个大半依靠工业发展的“半工半农”地区。这是棉业为我国先进地区——江南地区经济所带来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但是棉业所带来的影响决不止此，它还带动了我国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对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棉作的扩展和粮田面积的减少，以及由于工、商业发展所汇集的密集人口的大量需求，至少从明代后期，江浙（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便开始从其他省份输入粮食；同时，其他省份也需从江南购入不可缺少的棉纺织品和其他产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跨省区的长距离的经济交流局面。例如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省的米粮，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大豆、杂粮，通过长江、黄河和沿海航运而大量输往江浙，在清代中叶每年达到五、六千万石之多。[29]这样，就形成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我国贯穿东西和南北方向的跨区域的经济交流图景。通过这样一种互相交流关系，江南把所生产的棉纺织品及其他产品销往其他省区，藉以保持自己的经济先进地位，而其他不能或较少生产棉花棉布的地区，也得以集中发挥自己的粮食及其他生产优势，把大量的粮食等初级产品销往江南。这就是我国在清代所形成的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各省区间互相交流的经济格局。它仅仅通过区域之间的优势交换，即大大提高了社会总的收益水平，成为我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代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如若没有棉业的传入和发展，这种经济格局便无由实现或至少要大打折扣。进而言之，明清时期我国传统经济的成长和上述经济格局的出现，正是由于棉业的带动所致。

　　但清代我国经济的商品性发展和比较利益的实现，毕竟是很有限度的。这点也在棉作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如前所述，在我国棉作史上一方面存在着集中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棉作仍然相当分散。如据民国初年统计资料，我国南方棉区尚保有近全国百分之二十的棉田面积。 [30]它们都是并不适宜棉作，或从小的区域及一省范围之内看似适宜，但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来看是植棉并不经济的地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棉区才大为缩减，使它只占有全国棉田面积的不足百分之十（其中安徽棉田有所发展，主要是在淮北即华北地区），并且势将进一步缩减。例如四川清末大约有二百万亩棉田，抗战期间增加到四百余万亩，八十年代初有所削减，并把它集中在遂宁一带，也就是四川最适于棉作的地区。但是就在这一地区，棉作的收益也并不很高，[32]其优势更不能与湖北、河南棉区相比。因此不久又有进一步的调整。

　　为何棉作在清代仍存在如此严重的分散现象？它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第一，交通运输不便，限制贸易发展。特别是棉花体积大、重量轻，运输费用较高（不应忘记有大量的农家为维护自己的纺织收益，而要购入原料棉花）。运输费用高到一定程度（其中还有商业税的因素），就不如在本地或自己植棉更为经济。第二，不顾是否经济合算而自行种植。这特别表现在大量经济不发展或欠发展地区。在这类地区，生产比较单一，或受到总需求水平的严重限制（愈单一也愈易受限制），使得土地以及劳力都不能充分利用。这样，与其让耕地闲置或广种薄收，不如干脆种植生活必需品棉花，种一分便有一分的收益，而不必计及市场上的棉价如何。所以这仍可视为一种“合算”的做法。过去，人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农民的“自给本性”，但上述的解释也许更接近于事实，更接近于大多数农民的实际行为。对于这种大量的不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现象，我们似应更为努力探求它的原因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满足于某种现成的解释。

　　因此，清代中国经济中一方面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粮食和棉花的大量的跨省区的交流，但同时还存在着大量从小的区域范围考虑问题而“多向经营”、“全面发展”的现象，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区域性或小区域性还很强。从棉花、棉布的总贸易量来看，只有百分之三十是跨省区贸易，其他大多数都属于省内或地区内的贸易。这种区域性的经济形式，比起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形式要远为先进，远为“经济”；但是，这与从全国角度来考虑问题尚有较大的距离，它限制了因地制宜和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商品经济水平的更高发展。

　　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一向流行着“自给自足”的说法。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和分区域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发现，这种论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足以造成对中国传统经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发展因素和发展方式，以及农民行为的种种曲解。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决不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为基本形式。个体农户虽然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但它却决非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33]今天，为了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论点，人们仍须花费相当的气力。

　　但是，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仅仅否定掉一个旧有的论点，而在于得出正确的认识。为了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本文谨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做出如下的描述：

　　鉴于清代我国粮食和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流通情况，可以肯定，当时我国已存在商品货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和各地区间比较优势的一定发挥。由于清代人口增加所带来需求的巨大增加，这种现象的出现乃是势所必然，它构成我国清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大原因。这种比较优势的发挥，在各种技术经济措施之外，提高了我国经济可能性的边界，其所达到的经济成果，为所谓“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远远不能企及。但另一方面，大批量长距离跨省区的贸易只是冰山之顶，做为其底座的是一定区域范围之内乃至农村集市圈域的细碎的然而在总量上远远超出前者的经济交流。同时，在经济关系上，虽不乏跨越省区的优势交换，但更大量的乃是从区域的或小区域范围的角度出发。因此，清代各区域间比较利益的交换，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省际经济交流大规模然而是有限度开展的同时，更为普遍、大量地展开的，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实现，和经济的区域性组合。

　　四

　　棉花的传入、特别是明清时代棉花在我国的广泛传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若把它称为“棉业革命”，虽未必恰当；但对棉业兴起所起的作用，确不应予以低估。

　　首先，棉业改善了中国人民的衣用状况。古代庶人所衣，麻、苧、葛外，另无所谓布者。但“以麻为衣，则不能御寒，以麻著袍，则不能生煖”。传入棉业之后，“棉之为用，可以御寒，可以生煖，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从而使人民生活普遍获得改善。也正因为受到如此的欢迎和出现如此巨大的需求，才使棉业在我国获得广泛的传布，能够“衣被天下后世。”[34]

　　其次，棉花生产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只能适宜于某些土壤和气候环境。因此，棉作的传布虽在长时期中相当分散，但从未在各地“普及”，并从一开始即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随着清代总需求量的急剧扩大，耕地的合理利用不能不愈益讲究，棉作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向适宜地区集中的趋势也日益显著。棉花主产区与无棉或缺棉地区的经济交流亦随之扩大，这就促进了各地区间经济交流关系的加强和增大。

　　在棉业生产和贸易中，棉布占有一个很大的比重。棉花种植业加上棉纺织工业，使得棉业成为国民经济中仅次于粮食生产，并在贸易额上与粮食相去并不很多的第二大产业。与中国旧有的经济行业相比，棉业是一个较为新起的行业，其产值既高，商品率亦大。因此，棉业的兴起对明清时代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格局的演进，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带动的作用。

　　清代在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全国最大的棉作区域和最为强大而集中的棉纺织业。在这一地区的总收益中，传统工业的部分已远在农业部分之上，特别是它所生产的棉花大都被做为纺织原料而以工业产品棉布的形式出现，并投入市场，销往华北和东北各省。同时，通过长江、运河和沿海航运，四川、湖广、江西、安徽、华北和东北等地每年数达五、六千万石计的粮食产品，被输往江南。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我国长距离跨省区经济交流以及各地区比较优势互换格局的大致状况。这也就是我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代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但是清代我国各地区的比较利益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从清代棉作本身的分散状况即可看出。至少南方诸省到清代末年还有占全国总数百分之二十的棉田，种植在并非适宜的地区，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大规模的削减——我们应当善于观察和研究这种发展的线索，并贯通古今，把被人为割断的历史重新接续起来。

　　明清时期棉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未超出传统经济的范畴，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对它加以轻视。它们本身已经具有足够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所在，正是今天历史研究中第一等重要而严肃的课题。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问题症结，过去多把它归之于“小农经济”和所谓“男耕女织”。实际在这一因素之外，还有若干不同层次的因素，无不具有各自的影响和作用。至少，我们应当加强对于生产布局的研究和重视，而不应对其漠然视之。对于工业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而言，更不是某种单一的因素即能决定的。即以需求的因素而论，它不但对工业发展有着极大的决定作用，也使棉业具有其他行业如纺织业等不能企及的重要地位。本文限于篇幅，偏重于棉作方面的探讨，关于棉纺织业及其他工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期以他日。

　　最后，对于人口增长对传统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我们也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本文多次提到人口增长导致需求扩大对于清代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事实上，这是决定清代经济能有较高水平发展的一个重大原因。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增长，就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反观已发生的历史事实，实在不能不对传统时代人口增长的作用加以重新认识。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尽管今天人们对人口问题会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看法。

　　注释：

　　[1]中国的棉花产量，二战前最高水平为二千多万担，1950—1964年平均为二千五百万担（有几个年头曾达到三千万担），自1965年以后除1973年外（五千万担），多为四千余万石，1980年以后始达到五千万担，其后不断提高，1982年为七千万担，1983年九千万担，1984年达到一亿二千万担。

　　[2]建国以后近三十年来我国棉田播种面积多在七千万亩以上（除五十年代多在八千万亩以上），1982年上升到八千万亩，1983年九千万亩，1984年达一亿亩，约增加百分之四十。

　　[3]中国社会“自给体的中心支柱是结合衣食两种生产劳动的小农经济”，“当时植棉纺织的普遍，几乎已广布到全国的每个州县去了”（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版，页14、页6）；“耕织结合或‘男耕女织’又是我国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页383）。

　　[4]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地的“幪布”，哀牢的“梧桐木华”布等。

　　[5]见《南史》列传第六十九《夷貊下》、及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页80—81。

　　[6]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二章三节。

　　[7]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贡赋之常》。

　　[8]见北宋范正敏：《*[辶+厂+蒙]斋间览》：“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又见彭乘：《墨客挥犀》等，参见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页482—487。

　　[9]见史诏：《通鉴释文》：“木棉……以为布，自闽、广采者尤为丽密”；又见胡三省：《资治通鉴》注。

　　[10]王祯：《农书》卷二十一《农器图谱》十九《纩絮门》：“（棉业）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

　　[11]《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其事不久即废。

　　[12]康熙《余干县志》卷二《土物》：“元大德初，土人得种于淮上”，可证江西棉作始于元代。

　　[13]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农业出版社，1984，页544—555。

　　[14]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

　　[15]见西嵨定生前引书页547—567；丛翰香：《试述明代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6]参见前述的江苏情况，又如山西平阳府“木棉衣被多方”（崇祯《山西通志》卷七《物产》），山东兖州府“木棉转鬻四方，其利颇盛”（万历《兖州府志》卷四《风土志》）。

　　[17]万历《东昌府志》，《大清一统志》卷一三三引。

　　[18]万历《兖州府志》卷四《风土志》。

　　[19]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

　　[20]《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21]王象晋：《二如亭君芳谱》，《利部》第二册《棉谱小序》。

　　[22]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下·漕折始末》：“今北方自出花布，而南方织作几弃于地矣”。

　　[23]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24]在粮食以外的各种作物中，其种植面积能与棉花相提并论的，还有油料、蔬菜和绿肥。但后者多数都是副产物，与粮食分茬种植，棉花却不是这样。即便是在江南棉区，也很少在种棉外再种一茬小麦的。

　　[25]见许道夫前引书，页203—210，主要取1914—1915年数值。并参考其他数值，将各省棉田面积调整如下：江苏900万亩，湖北300万，河北400万，山东200万，河南180万（以上共1980万亩，占总数66％）；山西150万，陕西150万，浙江110万（共410万亩，占14％）；安徽100万，湖南100万，江西100万，四川200万（共500万，占17％）； 福建5万，广东5万，广西10万，云南30万，贵州30万，甘肃5万，辽宁30万（共115万亩，占4％）。共约3,005万亩。应该指出，原统计并不很准确，上列数字也只能看作一种估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作一互相比较，即了解其比例关系，而并不代表各省的实际数字。

　　[26]此数字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2统计而成。

　　[27]在江苏，棉区人口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强。

　　[28]以上的算法是K（全国不种棉者占总农户％）＝Σqiqi;pi：第i类地区农户占全国％，pi：第i类地区不种棉户占该地区％。

　　[29]详见高王凌：《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载即将出刊的《清史研究集》第八辑。

　　[30]参见前文对许道夫资料的调整数字，所谓“南方棉区”，是指北纬三十度线以南，但包括四川和安徽大部在内的大约九省棉区。

　　[31]近年安徽棉作的发展主要是在淮北，因此已不属于“南方棉区”，如若减去安徽棉田数字，近两年南方棉区棉田大约为全国棉田面积的百分之六左右。

　　[32]例如在仁寿，“邑人种之（棉），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道光《仁寿县志》卷二《户口志·土产》），收益与种稻大致相等。在稍远的威远，种棉“土性所宜，可抵稻谷之半，而商贩集焉”（嘉庆《威远县志》卷之一《物产》），收益则不及种稻。

　　[33]参见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和农村经济结构”的结论部分，《农村·经济·社会》第一卷，页351—352，知识出版社，1985。

　　[34]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棉布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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