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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徐湘林,1955年4月生于湖南湘乡,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获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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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湘林
2017年中国现象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晶 方向红 点击:1752次 时间:2018-01-15 23:01:43

 2017年是胡塞尔《逻辑研究》出版117周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发表90周年。随着以《胡塞尔文集》和《海德格尔文集》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现象学文献被译介出来并得到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学成归国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对科研立项及学术会议等活动的大力支持,中国的现象学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为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现象学方法被更为广泛地应用于中西哲学对话、文艺欣赏与创作、教育与传播,乃至医学治疗之中。这些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拓宽了现象学研究本身的理论视域,也为处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事业作出了实际贡献。而随着马里翁、莫兰等知名学者访问中国以及国际舍勒会议在中国的召开,中国的现象学研究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进一步认可。

  从2017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等重要刊物上的论文情况来看,现象学研究仍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例如《世界哲学》刊发了19篇与现象学相关的论文,占其文章总数的20%左右,这其中又以对马里翁的研究为数最多。可以预见,马里翁的研究热将会在中国学术界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马里翁作为当代现象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整个现象学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关于“给予性还原”的研究被认为推动了现象学运动第三次浪潮。另一方面,他的学说也有着一定的争议性。例如,有学者指出,“给予性还原”并不是一个新的还原,只是直观考察中的一个视角向另一个视角发生了位移而已。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下,“自身给予性”不是一个合适的哲学概念,甚至可以说根本算不上一个概念。

  在对经典现象学家的思想进一步探究之余,一些学者开始突破传统的文本诠释路径而尝试为现象学找到更多的理论视域。例如,倪梁康依据胡塞尔的遗稿和书信集以及哈特曼、唯识学和盖格尔的思想,提出了关于胡塞尔未完成的“现象学的伦理学”以及“现象学的美学”的一些构想。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交叉研究已历经多年,现在有学者试图依据现象学的方法对王阳明的教化哲学、《楞严经》中的心灵哲学、周易的象数学等展开新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对现象学方法在实践领域中的实际运用来说,除了英加登的审美现象学被许多学者用于建构更完善的文本阅读和音乐欣赏过程,学者徐献军、陈巍等通过研究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的思想以及实际的治疗案例探讨了现象学在精神病理学中的应用前景。借助特殊的本质直观方法,现象学提供了诸如前意识、多层次的时空性等传统心理学无法描述或精确定义的领域和向度,这不仅为治疗许多精神疾病提供了新方案,也为研究如人工智能的人格性和主体性等重要课题带来了启示。但是,这些现象学分析的进一步科学化,其“人文”缺陷的有效克服,仍需借助大量的实验才能完成。

  除了论文之外,一些有价值的现象学论著也于2017年在国内首次出版,包括属于原典翻译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心理学:1925年夏季学期讲稿》《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布伦塔诺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属于导论著作的德尓默·莫兰的《现象学:一部历史的和批评的导论》,以及国内学者的研究文集,例如,汪胤的《本质与境况:阿伦特“积极生活”现象学的阐释》,等等。莫兰的现象学导论通过对九位现象学家思想的介绍,清晰地勾勒出了现象学运动从缘起到变异的发展轨迹。汪胤的著作则通过对阿伦特的《人的境遇》的解读,分析劳动和工作如何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被悬置而呈现出其纯粹意义,以及人如何在行动和政治中显明自身,成为国内难得一见的政治现象学的研究成果。

 

 国内现象学界在2017年举办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现象学运动在中国的开展。马里翁于11月先后做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并作了“笛卡尔与现象学”、“现象学的神学效用”、“当代法国哲学的论争”等一系列讲座。马里翁此次中国之行的意义,堪比此前利科和德里达的中国行,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国的法国哲学研究。5月13日,第一届马克思与现象学专题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反映出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理论的交叉研究。这种交叉研究既包括单个概念的引证与互释,也包括从哲学史的角度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南斯拉夫实践派理论等思想流派中的现象学元素。此外,译介越南学者陈德草的《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一书2017年也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交叉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方尚待进一步探讨,例如双方对时间、历史、真理等概念的诠释仍存在着理论上的错位和学术上的误置。11月下旬,第十四届国际舍勒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这是国际舍勒协会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会议。此次会议以“均衡时代中的舍勒与亚洲思想”为主题,集中讨论了舍勒的价值伦理学、哲学人类学和东方的儒家、心性哲学对于和谐、平衡理念的论述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这一次中西思想的汇通与交流,对于更好地审视与应对当下处在各种极端势力和右翼思潮影响下的纷乱世界,显得格外有意义。可以预见,学术界对于舍勒的研究将会在既有的人格主义、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政治哲学、逻辑学、宗教哲学等领域,而舍勒作为现象学和中国哲学之重要中介的联结作用也将进一步彰显。12月9日,第二十二届中国现象学年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这次会议以历史现象学为主题,主要讨论了不同现象学家的历史观念,以及现象学的时间理念如何为历史哲学带来不同的诠释。

  2017年中国现象学研究虽然成就斐然,但现象学的价值仍有较大拓展空间。笔者拟从“做现象学”、“学科奠基”和“理论突破”三个方面对未来的现象学研究进行展望。

  正如胡塞尔以对欧洲危机的分析作为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的主题,海德格尔也在他的晚年提出“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现象学的研究就其终极价值而言始终都是对人和世界的哲学关怀,用它的直观性、超越性、意向性及生存向度避免人和世界落入碎片化、极端化的深渊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将现象学“做”出来,在面向事情本身的同时也面向生活世界,而不是桎梏于理论演绎之中,是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正如梅洛·庞蒂对于幻肢的诠释固然是为了还原认知过程的本质,但这样的诠释对于治疗心理创伤、无端的绝望等各种心灵的幻肢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今世界,民粹主义盛行,充满着各种矛盾冲突,个体空间被信息社会蚕食。面对如此境况,在每一项现象学研究中展现出充分的现实关怀,以现象学的特殊理论旨趣去实现均衡、和谐与正义,无疑是提升现象学哲学价值的重要途径。

  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极端客体主义和极端主体主义的一种中和,或者说是对主客对立二元论哲学的一种超越,而这样的二元论哲学实际上是许多学科,例如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宗教学长期以来只能够在一个平面内来回往复而无法实现实质性理论升华的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与诸学科之间真正的交叉研究,不是那些生硬的、捕风捉影式的概念类比,或是“如何体现以及体现了怎样的现象学原理”这样的肤浅的研究范式,而是运用现象学对于二元论哲学的超越,从根本上为这些学科重新奠基,通过将现象学式的严格态度、描述手法等完善为一种理论前提,引导它们在各自学科中超越主客对立,开辟新的理论视域。

  现象学研究要勇敢地寻求自身的理论突破,因为一部现象学运动史,本身就是一部胡塞尔哲学的变异史。通过对胡塞尔哲学进行生存论转向、伦理学转向和神学转向,现象学运动才不断地掀起新的浪潮。现象学理论的突破一方面有赖于对胡塞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及其相关的哲学前史有更为深入和精确的理解;另一方面,这种理论突破还可以源自于一种外在的、他山之石般的“理论入侵”。通过应对不断生成的新文本和境遇,锻造更为纯粹和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从而更本真地回到事实本身。这样的任务,对身处传统西方哲学之外的中国学者而言,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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