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娜·阿伦特的帝国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为扩张而扩张，是阿伦特所理解的老帝国主义的实质。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政治学解析，将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帝国主义相连，从而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野蛮的一面。在当今新帝国主义盛行的国际背景下，探讨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帝国主义  阿伦特
 
    二十一世纪以9·11事件和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开始，标志着暴力在新世纪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恐怖、暴力、帝国、帝国主义等名词，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一度显得过时后，再度获得了新生，成为分析新世纪政治的中心词汇[1]。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新帝国主义”的战略和行径，更是引起中外学者之广泛关注和议论。在这一讨论中，国内政治理论界多有重新回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那里去寻求理论资源，也有到美国当代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那里去挖掘美国外交的思想根源，而对于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的精彩论述，迄今尚无有文献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再者，具体到阿伦特研究领域而言，不仅国内学术界没有讨论阿伦特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研究阿伦特政治思想的西方学者，也不重视其帝国主义研究。事实上，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乃是她剖析极权主义起源之中心部分。阿伦特的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其主体部分既不是反犹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而是帝国主义[2]；她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乃是对经典的帝国主义研究者霍布森、卢森堡、列宁的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出色的发挥者；不理解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就无法理解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乃至西方现代文明的分析。
 
    出于以上两个基本考虑，本文将阐发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新老帝国主义之异同。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新帝国主义问题，不无裨益。
 
一、帝国主义的本质
 
    什么是帝国主义，关键并不在于给它下一个定义，而是要考察帝国主义这一现象所指。以阿伦特之见，理解一个历史术语，就是考察该词“从何时起一直与某一首次出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显然，人间之每一新现象皆需要一个新词，无论是用一个新词来意指新经验，抑或使用并赋予旧词以全新之意涵。”[3]帝国主义不同于帝国的观念，帝国的观念与实践历史上很早就有，如罗马帝国。而帝国主义显然是一种近代现象。十九世纪最后十五年到二十年里，特别是美西战争（1898）和英布战争（1899）之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帝国主义时期大体从1884年列强争夺非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间。就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史而言，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包含了关于后来的帝国主义问题的前瞻性洞见[4]。而霍布森、列宁则提供了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经典论述[5]。
 
    帝国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不是国际主义，也不是殖民主义。国家主义追求国家的统一；民族主义追求民族自立，国际主义意在超越民族的界限而走向世界；殖民主义则是要输出文明[6]，而所谓帝国主义，按照霍布森的说法，则是“把不同国家类型之间有益的、鼓励性的竞争，变为互相角逐的诸帝国之间的生死斗争”[7]；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8]与霍布森和列宁相比，阿伦特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帝国主义。
 
    阿伦特指出，与古代和中世纪通过征服建立帝国之理想不同，帝国主义对任何稳定的有边界的政体构建并不感兴趣，它只是追求权力的无限扩张。拿破仑以法兰西的旗帜试图一统欧洲，其失败表明：民族国家最不适合于扩张，它所到之处，要么是激起当地民族的反抗，要么是带来暴政。“帝国主义的中心政治观念就是作为一种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标的扩张，因其所指既非暂时掠夺，也非持续的征服同化，它是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漫长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概念。”[9]为扩张而扩张，扩张本身就是目的，这是阿伦特所理解的帝国主义的实质。
 
    理解帝国主义永无止境的扩张本质，只需看看帝国主义分子的狂言妄语。塞西尔·罗德斯说：“扩张就是一切”，“如果可能，我真想吞并所有的星球。”“你的职业就是世界，你的生命就是世界，不是英国。”[10]帝国主义既以“扩张”为要旨，其本身便包含了它与民族国家结构的根本对立。民族国家有疆界和法，垄断暴力之合法使用（马克斯·韦伯语），而帝国主义冲破地域之限制，以暴力输出为资本输出护航，无法无天，恰与民族国家之本性相反。
 
二、帝国主义现象的政治学解析
 
    阿伦特在探讨帝国主义的发生发展时所采用的方法，既不同于霍布森的经济政策分析的方法，也不同于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在霍布森那里，帝国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谋求海外扩张而策动国家采取的对外政策；在列宁那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辩证发展的垂死的阶段；在阿伦特那里，帝国主义则是一种政治现象。阿伦特关注的问题包括：帝国主义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发生的一切又意味着什么？沿着阿伦特的思路，我们来看看阿伦特是如何进行论述的。
 
    帝国主义的故事必然要从资本主义讲起。资本的天性是追求无限增殖。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上是一种确保资本增殖的理性化的经济组织方式。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拥有者，乃是资本的代言人，它向来只关注于拼命赚钱，而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政治上的冷漠和经济上的狂热构成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他们把国家视为法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但是，随着1860—1870年代的经济萧条，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过剩”时代，国内市场饱和，原材料缺乏，危机日增，大量闲置资本积聚，迫切需要对外输出。同时，随着一次次经济危机，社会上出现了大批闲散人员，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机器运转过滤后，从各个阶级排除出去的多余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垃圾，即阿伦特所说的“暴民”，剩余资本和暴民联手输出，到世界各地游走。但仅此尚不过是海外投资，而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时代来临的前十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骗局和金融丑闻，为确保海外投资之理性化，政治权力输出。资本、暴民与国家权力联合行动，帝国主义时代来临。
 
    帝国主义源于资本扩张的动力；但由扩张的资本主义而成为帝国主义，则是由于国家权力的输出。这就是塞西尔·罗德斯所说的：“英国国旗是我们的资产”之真义。帝国主义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是钱能生钱，而是人能生钱。权力带来财富，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帝国主义时代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资产阶级第一次直接运用国家暴力，为其赚钱大业谋划，也正由此，所谓大英帝国在不经意间造成。帝国主义致力的原本是一种经济事务，而现在则成为一种政治现象。帝国主义在许多人眼中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帝国主义时代，商人成了政客，资产阶级的私事成了国家之公务；而欧洲国际政治中不再有昔日的礼让，而只有做生意的惟利是图的商人逻辑。此时国家不再处于中立地位，而其结构本身也岌岌可危，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一切政府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国家正在悄然接替，政体正从内部被摧毁，他们靠借来的时间生存。”[11]
 
    阿伦特指出，帝国主义的整个政治哲学在霍布斯那里有最好的表述。霍布斯在三百年前就把帝国主义的谜底揭示出来。他的政治哲学告诉人们，私人利益中能产生公共利益，国家之基础和终极目的在于权力之积聚，国家不是建立在自然法之上，而是建立在私人利益之上。霍布斯描述的人无须忠诚于政治共同体，而是忠诚于私利，人与人之间无有友谊和责任，而只有战争，国家垄断权力结束战争状态，带来安全和稳定。这样的国家使资产阶级摆脱了关心穷人的负担，不幸者、不成功者不再受到基督教式的同情，人们笑贫不笑娼。更为要害的是，霍布斯解放了那些从社会中排除出去的人，既然国家不再照顾他们，他们便没有对社会于国家的义务，他们属于化外之人，便可不受法与道德的约束。同时，霍布斯指出国家之间既然没有订立契约，便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最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政体，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就是不断积累权力的海上巨兽——利维坦[12]。依阿伦特之见，霍布斯堪称帝国主义之父，他的理论表明，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不在于权力之有限，而在于权力之无限。
 
    帝国主义之扩张事业，采取的理论工具是种族主义，实践工具是官僚统治，而战争和投资则结伴而行，贯穿全程，所谓“死神与贸易共舞”（康拉德语），正是此意。在观念史上，种族思想不是德国纳粹的发明，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19世纪同时出现于西方所有国家，并最终成为帝国主义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思想，在法国乃是大革命后没落贵族的思想武器，他们在与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唯一能证明自己的只有高贵的“日耳曼血统”，他们比德国人与英国人更早地认为日耳曼民族具有天然的生理上的优越性。而在德国的种族思想之兴起，很大程度上却归咎于普鲁士的爱国者和政治浪漫主义者，而不是德国贵族。如果说法国式的种族思想是内战和使民族分裂的武器，那么德国种族思想则是为了团结德意志民族，反对外侮，唤起德意志民族的同根意识。浪漫主义者强调天性和天然贵族，这从思想上为德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德国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两股潮流之汇合，促成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之形成。
 
    然而，仅有观念上的准备，尚不足以说明它为何能控制各民族政治生活。这就需要考察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经验。这一经验来自非洲，它在被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时，就已经在白人黑人混居的社会中间存在，这就是南非布尔人对黑人的统治经验。布尔人以无根漂移的部族生活方式，依靠黑人奴隶为其劳动生活。由于他们没有力量将那里的生活环境转化为文明世界，所以只能在自身的血统中发现最高价值。南非发现钻石矿、金矿后，以英国人为主的大量冒险家和投机分子蜂拥而至，其中也包括大批犹太商人。犹太人第一次来到一个种族社会，很快就被布尔人从被的“白”人中剔除出来，犹太人关于自己由上帝特选的主张，更易与布尔人的特选思想发生冲突，此时反犹主义远在纳粹之前，进入布尔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之中。当帝国主义分子成功地要求母国输出暴力后，他们取得了淘金热中的控制权，而犹太人则因没有母国可求而失去了重要地位，他们遂从事于与金矿无关的二等职业，试图在南非展开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是布尔人所担心的，布尔人为维护其主人种族地位，因而从根本上拒斥现代文明。非洲殖民属地的沃土，培植了后来的纳粹中心分子。从欧洲过来的暴民领袖明白，民族转化为种族，就可以把自己的民族上升到主人种族的位置。这些领袖懂得：正因为布尔人倒退到野蛮部落的水平，才使他们继续做无可争议的主人。他们很愿意付出这种代价，退回到一种种族组织的水平，只要这样做能使他们成为其他“种族”的主人[13]。
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统治手段官僚统治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印度。这是欧洲人试图统治外族的结果。这种官僚统治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文官制无关，其本质乃是指派遣训练有素的子弟到殖民地进行服务、以变化无常的秘密命令代替公开的法律进行统治的事实。官僚统治是毫无目的的过程，其关键角色是官僚与特务。他们为母国的帝国主义事业服务，在一种永无止境的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中游戏一生。阿伦特援引吉卜林小说中吉姆的形象来描述这批人的心态：“不要问为什么，只要去做，然后死去。”[14]帝国主义对所谓落后民族的统治，乃是在责任与道德的外衣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分子中不乏坚信传播优秀、先进文明的优秀人才，这与其宣传教育有关。我们且看下面这两段材料，便可体会到帝国主义事业对青年人的诱惑。
 
    霍布森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了帝国主义的激动人心的理想：
 
        飞驶呀，愉快地、愉快地航行，经得起艰苦吧，
        飞驶呀，愉快地带着十字架的使命去吧，
        把国与国联结在一起，随风送上天际，
        使黄金时代的市场富足有余[15]。
 
而帝国主义时代，英国的小学生都得学习吉卜林的一首题为“大汽船”的诗歌。这首诗中有几句问答。
 
        “啊，你们到哪里去；你们大汽船啊？”
        “我们去替你带来面包和牛油，
        带来牛肉、猪肉和羊肉，还有鸡蛋、苹果和奶酪。
        我们从墨尔本、魁北克、温哥华替你带来，
        给我们写信吧，寄到哈巴特、香港和孟买。”
        “那末，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你们大汽船，
        啊，我能做些什么使你们又舒适，又漂亮？”
        “把你的大军舰派出去保护你广大的海洋，不让别人拦阻我们替你带来食粮。”[16]
以上即为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与亚洲等殖民地进行扩张之写照。阿伦特称之为海外帝国主义，而后起之德国、俄国，则只有在欧洲大陆谋求扩张，是为“大陆帝国主义”。
 
    大陆帝国主义与欧陆泛民族运动（泛日尔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结伴而行。大陆帝国主义同样用种族主义、官僚统治手段，再加以泛民族主义之催化，很快便改变了母国的结构，于是民族国家解体，这是大陆帝国主义不同于海外帝国主义之处。海外帝国主义的特征是本国政治与殖民地行政相分离，而大陆帝国主义试图在欧陆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其结果则是邯郸学步，得不偿失，而极权主义运动恰好在德国和俄国发生。
 
    综上所述，阿伦特分析帝国主义，旨在寻找极权主义之元素。以她的分析，极权主义本身虽为全新现象，但其若干构成元素，乃是帝国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为其准备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官僚支配、没，秘密警察统治、暴力至上、为权力而权力，为扩张而扩张，帝国主义时代皆已作了示范。这些欧洲历史中的潜流，最终聚合成了以恐怖为本质的极权主义。不过，正如阿伦特所申明的，切勿把极权主义因素和起源简单等同于极权主义[17]。毕竟，帝国主义不是极权主义。我们亦不可就此说，既然帝国主义早就为极权主义铺平道路，极权主义便是不可避免的。阿伦特反对一切历史决定论，她挖掘极权主义之根，乃是要反思时代之重负，倡导人本应承担之责任；极权主义不是不可避免，而是可以而且应当避免。大英帝国在不经意间造成，极权主义在不经意间上台，通往罪恶之路在不经意间铺平，原因与结果往往不相匹配，人类不应当以历史必然性为自己开脱，而应勇敢地承担起建设和平、文明的家园之责任。
 
三、新老帝国主义
 
    以上所论是老帝国主义。当今世界，新帝国主义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与老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不再表现为列强竞争，而是一国霸权下的强国协作；不在于无限扩张，而在于充当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之警察。新帝国主义与老帝国主义相承继的，则是资本主义不变的逻辑和精神，这就是以权力控制获取财富，必要时输出暴力。老帝国主义曾宣扬到未开化民族传播优越文明，新帝国主义则以自由民主，摧毁暴政为旗号，其共同本质皆在于无视民族国家之存在。新帝国主义是老帝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复活。它暴露的乃是西方文明中野蛮的一面。阿伦特对西方文明从帝国主义到极权主义发展的描述，揭示了西方文明的先天不足，这就是人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往往以血腥为代价，是资本及其支持的暴力，而不是公民及美德。
 
    新帝国主义的理想乃是西方自由民主文明征服全球的理想。苏东巨变后，西方世界欢呼“历史的终结”（福山语），意指西方文明行将征服全世界，在此意义，历史已经终结了。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格局的结束，使原本意识形态冲突掩盖下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语）表现出来。所谓“文明的冲突”并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资本主义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文明间的冲突，而是西方文明征服其他文明遇到的障碍，因为在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世界上只有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文明是合乎人性的美好生活，而其他文明则要等而下之。可以好不夸张地说，西方文明若不遏制其野蛮主义、扩张主义扩张性格，帝国主义便不会从我们的时代消失。在这种大背景下，温习阿伦特多年前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无疑有助于我们擦亮双眼，看清新老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从而在全球化浪潮中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与发扬光大，为缔造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陈伟，男，1978年11月生，江苏靖江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指导教师李强教授。
    地址：北京大学万柳学区二区706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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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美）约翰·B·福斯特：《重新发现帝国主义》，王淑梅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
[2]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分三部分，即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中外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认为极权主义是该书的中心。但其实，就切题而言，反映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之起源分析的，乃是帝国主义部分。
[3]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35.
[4] 参见（英）安东尼·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仇启华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5] 英国学者霍布森于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最早批判性探讨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等多方面问题。列宁在批判霍布森、考茨基、希法亨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断，列宁的论述迄今依然是讨论帝国主义问题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除此二人外，罗厦·卢森堡对帝国主义也有精彩的分析。阿伦特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三人的观点，并且从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分离出“极权主义的因素”。
[6] 关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区别，参见（英）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页。
[7] （英）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页。
[8] 列宁指出了帝国主义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08页。
[9]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 p. 125.
[10] See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 p. 132.
[1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 p. 147.
[1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 p. 139.
[13] See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 p. 207.
[14]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 p. 217.
[15] 参见（英）约·阿·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63页。
[16] （英）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第7页。
[17]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5. p.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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