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事件是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个惊天大案曝光之初，与此有牵连的总统高级幕僚相继中箭落马，致使主要依靠白宫幕僚而非内阁各部运作的尼克松政府陷入混乱，内政外交处于半瘫痪状态，很多外交承诺化为泡影。
在中美关系领域，基辛格曾多次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许诺，将于尼克松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两年（1973－1974），遵循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干扰，美方的承诺沦为空头支票。当年中国对水门案造成的政局动荡和危机缺乏深刻了解，认为美国轻诺寡信，过河拆桥，企图玩弄“中国牌”，挟中国压苏联让步。根据美方已解密的中美会谈档案，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拍着自己的肩膀，毫不留情地挖苦基辛格：“我们看到，美国踩着中国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了，现在这些肩膀已经没用了”。
因水门事件和尼克松下台影响，中美建交日程被迫推迟，台湾当局嬴得了喘息和缓冲时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身心交瘁，放手交权。蒋经国临危受命，独撑全局，励精图治，锐意革新，台湾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亚州“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不惜重金，对美国国会进行大规模院外游说，效益显著，成果惊人。1979年，卡特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后，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与台湾关系法》，限制行政部门与台湾当局调整关系的幅度，约束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节外生枝，使台湾当局有恃无恐。
因担心中国退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卡特总统曾一度考虑否决《与台湾关系法》。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国会通过的立法，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不同意国会立法，可以予以否决。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否决权是总统拥有的最重要的宪法权力之一，是总统制衡国会、影响立法的尚方宝剑。国会若要推翻总统的否决，需要参众两院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可是，当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的票数比例极为悬殊（众议院339：50， 参议院85：4），卡特总统的否决明显无济于事。最后，他勉强同意签署《与台湾关系法》。
事后，卡特总统转告中国领导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将从宽解释此项法律，一定按照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原则和精神处理双边关系。中方埋怨美方出尔反尔，节外生枝，以国内立法的方式，蛮横地干扰和破坏中美建交文件“上海公报”。但是，由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以及美国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刻了解，中方的埋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牛弹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外交只认总统，忽视国会，其教训极为深刻。
北越也是水门事件的“受益者”之一。1975年，在苏联坦克大炮支持下，北越利用“水门后遗症”的千载难逢之机，向南越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反战情绪笼罩下，美国国会严格控制军援拨款，福特总统优柔寡断，未能及时履行巴黎停战协定中援助南越政权的秘密承诺，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以惨败彻底收场。福特和基辛格后来都把惨败的结局归咎于水门事件和美国国会。北越大军兵临西贡城下之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紧急议案，授权福特总统可以在撤退美国驻越人员时动用美军。当国会参议院吵吵闹闹、议而不决之时，南越阮文绍政权土崩瓦解，烟消灰飞。
令世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军退出印支半岛，越南实现统一之后，中越关系急转直下，迅速恶化。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在越南金兰湾获得了美军经营多年的现代化大型海、空军基地，对中国形成南北夹击的战略包围。1979年，中国毅然打响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策应和援助柬埔寨战场的抗越战争，同时与美国携手合作，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越战结束短短数年，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环境、中美关系、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认为：“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但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嬴得了缓冲时间。1965年，就在美军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 “到了1975年，东盟各国都已经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越战，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党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东盟繁荣兴旺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越战期间孕育成形。” 实际上，不仅新加坡和东盟各国，而且包括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在内的整个“东亚资本主义”，从政局稳定、经济腾飞到民主改革和逐渐走上宪政法治之路，都与美国介入越战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尼克松辞职下台后，毛泽东一直牵挂和惦记着这位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朋友，并多次在外交场合为他“打抱不平”。毛泽东曾对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 1975年7月1日，毛泽东又对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报怨道：“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
1976年2月，新华社发布公告，宣布中国政府将正式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公告宣布后，举世皆惊。国际观察家们猜测，只有向美国记者斯诺自称“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的毛泽东才会如此特立独行，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更令世人吃惊的是，中国政府以刚从美国进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波音707大型客机为专机，以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为全权特使，不远万里，专程赴美，恭迎因“不光彩原因”羞辱下台的尼克松总统来华进行私人访问。礼遇之隆，情谊之重，出招之奇，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政府往往顾念旧谊，重义轻利，雪中送炭。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往往刻薄寡恩，精明冷酷，见死不救。南越总统阮文绍曾哀叹：“做美国人的敌人易，做美国人的朋友难。” 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伊朗国王巴列维等亦饱尝“见死不救”的痛苦滋味。其实，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相当为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国会两院、新闻媒体、政党派别、民意民心、利益集团等全都是大爷，谁也惹不起，请客花钱和对外军援等事宜，必须看国会和纳税人的脸色行事，行政部门根本就做不了主。
尼克松抵达北京时，毛泽东不但重病缠身，而且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但他仍然坚持与老朋友见面。两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战略问题交换了看法。尼克松在其名著《领袖们》一书中写道：“1976年，当我再次访华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都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却说不出来。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下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过。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
尼克松深谙人情世故，可能是顾及礼貌，也可能是碍于情面，他没有把问题挑明。实际上，无论别人怎样看待，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缺乏程序性交替和制约制衡的高度集权体制中，毛泽东晚年在文革动乱的凄风苦雨中“战斗到最后一息”，对国家利益以及他本人领袖形象、历史地位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恐怕高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羞辱地辞职下台。
原载：2008年第2期《法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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