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贾康合作，由李炜光执笔）
    
    国防费是一国政府用于生产“国防”这一国内公共产品的专门投资和经费，其增长速度和规模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基本国情及所面临的世界战略格局密切相关。按照传统的观点，国防费是一国国防安全产品及劳务的非生产性投资，是政府的一项沉重的财政负担，削减国防费对经济增长有着多方面的正向作用；而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国防费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产生正向效应的政府资源配置手段和重要的经济杠杆，只要合理地掌握它，不仅可以建立巩固的国防体系用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还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的均衡关系，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传统的”和“现代的”国防费支出观念的最大不同点。

    我国的国家防务战略要求国防费有实质性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依笔者所见，中国走的是一条“富国”之路，但却不完全是一条“强国”之路。“富国”与“强国”之间不能划等号。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有一条似是而非的观念：富国就是强国，落后就要挨打等于说“穷了就要挨打，富了就不会挨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要想不受欺负就要“努力工作，发展经济”。在这里，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挣钱是硬道理”。实际上，一国的发展并不仅是赚钱致富，它需要更高层次理念的导引。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富国照样挨打。1820－1840年间，满清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一点已为各国经济学家所公认。对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专家进行了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其研究成果发表在麦迪森著《世界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一书中。据测算，在GDP总量（单位：百万1990年国际美元）方面，1820年，中国199212，高居世界首位；当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英国34829，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110982）和法国（37397）。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比印、法、英三国共占26.5%的总和还要多，其发达程度相当于今天的美国，但是，我们能说满清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吗？当然不能。由于缺乏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雄厚的国防力量，尽管它是富有的，但却又是世界上最孱弱的国家之一。

    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落后和不发达状态中，所幸在后20年时间里，改革开放，励精图治，步入市场经济之路，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在1998年达到79553亿元，在世界上排名第7位，重回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人们为此而弹冠欢庆。然而，笔者想说的是，世界第7的名次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其实并不构成值得骄傲的资本，也不能作为中国已经进入“太平盛世”的根据，况且我们也并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就是再过50年，我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一（这是有可能的），重夺“世界冠军”，又当如何？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现代国防产业和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届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并不见得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在高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和“新军事革命”蓬勃发展的世界上，一个富有而不强大的国家，其实并不安全。
    
    实际上，危机已经存在了。环顾中国周边地区，到处都是现实的或潜在的争端“热点”。人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台湾问题，近年来“台独”势力恶性发展，甚至扬言攻击我国东部经济中心城市和三峡大坝，动辄对大陆进行“反威慑”，从反面说明大陆军事实力尚难以对台独势力形成强悍的震慑效应；在南海和南沙群岛，230个岛、礁中我们只占着永暑礁等区区7个。这场围绕南沙群岛主权的多国领土争端是70年代国际海洋法通过后形成的，这以后的20多年中，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缺乏一个完整有效的国防体系（仅拥有一支庞大无比的陆军和在这场争端中派不上用场的原子弹、氢弹，还不能称其有‘完整有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占据中国早已宣布主权的岛礁，大肆开采石油，掠夺本属于我国的资源。日本侵略曾给中国造成了6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和5000万的人口损失，而它却不承认战争罪行，拒绝作出有效赔偿，反而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日本首相还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实际意味着中日之间的“事情”还没有完。对日清算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能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而且不能用国际惯例和国际法“讨公道”，中国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目前中日两国都在避免正面冲突，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其历史上形成的不解冤仇和现实中的巨大矛盾使中日有可能再次成为战场上的对手。更需关注的是，国际恐怖主义针对中国的活动也很猖獗，所谓“东突厥问题”、“疆独问题”、“藏独问题”等都有可能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现实威胁。此外，我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最近虽有较大改善，但仍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个40年前曾兵戎相见的大国之间在领土争议上和军备竞争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与印度相比，在高技术国防装备方面我国其实并无明显优势可言。

    在当今世界上，实力政策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和必然性，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要想成为世界上名符其实的强大国家，必须从现在起（一天也不能耽误）就积极建立并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现代国防支撑产业。上述影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几大问题，今后不论以何种方式解决，都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实力作后盾。没有这个后盾，国际社会就无法“听清楚”中国的声音，中国也就无法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赢得更广泛的尊重。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逻辑不能忽视：你在发展，人家也在发展，而且发展得也不慢。这就是说，我们要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国防产业，只能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速度去发展，否则很可能来不及。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来看，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我国现在人均GDP仅800多美元，而世界先进水平是4万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不仅是“不进则退”，而且是“进慢了也等于是在退”（樊纲，200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本的问题并不是自己今天过得比昨天好就满足了，而是如何尽快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且是在先进国家已经处处占先的情况下，奋发图强，超常规地追上去，可能整整一代人或两代人，都要为此付出坚苦卓绝的努力。在一个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逻辑的世界上，总是抱怨别人如何如何“强食”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总是“弱肉”，并积极探求自强的途径。有的人不这样思考问题，反而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新型宗教，盲目自大地说几声“不”，其实正是“弱肉”的心态表现。

    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国防费的绝对额从80年代初期以来呈平缓增长的态势，而它的相对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979年的5.7%一路降到了1997年的1.08%，并且这里还未扣除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因素。“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和按它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中国的防务预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实际上可能下降了 ”。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我国1992年国防费实际水平仅相当于1982年的实际水平 。
    
    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国防费实际水平十分低下。根据1990年－1994年历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计算，这一时期我国各年国防费折合美元分别为60.6、62.0、73.4、62.6亿美元，综合起来看，在70亿美元上下波动。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极大。1992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的军费分别为2826.0、374.8、363.6、310.3、221.0、377.3、111.4亿美元。有关资料表明，1993年我国军人人均国防费为2278美元，仅为美国的1／68、英国的1／55、日本的1／30。甚至与台湾110亿美元（1994年数字）相比，也是很低的 。

    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仍维持7％以上的高水平）、税收年增收千亿（1999年即已突破万亿大关），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升位、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形势下，国防费支出份额却呈下降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它说明我国国防费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尚未达到协调的状态。虽然1998年以后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有所提高（1998年1.14%，1999年1.30%，2000年1.35%，2001年1.50% ），但这只是随国民经济发展而呈现的一种恢复性的和相对平缓的增长。这种情况与我国国防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是不相适应的，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态势来分析，低水平的国防费规模可能预示着某种危险的因素存在。

    根据一般的考察，一方面，国防费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国防费的增长水平；另一方面，国家防务任务的加重，也会促进国防费的增长，这是作为“政治国家”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选择国防费增长模式必须遵循这些客观规律，既要充分考虑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又要高度重视我国的战略地位和防务任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面临的世界战略环境以及国防资源消费与补偿的非均衡状态，笔者认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应走适度发展、有所倾斜的道路。国防费必须实现适度增加（Optimal Growth）。这一方面是由上述我国目前所处的战略环境所决定的，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的主要防务任务是准备打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业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在基本面上已经具备了承受“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经济保障能力。目前我国国防费仍存在着较严重的需求大于供给的非均衡性矛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国防费欠帐太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加大财政支持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力度，财政支出持续地和适当地向国防倾斜，使我国国防费支出的绝对额和相对额都有所增长（即“实质性的增长”），这是历史赋予我国财政的重任，也是我国国防费增长模式的理性选择。

    国防支出是促进与调节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
    
    从特定角度而言，国防费支出与一国的经济增长确有矛盾关系，正是基于此，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精简军队员额，调整武装力量的结构，使国防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保持较低的支出水平。中国20年多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说，含有牺牲国防建设的因素。综合考虑复杂的制约因素和优先顺序的选择，这一政策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不过，在高技术和“新军事革命”飞速发展、市场经济制度日趋成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另一角度上的新观念，即国防支出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处理得当，国防费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可以占主导地位的，它不仅是构建强大的国防体系为经济发展“保架护航”的财力基础和条件，而且还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实施调控的有力的杠杆和促进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特定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在合理的规模内以合理的结构安排增加国防费支出，从动态看不仅不会成为财政难以忍受的“包袱”，反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国防费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之一，是通过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和带动民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战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新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军事领域被突破，又首先被采用，然后转为民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军事科技进步为先导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

    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防科学研究在应用技术的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重要的技术都是首先作为军事目的而开发，而后转为民用的，如核技术、空间技术、激光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以及集成电路、高速宽带通讯、光学通讯和数学信号处理等。与国防科研密切相关，美国科学家先后在核物理、空间物理、半导体科学、电子和光电子学、材料科学、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本世纪的一些重要产品如晶体管收音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数控机床、电子计算机等都是由美国最先开发研制成功，而后推向世界的，这也在客观上成为美国科学家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科学技术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经济长盛不衰，并一直占据着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领导着科学技术进步的潮流。进入90年代以来，以军事高科技为龙头，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又有长足的发展。1999年，美国的防务预算开支高达2762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6个国家军费总和的1.67倍，它还决定在今后6年内增加防务预算1120亿美元。美国的国防经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研究和发展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这种研究带动了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形成了一条“以军带民、以民养军”的科技发展之路，不仅促进了军事技术革命，更带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几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20％左右是由于军事投资带动的 。以“冷战”时期制定的“星球大战”计划为例，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了“氢弹之父”泰勒等一批科学家的建议，向国会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SDI），该计划既是一项军事战略发展计划，又是一项涉及一切新兴科技领域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它是多学科多门类技术的集成，涉及到第五代计算机、微电子学、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光电技术、高能激光、航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所需时间长达30年；克林顿任期内，制定了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最近美国又与日本共同起动了“星球大战计划”的翻版--“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这些计划涉及领域及其广泛，几乎将现代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都予以应用，而且还将创造新的尖端技术。“SDI”、“NII”和“TMD”不仅带动了高科技的发展，而且改变了工业结构，对美国经济产生着全方位的影响，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科技对经济最大的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据一种估计，“SDI”计划中的激光技术应用到工业上，生产效率可提高150倍。“星球大战”计划使美国航天技术空前发展，投资的效益比为1：14，在1985年至2010年的25年间，空间商业收益高达6000亿至1万亿美元 。

    国防费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之二，是它的乘数(multiplier)效应。这种效应是指，任何军事设施和军事机构，都不可能是“孤岛”，必然与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某种联系，由此产生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构成对经济发展的联带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能够形成一种连锁式的反映环。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军事设施、军事机构的支出可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导致经济活动的扩展。因此，一国政府可以考虑把国防费的乘数效应作为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一项政策工具，精心选择那些地理位置恰当、拥有较为发达的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区域将其付诸实施。

    国防费杠杆的乘数效应具体衡量就是指国防费开支用于该国所引起经济增长的倍数。其基本原理是：国防费支出每增加1元可购买1元的物品和劳务，并转变为生产这些物品和提供这种劳务的生产者的家庭收入（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等）；这些增加的收入的相当部分又会被重新支用。假定收入获得者从所增加的每1元收入中拿出80％用于购买消费品（即其边际消费倾向为4／5），那么，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便会有0.8元的增加收入；如果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4／5，他们又会从所增加的0.8元中拿出0.64元用于购买消费品，这又会为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带来0.64元的增加收入；这些家庭也会在下一轮中增加消费品的购买0.512元；如此下去，国民收入的增加额为：
    
    △Y＝1元＋0.8元+0.64元+0.512元+…
     ＝1元＋1元×4／5＋1元×（4／5）2＋1元×（4／5）3＋…
     ＝1元[1＋4／5＋（4／5）2＋（4／5）3＋…]
    ＝1元×[1÷(1-4/5)]
    ＝5元
    
    因此，该地区所增加1元的国防费支出，经过消费全过程，最后变成了5元的国民收入。
    
    这种国民收入的变动量与引起这种变动的国防费支出的数量之间的比率，就是国防费支出的“乘数”。即：
    国防费支出乘数＝国民收入变动量／国防费支出数量
    
    当然，乘数的大小，主要是由边际消费倾向所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边际消费倾向越小，乘数就越小。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防费支出对国民经济可以是一种带有“事半功倍”效应的双向调节力量。增加国防费支出可以扩大总需求，相反，减少国防费支出可以缩减总需求。增加或减少的相对规模取决于乘数的大小。

    国防费乘数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的“投资乘数”是同一个原理，但要注意国防费支出的特点和经济发展不同条件、环境下的特点。一是要考虑国防费在军事基地内部消费的因素，如果国防费完全用于军事部门内部，就难以产生乘数作用；二是应尽量选择现代工业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投入支出，这样传导的链条较短，见效比较快；三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增加军费开支往往会加剧短缺，不符合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我国当前仍处于“总需求不足”的压力之下，增加国防费支出正好可以成为贯彻“扩大内需”方针的手段。

    国防费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之三，是它能提供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有利于制止经济衰退和促进私人部门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国防费支出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的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林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比发达国家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还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州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340万个就业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计划中仅6种核武器系统，就使这些地区的雇工人数占到全国雇员的30％多。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入调整期，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撰写《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指出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追加直接国防费80亿美元，使这些地区增加近20万个就业岗位 。

    1973年贝诺瓦出版《发展中国家军备与经济增长》一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70多个国家军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也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即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在国防上花费越多，发展得越快，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非军费开支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生产投资，而且投资方向很有可能不当，而军费的使用则无意识地、间接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显然可以并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学会运用国防费杠杆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并促进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希望在于民营经济，我们应当改变那种把发展国防产业与发展民营企业对立起来的观念。实际上，国防产业的核心是高技术和基础设施，其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需要与其他市场主体建立广泛的采购、合作和配套关系，并在某些领域可以通过招标由民营企业充当操作主体，这本身就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例如，中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航空产业，其中的军工企业近年来为求生存大量生产民品，目前70％的收入来自于非航空产品，并在推行企业改制。如果国家加大对航空工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高、精、尖的国防产品，并鼓励民间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进入该领域，就可以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中国正在搞西部大开发，中央政府已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但目前看来仍是政府“孤军奋战”，民间投资跟进不足，可见“深圳模式”在西部不太灵。即使民间资金有一些进入西部，作用也将比较有限。很可能使某些中心城市发展起来，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我们不妨转移一下目光，考虑发展当地国防产业的办法。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国家投入2000亿元人民币，当时使西部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四川省的经济结构由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制造业与电子产业为主，成渝、宝成、川黔等干线铁路通车，并围绕着国防工业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贡、内江、德阳等60多个中小城镇。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成为西部各省工业的支柱产业，如西飞、成飞、长虹、长安、黄河、嘉陵、建设等，目前国防工业产值在西部各省仍占30％，贵州占45％ 。实际上，在发展国防产业和运用国防费杠杆方面，我们自己就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现在要做的，是从理论上加以综合归纳提炼，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时期中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其新的使命。目前我国在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上已由“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但毫无疑问，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不会减弱，财政仍将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因此，仍有必要研究考虑在继续把大量财政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支援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同时，也较大幅度地增加国防费支出，在加强国家防务战略的同时，发挥其对经济的促进与调节的作用。

(转载自天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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