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代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定型和强化

　　第一节　蒙古统治西藏所导致的西藏统一政权的形成及与清朝关系的建立

　　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叶，正当藏传佛教格鲁派以极快的速度向蒙古各部传播和发展，并在蒙古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同时，格鲁派集团在西藏的处境却陷入了严重的困难。

　　在帕竹政权衰落后，格鲁派在西藏的支持者主要是前藏领主拉萨河流域的第巴吉雪巴和山南地区的第巴拉嘉里等，但他们仅仅是一种地方贵族力量，其势力已无法对格鲁派集团构成强有力的支撑。而当时，藏巴汗彭措南杰（1586一1621？）在占据后藏绝大部分地区以后，势力迅速膨胀，并开始向前藏扩张。1605年，藏巴汗联合止贡噶举派打垮了第巴吉雪巴，控制了拉萨地区。从1610年到1613年，藏巴汗接连攻破山南领主雅觉巴和澎波的乃乌宗。1618年又正式消灭了仅在名义上延续的帕竹地方政权。自此，藏巴汗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了前后藏绝大部分地区，形成了统治全藏的另一个新的西藏地方政权，历史上又称”藏巴汗”或“第悉藏巴”政权。（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P61一62。）

　　藏巴汗政权取得对前藏的控制，不但使长期以前藏为主要根据地的格鲁派集团处境更加困难，而且也导致了当时西藏以格鲁派及其支持者为一方，以藏巴汗及其所支持的噶玛噶举派为另一方的两大敌对势力集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一点可以由下述三个事件加以证明：
　　一、1612年，当藏巴汗打败雅觉巴率军队进入拉萨时，格鲁派显然已预感到自己的厄运，当时四世达赖喇嘛一行曾暂时逃往山南桑耶寺躲避。

　　二、在藏巴汗控制拉萨的四年后，即1616年，四世达赖突然于哲蚌寺圆寂，年仅28岁。一种说法认为四世达赖是被藏巴汗派人害死的。传说当时藏巴汗彭措南杰得了重病，他得知自己得病是四世达赖对他进行诅咒所致，遂派人将四世达赖害死。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它说明当时在藏巴汗控制下的拉萨，藏巴汗显然已有能力和有条件害死四世达赖，所以这种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此外，这一传说本身也说明四世达赖的死已同格鲁派与藏巴汗的斗争相联系，并成为加剧双方矛盾的一个导火绳。

　　三、四世达赖圆寂后，藏巴汗对格鲁派采取了一个更严厉的限制措施，即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这个限制措施，对于格鲁派几乎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自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以来，随着格鲁派的迅速发展和向蒙古各地的广泛传播。作为格鲁派领袖的达赖喇嘛已逐渐成为西藏及广大蒙古地区的一种至高无尚的精神力量和神权象征，成为西藏民众和蒙古各部直接膜拜和敬奉的对象。如果达赖的转世不能得到延续，那幺，不但意味着格鲁派集团在西藏的严峻形势下将失去自己的领袖而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同时也将使格鲁派对藏区和广大蒙古地区业已形成的强大精神凝聚力量趋于瓦解。这对格鲁派来说无疑意味着灭亡。所以，藏巴汗禁止寻找四世达赖转世灵童的禁令，实际上是将格鲁派推向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境地，从而也使得西藏社会中积压已久的格鲁派同噶玛噶举及支持者藏巴汗这两大敌对势力集团的矛盾达到空前的激化。

　　很显然，从后来的西藏政局发展来看，正是西藏社会内部两大势力集团矛盾的激化，促使西藏与蒙古之间建立起来的宗教联系开始逐渐超越宗教范畴，朝着政治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自四世达赖转生于蒙古并由蒙古入藏以来，格鲁派集团与蒙古之间的联系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涵。当时，拉萨已有一部分护送四世达赖进藏的蒙古土默特部军队，以后又陆续有一些蒙古王公以朝拜达赖喇嘛的名义带军队进入西藏。这种局面，无疑已为格鲁派集团借助蒙古政治军事力量来捍卫自己在西藏的利益和权力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所以，当四世达赖圆寂，格鲁派受到藏巴汗下令禁止转世这一致命打击之际，格鲁派集团很自然地选择了援引蒙古军事力量来打击藏巴汗的对策。

　　1617年，应格鲁派主要支持者第巴吉雪巴的请求，喀尔喀部一支三千人的蒙古军由阿巴岱四弟图蒙肯率领开赴卫地，打的旗号是为四世达赖复仇。蒙古军队与卫地军队联合向藏巴汗进攻，起初蒙古军队获胜。但不久第巴吉雪巴与哲蚌、色拉二寺的僧兵发生不和，藏巴汗彭措南杰率兵1万反攻，于1618年7月攻破哲蚌、色拉二寺，杀死格鲁派僧俗人众5000余人。蒙古军队在战败后撤走。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逃往阿里躲避，哲蚌、色拉二寺则被迫向藏巴汗缴纳大量罚金。为了挽回败局，格鲁派不得不再次向蒙古求援。当时，由哲蚌寺强佐索南饶丹向藏巴汗请假数月，佯称到却科杰寺（在今西藏加查县境内）筹措罚金，结果索南饶丹在半路上逃脱，前往青海向蒙古求援。1621年，土默特部的拉尊穷哇罗桑丹增和古茹洪台吉兄弟二人率两千蒙古骑兵在索南饶丹的带领下抵达拉萨，向藏巴汗发起反攻。此时藏巴汗彭措南杰已因天花病逝，由其子丹迥旺布继任藏巴汗。双方军队在拉萨交锋，结果藏巴汗军队被打败，其残部被围困于拉萨药王山，后经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达垄寺夏仲出面调停，藏巴汗答应交还以前夺占的哲蚌、色拉两寺庄园，并将拉萨河下游地区交由格鲁派管辖。（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P52一54。）由于这次战争的胜利，四世达赖的转世才得以顺利进行。1622年，阿旺罗桑嘉措经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的认定和主持，被迎入哲蚌寺，遂为格鲁派第五世达赖喇嘛。

　　这次战争虽未使西藏政局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它却是近代以来西藏实力集团在内部权力斗争中直接借助和依赖外部政治力量的又一个重要开端。在这次战争中，格鲁派集团两次援引蒙古军事力量来打击藏巴汗势力，并因此获胜。这次战争的结果事实上开始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在西藏内部权力斗争中，各势力集团实力的大小已经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谁能借助和依靠外部政治力量，谁就会成为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胜利者。因此，这次战争对于西藏历史的发展轨迹显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标志着西藏的政治发展进程已再次突破自我封闭的体系而进入了一个与外部政治力量发生紧密联系的多元化格局之中。

　　这次战争产生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使藏巴汗也开始意识到争取外部政治力量支持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次战争之后，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一方也效仿格鲁派做法，同样采取了与外部政治力量结盟的发展策略。

　　1632年，蒙古喀尔喀部发生内乱，以却图汗为辅的喀尔喀部一支在内乱中被逐出，率部南下青海，征服了育海的吐默特部。（《安多政教史》，吴均等汉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P39。）当时的情况是，蒙古各部虽已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特别是信仰格鲁派，但其中有一些部落，尤其是像喀尔喀这样与西藏相距遥远的蒙古部落，由于它们对西藏佛教内部各教派矛盾了解和介人不多，因而他们在具体信奉西藏佛教哪一个教派问题上往往并无定见。例如蒙古察哈尔部汗王图们汗在1587年三世达赖到土默特部以前，曾信奉了噶玛噶举派，但当三世达赖到土默特部后，图们汗又派其重臣阿巴岱前往拜见，并邀请三世达赖去察哈尔部传教。这说明图们汗在信奉噶玛噶派的同时，并不妨碍他又信奉格鲁派。当时进人青海的却图汗也大体属这类情况。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却图汗是汉族道教的信徒，还记载他到青海之初曾邀请西藏格鲁派的代表人物到青海会晤，并对格鲁派表示过友好。（同上。）也许因为却图汗是格鲁派传统支持力量吐默特部的征服者而使格鲁派对他的友好表现出很大的疑虑，总之，却图汗最终并未成为格鲁派的支持者，而是在宗教上支持了噶玛噶举派，并通过噶玛噶举派的上层喇嘛与藏巴汗丹迥旺布建立了联盟。却留汗与噶玛噶举及藏巴汗的结盟，显然既是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一方主动寻求外部政治力量支持的结果，同时也是却图汗企图在西藏扩展势力的结果。却图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这一点从他在占据青海之后竭力说服原来倾向于格鲁派的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改信噶玛噶举派并邀他前来青海共谋举事（林丹汗后来在前往青海途中病故）即可得到证明。却图汗与噶玛噶举派及藏巴汗结盟后，开始在青海迫害格鲁派僧人。此时，“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占领了德格、昌都和类乌齐等地，他崇信本教，在康区大肆摧毁格鲁、萨迦、宁玛三派的寺院，并把这些教派的僧人逮捕监禁。由于白利土司反对格鲁派，因此，藏巴汗也与白利土司取得联系。这样，西藏的藏巴汗及噶玛噶举派与青海的却图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三方很快结成了反对格鲁派的联盟，从而使格鲁派集团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上均处于了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P55。）

　　格鲁派在危急之中，派出使者经化装后秘密通过青海。向当时徙牧于天山南路的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发出求援信号，固始汗本已有袭据青海及向西藏扩展势力的意图，在接到格鲁派求援要求后，决定先实地探察形势。于是，固始汗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带领少数随从伪装成香客，经青海向西藏进发。

　　1635年，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军一万人前往西藏消灭格鲁派，但这次出征极富戏剧性。阿尔斯兰在行至通天河上游时，与化装成香客的固始汗一行相遇，双方同行一段，固始汗劝说阿尔斯兰不要侵害格鲁派。固始汗的劝说显然发生了作用（这进一步说明却图汗部在宗教上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定见），当阿尔斯兰进至藏北当雄时，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赶来相见，因礼物微薄，受到阿尔斯兰的轻视。（《安多政教史》，吴均等汉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P40。）阿尔斯兰遂兵分三路，进到止贡、羊卓雍湖一带，与藏巴汗的军队发生冲突。藏巴汗率后藏大军进至藏北，阿尔斯兰恐后路被切断而撤回拉萨。阿尔斯兰在拉萨拜见了五世达赖，还到哲蚌寺听五世达赖讲经。由于阿尔斯兰进藏后没有按原计划进攻格鲁派，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写信向青海却图汗控告，却图汗遂令其部将诱杀了阿尔斯兰。（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P65。）

　　固始汗一行在通天河上游与阿尔斯兰分手后，于1636分年到达拉萨，秘密会见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从会见后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共同赠给固始汗“丹增却杰”（意为执教法王）称号来看，固始汗显然已向格鲁派允诺了进兵西藏的决定。这样，格鲁派与固始汗之间正式结成联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藏内部权力斗争日趋激化的关键时刻，西藏两大敌对势力集团几乎同时都采取了主动寻求外部政治力量支持并与外部政治力量结盟的行动。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一方与青海的却图汗和康区白利土司结成了联盟，而格鲁派一方则与新疆的和硕特部结成了联盟。这样在17世纪30年代，西藏格鲁派与藏巴汗及噶玛噶举派之间的斗争，已经不纯粹是一场西藏内部权力斗争。这一斗争实际上已将新疆、青海及康区这一与西藏相邻的辽阔地区若干蒙古和藏族政治势力牵扯进来，所以，这场斗争同时成为这些政治力量利用西藏内部权力斗争，彼此争斗和扩张势力的一场政治角逐，而西藏则是这场政治角逐的旋涡中心，西藏内部权力斗争在地域空间及政治力量上的这种大幅度向外延伸（或称“外化”），标志着西藏封闭的政治格局已被打破，其结果是必然大大加快西藏的政治发展进程。事实上，在17世纪30年代，当格鲁派与和硕特部同藏巴汗与却图汗及白利土司这两大敌对联盟形成之际，即预示着一场决定西藏政治前途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在此后的5年中，西藏政局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巨大改变。

　　1637年，固始汗率和硕特军队南下青海，一举击败却图汗部众，却图汗被杀。次年，天山南路的和硕特部陆续移牧青海，于是，固始汗合并了却图汗部众数万人，在青海建立了和硕特部的根据地。
　　1639年到1640年，固始汗率军攻入康区，击溃白利土司，取得了对康区以及包括云南丽江土知府木氏一部分地区的控制。

　　1641年底，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1642年击败并杀死了藏巴汗，藏巴汗地方政权灭亡。固始汗的军队完全控制了前后藏地区。自此，格鲁派与固始汗同藏巴汗与却图汗和康区白利土司的两大联盟的对抗，最终以固始汗和格鲁派一方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

　　既然固始汗帮助格鲁派消灭了其敌对势力并以格鲁派的同盟者进入西藏，那么，固始汗理所当然成为这一胜利成果的直接拥有者。不过，曾两度进入西藏的固始汗，此时显然已对西藏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许正是在对西藏社会情况有较多了解的基础上，固始汗找到了一种对他来说非常明智而又便利的统治办法，即借助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和格鲁派集团的势力来确立自己对西藏的统治。1642年，固始汗攻下日喀则后，迎请五世达赖到日喀则，将西藏全部地方和从在藏巴汗日喀则宫殿中获得的大量财宝献给五世达赖。（藏文史籍记载，固始汗将卫藏十三万户供养给五世达赖。但是自元朝灭亡以来到固始汗时代，西藏政局历经几次大的变动，元朝所封的卫藏十三万户多数已荡然无存。固始汗将卫藏十三万户献给五世达赖，一方面是仿效忽必烈与八思巴故事，力图以元朝的继承者自居；另一方面，这里的卫藏十三万户虽意指西藏全部地方，但更主要的却是一种象征意义。）同时将卫藏地区的赋税作为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的供养，从而使格鲁派集团在西藏社会中形成了独占优势的局面。在此基础之上，在固始汗的直接策划和安排下，一个统治全藏的以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又称“噶丹颇章”政府）在拉萨建立。这个政府是由格鲁派上层集团掌握政教大权的一个政教合一政权，它的最高领袖是五世达赖，五世达赖既是宗教方面的领袖，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拥有管理西藏的行政权力。不过五世达赖并不具体管理行政事务，卫藏行政事务主要由达赖下面的第巴又称“第悉”）进行管理。

　　从上述情形来看，固始汗显然并未对西藏进行直接的统治和管理，而是采取了建立以达赖喇嘛和格鲁派上层集团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并通过该政权对西藏进行间接统治和管理的明智作法，同时还将卫藏地区的宗教权力和经济大权以及一部分日常行政权力赋予了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不过，格鲁派集团依靠固始汗力量建立的这个统一的西藏地方政权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在这个政权内，西藏地方藏族高级官吏必须由固始汗任命，如五世达赖的第一任第巴索南绕丹即是由固始汗任命的，同时该政权在卫藏地区的行政命令也须经固始汗盖印发布，第巴不过副署盖印而已。其次，支撑这一政权的军队则全部由固始汗掌握固始汗在消灭藏巴汗政权以后，并未离开西藏，他命其诸子率部驻牧青海，以加强他所领导的和硕特部的根据地，并将整个康区的赋税用于供给他在青海的部众。因此，固始汗当时实际上成为了统治包括甘青、康区和西藏在内的全部藏区的汗王。而固始汗本人则拥兵坐镇拉萨，他在西藏留下了八个旗的蒙古军队，这支军队平时驻扎于前藏达木地方（即今西藏当雄，旧称“达木八旗”），由固始汗亲自指挥。这样，固始汗就牢牢掌握了西藏的军权，并以此牢牢控制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所以，在当时的西藏，事实上形成了蒙古汗王与格鲁派领袖进行联合统治的局面。（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257）
　　固始汗的军事力量进入西藏，给西藏社会带来了以下几个重要变化：

　　第一，使西藏建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地方政权。正是在固始汗强大军事力量的介入之下，结束了西藏长期以来的两大势力集团的内部政治权力斗争，从而最终使格鲁派集团在西藏社会中取得独占优势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以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统治全藏的西藏地方政府。这个西藏地方统一政权的形成，结束了西藏自元朝以来长期的政治多元状态，标志着西藏政治进程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使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度最终得到确立。由格鲁派上层集团掌握政教大权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建立才使西藏最终确立了由教派执掌政、教两方面权力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这一政权模式的确立，使得格鲁派集团由宗教团体和以寺院经济为基础的实力集团正式上升为西藏社会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同时作为格鲁派领袖的达赖喇嘛也正式成为西藏社会政、教两方面的领袖。这种因格鲁派集团同时执掌政教大权而最终趋于完善的政教合一制度和政体结构，大体奠定了后来三百年中西藏地方政权的基本模式。

　　第三，固始汗介入西藏，还导致了西藏格鲁派中另一大活佛系统，即班禅活佛系统的建立。1642年，固始汗在控制西藏以后，尊奉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师。罗桑却吉坚赞是17世纪前半期格鲁派寺院集团中一个主要决策性人物＊1616年，四世达赖去世后，格鲁派情势危急，罗桑却吉坚赞辞去扎什伦布寺座主，就任哲蚌、色拉二寺座主，主持了当时格鲁派对内对外的许多重大事宜。固始汗在尊奉罗桑却吉坚赞以后，1645年，又赠给他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班禅”意为J“大班智达”（即大学者），它由梵文“班智达”（为通达五明者的称号）和藏文“钦波”（意为“大”）连缀而成，简称“班禅”。“博克多”是蒙语对睿智英武者的尊称。自此，“班禅”开始成为扎什伦布寺主固定的专有尊号。（在此以前，后藏地区对佛学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高憎，习惯上都可以泛称为“班禅”）与此同时，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又请罗桑却吉坚赞主持扎什伦布寺，并将后藏的部分地区划归他管辖。于是，在罗桑却吉坚赞死后，遂开始了班禅活佛系统的转世。罗桑却吉坚赞被确定为第四世班禅，而追认宗喀巴的二位大弟子凯朱结格雷贝桑”（1385－1438）为第一世班禅，以索南乔朗（1439一1504）为第二世班禅，以罗桑敦朱（1505一1556，又称文萨巴为第三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的转世罗桑意希（1663—1737）为第五世班禅。固始汗努力提高罗桑却吉坚赞的地位及由此而导致的班禅活佛系统的建立，一方面有加强格鲁派在后藏地区势力的意图，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为了对达赖喇嘛的权力进行牵制从而在西藏格鲁派内部建立一种权力平衡。

　　显而易见，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统一地方政权的形成、政教合一制度的最终确立以及班禅活佛系统的建立，三者构成了后来西藏地方政治的基本面貌。此后，西藏地方政治的这三个主要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这三者的确立，显然标志着西藏地方政治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酉藏地方政治所产生的这种突破性的重大发展并不是靠西藏本身的力量来完成的，而是由外部政治力量即蒙古的力量所促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固始汗的力量进入西藏，对于西藏政治进程的发展显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说明当时西藏社会的发展在政治上已经产生了建立新的统一政权的需要。并要求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的统一和变革，而当时西藏内部尚未能形成这样的力量，故不得不依赖于外部的政治力量来完成，这也许正是导致西藏内部格鲁派集团与固始汗政治力量结合的本质原因。

　　如果说，固始汗帮助格鲁派集团建立起了一个以达赖喇嘛为首的统一的西藏地方政权。那幺，这个政权为此所支付的则是政治独立地位的丧失。尽管固始汗并未直接统治西藏，而仅仅是间接地通过达赖喇嘛政权来统治西藏，尽管达赖喇嘛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西藏行政上的相当大的自主权，但是，这个政权却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固始汗不仅拥有任命高级行政官员（如第巴）和签署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政权在军事上完全靠固始汗所统率的蒙古军队来进行支撑。在西藏地方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中，曾面临了以噶玛噶举派寺院与一些原支持藏巴汗的地方首领联合发动的一系列叛乱。反叛势力一度占领了后藏和山南许多地方，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西藏地方政府构成严重威胁。但这些反叛活动，最终都在固始汗军队的直接镇压下得到平息。当时，固始汗之子达赖汗在镇压了工布地区的噶玛噶举派的反叛后，还帮助格鲁派摧毁各地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强令其僧人改宗，并在所有噶玛噶举派僧人手上打了印记交给各个格鲁派寺院。（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P57。）固始汗的这些军行动，对刚刚建立不久的西藏地方政府起了强有力的支撑和巩固作用。此外，在西藏与邻近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冲突中，驻扎于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军队同样充当着主力。1646年，西藏与不丹发生战争，固始汗派出一支以蒙古兵为主力的军队前去攻打不丹，结果先胜后败。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也写道：“这次失败动摇了蒙古军不可战胜的迷信，在以后蒙古军就不愿到炎热的南方去作战。”（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李有义译，油印本，P98。）1681年，在西藏与拉达克爆发的战争中，前去攻打拉达克的同样是一支以蒙古骑兵为主的军队，统帅这支军队的则是和额特部汗王达赖汗的堂兄甘丹才旺。一由此可见，尽管固始汗本人在世时并未过多地干预西藏内部事务，但因固始汗和后来的和硕待部汗王均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军事大权，并且无论对内对外都担当着西藏地方政府的保护者和监护人的角色，这样，西藏事实上成为和硕特蒙古的势力范围。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从建立之始就完全依靠外部政治力量（即蒙古政治力量）来加以支撑的这种状况，使西藏地方政府必然本能地产生一种对外部政治力量的强烈依赖倾向，这种倾向使西藏政治与其外部政治格局发生着紧密的联系，从而也决定了西藏政局必将随着其外部政治势力的消长变化而发生变化。
　　对于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联盟以后的西藏状况及其对外关系，杜齐在《西藏中世纪史》一书中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写道：

　　“在固始汗向罗桑嘉措供养了十三万户之后，历史似又返回到十三世纪八思巴受忽必烈封为帝师、接受了形式上的西藏的赐予的情况。大皇帝和帝师的例子就这样地重复出现。这种所谓供养既激励黄教坚持其政策，又使蒙古酋长沾沾自喜，急于比美其祖先。可是情况变了，固始汗同达赖喇嘛间的协议没有考虑到中国，而中国不会否认对西藏的主权的。的确，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只剩下征索极少的贡品和批准贵族的世袭权力。可是这些正是从元代以来中国已经取得的权力，中国在任何理由之下都不会放弃的。当时明朝奄奄一息，如上所述，西藏的领袖们已经同满洲发生接触，一旦满洲的皇朝稳定地建立起来，他们怎幺能够允许别的政权干涉西藏的事呢？”（（意）杜齐《西藏中世纪史》，李有义、邓锐龄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本，1980年，P121。）

　　情况的确是这样。1642年，当固始汗进入西藏并与五世达赖建立起对西藏的联合统治之际，明朝所统治的中原地区形势正急骤地发生变化。当时，明朝的统治在声势浩大的中原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已呈垂危之势。在东北地区，新成立的清政权势力蒸蒸日上，正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呈现取代明朝之势。不过，清朝在正式入关前，它首先是采取了向西发展的战略，即向长城以北的广大蒙古地区扩展势力，收服蒙古并联合蒙古力量从北方对明朝形成包围之势。最初在西部方向与清相毗邻的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一直同明朝联合，树兵与清为敌。1632年，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赶走林丹汗。随后，皇太极又先后降服了漠南蒙古各部，取得对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这样，尚未入关的清政权便首先同北方的蒙古发生了异常紧密的联系。当时，清统治者不仅与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建立了联姻关系，并订立攻守同盟，同时也大量吸收蒙古贵族参加清政权，给予蒙古贵族以较高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清政权的重要辅佐力量。清朝人主中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蒙古骑兵的力量，如魏源所说，清朝前期“中外贴然，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魏源《圣武记》卷1。）入关后，清政府也一直把蒙古贵族作为最重要的辅佐力量，清朝对蒙古贵族的优待远远高于其它民族中的上层贵族，几乎与满洲贵族相等，他们可以充任朝廷要职，也可以掌握兵权。清代前期，汉族不能与皇室通婚，而蒙古贵族却享有这一特权。清朝与蒙古发生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它很早就对蒙藏社会所普遍信仰的喇嘛教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自努尔哈赤开始便逐渐实行了一种利用喇嘛教“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参见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2－21。）到皇太极统治时代，随着清朝势力的向西拓展和对漠南蒙古各部的收服，满蒙关系对于清朝已经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清朝与漠南蒙古各部刚刚建立的政治联盟能否得到维系和巩固，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清朝能否进而争取漠北和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归顺。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凝聚和影响，清朝业已实行的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的政策，使它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对广大蒙古地区具有强大宗教影响力的喇嘛教发祥地——西藏。于是，在1659年，清太宗皇太极派遣察汉喇嘛一行专程前往西藏，带信给当时西藏地方的掌权者和“掌佛法大喇嘛”，要求西藏选派高僧到满洲传播佛教。（《清实录》太宗卷49，崇德四年十月庚寅条。）

　　而从当时西藏方面和情况来看，蒙古和硕特部汗王固始汗对青海和西藏的控制，同样使得西藏与清朝的关系进一步靠近。首先，清朝势力的向西扩展及其对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服，必然对西部蒙古各部产生较大震慑，同时也必然使它们对清朝的强大实力有所认识。1635年前后，固始汗曾派人与清朝联系，表示听命于清朝。（《清实录》太宗卷39，崇德二年冬十月丙午条。）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姿态，但它却表明当时固始汗已经把清朝作为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而予以重视了。1637年，固始汗南下青海击败却图汗，在青海建立和硕特部根据地以后，当时的形势是，固始汗正准备进一步以援助格鲁派为借口控制整个藏区。他一方面作进兵康区的准备，另一方面则积极与西藏格鲁派集团联系，以筹划向西藏的进军。不过，固始汗要控制整个藏区特别是控制西藏，他显然是有所顾虑的。此时，在他的西北有强有力的准噶尔部，在东北方向则有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这些蒙古诸部均与西藏，尤其是与达赖喇嘛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自然成为固始汗控制西藏，特别是控制达赖喇嘛的最直接的威胁。因此，固始汗必须外结强援以防其它蒙古汗王进入藏区。而在固始汗当时所能结援的外部势力中，崛起于东北的清朝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第一，当时清朝已收服了漠南蒙古诸部，成为一支对蒙古各部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新兴政治力量。第二，当时清朝的势力还主要限于东北及漠南一带，尚未达到西北，这样，清朝虽作为固始汗的外援，却不致对固始汗构成直接威胁。第三，固始汗在1635年曾与当时的后金取得了联系，并表示听命于它，这也为固始汗结缘清朝奠定了良好基础。不过，固始汗采取了一个很明智的作法，他并未单独以自己的名义同清朝联系，而是采取与达赖、班禅和西藏各教派联名的形式去同清朝联系。固始汗这样做，既是为了在清朝面前树立自己作为西藏保护者和代理人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将西藏作为势力范围的权力得到清朝皇帝的认可。所以，在固始汗的一手安排和促成下，几乎就在清朝派人前往西藏的同时，西藏及固始汗方面也派出了一个朝清使团。该使团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首，此人为蒙古僧人，是固始汗侄鄂齐图的第三子，他是往来于满蒙藏之间具有特殊身份的和硕特部喇嘛，他自然首先是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的代表，同时也代表了固始汗所支持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集团。不过，也许由于当时西藏内部复杂而特殊的原因，伊拉古克三一行朝清时还同时携带了藏巴汗和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写给清朝皇帝的书信。（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P134。）

　　值得注意的是，在1639年前后，清朝与西藏之间在尚无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双方几乎同时都分别向对方派出了一个通好的使团。这说明当时双方在政治上彼此需要的愿望和要求几乎是互相的和同步的。不过，在双方彼此的政治需要中，蒙古显然是一个最具决定性的中介因素。从清朝方面来看，清朝在尚未人关前所以率先将触角伸向西藏，既是由当时清朝与蒙古的关系所决定，也是由西藏与蒙古之间的特殊联系所决定。而从西藏方面来看，蒙古和硕特部与格鲁派的联盟及其对西藏的控制，同样成为推动西藏向清朝靠拢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清朝与西藏之间，蒙古既是重要的联系纽带和桥梁，同时也是二者联系的原因。清朝派出的察汉喇嘛一行人到达西藏时可能正逢固始汗攻灭藏巴汗政权的战乱时期，清朝皇帝的信究竟送到与否以及在西藏产生了何种反映，史籍未见记载。而西藏和固始汗方面派辅朝的伊拉吉克三一行则于1642年10月达到盛京（今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皇太极不仅亲率亲王、大臣等出城迎接，还亲自到伊拉古克三等人的住处看望。《清实录》记载：“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上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清实录》太宗卷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条。）伊拉古克三一行在盛京停留了八个月，他们在返回西藏前，皇太极给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以及带信来的西藏其它各教派领袖均写了回信。此时，清朝已获知固始汗入藏攻打藏巴汗的消息，皇太极写给达赖喇嘛的信相对热情，称达赖喇嘛“拯济众生”、“兴扶佛法”，并赠送了厚礼。写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的信却相对冷淡，礼物也要轻得多。说明当时皇太极对西藏佛教教派已有了明显的倾向性。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写给固始汗的信。信中写道：“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顾实汗：朕闻有违道悖法而行者，尔已惩创之矣。朕思自古圣王致治，佛法未尝断绝。今欲于图白忒部落敦礼高僧，故遣使与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偕行，不分服色红黄，随处咨访，以宏佛教，以护国祚、尔其知之。附具甲胄全副，特以侑缄。”（《清实录》太宗卷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条。）皇太极在信中对固始汗进兵西藏既未表示反对，也未作公开的赞同和支持，但是从皇太极写给固始汗的信中提出从西藏礼请高僧的要求并派人和伊拉古克三一道进藏来看，清朝实际上已变相承认了固始汗在西藏的权力。皇太极给固始汗写信的时间是1643年5月。同年8月，皇太极在盛京去世，9月，固始汗遣人向清朝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清实录》世祖卷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条。）这显然是固始汗对皇太极向他提出从西藏礼请高僧要求的回复。1644年（清顺治元年）正月，清朝又派遣官员和伊拉古克三一起进藏迎请达赖喇嘛，并写信通知固始汗，（《清实录》世祖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条。）可见，清朝迎请达赖喇嘛进京，不仅是直接接受固始汗的举荐，而且也没有越过西藏的实际控制者固始汗。这进一步说明，当时固始汗在西藏所拥有的权力及将西藏作为其势力范围的既成事实，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清朝的默许和认可。

　　1644年，清朝人关并定都北京。自此，清朝加强了与西藏的联系。1648年、1650年和1651年，清朝接连三次派专使入藏，敦促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内地。如果说，清朝在尚未人关前竭力将触角伸向西藏还主要是为了利用喇嘛教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那幺，此时清朝积极迎请达赖喇嘛，除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的原因之外，还有了另一个原因，即：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它理所当然要继承中原前朝统治者（明朝）与西藏宗教领袖之间业已建立的以朝贡和分封形式所体现的政治隶属关系。这一点，在后来清朝坚持让达赖喇嘛进京朝见及清朝给予达赖喇嘛的封号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不过，由于清朝入关后中原局势尚不明朗，加以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以及达赖喇嘛对清朝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蒙古卫拉特各部的左右等因素，（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P138一139。）所以，一直拖延到1652年，达赖喇嘛才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动身前往内地。可是，五世达赖在应清朝之请前往内地之际，双方并未明确朝见地点。因此，当五世达赖路经青海、宁夏向蒙古地区进发时，曾向顺治帝奏请确定朝见地点，并提出了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代噶（今内蒙古凉城）二地，请顺治帝考虑决定。（《蒙藏佛教史》（上），第4篇，P62。参见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P139。）这说明当时五世达赖并无到北京的准备（这大约是比照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彼此的中间地带青海会晤的作法）。顺治帝在接到五世达赖的奏请后，曾一度考虑亲自到蒙古地区与五世达赖相见。他的主要担心是：如果自己不前去蒙古会见，恐五世达赖中途返藏，从而影响卫拉特、喀尔喀蒙古诸部对清朝的归顺。但此事在朝廷满、汉大臣之间却展开了激烈争论。满族大臣们大多主张顺治帝去蒙古，认为“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如皇帝亲自去蒙古迎接达赖喇嘛，“则喀尔喀部亦随之而来，大有稗益。”（《蒙藏佛教史》（上），第4篇，P63。）然而，汉族大臣们则以其传统的中原统治中心立场和独特的政治敏锐意识到会晤地点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双方在会晤中所处地位，即由谁居主导的问题。他们认为皇帝乃“天下国家之主”，没有必要亲自去蒙古会见达赖喇嘛，主张派诸王大臣一人多带金银礼品，往蒙古对达赖喇嘛厚予赏赐，迎达赖喇嘛轻装进京，其随从人员则暂留蒙古待命。经反复权衡，顺治帝最终采纳了汉族大臣们的意见。很明显，在这场对朝见地点的分歧和争执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达赖一行与清朝双方对主导地位的争夺，顺治帝最后采纳汉族大臣们的意见，坚持让达赖喇嘛进京朝见，说明顺治帝在与达赖喇嘛的会见上采取了一种凌驾西藏之上的中原统治中心的立场，同时也表明清朝对明朝权力和地位的继承。清朝所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原因在于当时清朝人主中原后已经具备了与这种立场相符的统治地位和实力。相比之下，达赖喇嘛却远不具备这样的地位和实力，所以，达赖喇嘛最后不得不改变初衷，到北京朝见顺治帝。

　　达赖喇嘛在北京受到顺治帝特殊礼仪的接待。这首先表现在接待的规格上。五世达赖到达时，顺监以“田猎”为名，世达赖“不期然”相见于城外南苑猎场。这是清朝有意作出的一个折衷安排，目的是既让皇帝出城迎接五世达赖，又不失皇帝作为“天下国家之主”的尊严。顺治帝还先后在太和殿设大宴款待五世达赖。平日顺治帝登座，五世达赖也同时登座，位在群臣之上。其次，顺治帝对五世达赖的赏赐极为丰厚，五世达赖到达的当天，皇帝即下令由户部拨供养白银九万两。（《蒙藏佛教史》（上），第4篇，P65。）五世达赖临行前，顺治帝又赐给他黄金550两零，白银1．2万两，大缎l00匹，以及其它贵重礼品多种；皇太后也赏赐黄金100两，白银1000两，大缎10O0匹。（同上书，P67。）清朝对达赖喇嘛的这种特殊礼遇，自然很大程度上是做给喀尔喀、卫拉特请部领袖人物看的，目的是争取他们的臣服和归顺

　　五世达赖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月，于1653年2月离京返藏前往代噶。五世达赖到代噶后并未立即返藏。5月，清朝派出以礼部尚书觉罗郎丘和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刻着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正式册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清实录》世祖卷74，顺治十年四月丁巳条。）

　　顺治帝所以不在京城册封五世达赖，而是在五世达赖返藏途经蒙古代噶时对他进行册封，，这显然是为了让清朝对五世达赖的册封在蒙古中产生更直接、更广泛的影响，借以进一步提高清朝在蒙古各部中的政治威望。（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188。）

　　清朝册封五世达赖的封号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这是沿用明朝对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得银协巴（1384—1415）封号的一部分（明朝给得银协巴的封号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能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不同的只是新加了一个“所”字，以限定其管理佛教的范围仅为蒙藏地区，而不包括全中国的佛教事务。清朝沿用明朝的这一封号，既表明了清朝对明朝的中央王朝传统统治中心地位的继承，也表明了清朝对明朝用分封来确立同西藏宗教首领间的政治隶属关系作法的承袭。第二个部分是“普通瓦赤怛喇达赖喇嘛，”这是沿用蒙古汗王俺答汗赠与三世达赖的全部尊号，只是在汉文里把“识一切”改为“普通”（作“普遍通晓”解），清朝沿用这一部分封号，目的是重新肯定蒙古所熟知的“达赖”这一尊号，以保持和加强达赖对蒙古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清朝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的政策。（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P185一186。）清朝封五世达赖的册文全文如下：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泓，定慧偕修，色空俱混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尔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展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清实录》世祖卷74，顺治十年四月丁巳条。）

　　在对五世达赖进行册封的当年，清朝又派大臣携带金册、金印入藏，正式册封握有西藏军政大权的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清实录》作“遵行文义”，《皇朝藩部要略》、《圣武记》等书作“遵文行义”。）金册、金印镌刻汉、满、蒙三种文字，册文为：

　　“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城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尔厄鲁特部落顾实汗尊德乐善，秉义行仁，惠泽克敷，被于一境。殚乃精诚，倾心恭顺，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尔尚益矢志诚，广宣声教，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如此，则带砺山河，永膺嘉祉，钦哉。”（《清实录》世祖卷74，顺治十年四月丁巳条。）

　　从以上两个册封文诰来看，清朝对五世达赖和固始汗二人的分封是有严格区别的。对五世达赖，清朝只承认了其固有的宗教地位，即“所领天下释教”，“禅林山斗”等等，即只封他为宗教领袖，没有承认他任何政治上的权力和职位。而对固始汗，清顺治帝则让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即将他作为一位领有封地的汗王来对待，这实际上是正式承认了固始汗在西藏的政治领袖地位。也就是说，五世达赖和固始汗二人，一个是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受封，一个则是作为西藏的政治领袖受封。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分封来看，清朝显然是想要在西藏实行一种严格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分开的政策。（但实际上，当时五世达赖已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P188。）实行这种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限制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以有利于对达赖喇嘛和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清朝对西藏实行间接控制。

　　假如说，1642年固始汗进入西藏并与五世达赖建立起对西藏的联合统治之时尚把清朝排除在外，那幺至迟在1653年，清朝显然已凭藉其入主中原后所拥有的强大政治地位和实力，不仅赢得了达赖喇嘛亲自进京朝见的结果，而且清朝也通过达赖喇嘛的朝见以及对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二人的册封，最终成为凌驾于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之上的强大政治力量，取得了对西藏的政治支配地位。

　　不过，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当时清朝的实力还没有能够直接达到青海、西藏，清朝对于和硕特蒙古控制西藏的情况暂时采取了承认既成事实的作法，即将固始汗封为西藏的政治领袖，并通过固始汗的归顺和对固始汗的册封而对西藏保持着一种间接的统治关系。但这种关系却并不空洞和流于形式，它有一个很牢固的基础，这就是当时清朝已经对蒙古各部形成了强大威慑力。正因为如此，固始汗为了防范其它蒙古各部对青海、西藏的争夺，就必须要倚重于清朝的政治力量，争取清朝的支持和承认。很明显，清朝以对蒙古的威慑力为基础而确立的对西藏的间接统治，已经预示了这样一种前景：即一旦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发生动摇以及其它蒙古势力进入西藏，清朝就必将毫不犹豫地直接行使它已经获得的对西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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