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现在是大家最熟的单词。谈了多年的内需之所以又成为紧迫的话题，乃是因为欧美各地金融危机使得我们的出口前途变得空前可疑。

      但是，像九七年那样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来应对内需不足，在外需已确切向下的情况下，恐怕已很难重演良药的效果。对于九七年那一次金融危机来说，大规模基建所拉动的内需改善了出口型经济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因此可以说那一轮基础设施的内需是奠基于强劲的外需之上的。那么，本轮四万亿之巨的以启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投资运动，将会在何处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换句话说，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所表达的内需究竟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生需要基础之上的内需呢？还是建立在强劲和可持续的外需基础之上的内需？

      由国际贸易失衡引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单边积累巨额顺差的国际贸易体制是不可持续的。由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已可以看见，靠外需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老套路其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在经过九七年以来的十余年持续改进之后，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已不再是公路、铁路、码头、机场等等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而是养老、医疗、失业、教育等等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缺乏所带来的问题。可以说，一个社会的保障体系就是内需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设施。在社会保障体系这一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有效建立和加强之前，一切有关内需的对策，充其量是且战且退的应对方案。

民生需要的解放，是民生不再专注于社会保障诸问题所带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人民专注于衣、食、住、行的保障性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永远是低水平的内需。中国人的储蓄高到让西方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与中国的内需对GDP的贡献不到40%的状况是相互匹配的。两者的共同根源是，我们试图以家庭或个人的储蓄来承担社会公共保障体系才能够完善并高效地加以解决的那些题目。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已很难对保障水平之上的生活方式抱持足够的想象力。

      所以，以“收入”来规划“消费”这件事情，对总是担心一夕不保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如果中国政府听从陈志武教授的建议，像美国政府给每个美国人寄一张支票那样给中国公民人手一个红包，我们看到的肯定是居民储蓄额上涨这样一个结果，而不会是陈教授所想象的商场出现拥挤的状况。在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现代社会所必需的最大基础设施大规模缺位的情况下，“收入”不可能搭上走向“消费”的直通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低效率和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必然会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慢性疾病。

      四万亿的确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在今天中国经济内忧外患之秋，四万亿已不仅仅是一个救急的处方，它也是维护脆弱的稳定所必需的一种战略选择。问题尚不在于四万亿行进的过程，关键的问题反倒是，在四万亿之后，我们将如何来摆布形势也许还会更加严峻的中国经济？

      大部分的评论者都或轻或重地谈到了内需与社会保障的关系，而大部分评论者也愿意默认拖刀计是万全之策。在外需（对低成本制成品的需要）尚在兴头上，外需推动的投资也风头正劲的上个十年、二十年，这样的“缓图之计”尚不失其稳重，但是在一切都已经改变的今天，在内外压力已积累到危险地步的今天，快速建立和强化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设施，已成为立足于“治本”的“救急”选择。

      多数学者和决策者相信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缓图的理由是，在百废待兴之际，对社保体制的巨额投入缺少财政来源，我们的税入总是已经被安排了的，而在已经安排了的事项里面，社保不是优先项目。

      我们姑且不论财政所照顾的各种项目与我们这儿讨论的建立作为现代社会体制基础的最大基础设施比较起来，应该怎样排序，通过改进现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所释放的财源，就会超过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任何规模的财政投入。

仔细检讨现行社保体系的制度设计，可以说，我们已经投入了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却没有有效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现行制度以农用地作为农民社保资源，而城市居民则是以单位和个人的当期缴费和被国家承认的过往工作资历来作为社保计算依据。在这种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下面，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由于社保基金资本金的严重不足，其保障水平和支付能力问题丛生。

今年以来，依据新《劳动法》计算的企业和劳动者负担的当期缴费，对大多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对企业或劳动者而言，新《劳动法》所规定的社保资费负担具有某种重复征税的性质-----在纳税人以税赋的形式授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之后，现在又被要求再次为社保这种基本公共产品买单。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主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形式表达。在农民只有离开小块土地外出打工或创业才能改善自身经济待遇的情况下，这种土地使用权形式下的社会保障对农民而言，其实是一份无法“使用”的昂贵的保障。农民一旦试图一展致富抱负（外出打工或创业），就会把自己置于无法“使用”土地的境地——也就是社会保障虚悬的境地。只有安于“温饱”的命运，农民才可能真实地把这份社保攥在手上-----这已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的目标相去万里。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面，的确是陷入了巨大的失败：一方面，全民的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基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所导致的社保资源的浪费也达到了举世无双的程度——市场价值高达50万亿元人民币（24万亩以上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作为社保资源的“撂荒”。

     樊钢教授在新浪作客时说，农民的一亩三分地是他们的最后保障，在这次农民工大规模回流的情势下，这种土地保障的意义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城市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的时期，土地是安排农民的最好去处。。。。。云云。

这显然是严重误会了社会保障的意义之后，才可以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樊钢先生似乎忘记了社会保障的最大价值是，在绝大多数无需支取社保资源的人群和绝大多数无需支取的“和平时期”对每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对必须依靠社保才能够生活下去的那些人和那些时刻来说，社保反而是每个身处其中的人希望赶快迈过去的一道门槛。樊先生的想法很简单，农民在经济冬天回到门槛下面，是他们的命运，也是社会能够在低水平下面苟安的现存办法。

     至于城市还没有能力为大量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准备充足的岗位这样一个问题，正好就是与内需特别相关的事情。如果城市为农民工准备好了安身立命的制度，无论有什么样的冬天，他们生存下去的能力，肯定不会弱于现有的任何市民。在有制度保障的冬天里，成了市民的农民工的选择就不会是“回流”。而在农民工已经挤满城市生活每个角落的时代，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农民工都决定解甲归田，我相信，由此导致的城市空心化将会使更多的市民失去工作岗位，将会使更多内需的水源枯竭。岗位是在人流以“生活”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时创造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些人在为别人制造岗位，而别人只是在旁边等着上岗这样一件事情。

      樊先生所代表的看起来四平八稳、老成持重的政策思路，已经并将继续耽误国家发展和民生改进的大好光阴。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是在危机时刻，只是在人们接受“温饱”作为生活的正确标准这个特殊时刻才会发挥作用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其量只是古代“赈灾”体制的改良版本。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低效的“赈灾”社保所浪费的资源超过了任何现代大国建立其完善社保体系时所使用过的资源（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保体系使用过可以与其全部农用地价值相等的资源）。只有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才可以谈论我们是否现在就有充足的资源来着手建立和完善这个社会要继续前进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

      如果我们同意宪法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应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领域，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就不仅仅是一件有关农民的事情，这其实也是给予市民国民待遇的另一种说法。把农民从小块农用地上面解放出来，让农民有权以其农民社保置换国民社保，让农民从集体所有制国民转换为全民所有制国民，我们就不仅仅是在做解放农民，给予农民国民待遇这样一件事情。解除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双向束缚关系，让“农民”从一种身份转化为一种职业，是在给予农民做市民权利的同时，给予市民做“农民”的权利，也是在让农民的农民社保置换为国民社保同时，让农用地从记名的社会保障资源转化为不记名的生产要素——而后者正是建立现代农业所不可缺少的前提。

只有明白了农用地是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下面被浪费掉的社保资源这样一个真相，农用土地首次流转的方向才会保持在农民社保和国民社保之间，有关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才有可能避开把农用地这种记名社会保障资源当作不记名自由财产来加以流转这样一个陷阱，才可能确保不让解决旧三农问题的答案演变成为新的三农问题。

      只有在农用地变成国有农用地之后（与之相伴的一定是所有中国人成为全民所有制国民的过程），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在农业和农村的自由流动才会成为可能；建立现代农业，结束第一产业整体亏损的历史才会成为可能；人口严重超载的农村成为现代农村和整个国家的生态涵养地才会成为可能；通过农民社保与国民社保对位置换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才会成为可能；农用地作为国有农用地，其“长久不变”的使用权成为一项自由物权、成为有资产价格的自由财产，才会成为可能。

     在农用地以这种方式流转完毕的较长时期内，中国的社保基金将可以收入多达50万亿人民币（假设24亿亩农地完成流转需要10年时间，全部农用地招、拍、挂的收入应不会低于50万亿）的资本金。在纳税人的社保缴费支出有望大幅下降同时，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却会有一个质的改变。在社会保障这个最大的公共设施建立起来以后，每个人都不必再以储蓄来担负社保这个公共产品才能够最有效地承担起来的“保障”需要，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或者 “收入”和“投资”之间的通路，将会是阳关大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会看见“不能动”或“不敢动”的居民储蓄，储蓄将会是 “投资”或“消费”的预备形态而不会再是死在账上的“保障”。凯恩斯有一句良言，既不用于投资，也不用于消费的储蓄无异于覆水于地。在国民社保体系建立健全之后，像我们今天这样大规模覆水于地的储蓄的浪费、内需的疲弱、不知道在为何种需求投资。。。。。。的状况将会一去不返。

只有在用健全的社保体系这付补药治好了内需的漫长内伤之后，我们才可能在某天早上醒来后发现，“内需”不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