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土地流转思路有一个没有明言的前提，这就是土地是农民的财产或潜在个人财产，同时，土地由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最后的退路。

    可以说，所有有关土地流转的改革方案都在这两端摇摆，而所有这些方案要么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要么正在走进死胡同。

其实，三农问题的要害之处恰恰在于，农用地在充当农民社保资源的同时，又似乎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作为农民社保资源和作为农业生产要素这种不能兼容的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三农问题的核心困结。

    作为农民的社保资源，农用地是记名的公共物品，因此不可能在民事主体之间自由流转；作为农业生产要素，农用地脱离人身依附关系自由流转则是农业能够通过市场来选择---谁更适合做农民，哪种规模的土地经营可以赚钱，需要多少资金和何种技术来介入这个行业等等---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以农用地来充当农民社保资源的制度安排下面，农民的困境是，如果他放弃耕地承包经营权就是在事实上放弃了社保，如果他要把这份社保拿在手上，他就不会有多余的手去拿住别的经营权（打工或创业）。

    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按照现行制度安排去行使耕地承包经营权，他的唯一可能的经济前途是温饱，而不可能是温饱之上的富裕或小康（小岗村的三十年可以让我们对这一点一览无余）。因此，放弃耕地承包经营权（撂荒）便是不满足于温饱命运的农民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样做的后果是，被叫做农民工的这部分国民大规模暴露在没有社保的开阔地带，而作为公共社保资源的农用地却又以撂荒的形式被大量浪费。

    但现在的问题是，以农用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社保待遇的制度设计所制造的上述悖谬处境，并没有在新的土地流转思路下面消灭。已经公布和正在策划的允许耕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政策和思路，都是在承认农民就是持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社保待遇的那部分特殊国民这一前提下展开的政策和思路。

    这些政策和思路仍然在以农民和土地的双向依附关系作为基本前提来设计耕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各种可能形式，并试图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名义让这种双向依附关系固化和长期化。

    而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只要我们在任何环节把农民的社保待遇与农用地经营权捆绑起来，土地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土地，农民也不可能是自由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期望以健全的市场来有效率地配置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便不可能不沦为一句空话。

    认清土地不可能既是农民个人财产，同时又是其社保待遇的真相，承认仅能够满足农民温饱要求的小块土地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只是农民的一份社保，在这个基础上厘清一会儿把农用地当成农民社保资源，一会儿又把它当作农民个人财产来处理的混乱思路，把农用地流转的起点设置在农民社保向国民社保流转这个点上（着毫无疑问应该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流转或置换而不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流转）。

    从这儿出发，在农民得到不再与某块具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联结在一起的社保待遇之后，在某块土地不再与某个具体的人身不可分割之后，土地流转的终点才可能到达可在民事主体之间自由流转让的生产要素或个人财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转非和非转农之间才不会再有体制屏障，农民才可能不再是一个身份而只是一种职业；农用地才可能从既被要求充当一部分国民的具名社保资源，又被要求作为自由财产和生产要素来流转的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真正的个人财产和单纯的生产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现代农业和现代化农村的事业才可能找到真实的地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才有机会被放进历史档案。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土地流转思路，实际上已经把农用地流转的上述起点和终点的不同任务混为一谈。在把关注重点放到农民社保上面的时候，这种思路就会以牺牲农用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特征来完成某种伪装的“市场化”流转，让市场经营主体来承担某种社保职能；在把关注重点放到市场化生产要素的本来要求上面的时候，这种思路又会在低估或忽视失地农民丢失社保风险的情况下鼓励农民把农用地仅仅作为个人财产来流转。

    我们试图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担水火不容的两种角色----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同时作为民事主体间可以自由转让的个人财产----的确是在为这份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规划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和这份承包经营权被当作一份社保待遇同时又被视为一份致富事业一样荒唐。一旦农民要把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当作个人财产出让，他就会丢失社保，而一旦农民清楚地意识到那只是他的一份社保，这份社保在民事主体之间的流转就不仅有违于社会的基本体制目标，也不会给农民带来具有真实经济意义的财产性收入。

    即便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农用地经营权作为农民的社保待遇实际上不可能作为具有经济意义的个人财产来流转所具有的画饼性质，真正能够通过流转土地来增加所谓财产性收入的农民，也只有少数可以得到级差地租的近郊农民。我们姑且不论城市制造的级差地租转移到近郊农民头上是否公正，对绝大多数远郊以远的中国农民来说，通过土地流转来增加财产性收入也只能是一块画饼。而要命的还在于，这块画饼会诱使大部分农民固守在没有前途的小块土地上，从而使三农问题长期化，成为中国农民自身追求进步和中国经济社会进步难以跨越的陷井。